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邻邦的佛教

越南的主体民族是京族，又称越人，它渊源于古代的百越人，自秦至唐，其所居住的红河流域一直为中国属地。汉武帝所设十三州刺史部中的交趾，就包括了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唐朝的安南都护府，治所便在河内，当时称宋平。直迄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越南拥有自己的文字(是采用汉字的部分拼凑成方块字)之前，越人都使用汉文。
　　古代越南佛教最早的输入渠道有两条：一条从中国经陆路进入。一条由印度经海路进入。传播者有中国僧侣，也有南亚、西亚的移民或游 僧。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越南北部，到4—5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7世纪时有不少唐僧到越南，他们当中有的人与越南僧人结伴到印度求法。不过，随着中国佛教宗派建构的相继完成，随着汉译佛典的不断输入，中国佛教便最终成为越人宗教文化主要吸收的对象；其中禅宗和净土宗尤受欢迎。
　　越南禅宗在9世纪至l3世纪期间，以三大派系影响最大，即无言通派、草堂派和竹林派。它们先后被李朝(10l0—1224年)、陈朝(1225一1405年)奉为国教。无言通派的创始人为无言通(?一826年)，为中国广州人，以沉默寡言取法号，从学于百丈怀海禅师。唐元和十年(820年)，无言通游化至越南北宁仙游县建初寺，传授禅学，创立无言通禅派。他承受中国南宗禅学慧能、怀让、道一和怀海的法统，宣传佛性无所不在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等思想，并保持中国禅宗的面壁禅观、现成公案和体验方法，因而在越南又称做观壁派。此派深受越南丁朝(968——979年)和前黎朝(980—l009年)的重视而代代相传不绝，至今仍是越南禅宗的主流。该派第四代匡越大师吴真流，在丁朝及前黎朝时皆为僧统。在李朝全盛时代，此派更是人才辈出。
　　草堂禅派的开祖是革堂善清(1057—1142年)，也是中国人，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受云门宗雪窦重显(980—l052年)的《留窦颂古百则》(为《碧岩隶》所本)的传授。他因在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行化被俘，身份暴露后，深受李朝圣宗厚受，拜为禅师，令住开国寺宣讲《雪窦百则》，从而开创草堂一派。该派提倡禅净一致，即实行禅宗的修禅与净土宗的念佛相结合。
　　竹林禅派的始祖是陈仁宗(1279—1293年)。在早，陈太宗曾从学于中国来的天封禅师及德诚禅师。陈朝是继李朝后建立的封建王朝。传说陈太宗幼年时曾在一个驿亭遇到一位僧人，预言他日后必称帝。太宗登基后，令全国在每个驿亭都塑置佛像；后又实行佛、儒、道三教考试法，以成绩录取，以备登用。陈太宗学佛而重禅，三传而至陈仁宗。陈仁宗晚年禅位出家，自号竹林大士，参禅著述，著有《禅宗指南歌》、《御制课虚集》等，教化弟子1000余人，开竹林一派。因道场建于安子山花烟寺。也称“竹林安子禅派”。该派承袭无言通禅派法统，其教理大体属于中国大慧宗杲的临济禅法。此后陈朝历代皇帝都奉行此派禅法，并尊陈仁宗为“竹林调御圣祖”。
　　17世纪末，竹林禅派中的白梅麟角和尚又在昇龙城(今越南河内)创莲宗派，世称竹林莲宗派。白梅麟角吸取中国南宋茅子元倡导的白莲宗教义，并将临济禅法和念阿弥陀佛结合起来，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佛限。禅是佛心。认为心、眼融通方是佛教，强调念佛与坐禅相即不二，谓弥陀不离自性，净土不外唯心，实际上是以专念阿弥陀佛为其中心。此派在越南北部农民中广泛流传，乃至形成为以后北越佛教的主流。
　　越南佛教深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寺院和佛塔的建筑都保留着中国的色彩。越南佛教的经典也是中国的文字，僧侣和其他佛教徒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经，受戒仪式也和中国佛教相同。1858年后，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奋起参加了爱国抗法运动。进入近代，越南兴起佛道儒三教合一运动。19世纪末，随着天主教的传入，又出现“四教一源说”，由此形成的高台教成为一种揉合佛、道、儒、天主教以及民间信仰为一体的新宗教。
　　朝鲜民族在地理上与中华民族山水相连，古老的汉地文化曾给朝鲜半岛以深刻的影响，传统宗教观念也极为接近，因此，当中国佛教尚在形成之际，却已然作为强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输入到朝鲜半岛了。
　　佛教最初传入朝鲜，是在公元4世纪后期。时正值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时期。居于朝鲜北部的高句丽与中国北朝关系密切，受北朝佛教影响较大。处于朝鲜西南部的百济则与中国南朝通过海路保持联系、受南朝佛教影响较大。地处朝鲜东南部的新罗虽迟至5世纪末才从中国传入佛教，但佛教发展却很迅速，历代国王建寺很多。圆光(532—630年)、慈藏(?一7世纪中叶)从中国留学回国后，积极传布大乘佛法，并把中国先进文化介绍到国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在唐军支持下统一朝鲜，此后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也纷至沓来，扎根朝鲜。
　　新罗历代国王都崇奉佛教，造寺度僧的数量日增。在前期盛行从唐传入的华严宗和法相宗，后又传入密宗和禅宗，净土宗也逐渐流行。华严宗有二派，一为元晓(617一?年)所创海东宗，一为义湘(625—702年)从智俨传承的中国华严宗，称浮石宗(因祖庭浮石寺)。元晓著《华严经疏》，以主张融会、“和诤”为宗旨。义湘曾入唐至终南山至相寺，从华严宗二祖智俨学《华严经》义，时与法藏同学。义湘回国后畅演华严经义理，著有《华严一乘法界图》等，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法藏曾托人带自己的著作送义湘，义湘读后，要弟子们砺志讲习，并宣称“博我者藏公，起予者尔辈”，成为中朝两国僧人弘传“华严”的佳话。
　　法相宗的高僧则有圆测(613—696)、道证、太贤等。圆测是玄类弟子，曾参与译经，著有《解深密疏》等，虽死在中国，但其学说在朝鲜广为流传，传其法者有道证、太贤等。道证于武周长寿二年(693年)由唐返国，阐发和宣传唯识理论。太贤著《成唯识论学记》最为有名。
　　律宗为新罗僧人慈藏入唐学习律典回国后于通度寺所创。他回国时携回大藏经一部，是为朝鲜有大藏经之始。慈藏回国后被敕为大国统，大力弘扬佛法。他还使新罗服饰改准唐仪，是新罗采用中国服制之始。
　　密宗分神印宗和总持宗(或称真言宗)两派。新罗僧人明朗于唐贞观六年(632年)入华学习密法，三年后回国，创金光寺，为海东神印宗的开祖。此宗在密教史上属善无畏、金刚智以前的杂密。总持宗创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无畏印诀，为善无畏一派密教。
　　天台宗相传最早为新罗僧人玄光入华从慧思学法华三昧后回国传授，但实际创始人为义天。义天是高丽王朝文宗第四子，早年出家。习华严义理，后被封为佑世僧统，世称义天僧统。宋元丰七年(1084年)，他入华求法，从天竺寺慈辩受传天台教观，从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学华严义理，回国后弘扬天台、华严的教法，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年)创立了天台宗。
　　新罗的禅宗是由不同时期的僧人入唐传回的、他们回国后各在一方传禅说法，至新罗末形成8个支派；而进入高丽王朝(918一1392年)初，则发展成9个支派，称“禅门九山”。其中一派传中国北宗禅，一派传曹洞禅、其他7派皆承马祖道一的洪州宗。在这一基础上，于高丽王朝时合并“九山”，产生了具有朝鲜民族特色的曹溪宗。不过，从其所奉经典、所持教义来看，仍当归人中国禅宗门下。可谓禅宗在朝鲜的一大分支。曹溪宗因其创始人智讷(1158一1201年)修习和传禅之地在松广山“曹溪山修禅社”而遂有此称；但其“曹溪山”则仿沿于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所在的广东曹溪山。智纳传法的主要依据也是《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并采用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和宗果《大慧语录》的观点，著有《修心诀》、《圆顿成佛论》、《真心直说》等，认为心是觉悟之本。求佛不假外求，内心自悟是解脱的根本途径，主张顿悟渐修和定慧双修。曹溪宗传播迅速，已超过“禅门九山，”的社会影响。所以高丽末年太古普愚’(1301—1382年)和懒翁慧勤(1320—l3年)传中国的临济掸也用曹溪宗的名义。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文物也陆续输入朝鲜。例如，宋初在成都新雕大藏经完成，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就赠予高丽成宗王一部；后又时有赠送。中国北方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又以新印《契丹藏》椧徊吭透呃鑫淖谕酢８呃鐾醭褂—l237年以蜀版藏经为底本开始雕印大藏经，历时16年，刻成经版8万余块，终成6780卷的《高丽藏》；今存韩国伽耶山海印寺。
　　李朝(1392—19l0年)崇儒排佛，佛教逐渐衰微。l5世纪时，朝廷将以往各宗进行合并，统编为禅宗、教宗，选择36寺分属二宗，各配定量僧人，给寺院土地。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后，即派侵略军20万从釜山登陆，陷京城(即汉城，时为朝鲜首都)，破平壤，进而窥伺中国东北领土，由此爆发了中国明朝和朝鲜两国人民携手抗日的壬辰卫国战争。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李朝宣祖仓皇出奔义州。而禅僧清虚休静(1520一1604年)则挺身而出，积极入世，担任“八道十六宗都总摄”，率门徒并募僧兵5000人，与明军一道作战，克服京城，赶走日军。宣祖还都后，遂赐清虚休静为国一都大禅师，至此，佛教禅宗稍有复苏。但是，到显宗时(1660—1674年在位)，再次严厉排佛，李朝佛教从此一蹶不振。休静亦是李朝一代大德高僧，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等，承智讷曹溪宗和临济宗禅法，重心性、圆相(以圆圈表示佛性，谓不可名状)。主张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修行方法是“参话头”及“心口相应”的念佛。
　　中日甲午战争(1894一1895年)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殖民当局竭力把日本佛教移植于朝鲜，但都未能如愿。1908年，坚持中国移植传统的禅、教等各寺刹代表召开了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了朝鲜统一佛教会。l916年在全罗道还创立了具有新兴宗教形式的圆佛教。20世纪50年代以后，佛教主要在韩国获得复兴与发展。截至1970年的统计，韩国佛教主要为禅宗等18个派别，信徒约占总人口的l／3。
　　中国佛教流传到外国，受影响最深刻、最广泛的首推日本。
　　中国成为传播佛教的中心之时，正是印度佛教日趋衰落之际。中国四邻诸国云集在长安来学佛法的僧徒中，有来自东瀛的留学僧。日本早期佛教文化时代，正是以他们为骨干开创的。这一时代，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飞鸟时代”(6世纪末一7世纪中期)、“白凤时代”(7世纪中期一8世纪初期)以及“天平时代”(8世纪)。
　　佛教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另有一说是在继体天皇16年，即中国萧梁普通三年(522年)。据《扶桑略记》第三延历寺《僧禅岑记》以及《元亨释书》等记，时中国司马达等人东渡日本，在大和坂田原(今奈良高市郡)设立草堂，崇奉佛教，其儿女出家为僧尼，是为僧侣之始。不过此时日本人视佛为“蕃神”，不曾信奉。直到552年，百济王向日本赠送佛像和经、论，才应算做日本正式接受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传40年后，便开始了日本“飞鸟时代”。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摄政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节入隋邀请中国僧人去日本讲学，并派数lo名沙门来中国研习佛法。此时，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日本大和国正在从一个由许多势力强大的部族构成的权力结构向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化，迫切需要一种容易被社会各阶层接受、超越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起着统一思想作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工具。尽管日本很早就从百济传入《论语》并请来五经博士，但儒家学说毕竞不像宗教那样易于流传，它需要统治者长期不懈地向人民灌输，无法收立竿见影之效。但佛教却能弥补这一缺陷，而且它那庞大精致而又圆滑机巧、可塑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更是日本朴素的神道思想所难以望项的。再者，佛教传人中国后的数百年间，经过长期的调适、改造和发展，已经碎为融会儒、道等思想并同专制集权政治相协调的中国佛教。因此，在采纳儒家学说的同时而接受与提倡中国佛教，显然是急功近利的日本统治者力图迅速实现中央集权统治的一条思想捷径。圣德太子最早认识到这点，所以大力推行之。他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的第二条规定，便是要求全体臣民“笃敬三宝”，即皈依佛法僧。从此，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僧侣不断，全面地吸收了中国的佛教。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便发生了“大化革新”(645—650年)。从这一时期开始到7l0年定都奈良(平城)，为白凤时代。这一时代前期所进行的“大化革新”，全面模仿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因而中国佛教各宗派也便得以大规模引进，并使其在东瀛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从公元710年定都奈良至784年迁都长冈止，是日本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所以被称为“天平时代”；但这时又是以奈良为京城的时代，又称“奈良时代”。这一时期，日本统治者继续坚持吸收中国唐文化，使日本文化出现全面繁荣的盛观，其中尤以佛教文化最为兴旺。日本屡屡派出的遣唐使、留学生，其成绩最大者多是僧侣，如道昭、阿倍仲麻吕等。其中道昭(629—700年)于653年入唐师事玄奘，与窥基同学；661年归国，建掸元兴寺，开创了日本法相宗。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又从玄类、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救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为日本法相三传。此后玄昉也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
　　在日本早期的佛教中，还有一派律宗则是中国僧人建立的。这位中国僧人就是鉴真(688—763年)。他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应日僧荣害、普照等邀请，在11年间曾5次启航，都告失败。其间又倍遭磨难，双眼失明，但其东渡日本弘法的决心却坚定不移，终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底第六次东渡，获得成功。他在日本传授律学，受到朝野盛大欢迎，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都从他受菩萨戒。鉴真还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受戒，为80余僧舍旧戒授新戒。从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因此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鉴真不仅向日本传播中国佛教，而且也传播中国先进的文学、艺术、书法、医学和工艺等，并于759年按照中国寺庙的形式建了一座“唐昭提寺”。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他因此还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鉴真去世前，他的弟子们采用干漆夹
　　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座像，至今犹存，被日本奉为国宝。鉴真和尚后半生致力于向日本弘扬佛法、弘扬中国文化，并终老于日本，充分显示出中国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厚德载物的精神。
　　除法相宗、律宗外，平安时代(奈良时代)日本还从中国引进并建立起三论宗、华严宗以及依附于律宗的俱舍宗、依附于三论宗的成实宗，统称奈良六宗。后来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部六宗。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乃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佛教。
　　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迁都平安，至l192年源赖朝开创嫌仓幕府，称为平安时代。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处在不断变迁的运行中，文化生活的几个组成部分，经过相互融合，以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面貌出现。日本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与输入的中国文化同化或把输入的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时代”。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与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到中国求法，带回了密教高度严格的崇拜仪典。以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台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这在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平安二宗”。从平安时代起佛教在日本逐渐浸染上日本本土文化特色(如“神佛习合”思想的出现)，开始进入所谓的“日本佛教”的发生、发展阶段。但是总括起来看，其仍可划入“中国佛教”的大范畴之内，或者仍可说是中国佛教在东瀛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从所奉经典到修持方式，仍与中国佛教母体鼻息相通，魂魄相依。比如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也像盛唐的中国佛教一样，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形成所谓“山岳佛教”。
　　又比如中国禅宗、净土宗普遍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与下层民众中，在日本亦依然如此，且又都是从中国本土移植过来。日本禅宗最早由道昭、道窖、义空等传入，不过并未独立成为宗派。直至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歧派法脉，四年后回国，这才开始了日本临济禅。而日本临济的正式创始人则是荣西。然而荣西也是在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两度入华，从虚寇怀敞禅师受传临济心印，修“看话禅”，回国后方正式创立临济宗的。荣西再传弟子道元也曾入华参渴禅宿，师事天童山长翁如净，修“默照禅”，尔后回国始开曹洞一宗。南宋以来，日本僧入华参禅和宋僧东渡弘扬禅学(尤其是杨岐派禅法)者络绎不绝。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一l603年)的日本禅宗有24个流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宗，另外2l派则属于以恬淡和刻苦为宗风的临济宗杨吱派系统。而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信徒则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宗将军”的俗谚。
　　中国禅僧大多谙熟诗文书画，而在都五山和的日本临济宗14派，则除了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外，又都致力于诗文的研究，且习汉文，作汉诗，形成卓然挺拔的“五山文学”。而“五山文学”又直接引发了江户汉学的勃兴。中国宋代以来，禅僧往往兼通儒学。元代禅僧一山一宁开始把朱子学带到日本。日本赓即便出现了一批兼通儒学的禅僧，而嫌仓后期至室盯(1392—1573年)后期，京都；嫌仓的掸宗五山则成为禅宗和儒家等汉籍的刊印发行所。五山禅僧的这种气势，令日本朝野刮目相看，以致后来遣明的正副使节，多从他们之中挑选；如了庵桂悟、策彦周良等，便是五山禅僧中的佼佼者。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由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进入德川时代(1603—1867年)，“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又先后直接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以及圣寿山祟福寺(福州夺)，形成“三唐寺”。三唐寺不仅为汉人所开创，而且连住持也都从中国请来。最初就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中国南明永历八年(1654年)，又有明僧隐元应日僧及长崎的汉僧之请，东渡日本弘法，在京都宇治建“黄檗山万福寺”创宗，是为黄聚宗。它与临济宗、曹洞宗并为日本掸宗三派。隐元在中国承临济宗杨岐派禅风，主张“禅净一致”，宣传西方阿弥陀净土信仰，日常用汉语，生活中国化，一时日本曹洞、临济两宗的禅僧纷纷投入他的门下。日本黄檗宗寺庙至今仍保持中国明代禅林的风范。
　　日本净土宗，也是日僧源空远绍中国唐代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而深奉弥陀本愿理论所创立的。以后从净土宗分出的净土真宗，则崇奉印度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称“三国七祖”。不过，‘净土真宗的戒律却允许僧侣娶妻食肉，这应当算做最大的日本特色吧!净土真宗创始人亲蛮(源空的弟子)就提倡夫妻双修，他本人就两度娶妻，生了四男三女，长大后又都是男婚女嫁，且又都是僧尼，其中有的还成为日本著名高僧。净土真宗的这种风气，以后又影响到日本佛教的其他许多宗派。至于以创宗者日莲名字命名的日莲宗，虽然与中国佛教没有宗嗣关系，但其所奉经典《妙法莲华经》却是一本汉译 经典，冥冥中亦受着中国佛教的影响。
　　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在他那部于1987年出版的《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大东出版社版)一书的前言中，曾发出如下感叹：“抛开日中佛教的友好，便无法谈起日中友好的历史。日中友好的中心，曾是两国佛教徒的往来。”他又说：“日中友好的一个方面；当然是儒教；但两国的往来，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举出日中佛教徒来。从奈良时代以来的入唐憎、入宋僧、入元僧，回想到以鉴真为首的许多到日本来的中国僧人时，可以说，日本文化的确是由中日佛教徒之手创造的。”道端良秀的话道出了日本佛教乃至于日本文化之所以产生与形成的真话。可以说，佛教虽发源于印度，但是东传到日本的，却实在是完全中国化了的宗教——中国佛教。我们只须看看古代日本佛徒所奉经典语录是用汉文，偈赞诗文乃读华音，而附丽于佛寺的建筑、工艺、绘画、音乐、医药等，也都是中国化的产物……便足以明了道端良秀所言不差了。
　　此外，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佛教虽发迹于印度，可是在直迄当代以前的l000多年间却长时期地发展兴隆于它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入唐以后的1000多年里，一直属于大乘佛教徒众望所归的领袖国和光大国。大乘佛教在近代又从中国、日本等反刍入印度，以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度僧人磨唐波罗专程前来中国，同杨仁山居士共商在印度复兴佛教事宜。现在印度的重要佛教圣地都建有中国佛寺，它们是：鹿野苑的中华佛寺，菩提伽耶的中华大觉寺，那烂陀的中华佛寺、玄奖纪念堂，拘尸舍那的双林寺，王舍城的华光寺以及加尔各答的中华佛寺和玄类寺等。这些佛寺大多由佛教徒捐施或化缘而修建，由中国僧尼在此驻锡管理。他们怀着虔诚的宗教热情，几十年如一日地传播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新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