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安的入世转向

敬安思想的入世转向表现在忧国忧民、富国强兵、不堪外辱的爱国主义方面尤为显著。禅宗面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在他思想中潜移默化地滋长起来了。禅宗思想一方面深化他的宗教向度，另一方面又淡化了他的宗教情感。这种复杂的、辨证的互动关系，便是宗教的异化作用。他把个人的悲痛记忆扩展为整个阶层对社会的愤怒反响。“青天欲坠云扶住，碧海将枯泪接流。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敬安《致宝觉居士书》)。这已经不是早年“我生不辰泪如雨”，“悠悠悲恨久难伸”(敬安《祝髮示弟》)的孤独叹息，和“山林脱尘俗”(敬安《游清泉寺》)、“山上拾枯松”(敬安《喜刘南尘过访》)那种孤芳自赏，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个人情趣，而是忧世伤时，眷怀君国的民族意识了。杨树达说：“敬安虽身在佛门，而心萦国家。”(杨树达《八指头陀文集》一卷)正是对这种宗教情感的复杂活动所显发的民族情感的高度概括。
　　敬安在《江北水灾一首》中，以极度的哀痛，如实地描写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景象，抒发了悲悯众生，肝胆欲碎的痛苦焦急之情。
　　客从徐州来，未言泪先垂。江淮今岁灾，迥异往昔时……庐舍既漂荡，农具罕见遗。死者随波涛，生者何所栖？……饥来欲乞食，四顾无人饮。儿乳母怀中，母病抱儿啼……不如卖儿去，疗此须臾饥。……掘草草无根，剥树树无皮。饥啮衣中棉，棉尽寒无衣……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
　　在敬安一千九百余首诗当中，像《江北水灾》这样的诗，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另有一些描述田家辛勤稼穑、艰难困苦的诗句，虽有“辛苦一生内，欧(呕)血诚可悲”的感喟，也有“草稀稻苗秀”，“但取衣食足”(敬安《观田家春耕晚归》)的恬澹，下意识地流露出他那自然疏旷的生活情趣。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其晚期的诗文中，还是占有显著地位的。
　　“豺虎方为患，存亡未可知。但持心似石，不顾命如丝”(敬安《南岳杂感四首》)。既托出了他忧国忧民的深挚感情，也画出了他勇猛精进的救世精神。他常说“内伤法弱，外忧国危”(敬安《致宝觉居士书》)，面对民困国弱、强邻益迫的形势，情不自禁“人天交泣，百感中来”、“大海愁煮，全身血炽”(敬安《感事二十一截句》)，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和国家民族的强弱兴衰紧紧地联接在一起。当他得知法军进犯我国领土台湾，官军屡为敌炮所挫，爱国主义的激情驱使他奋不顾身，出迎敌军，欲以徒手和血肉之躯搏击进犯之敌，这里他俨然是一名生能舍己，死不还家的斗士。他那由超越一切的庄严圣洁的宗教情感转化而来的悲壮牺牲精神和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气概，当然不是佛教泯冤亲爱憎、安心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所能解释的。而“衔石难填精卫愁”，“国仇未报老僧羞”(敬安《感事二十一截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正气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则是佛祖割臂饲虎、救度众生的宗教情绪在现实生活中的转换和升华。
　　关于敬安的社会交往，无疑也是他入世转向的具体表现，当然也是他宗教观念淡化的世俗力量。在他来往密切的人中，上至一品大员，下至朝野名士，有为戊戌变法献身的仁人志士，也有在广州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党人；有热衷于宗教复兴的佛学大师，也有致力于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诸如尚书岑云阶、侍郎朱疆村、户部袁叔舆、兵部萧浩园、宫保魏午庄、太守吴雁舟、诗人陈伯严、画家陈师曾、名儒王闿运、居士杨仁山，还有谭嗣同、章太炎、吴彦复、郭嵩涛、夏穗卿、狄楚青以及杨度……等近代著名人物。他和他们或谈禅说偈，或诗词酬唱，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对于净化他那出世的消极情绪，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促进他思想的入世转向，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