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入华初期传布地理考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5册　何启民
　　时至今日，佛教固为中华最主要之宗教，佛教思想亦为中华思想中不可或缺之成份。然佛教非中国本有，乃印度之所产，方其于千数百年前始播于东土，其宗教，其思想既属殊异，乃欲中华人士接受信从，不亦难乎！然则渐渍而入于人心者，必有所待，必有待于学风之转化，而后始克为功，传布地理之重要性有如此者。然佛教既播于四方，海内向风，远视其初，茫昧莫明，遂而传说纷起，各逞其奇，而难得其真。抉择甄核。系微发明，为者众矣，说复歧异。兹篇所论，但取其间义之长者，兼明一己之所得，用为研讨中国佛教史之一助耳。
　　一　佛教始入中国之途径
　　二　汉末三国佛教之传播
　　三　西晋佛教之地理分布
　　一　佛教始入中国之途径
　　中国之知有佛，或有上推周秦者，如弘明集卷二宗炳明佛论，谓伯益述山海，以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偎爱即如来大慈之训；唐法琳破邪论卷上引周书异记，详昭穆世，天地变动，太史苏由、扈多，因陈佛之生灭，而致瑞应；广弘明集卷十一，又引法琳上秦王论启，以夫子称西方之圣者，据谓孔子亦知有佛。此盖缘后世佛法兴隆，释氏信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士，自不免取书之异闻，影射附益；又以化胡说出，佛道争先，信佛者乃大造伪书，自张其军（注1），遂多荒诞不经之言，而难以究诘矣。
　　然佛教初来之传说，可资称述者尚有三事：其一，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云：
　　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赉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
　　广弘明集卷十一唐法琳上书驳傅奕，引之，作‘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梁任公则以阿育王尝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或有至中国者，证其事非不可能也（注2）。
　　其二，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鱼豢魏略云：
　　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闻、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入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世说文学篇注，以景卢为景虑；魏书释老志则作秦景宪；通典谓秦景馆受大月氏使王伊存口授浮经；通志作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宋董囗广川画跋卷二引晋中经，作秦景宪使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法琳辩正论五，作秦景至月氏国，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经。是各书所记，颇有差异，裴、刘二注，似谓此一博士弟子，在中国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通典、通志、画跋、辩正论等较晚出之书，则言使于大月氏，而得受经。汤锡予氏既校释其文，复以诸书于授经地点、人名，虽不相同，然受之者为中国博士弟子，口授者为大月氏人，固未有异，因谓其事为确然有据者（注3）。
　　其三，弘明集卷一汉牟子理惑论云：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改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此但曰‘孝明皇帝’，不载年月，而广弘明集他篇引此事，则颇有标出者，如笑道论引老子化胡经，云永平七年遣使，十八年还；又汉法本内传，作三年感梦；吴书则谓在十年；隋费长房三宝记，作七年感梦，十年还汉，并引陶弘景帝王年谱，称十一年梦金人遣使云云。又‘通人傅毅曰’，除见之于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老子化胡经，魏书释老志外，皆作‘或曰’。所遣使，说亦不同，南齐王琰冥祥记，谓使者只蔡愔一人；僧传谓求法者为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释老志从之；而陶弘景真诰原注有曰：‘遣侍中张堪，或郎中张愔，并往天竺，写致经像，并沙门来。’至复汉纪，则不言遣使，仅谓明帝问其道术；后汉书则谓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又牟子不记迦叶摩腾等随愔来华事，四十二章经序、化胡经、后汉纪均同。至冥祥记，始言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赉优填王画佛像至，高僧传从之，唯作摄摩腾，释老志同。又及冥祥记，始言所起佛寺即白马寺，前此无有道之者（注4）。永平求法事，以韩愈谏迎佛骨表称之，遂为中国公认传入佛教之始。
　　凡此皆出于后人之手，而说复神奇错综歧异，实难以信从。然佛教初来，在于汉世，固属不争之论。
　　值得注意者，即诸书所载，莫不谓此土佛法，得自西域，前引三事固无论矣，高僧传卷一竺法兰传曰：
　　又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人。
　　又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云：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
　　广弘明集卷二引之，而改其文曰：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天竺国有浮图之教。
　　稍易数字，文义遂大异。又世说文学篇注曰：
　　汉武故事曰：‘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事之。’此神全类于佛。岂当汉武之时，其经未行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
　　此固非如梁任公所谓，以佛教取途西域陆路，先盛于中国北方者，但为汉明求法论所束缚（注5），而实为前人所共信也。
　　汉时中国印度间之交通，凡有三途：一曰西域，西域之始开，最早不过武帝，即当西纪前二世纪初叶，张骞始受命之时。而当时途径，见诸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南北两道，均须经罗布泊低地而西行，仅一傍南山，一沿北山而已。
　　二曰海上，中国南方之开辟，早于秦始皇帝三十三年之略取陆梁地，置南海、桂林、象郡，约当今之粤、桂、安南。汉时，固已有海上交通之记载，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云：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交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目此还矣。
　　据费琅氏考证（注6）：黄支国为kanci之译，即今之康迦法拉母Conjevaram，在印度境内马德拉斯Madras之西南。
　　夫丹都卢国则似为缅甸之蒲甘Pagam古城，遗迹在今伊拉瓦底江Iraovaddy之左岸。皮宗，则蒲牢皮散Palaw Pisan岛，地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北纬一度三十分之间。是汉时海上交通，已可远至印度境。
　　三曰蜀，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传曰：
　　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间出西南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同书卷一二三大宛传颇言其间经过，云：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隽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喜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隽、佯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
　　由蜀非不可通身毒，特以昆明之阻，亟不能至耳。至印度古记载，云西纪前三百余年，即有支那丝货贩至印度（注7），意其或亦循此途，然则此途之开辟固属甚早。
　　即明中国印度间之交通态势，返视天竺佛教之开展，虽由于史料之欠缺，然经前人之诸方考证，亦可稍窥其大概。
　　佛陀为前五世纪人，自得大道，说法四十九年，足迹所及，在恒河下游摩竭陀Magadha、侨萨罗Kosala、迦尸Kasi数国，约千里间，当今之孟加拉省Bengal，此实当时印度人口最密之文化中心地也。
　　佛灭度前，摩竭陀王阿阇世Ajatasatru已归依，其后，阿阇世战胜波斯匿Paseuadi，兼并憍萨罗，拓境西至摩达罗Madra，西南至阿槃提Avanti，东南至鸯伽Anga，奄有五河之全部，是即今之旁遮普Punjab，佛教固随之而扩张，地方派别亦因是而生。
　　乃及前二六六年，阿育王Asoka即位，灭羯棱伽Kalinga，西服犍陀罗Gandhara，五印役属，余威且及域外，而奠都于摩竭陀之华子城Pataligatra。既厌征伐，遂皈正法，更派遣宣教师于国内外，大举弘法，善见律毗婆沙卷三云：
　　即遣大德末闻提至罽宾犍陀罗国（迦湿弥罗及阿富汗南部），摩诃提婆至摩醯娑末陀罗国（南印度奇士拿河一带），勒弃多至婆那婆私国，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勒吒（以上三地可能在印度边境），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阿富汗及中亚细亚），末示摩至雪山边国（尼波罗、廓尔喀），须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缅甸，或马来半岛），摩哂陀郁帝夜参婆楼跋陀至师子国（锡兰岛），各竖立佛法。（注8）
　　此事经英人之探究阿育王刻石而得证明，且知所派遣之宣教师，数达二百五十六人，遍及前三世纪之希腊诸领地（注9）。前此佛教所被，仅在中印、北印，至是不惟普逮全印，更北抵雪山之尼波罗，东渐缅甸，及马来半岛，南则渡海入锡兰，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细亚，极西踰波斯，散布地中海东岸，且延及非洲之埃及。然此诸地佛教之得以开展与否，固别有因缘在。
　　至佛教北路之进展，则有待于月氏人。月氏本我甘肃边陲一游牧民族，汉初，转徙度葱岭，百余年间，渐次南下，成一大王国，都犍陀罗，进据迦湿弥罗Kashmir，遂为印度共主。而迦腻色迦Kanishka，则其全盛时之王也。当西历纪元前后，佛教中心已由中印移于西北，而犍陀罗、迦湿弥罗实为之枢，时中印屡经丧乱，重以外道压迫，教宗耆宿，相率避地北来。月氏远祖，既发祥于中国，当其全盛时，葱岭内外诸国，咸役属之，而佛教由是以东渐。然就今日所知，西域之境，直至前二世纪，武帝遣张骞通使时，犹未有佛教，亦未闻有佛教，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论曰：至于佛道神化，兴白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
　　张骞但着地多暑湿，乘象而战。
　　盖谓史记大宛传张骞虽言及身毒，然于浮屠，史汉均未有所称述。吾人乃可断言，佛法之布于西域，自当为此以后事。
　　由佛教始来华之可能途径言之，自西域之陆路传来实最为晚近。然僧祐出三藏记集录下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云：
　　佛之着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也。
　　此最可见安公务实求真处，不为传说所混淆，其以佛教之‘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如此则中印交通之三途，虽开辟之迟早不同，佛教之得假以传入，固皆有其可能性焉。
　　桓灵以来，始有佛教传入之可信记载，此诚符安公之所谓也。出三藏记集序卷六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云：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进，遂处京师。
　　高僧传卷一汉雒阳安清传亦云：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梵为汉。按释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至灵帝建宁中（一六八￣一七一），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
　　于雒阳出经者，稍后，又有支谶，出三藏记集序卷七晋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曰：
　　谶，月氏人也。汉桓灵之世，来在中国。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谶所出经，如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经，其原本，皆如同卷释道安道行经序所谓，‘桓灵之世，（竺）佛朔赉诣京师’者。又高僧传卷一汉雒阳支娄迦谶传，于此事亦见载录，并附见同时出经诸师，今引之，以为汉末雒阳出经情形之说明，传曰：
　　支娄迦谶，亦直云支谶，本月支人。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融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灵帝时，游于洛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一七八～一八九），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时又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赉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朔又以光和二年（一七九），于雒阳出般舟三昧。……时又有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志性贞白，深沉有理致，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贾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性虚静温恭，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玄者也。……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雒。曜译成具定意经，及小本起经。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孟详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
　　今之所举，皆汉时来自异域，传法中国，而事迹确然可信者，此所以迦叶摩腾、竺法兰不预其列（注10　），支亮亦所不预（注11），以前者颇难证其为真，而后者则始学法于中国也。
　　洛阳，汉之东京，四方之所来荟。前述诸师，并宣法其地，而所从来，则曰安息、月氏、天竺、康居。安息、月氏、康居，并汉时西域之地，汉书卷九六西域傅所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是也。西域传复载安息之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大月氏之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康居之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皆以长安计路途之远近，亦足证其时来华，为循北方之陆路。然则安息虽善海上贸易，汉时之往来中国，初不由海道也。（注12）。
　　又高僧传称安清‘改梵为汉’，佛朔‘转梵为汉’，支谶‘传译梵文’，似原本用‘梵文’书写。此‘梵文’指今所谓之‘梵文’（　Sanskrit），抑为西域文之通称，颇可玩昧，羽田亨氏谓古代西域语（注13），其主要者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龟兹，焉耆，即今库车Kucha、哈喇沙尔Karashar为中心，通告之语（Tokhara）。
　　第二种，于阗，即今之和阗Khotan为中心所使用之语，或东方语。
　　第三种，广行西域诸地方，为语（Sogd）。
　　而其中无梵文。且天竺菩萨佛朔所出般若道行品，出三藏记集录下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固尝曰：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后，外国高明者撰也。
　　既曰‘外国高明者撰’，当不必用天竺之文；而传言译者既为月支菩萨支谶，亦不必通天竺之文；同然，安清亦不必知天竺之文。以此观之，其为用西域通行之文字明甚，而安公所云‘外国高明者’当亦指西域人而言。至此处所谓‘西域通行之文字’是否即为羽田氏所举三种之一，固已无关紧要矣。
　　以此知佛教始入华之途径，为道自西域之陆路，此于稍晚之时犹然。而中国印度交通之三途中，西域虽开辟最迟，于佛教之传入，则当居首功。
　　二　汉末三国佛教之传播
　　洛阳之为汉末中国唯一佛教重镇，或由于为京师故，西域诸国之贡献者来之，安息、康居之游贾者（注14）亦往往至之，遂为西域人聚居之地。自是以迄曹魏，西域僧伽至者不绝，宣佛法，译佛经。而其时，参与译事者，国人亦复不少，如与安玄共译法镜经之严浮调，出三藏记集序卷六康僧会法镜经注序云：
　　骑都尉安玄，临淮严浮调，斯二贤者，年在龆龀，弘志圣业，钩深志远，穷神达幽。愍世蒙惑，不睹大雅，竭思译传，斯经景模，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
　　高僧传卷一支娄迦谶传亦云：
　　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调本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调又撰十慧，亦传于世。
　　佛调以一国人，参与译匠之林，而见美后代。出三藏记集传上卷十三安玄传称其‘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同书序卷十沙弥十慧章句序，亦题曰‘严阿祗梨浮调造’，可证其出家，汤锡予氏更以其为汉人出家最早者（注15）。十慧章句序曰：
　　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韬弘稽古，靡经不综，愍俗童朦，示以桥梁。于是汉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调以不敏，得充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罹凶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潜，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
　　调盖从学世高，并以汉儒讲经之法，造此章句。调之深闲佛理，传译著作，出非一端，自为其时汉人修习佛法之最杰出者。盖桓灵之际，安侯宣法东都，从游者众，同书集序卷六晋谢敷安般守意经序云：
　　于时囗七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鳞介之赴虬蔡矣。
　　当时洛阳之佛教，固未有如此之盛，然亦颇不寂寞，此缘汉人崇信者之增多，而传译之事，又非汉人不为功，佛朔之出经，可为一例，如出三藏记集序卷七未详作者道行经后记曰：
　　（灵帝）光和二年（一七九）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佛朔，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又般舟三昧经记曰：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佛朔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支菩窿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随侍菩萨张运字少安笔受。
　　汉末佛教之传布，洛阳之外，亦复散见他处，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曰：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褛，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弘明集卷一未详作者正诬论亦曰：
　　又诬云：‘汉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剌史陶谦，谦使之督运。而融先事佛，遂断盗官运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与酒食云云，后为刘繇所攻，见杀云云。
　　融死于献帝兴平二年（一九五），陶谦则约于灵帝中平五年（一八八）为徐州刺史，献帝初平四年（一九三）如徐州牧，融之起佛寺，当在此时（注16）。出三藏记集录下卷五慧睿喻疑论曰：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昧之贤，始有讲次。
　　汤锡予以三国志注引江表传称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依刘繇为盟主，疑广陵相或下邳相之误，慧睿所指，即其人也（注17）。然论既明言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则与薛礼、笮融生平事不符，自另有其人。彭城、下邳、广陵、丹阳，其相接，俱属徐州，汉季其境佛教气氛浓厚，由此可以考见。然较之洛阳，其时固已为晚近矣。
　　又弘明集卷一有牟子理惑三十七篇，并注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其文真伪为东西学者所聚讼，（注18），至今未有确论。其序曰：
　　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据此则牟子之思想变迹显然，学佛因缘固由时代环境，而佛道亦似由洛阳传来，非交趾、苍梧所本有，牟子理惑有引问者曰：
　　吾昔在京师，入东观，游太学，视俊士之所规，听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也。
　　是问者固知洛阳之有所谓‘佛道’，而问者亦初不必实有其人，特牟子假以证成其说耳。牟子理或设非后人所伪，则牟子所修之佛道，盖亦传之北方，而非来自海上（注19）。
　　若笮融之倡佛，不过大起佛寺，令读佛经，而其人暴戾好杀，自非佛法之本意；牟子之理惑，亦援引老庄以申佛旨，其学非醇，实难以比诸洛阳之直接迻译于西域，志存宣法，但掬其渣滓，聊加傅会云尔。此亦早见于桓帝之时，后汉书卷三一襄楷传引延熹九年（一六六）楷自家诣阙上疏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廿肥饮美，单天下之美，奈何欲如黄老乎！
　　吾人亦可名此为‘修佛道’，如牟子之所谓，虽云崇佛，固非真实之佛教信仰也。
　　至三国，洛阳犹为中国佛教之中心，其意不仅在佛经之传译，亦在以其为中国境内佛教开展之起点。
　　高僧传卷一魏雒阳昙柯迦罗传言魏世雒阳译经西域沙门凡四人，可为其时雒阳佛教作一极佳之说明，传云：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二四九￣五三），来至雒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罗后不知所终。时又有外国沙门康僧铠等，亦以嘉平之末，来至雒阳，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二五四￣五）之中，来游雒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许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二五六￣九）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
　　四师之来也，亦当循西域之陆路，止于洛阳，出经于洛阳。
　　开元录于此四师外，更列安法贤。汤锡予氏则疑帛延即前凉译首楞严者，不在魏世（注20）。要而论之，其时西域僧伽虽时有来者，专务出经，而国人之于佛法之理解，则愈益深入，或有感于前此所译经典之难以喻解，遂有朱士行之西行求法。出三藏记集传上卷七三朱士行传曰：
　　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己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初天竺佛朔，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
　　士行尝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二六○）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
　　朱士行求经西域，可为前此佛经由西域传入之一证。然洛阳至于三国之际，虽犹为中国佛教之中心，已因汉末中原离乱，随避难江东人士之增多，而加速佛教向南之开展。
　　高僧传卷一安清传，称清曾行迹江南、九江、会稽、豫章、广州一带。汤锡予以其所记既涉奇诞，又自相矛盾，以为杂取宣验记、昙宗塔寺记、刘璆寺塔记、荆州记诸书而成者，故所不取（注21）。又牟子锐志佛道于苍梧，论者亦多疑其不真。设如此，则汉季中国之南方是否有佛教之传布，尚难有确切之证明。而此必俟诸支越、维只难、竺律炎、康僧会之宣法于吴境也。
　　支越，亦名支谦，字恭明，出三藏记集序卷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曰：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其父，汉灵帝之世，来献中国。越在汉生，似不及见谶也。
　　此与集传上卷十三支谦传所云谦‘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说有异，而谦传虽本高僧传，然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附谦传但言‘优婆塞支谦，字恭明，本月支人，来游汉境’，说又异。敏度既谓谦生于汉土，而集序卷六道安了本生死经序亦云‘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可以考知及谦生时，其家固已落籍中国。敏度又曰：又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故越得受业于亮焉。以汉末沸乱，南度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
　　高僧传亦曰：
　　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又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汉献末乱，避地于吴。
　　是谦为支谶之再传弟子，而得法于洛阳。其时犹当汉末，世局既乱，遂南奔吴。吴以魏黄初二年（二二一），自公安移都鄂，改名武昌，其明年，改元黄武。谦之译经，即肇始此时。其间，武昌又有维祗难、竺律炎等出法句经，高僧传卷一吴武昌维祗难传曰：维祗难，本天竺人也。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赉昙钵经梵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土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在义本，辞近朴质。至晋惠之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
　　此与三藏记集序卷七未详作者法句经序说微有不同，一以更译在晋惠之末，一则稍后即有更译之事。经序曰：
　　始者，纵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律炎为译。律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朴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蕨义，是则为善。’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虽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会律炎来，更从咨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益，其广闻焉。
　　是法句经短期内即经二译，始终其事，并作序者，或谓即是支谦（注22），然难有确证。其后，孙权称帝，迁都建业，改元黄龙元年（二二九），谦亦随之以东归，高僧传曰：
　　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昭诸人，共尽匡益。……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从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
　　出三藏记集传上卷十三支谦传于谦生平事，颇多傅会，未若此之简明可观也。谦于黄武至建兴中（三二三￣五七），三十余年间，虽出经数十，然史以江左大法之兴，归于康僧会，岂以谦之未尝出家邪！吴境之闻佛法，固可推至黄武以前，而江南之有佛寺，则肇始赤乌年间（注23）　（二三八￣二五○），僧会达建业，因舍利之感应，孙权为立建初寺。高僧传卷一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曰：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天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
　　出三藏记集序卷六安般守意经序云：
　　余生未纵，始能负薪，考*殂落，三师凋丧，仰胆云日，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潜然出涕。宿祚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
　　僧会寄籍交趾，其出家在服毕二亲之丧后，不知确年，亦未悉在于何地，然得法自北，固无疑问。以僧会曾问道于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而三师之学则出自安世高，可证僧会所传佛法仍属北方之洛阳系统也。
　　僧会所传佛法虽为北方之洛阳系统，意其得法亦在洛阳，高僧傅云‘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若僧会果在交州，当不如此谓也。高僧传又曰：
　　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贝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
　　康僧会之东游建业，孙权之为立建初寺，其意义在自此以后，江左始有僧伽之来，亦始有佛寺，而自是始可谓‘江左大法遂兴’。此与释道安以‘汉之末世’、‘晋之盛德’为佛教延及此土之始，为同一理由。
　　吾人自不否认，若丹阳、下邳、彭城、广陵，若苍梧、交趾诸地，或已早闻佛法，然就佛教傅布之主流言之，仍为自西域，至洛阳，而武昌，而建业。其发展型式为一线上之数点，而此点又必为国之都城。
　　就现有之残存史料中，已可窥知自汉以迄三国之际，中国南方之佛教，虽由北发展而来，然已具有一完全不同之面貌，此纯缘地域之关系。以地域不同，学风互异，所影响佛教者亦犹是也。如出三藏记集序卷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所以称支谶者，曰：
　　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说文以玄为幽远之意，此‘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反致幽暗难明，亦犹如康僧会法镜经序称‘都尉（安玄）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曰‘类多深玄’、‘义又微妙’者，盖由敏度、僧会皆南方僧伽，学风不同，故有此叹。是以支谦之复出首楞严，敏度美之曰：
　　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又法句经之重出，亦以竺律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朴直，自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此正可见北方之学风贵尚实中，而南方务求文丽也。
　　又严佛调之造沙弥十慧章句；陈慧之注义，非师不传，不敢自由，此北方之学也。支谦之注了本生死；康僧会之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辞趣雅便，此南方之学也。是并南北学风有异而致之耳。
　　三、西晋佛教之地理分布
　　佛教之初来，道途西域，以达洛阳，于所经过，如凉州、长安诸地，谓无佛教之流布，情理难通，或两晋以前，事无足记，故少见称引耳，及乎西晋，北路佛教颇盛，兹就此一线上诸地有关释氏之记载，条举之如左： 　　一、炖煌
　　修行道地经出经后记云：‘罽宾文士竺侯征者，赉此经文，来至炖煌。是时月支菩萨沙门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弟子沙门法乘，月支法宝，贤者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宝等三十余人，咸共劝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始讫。正书写者：荣携业，侯无英也。其经上下二十七品，分为六卷，向六万言，于是众贤各各布置。’
　　按高僧传卷一晋长安竺昙摩罗刹传曰：‘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炖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怀。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赉梵经，还归中夏，自炖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修行道地经非护所携返，固为其在炖煌所出之第一部经也，时为武帝太康五年，西纪二八四年。
　　又出三藏记集序卷七阿维越致遮经记云：‘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炖煌从龟兹副使美（一作羌）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流布。’
　　高僧传卷四竺法乘传曰：‘竺法乘，未详何许人。……依竺法护为沙弥。……乘后西到炖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后终于所住。’
　　二、酒泉：
　　出三藏记集序卷七圣法印经记出经后记曰：‘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九五），月支菩萨沙门昙法护，于酒泉演出此经，弟子竺法首笔受。’
　　三、天水：
　　出三藏记集序卷七未详作者普曜经记曰：‘永嘉二年（三○八），太岁在戊辰，五月本斋，菩萨沙门法护，在天水寺，手执胡本，口宣晋言，时笔受者：沙门康殊，帛法巨。’ 　　四、长安：
　　出三藏经记集序卷七未详作者须真天子经记曰：‘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二六六）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伯、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
　　又卷八持心经记曰：‘太康七年（二八六）三月十日，炖煌开士竺法护，在长安说出梵文，授承远。’
　　按昙摩罗察者，即法护是也，高僧传卷一晋长安昙摩罗刹传曰：‘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传又曰：‘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超日明经初译，颇为烦重，承远删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二人并为当时译界中坚，而合作无间也。法苑珠林六三引冥祥记，云于法兰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常居长安山寺，与法护同隐。
　　是以知护公于晋武之末，隐于长安山寺，其后乃出立寺于青门外。
　　又渐备经序称：元康七年（二九七）十一月二十一日，护公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一切智德经。市西寺，当又为另一寺也。
　　又卷七未详作者出贤劫经记云：‘贤劫经，永康元年（三○○）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萨竺法护，从罽宾沙门得是贤劫三昧，手执口宣，时竺法友从洛寄来，笔受者赵文龙。’
　　又高僧传卷一晋长安帛远传，‘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祖少发道心，启父出家，辞理切志，父不能夺，遂改服从道。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素，多所该贯。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
　　于时，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
　　五、洛阳：出三藏记集序卷七释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云：‘放光、光赞，同本异译耳。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光赞，于阗沙门祗多罗以泰康七年赉来（二八六），护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二八二），于阗为师送至洛阳，到元康元年（二九一）五月乃得出耳。先光赞来四年，后光赞出九年也。放光，于阗沙门无叉罗执胡，竺叔兰为译言。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
　　又卷八正法华经记出后记云：‘太康七年（二八六）八月十日，炖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
　　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元年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二九一），长安孙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写素解。’
　　按高僧传虽云护公之‘还归中夏，自炖煌至长安，沿路传译’，于洛阳亦出经不少，此处虽未云译出地，然同卷正法华经后记曰：‘永熙元年（二九○）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正法华品竟。’或可证正法华于洛阳出也。后记续曰：‘时与清戒界节优婆塞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诣白马寺，对与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以九月本斋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大会，讲诵此经，竟日尽夜，无不咸欢，重已校定。’
　　又护公是年既在洛阳白马寺，与比丘康那律口校古训，讲出深义，则以下两经或亦法护在洛阳所出也。
　　卷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附勇伏定记曰：‘元康元年（二九一）四月九日，炖煌菩萨支法护，手持胡经，口出首楞严三昧，聂承远笔受。’
　　卷九未详作者如来大哀经记曰：‘元康元年七月七日，炖煌菩萨支法护，手执胡本，经名如来大哀，口授聂承远、道真正书晋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讫，护亲自覆校。’道真，承远子，高僧传称其‘亦善梵学’，并云‘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
　　又卷七文殊师利净律经纪经后记曰：‘沙门昙法护，于京师遇西国寂志，从出此经。经后尚有数品，其人忘失，辄宣现者，转之为晋，更得其本，补令具足。
　　太康十年（二八九）四月八日，白马寺中，聂道真对笔受，劝助：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
　　又魔逆经记出经后记曰：‘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二九○），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梵书，口宣晋言，聂道真笔受，于洛阳城西白马寺中始出，折显元写。’
　　西晋洛阳佛寺可考者，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盘囗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注25），此高僧传卷一晋长安竺昙摩罗刹传所以谓‘晋武之世，寺庙图像，唯崇京邑’者也。
　　六、仓垣：
　　出三藏记集序七放光经记曰：‘惟昔大魏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二六○）出家学道为沙门，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以太康三年（二八二），遣弟子弗如檀，晋字法饶，送经胡本至洛阳，住三年，复至许昌二年，后至陈留界仓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二九一）五月十五日，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时仓垣诸贤者等，大小皆劝助供养。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九二）写都讫。经义深奥，又前后写者，参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三○三）十一月十五日，沙门竺法寂来至仓垣水北寺，求经本写时，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与竺叔兰更共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讫，于前后所写检，最为差定。’
　　于此；吾人可得一粗略之概念，即有晋之初，炖煌、长安，已渐成北路佛教之重镇；而酒泉，及于惠帝；天水，则迟至怀帝后，始见诸记载。至于洛阳，佛教之兴盛，似更胜往昔，犹为中国佛教之中心焉。
　　书记于西晋之时南方佛教颇少涉及，吴孙綝之毁佛，或为江东佛法趋微之最主因，三国志卷六四綝传曰：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毁浮图祠（注24），斩道人。
　　建康实录亦有相同之记载。南方佛法传布未久，即遭此劫，其一蹶不振之情固可想见。其后，高僧传称，于法兰闻江东山水，剡县最奇，乃徒步东瓯，远瞩囗嵊，居于石城山足。居剡少时，怆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又于道邃，事兰公为弟子，后与兰公俱过江。性好山泽，在东，多游履名山。后随兰公适西域，于交趾遇疾而终。
　　若于法阑、于道邃之欲通西域，假途交趾，虽足证其时中印海路之早通，然就西晋以前观之，中国佛法，多得之西域，而往来西域者，又必循北方之陆路，未有如法兰师弟者，且法兰等亦病卒交趾，不果通。
　　中国佛法，既循陆路而来，南方之佛徒，非且自北方来，抑或不然，如康僧会者，其学亦得自北方。故南方佛教虽自三国而兴，学风亦卓然殊异于北方，然后继为难，其仰赖北方有如是者。
　　及西晋之末，中原骚乱，如高僧传言，竺佛图鉴于晋怀帝永嘉四年（三一○）来适洛阳，欲立寺，以乱不果。是以佛徒或西奔凉土，而南下江东者尤众。世说注引高座别传云，帛尸梨密多罗，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过江，止大市。又高僧传亦称竺道潜年十八出家，永嘉初避乱过江。此固时势所逼，而由是江东佛法遂以再兴。
　　西晋以前，佛教假西域而入中国，传法者因是特多西域之人。汉土信徒虽复不少，然士族未尝预焉，而世亦不之重。此一时期，经典之迻译，多杂胡音，理既难通，而思想亦殊异于中华所本有，虽有大师，人在法存，人亡法息，此佛教入华初期之大概形势也。迨于东晋，僧伽南来日多，既染此土学风，颇改北地故习，而庄老教行，与方等兼忘相似（注26），谈士僧伽，亦成一气，（注27），佛教自是始盛始大，而渐为国人所接受，盖假此一因缘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汤锡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一，以佛教入华传说之揣测附会，与时俱增，其因有三，除前引其二外，尚谓诸佛威力亦无边际，应运垂迹，自不能限于天竺，而遗弃华夏，因之，信佛者乃不能不援引上古逸史，周秦寓言，俾证三五以来，已知有佛云。此说极其勉强，故所不取。
　　（注2）见梁氏佛教之初输入。
　　（注3）见佛教史页三七、八。
　　（注4）见汤氏佛教史页一二～六。
　　（注5）见梁氏佛教之初输入。
　　（注6）见费琅氏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注7）张星琅中国史料汇编第六页二六，引德人RofHerman Jacobi之说，谓纪元前三百余年，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某着奢有Kautiliya一书，载支那Cina产丝，贩至印度，可证上古时代，中印巳有交通。
　　（注8）今地并从梁任公印度佛教概论所考。
　　（注9）见粱氏印度佛教概论。
　　（注10）高僧传一汉雒阳白马寺摄摩腾、竺法兰等传，谓永平年间，至洛阳，译经五部．此事不见于牟子，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疑伪。
　　（注11）亮资学于谶，可知其得法于中国也。
　　（注12）汤氏佛教史，以安息虽善海上贸易，然为东汉通华之时，初不由海道，并举后汉书西域传章、和二次贡献为例以证之。
　　（注13）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页十二。
　　（注14）安息原为东西诸国贸易之中心，史记大宛传云，安息有市民商贸，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康居国人，亦以营商著称，汉成帝时，都护郭舜，谓康居骄黠，遣子入侍，乃欲贾市。并可说明其人之所长也。
　　（注15）见佛教史页四七。
　　（注16）见佛教史页五三。
　　（注17）见佛教史页五三、四。
　　（注18）汤氏佛教史页五五，谓疑牟子为伪者，有梁任公近着第一辑中卷，法人Maspeso一九一○河内法国远东学校杂志，日人常盘大定一九二○年四月东洋学报。谓为真者，孙诒让籀膏述林，法人伯希和译牟子，载一九二○年通报，周叔迦编牟子丛残，胡适论学近着第一辑，与周叔迦书，燕京学报二十期，余嘉锡牟子理惑论检讨。
　　（注19）汤氏佛教史页六一，谓佛教入华，主要为陆路，然由交趾之牟子，著论为佛道辩护，则佛法由海上输入，当亦有其事。是汤氏于佛教之输入路线，以牟子故，未能坚持陆路说。
　　（注20）见佛教史页九十一。
　　（注21）见佛教史页六十。
　　（注22）汤氏佛教史页九六力主此说，并以贞元录三谦撰法句经序之说证之。
　　（注23）高僧传谓康僧会于赤乌十年达建业，而广弘明集引吴书作四年。
　　（注24）佛教史页九三。
　　（注25）佛教史页一二三、四。
　　（注26）释道安鼻奈耶序之言也。
　　（注27）汤氏佛教史特辟专章以论此事，曰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见其书页一一二￣三五至为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