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与王恩洋（1922——1927）

欧阳竟无与王恩洋（1922——1927）
　　黄夏年
　　一、 欧阳生平与佛教
　　欧阳竟无（一八七一——一九四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佛学家和教育家，他对我国近现代佛教的教育和佛教复兴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欧阳竟无，名渐，江西宜黄人。人称宜黄大师。幼年受启蒙教育，二十岁时捐得秀才，不久入南昌经训书院，读经史，兼修天文和数学。后受友人桂伯华的影响，转向佛学。一九○四年至南京，受教于杨文会，研习佛典。一九○六年因丧母痛，发愿断荤绝色，不再仕进，皈依佛门。越年至南京，继续随杨文会学习佛学，并遵师嘱，东渡日本东京学习密宗要旨，访求佛教遗经数月，其间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切蹉佛学。回国后，先于广州两广优级师范任教，不久因病辞职，后与友人李证刚等于九峰山经营业农业，大病一场，心灰意懒，遁彻空门。一九一○年再赴南京从杨文会学习唯识瑜伽。翌年杨师逝世，遵师遗教续办金陵刻经处，主持刊校佛典的工作。一九一二年与李证刚、桂伯华等人创立佛教会，从事佛学研究。逾二年，在金陵刻经处设立研究部，培养学人。一九一八年与章太炎、陈三立等在南京金陵刻处筹建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内学院正式建成，亲任院长。院内设学、事二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以办学和编印佛典为宗旨，同时在研究部内开办试学班，培养佛学研究人才。一九二屋年后，改为学问、研究、法相大学三部，在法相大学内设特科，专讲法相唯识，学者凑泊。又编辑校刻百余卷唐代法相唯识要典及章疏，流通海内外。一九二七年起，组织人员，选编集粹，刊印《藏要》三辑。抗日战争爆发，率领内学院学生，携刻经处经板至四川，于江津再建支那内学院蜀院。三年后因操劳过度而谢世，享年七十五岁。身后留有晚年亲手订的《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曾由内学院蜀院辑为三十余卷刊行。现由金陵刻经处取名为《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刊布流通于国内外。
　　欧阳竟无先生是我国当代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所主持的金陵刻经处对我国当代佛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佛教界里曾有著重要的影响。先生内外学俱通，尤对内学造诣渊深。他受到杨文会先生的影响，对法相唯识学做了很多研究，所撰的《唯识抉择谈》，视法相唯识为二宗，与太虚的法相唯识为一宗的观点对立，当时在佛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还批评中国佛教的华严、禅宗、天台等宗不知抉择，滥演佛教，背离了佛陀的真谛，认为只有法相、唯识“道理究竟，学者于此研求，既能洞明义理，又可药思想笼充之弊，不为不尽之说所惑。”对佛教因明他有自己的看法，认为陈那的《因明入正理论》内容最精到价值重要。学习因明应以此书为准。由于他对研究唯识法相学说的贡献，被人们视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学研究的巨擘，与北方另一唯识大家韩清净并列，时称“南欧北韩”。他还积极参加当时学术界对《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真伪的大辩论，不囿师说，不同意扬文会将此二书作为西天印度撰述的说法，将其列为“伪作”。其学术渊源远承印度无著、世亲，上继唐代玄奘、窥基诸师，直接杨文会师，同时又有选择地、有批评地发展了诸位祖师的学说。他对大乘佛教空宗的般若思想做了研究，撰写了《心经读》一文，过去曾有人认为他的佛学思想仅是有宗一家，这是不对的，他的空宗研究也是值得重视的。
　　欧阳竟无先生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处于复兴的时期，他一方面站在印度佛教正宗的立场上批评传统中国佛教的弊端，尤其是禅宗“直指本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废而不用“前圣典籍，先德至言”的作法，同时还批评了一些人用西方理论将佛教“比附”为宗教哲学的做法，认为“佛法非哲学非宗教”，因为宗教和哲学都不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他对佛学研究的方法论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结论后之研究，非研究而得结论。”主张佛学研究一忌望文生义，二忌裂古刻新，三忌会违，四忌模糊真伪。概言之，佛学研究要须明嬗变之理，须知正期之事二件大事。佛学研究就是要积累的功夫，创新的研究。这个看法至今对治佛学者而言，还有著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他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出的“居士非僧类”、“白衣不当说法”、“在家（居士）不可阅戒”的各种说法作了批评，提倡居士佛教，居士护法，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
　　二、王恩洋生平与佛教
　　王恩洋(一八九七——一九六四)字化中，四川南充人。东汉安汉侯王平的后人，世以耕读为业，父亲王思敏曾读过私塾三年，除务农之外，还兼营一些贸易，直道守信，人共敬服。母亲张氏，性情和顺，知书达礼。王恩洋七岁进私塾念书，十岁入国民学校，后入南充县立高小，“好闻英雄事迹，频引以自励，谓天下事不难为。”[王恩洋《五十自述》第二页，1946年东方文教研究院出版。]十五岁时父母为他操办了婚事，同时进入南充中学，作文大有进步，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不与人同。二十岁时开始办私塾教友人和亲戚的子弟。一九一九年受到友人和老师秦树风先生的鼓动，萌发出四川到北京求学的愿望，先到重庆，再坐船顺长江而下，继北上到北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和佛学，课余读《成唯识论》，泛览有关瑜伽法相的著述。期间曾参加了“五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进监狱百余日，出狱后心灰意懒。上学期间组织工读互助，经商失败，血本无归。一九二二年随欧阳竟无学习佛教。一九二五年，担任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预科主任兼教授。一九二七年因病返回四川南充，在贫病交困中，通读《瑜伽师地论》全部。一九二九年在南充创设龟山书房，聚众讲学，儒学与佛学并重。一九三○年应成都佛学社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杂集论疏》、《人生学》等。一九四二年，赴内江举办东方佛教院，同年九月改名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一九四三年，被推为支那内学院理事。同年，到武汉大学讲授《佛学概论》等。一九四四年起，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和写作，主要侧重于儒学的研究，佛学的重要著述有：《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一九五二年九月，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七年到北京，被聘为中国佛学院教授，讲授“佛学概论”、“瑜伽宗概论”等。一九六一年因病返成都，仍任省参事室参事。一九六四年二月病逝。
　　王恩洋先生生平内外学兼通，佛学则专精于法相唯识，曾撰有《起信论料简》一文，用法相唯识的观点，对《大乘起信论》进行评议。认为《大乘起信论》，并非印度学者马鸣所撰，而是出于中国人“梁陈小儿”之作，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佛教著作。这一观点，曾遭到当时部份佛教界人士的反对，纷纷撰文加以驳斥和非难，由此进一步引起了近代佛教学者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辩论(此辩论首先由梁启超提出)。其佛学研究，曾得到印尼华侨黄联科在经济上的资助。生平著作除前述者外，尚有《唯识通论》、《大乘非佛说辨》、《佛教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佛学通论》、《解脱道论》、《大菩提论》、《佛教解行论》等，笔者曾经整理过王恩洋先生的著作目录，计有文章一百四十余篇，著述六十余本，总字数四百余万。[黄夏年《王恩洋先生著作目录》，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现经王恩洋先生的弟子唐仲容先生的努力，依据笔者整理的目录的《王恩洋先生著作集》十卷本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人们由此对王恩洋先生的为人和学术水平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了。
　　三、欧阳竟无与王恩洋
　　欧阳竟无一生致力于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活动，不仅推动了我国现代佛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培养了众多的弟子。据徐清祥先生《欧阳竟无评传》统计，“他讲学育才二十八年，培养近二百名弟子，其中不乏栋梁之材。”[徐清祥《欧阳竟无评传》第18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在这些弟子中，吕澄和王恩洋两人可称上首，被人们称为欧阳的左右臂膀。时人认为“宜黄欧阳大师负瑰伟之姿，丁阳九之莲，承石埭法绪，恢而大之。究极性相，归趋涅槃，奘基以还，屹然天柱，世既仪刑皈仰之矣。威光乍寂，余耀实托于丹阳吕澄秋一、王恩洋化中两先生，智刃广游，节族冰解，权实深密，披豁无滞，比辑藏光，秩如粲如，沉隐悉宣，讹滥胥汰，慧命永续，是恃是凭。”[韩孟钧《王化中先生五十自述序》，载《五十自述》4·7万字，32开，106页，全一册。1944年东方文教研究院铅印本。初名《四十自述》，后增补改现名。]吕澄已经为学术界所熟悉，他一生没有离开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并且继承了乃师的遗志，终身致力于佛学的讲学与研究工作，为我国当代佛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王恩洋先生，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学术界正在对他慢慢有所了解，他作为欧阳的弟子，与欧阳的关系及对佛学的贡献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学习佛教
　　王恩洋接触佛教是在四川读书的时候。一九一八年，王恩洋二一岁，他曾经读过一些介绍佛教的小册子，如“读《法华》、《楞严经》，虽不了解，然爱之。”[《五十自述》第3页。]一九一九年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最早选修的是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前者由马叙论讲授，以道家哲学和宋明理学为主，后者由梁漱溟讲授，以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哲学为主。他通读了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虽不能全了其义，然于梁先生已深佩印”。[《五十自述》第14页。]王恩洋自述：“吾之受益于梁先生者，一者由彼之言而益坚吾对儒家之信仰，二由彼之引导而得研究佛学，三者因听彼讲演使吾对于思想之组织整理加大其力量也。余之研究佛学也，其唯一动机在探求真理。盖余之《唯情论》既不为梁先生所许，而见梁先生之论中西文化哲学也，莫不以唯识之理为根据，故于此学生其甚大稀有之想，学之弗措也。余初读佛书，苦其难解，问方法于梁先生。先生曰：汝但用心读之，一字勿遗，但亦勿求胜解，从头至尾读完一卷又读一卷，如此久久反复读之，读到后头，会了前头矣。余平素不能读不懂的书，自是乃如法在讲室内寒假天镇(整)日读《唯识述记》。如是月余，已完全部，再读正文，略能领受矣。”[《五十自述》第15页。]梁漱溟先生先生对王恩洋也非常重视与照顾，一九二一年梁漱溟在北大开讲《唯识述义》和《印度哲学概论》，出于讲课和研究的需要，梁漱溟成立了“印度哲学图书室”，他聘请王恩洋来管理图书室，王恩洋有了机会广泛阅读瑜伽法相诸书。
　　王恩洋首次听说欧阳的名字和拜读他的著作，也是经过梁漱溟的启发。在“印度哲学图书室”里，王恩洋第一次读到了欧阳的《瑜伽师地论序》，而爱好之。梁漱溟在讲课时，常对同学们说：“今之佛学家，以南京欧阳竟无为第一，吾将从之学焉。诸君有志，往彼处为善。”[《五十自述》第15页。]鼓励大家向欧阳学习。王恩洋听从梁漱溟的话，努力阅读欧阳的书，以为“今读其书，渐得开悟，因而对佛理渐能发起疑问。”[《五十自述》第15页。]可见受益非浅。有一次王恩洋在阅读佛书时碰到了问题，他向梁漱溟请教，梁漱溟回答不出来，明确告诉他：“汝往南京问欧阳先生可也。”[《五十自述》第15页。]王恩洋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称赞：“余深叹梁先生之贤，真实不虚，坦白纯洁，对学生称人之长，自述其不如，当今天下光明磊落如彼者有几人焉。”[《五十自述》第15页。]
　　这时王恩洋的父亲从老家来信，告诉他家里已经无法再负担他的读书费用了，让他及早作回来的打算。既然无钱读书，只好回家，但是王恩洋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苦于一筹莫展。此时同乡兼同学王伯安告诉他，去年曾经受家乡四川南充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南方的教育情况，给了一百元大洋，现在王伯安将这件差事转让,让他假道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代为调查，然后再回家。这样既可以解决回家的路费，又可以游历各地，一举几得。王恩洋接受了这项任务，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告别师友开始了新的旅途。
　　（二）、初识南京
　　王恩洋南游，第一站是济南。这时梁漱溟先生正在山东讲学，他拜访了梁先生，留住数日，又独游大明湖畔时开悟“法相待生互为因果之理。”[《五十自述》第16页。]王恩洋本欲在济南久住，跟随梁漱溟学习，但是因缘不足，梁漱溟乃介绍他到南京去向欧阳先生学习。他一路过泰安，登泰山，宿玉皇顶，转曲阜，参孔庙，谒夫子陵，礼敬如仪。直到这时，他仍然认为“盖予虽已研究佛学，终觉其隔人世太远，仍当以孔子之道救世也，于圣人钻仰无穷焉。”[《五十自述》第19页。]
　　二天以后，王恩洋到了南京，持梁漱溟和黄树因二人写的介绍信前往支那内学院谒见欧阳先生。但是由内院的周少猷先生先见接待他的。大概当时欧阳或有事情，或者来索问求学者太多，不想接待。按照王恩洋的本意，他这次来南京，是“但问学，非欲久住也”。[《五十自述》第18页。]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将研究唯识学时碰到的一些疑难向欧阳提出。这些疑难是：
　　一问：阿赖耶识所缘云何？谓不可知，执受处了。执受有二，谓诸种子，及有根身。处谓器界，即器世间。此种根器界，与色音香味触法为同为异？同则八识当同六识，缘无别故。异则种器当同真如，不同色声香味触法故。以唯识百法所缘法，不列器界等故。法相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外亦不闻另有器界等故，如八识所缘为真如者，则与大圆镜智有何差别？
　　二问：阿赖耶识颂云：恒转如瀑流。论云：如瀑流水，非断非常，相续长时，有所漂溺。此识亦尔，从无始末，生灭相续，非断非常。漂溺有情，令不出离。案众生生灭相续，即异熟相续，是故有情命者，亦称相续。唯其生灭相续非断非常，是故无法无我。然则虽离阿赖耶识无别有情，其理决定。今谓赖耶相续漂溺有情，然则有情赖耶为一为二？一则不当云赖耶漂溺者，二则赖耶非常有情当常，无常漂溺有常令不出离，此与数论自性神我之说有何分别？
　　三问：世间生灭法，仗因托缘而得生起，因谓无始种子，缘谓偶值增上，除兹因缘别无自力。既无自力，然何诸修行者，能依持自力，精进勤修。抑既无自力，唯仗因缘，佛法能不同于命定论否？
　　四问：众生可度尽否？可度尽，则诸佛功德有尽。不可度尽，则诸佛功德徒为唐劳。究竟孰是？
　　五问：玄奘大师立量云：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喻如眼识。此量但可自悟，难可悟他。以所立因，但为自许，非共了故。既难悟他，胡云能立？
　　以上五问，久疑未解，大师慈悲，恳请与以剖示。[《五十自述》第18至19页。]
　　王恩洋先生提出的五问，实为抓住了佛学间的拟看自相矛盾之处而提出的问题，如第一问是关于阿赖耶识的缘生问题，既然阿赖耶识是世界的本体，万法唯识，那么阿赖耶识是与色香味触法六处所缘还是与识所缘,如果阿赖耶识即是真如,那么又如何解释佛教的终极大圆满智呢？第二问是关于阿赖耶识的流转问题,阿赖耶识是相附于有情体中还是原本就独立存在的呢？第三问是关于修行的理论问题,对修行者来说,是依靠自力还是它力来薰修呢？第四问是关于是成佛解脱的问题,怎样来看待度尽众生？第五问是因明问题,即眼识成定,但可为自己开悟,若言悟得他人,与自悟说自相矛盾,不应立此命题。
　　从王恩洋的五问中，可以看到他的勤学好思，求真探素的好学上进的精神，反映了他的“余之研究佛学也，其唯一动机在探求真理”的求实正信不盲信的真理观。同时也可看出他还没有彻底掌握佛教的真谛，尤其对佛教的不二思维的方式还没有深刻地领受。欧阳是怎样回答这些提问的，我们已经不知，大概主要也是从佛教的真俗二谛与不即不离的中观基础知识来做了解答。但是在王恩洋的自传中，提到当他在早晨一提出疑问后，“师对余问，于早饭前立答。且极加称许，以为善发问，有研究，定可深入法海也。”[《五十自述》第19页。]说明欧阳一见到王恩洋的提问，就觉得他是一位有独立思想，能提出问题，可以成器，将来必是大家的栋梁人才，于是对他的评价甚高。王恩洋也自觉“余疑既获解，又得嘉许，生起大欢喜心及勇猛心。”佛法给了他的自信力。不过这时王恩洋仍然觉得佛学“即与平素以儒学圣道自任之愿冲突”，[《五十自述》第19页。]即使他在内院居住时，仍然陷入“且以为学佛须与家庭父子隔绝，则又与儒家孝悌之义相违”的冲突之中，所以他数日徘徊不定，不知是留还是走？一天他又将这一问题咨决欧阳，欧阳回答：“佛法有瑜伽义，瑜伽者相应也，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是谓瑜伽。”[《五十自述》第19页。]王恩洋听了欧阳的解答，恍然大悟，“觉父母于子鞠养教诲，恩德无边，即以其慈爱之恩反报之为相应，则孝顺为人子必尽之责，夫何待言。且思佛以三界无安有（犹）如火宅，则世间之劳俸养仍不足以报亲恩，必须度脱其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