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书画的概况

　　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兵火、分裂内战，中华大地又复归统一，进入了隋代。隋王朝只历二帝，共三十八年，便在农民大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但隋代在不少方面堪称唐之繁盛的前奏。唐代书写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盛唐更登上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前后大约一百三十年，社会相对安定统一，国力强盛雄居当时世界之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中，隋唐，尤其是唐代的佛教书画达到了中国佛教书画史上的鼎盛时期，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南北朝。

　　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称帝的当年(581)，就下诏修复被北周武帝废弃的佛寺，新造佛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原有佛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尊。隋代二帝，均虔诚崇佛，于佛寺之外，又开佛窟、造佛像。与此同时，寺庙、石窟壁画及榜书和佛寺碑记塔铭、石窟造像题记等佛教书法文字亦广泛流行。仅《历代名画记》所录在隋代绘制过佛教壁画的知名画家就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等数十人之多。隋代复兴之后的佛教，声势不减北周武帝毁佛之前。隋之绘画，仍然是以佛教和道教绘画为主要内容。隋之佛画上承南北朝，而下启初唐延至盛唐，一脉相承，将中国佛教绘画推向新的高峰。隋之士大夫画家几乎都擅佛画。动乱甫定，成千上万的民间画工带着消灾祈福的宗教虔诚绘制大量浓丽庄严的工匠派寺窟佛画。又有域外画僧如于阗的尉迟跋质那，天竺的昙摩拙叉等加盟并传来域外画风，使隋之佛教绘画多采多姿，相当壮观。隋唐至五代，书法艺术以楷书为主流。隋代以至唐初的书法，以东晋“二王”的书风为主，在这一时期的佛教书法中可以看出来，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的法书便是明显的例子。隋之佛寺碑刻精湛美妙，以《龙藏寺碑》为其典型。由于接受毁佛的教训，刻经也有发展。北京房山大规模石刻佛经，便是肇始于隋代的。

　　唐高祖李渊受隋恭帝禅位，统一天下而唐兴。太宗、高宗均崇祀佛教，时玄奘三藏西行归中土，携回大量经典佛像，开译场译经，率弟子共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有义净三藏由海道赴印度求法，偕印僧日照等携梵本经、律、论约四百部回到洛阳，武后亲迎之。玄宗时，有印僧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和不空三藏相继来华，被誉为“开元三大士”。慧日三藏西行印度回国，为当时士人如王维、颜真卿等人敬重信服。佛教至唐代在理论上已经中国化了，而且分成不同的教派。唐朝政府甚至设有佛教管理机构。于是建寺度僧、说法讲经，蔚为风气。佛寺石窟壁画不可胜计。《历代名画记》中《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有上都(今陕西西安)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今河南洛阳)寺观画壁二十处，均系名家手迹。仅吴道子一人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两地寺观就作壁画三百余间。足见佛画之盛。虽有晚唐武宗会昌毁佛之劫难，但宣宗李忱登基便大肆修复，佛教又兴。石窟壁画仍是表现佛陀、菩萨像和经变，尤以净土变相为多，因唐代宣扬人死后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宗流行，仅敦煌莫高窟一地，有唐代净土变相壁画百铺以上。唐代不仅佛教壁画大兴而甚于南北朝，而且纸绢本佛画也数量多且技法更成熟。载名于史籍的俗僧佛教画家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卢楞伽等，灿若繁星。中国佛教绘画至盛唐时已完成了除去摹仿痕迹，形成中华民族风格的演变过程。唐代佛教绘画较之前代内容更为丰富，大多色彩更为绚丽，境界更为宏大而气势更为雄伟，盖与唐代社会之气象相应也。同时唐时不少僧人不但积极从事佛画绘制，也作人物山水，钟爱书法，造诣修养颇高，并有释彦惊写出一部精彩的《后画录》留给后人。

　　初唐释慧能提出顿悟的佛教主张，不但使他成为禅宗六祖和南宗创始人，而且使禅宗大盛。中唐以后经过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提倡，又适应“安史之乱”以后社会民众的心理需要，并得到唐王室支持，南宗成为禅宗正统。浑简犀利的禅宗哲学启迪了笔简形具、追求禅境的绘画创作，于是佛教绘画艺术中一个特殊的分支，也是中国绘画中特殊的一类——禅画产生了。参禅的“诗佛”王维使禅心与画意一寄于萧疏清寂之“水墨渲淡”山水，便很受当时奉佛的文士和佛门中人赞赏，仿效者蜂起。

　　唐代，佛教书法同样得到了很大发展，达到了中国佛教书法的巅峰。由于太宗崇佛，并且笃好书道，造成初唐书法包括佛教书法的隆盛。太宗极力推重王羲之，奠立其“书圣”地位，搜求整理他的法书墨迹，并且下诏设立弘文馆传习书法，从而使得初唐佛书明显带有羲之父子书风痕迹，并出现了像《释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这样的集王佛书。大量的译经写经同时也造成了佛书的大普及。写经刻经、碑铭题记，遍布大江南北。唐代在家、出家的知名书法家几乎都留下了佛书墨迹。纸绢缣素难以久存，今日得见的大多是石刻、木版佛书。此外，还有恒河沙数的佚名书法家，以及以抄写经书为业的经生或书手。唐代“经生书”大量地被发现于敦煌和新疆、江南各地，其中不乏佳作。唐代佛教书法的精华是在大普及基础之上的佛书金字塔尖。由于国家统一，碑学和帖学混合，许多大书法家兼承南北，取长补短，贯通融汇。例如褚遂良承二王，兼学《龙藏寺碑》等；颜真卿出于王羲之，亦出于《晖福寺碑》、《太公吕望碑》等，不拘泥于此，立志变革，创出新风；柳公权在学二王、颜鲁公同时瞩目北齐碑铭而形成自己骨力之书。初唐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之颜真卿，晚唐之柳公权，僧人书家怀仁、怀素，无不有精美佛书传世，令今人赞叹不已。唐代佛书仍以正楷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