著名译经僧竺法护、鸠摩罗什和真谛

在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西晋的竺法护、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梁陈之间的真谛，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继早期佛经翻译家东汉安世高、支谶、三国支谦之后，是译经多而且影响较大者。
　　竺法护，生活在3、4世纪，祖籍月支，世居敦煌，幼年出家，曾博览儒家和诸子之书，后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习诸国文字，带回大量大乘经籍。先后在长安、敦煌、洛阳、酒泉等地译经。所译经典有175部354．卷，以大乘经典为多，其中以
　　《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最有名。《正法华经》在鸠摩罗什译出《法华经》之前十分流行，主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并且塑造出能够在现实世界解救众生苦难的光世音(后世译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受到佛教徒的欢迎。《光赞般若经》是大品
　　《般若经》译本之一。
　　鸠摩罗什(344—413)，祖籍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自幼出家，曾随母长期游历中亚西域诸国，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尤精般若大乘中观学说。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吕光奉苻坚之命征服龟兹诸国，获鸠摩罗什，强以龟兹王女妻之。吕光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称王建立后凉的过程中，尊奉鸠摩罗什为军政顾问。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派兵攻灭后凉，迎请鸠摩罗什到国都长安。自此，鸠摩罗什开始在后秦王支持下翻译佛经。他共译大小乘佛经35部294．卷，著名的有《摩诃般若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他翻译的佛经语言流畅，很快广为流传，对中国佛教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发生极大影响，隋唐时代形成的佛教宗派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当中，他译的佛经占有很大的比重。在鸠摩罗什的影l-Ⅱ向下，后秦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设置僧正、悦众、僧录等僧官，为后世僧官制度所仿效。他的弟子达500人以上，听法的弟子多至2000人以上。他们后来分布于全国各地，对南北朝时佛教的兴盛和学派的兴起有直接的影响。
　　真谛(499—569)，印度人，应梁武帝的邀请来华，至陈初，先后在南海(今广州)、建康(今南京)和苏、浙、赣、闽等地翻译佛经，共译出大小乘佛教经论64部278卷。主要有《金光明经》、《唯识论》、《摄大乘论》、《十七地论》等。其中以唯识
　　经典最有影响，《摄大乘论》是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依据。竺道生的包括恶人在内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学说
　　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蔚然成风，学僧之外，帝王和士大夫也进行研究，或编述著作，或聚众讲说。在这种形势下，兴起很多学派，涅檠、成实、地论、毗昙、三论、摄论以及楞伽、法华等学派，活跃于大江南北。从研究内容看，这些学派各侧重于一部或几部经典，如地论学派主要据《十地经论》，但实际上几乎涉猎一切大小乘经典。从学者来看，兼习两种学说的人很多。这里仅介绍涅檗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竺道生的佛性学说。
　　竺道生(355—434)，原是竺法汰的弟子，后北上师事鸠摩罗什，东晋末年回到南方，宋初与慧严、慧观为朝野所重。他精于般若中观之学，又较早地接触法显译的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对其中所说的佛身长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的内容，尤感兴趣。但此经也明确地说，“一阐提”(或“阿阐提”，善根灭绝的人)除外。“佛性”这个概念在大乘佛教中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为本体的意义用的，与真如、实相、法性、法身等大体同义；二是作为觉悟的内在心性依据使用的，在这种场合也称为“心”、“真心”、“真神”、“神明”等等。当然有时两者也被混合使用。
　　竺道生认为，佛性是众生所秉的法身、法性，也称之为“佛法中我”，是人的自然本性，源于诸佛的法身。他根据《泥洹经》中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大胆推论：世上最坏的人“一阐提”既然属于众生，那么他们也同样具有佛性，也有可能成佛。(《高僧传》卷七《道生传》、日本宗法师《一乘佛性慧日抄》引《名僧传》之文。)本来在北凉昙无谶译的三十卷本《大涅桀经》中已经载有这种说法，但当时此经尚未传到南方。因为竺道生的说法在佛经上找不到直接根据，立即受到佛教界固守经文僧众的反对，甚至一度把他驱逐出僧团。竺道生被迫离开建康后，东至吴的虎丘山(在今苏州)，向当地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据载旬日间从学者达数百人之多。
　　在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道生到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檗经，至阐提处，则说有佛性。且日：如我所说，契佛心否?群石皆为点头。”这就是所谓“顽石点头”典故的来源。在南朝宋元嘉七年(430)他又西至庐山的寺院，受到当地僧人的欢迎。稍后，昙无谶译的《大涅檠经》传到南方，人们看到其中确实有一阐提也有佛性的说法。竺道生一度回到建康，后来又返回庐山，受到远近僧众的敬佩，他的佛性学说得到更多人的承认。此外，竺道生提出的“顿悟”主张也很有影响。
　　竺道生佛性学说对推动佛学界和哲学界从探究本体论转向研究心性论，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