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印度教的斗争（公元7-11世纪）

印度一直是宗教气氛相当浓厚的地区，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有了吠陀教的雏形，公元前900年前后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婆罗门教，公元前500年前后则进入一个“诸教并起”的时期，佛教迅速兴起，耆那教、顺世论等“六师外道”也取得了发展，而传统的婆罗门教内部也出现了“六派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佛教先是分裂成各种部派，此后又兴起了一种与原先各部派都不同的“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在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之后，逐渐改革成为更加成熟的印度教；与此同时，在遥远的阿拉伯半岛兴起了一种全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它批判地吸收了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并以阿拉伯民族的武力征服为载体，很快就传播到了从大西洋之滨到印度河畔的广大地区。但在7至11世纪的印度，影响力较大的宗教主要还是印度教、大小乘佛教。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过了许多波折。孔雀帝国、贵霜帝国的统治者大力宣扬佛教，使佛教一度取得国教或接近国教的地位；但此后的笈多帝国和南印诸小国统治者却都以婆罗门教作为国教，佛教虽然仍受到保护，但发展势头已有所衰落。
　　公元7世纪，戒日帝国再次在印度北部实现了短暂的统一。戒日王大力弘扬佛教，使佛教一度出现中兴局面，著名的佛教翻译家玄奘也是在戒日王统治时期到达印度的。但佛教的发展已经显露出了明显的颓势，随着戒日帝国的瓦解，佛教的黄金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佛教在锡兰、东南亚、中国、朝鲜、日本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但它在印度本土却日益衰落，直到德里苏丹国的征服者给予其最后一击，使其彻底在印度绝迹。佛教在印度的没落，我认为主要是如下原因导致的：
　　首先，佛教的部派分裂、尤其是大小乘分裂严重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严密的组织，更没有统一的管理（虽然有过几次全佛教范围的结集活动）。因此在佛陀入灭后不到百年，原始佛教就开始分裂为部派佛教。到公元1世纪，又产生和以前所有部派都不同的“大乘”佛教。“大乘”在宇宙观、道德观上都与原先的“小乘”大相径庭，且对小乘大加贬抑，形同仇敌。佛教一直面临着婆罗门教及由其发展而来的印度教的强力挑战，此时又加上大小乘的内讧，使许多佛教小国也无所适从，更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后来从大乘佛教内部又分化出“中观行派”和“瑜伽行派”等不同派别，当公元7世纪玄奘到达印度时，他所看到的情景已经是“十有八部，各擅锋锐；大小二乘，居止区别。”（《大唐西域记》卷十）此时信仰小乘的国家仍然比信仰大乘的多，大小二乘的争夺空前激烈。但即使在戒日帝国佛教最发达的地区，佛教信徒也只占一半比例（据玄奘推测），更不用说其他地区了。部派分裂也使佛教教义日益复杂，僧侣长期沉浸于哲学辩论中，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当然不可能赢得广大下层群众的支持。
　　其次，印度教和佛教的区分越来越小，佛教的生存空间被挤占。佛教和耆那教都曾严厉批判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此后婆罗门教经历了长期的渐变，从多神崇拜逐渐转化为三大主神崇拜，产生了“梵我合一”的一神论雏形，在神学理论上有了很大进步；在宗教仪式上也做了较大简化，种姓压迫也有了一定松动（尽管是不情愿的松动）。虽然印度教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甚至比佛教更加松散，但它深深根植于民间习俗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群众基础，这是佛教所无法比拟的。印度教还具有超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它可以随时将异教的神祗吸收到自己的神祗系统中来，最后甚至干脆宣称佛陀也是印度教毗湿奴大神的化身，达到同化佛教、吸收佛教的目的。8世纪的印度教改革家商羯罗更是从神学思想到组织形式都全方位地向佛教学习，经过改革的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已经非常接近。而大乘佛教神化佛陀、造出“三世十方诸佛”和大大小小的菩萨，已经违背了佛陀的原始教义，反而与印度教的主神崇拜越来越近。公元7世纪佛教中兴起了新的“密教”，与印度教的性力崇拜如出一辙，丧失了佛教的独特性。至此，佛教在与印度教的斗争中已经没有优势可言，逐渐为印度教融合吸收。
　　再次，印度商业的衰落使佛教失去了重要的支持者。商人始终是印度佛教的支柱，原始佛教信徒中商人占的比例就非常大。佛教之所以能迅速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达。婆罗门教是一种异常保守、社会组织形式僵化的宗教，它极力反对人口流动，甚至视出海贸易为莫大的罪状，这当然不能赢得商人的支持。婆罗门教严格的种姓制度也限制了吠舍种姓之外的人从事商业，那些想从商业中大赚一笔的刹帝利当然会反感。而佛教则与城市文化、商业文化息息相关，为商业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孔雀帝国、贵霜帝国在北印实现了大范围的统一，商业活动更加活跃，佛教也因此取得了极大发展。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印度政治局势的变化，印度的对外贸易自公元5世纪起逐渐衰落。到公元6世纪中期，印度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贸易已经基本终止，海上贸易也只能保持较低的水平。到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阿拉伯人逐渐控制了印度洋尤其是印度西海岸的海上贸易，使得印度商人的势力进一步下降，对佛教的支持自然也减少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无法通过外贸从国外输入金银等贵金属，印度的货币减少了，商品经济因此受到抑制，农村自然经济的地位反而进一步上升，这当然有利于根植自然经济的印度教的发展（由于人口流动减少，印度教种姓体系也更加稳定），而不利于适应商品经济的佛教的发展。
　　第四，印度在中世纪的长期分裂更有利于印度教而不是佛教。在印度古代历史上，凡是统一程度比较高的大帝国如孔雀帝国、贵霜帝国和戒日帝国都十分推崇佛教，笈多帝国虽以婆罗门教为国教，但也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为印度各地的经济文化状况差别很大，帝国需要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而此时婆罗门教还没有完成改革，在思想体系上还很幼稚，最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佛教。在统一帝国内部，物质文化交流都比较频繁，农村自然经济受到冲击，也更有利于佛教而非婆罗门教（以及后来的印度教）；婆罗门教强调种姓制度和禁止人口流动，只能给统一帝国带来离心力，加重地方的分离倾向。尤其是像贵霜帝国这样由外来民族建立的帝国，其统治者在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下只能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地位在本土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之下，他们当然无法忍受这种待遇，于是只能大力推行佛教，抵消种姓制度的影响。然而自从戒日帝国分裂后，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印度始终没有出现比较统一的帝国，连北印度地区也长年处于诸国混战下，封建割据局面异常混乱，全国性的经济联系被严重抑制，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印度教便趁机大行其道。在分裂局面一直很严重的南印地区，印度教更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更证明佛教需要统一的政治局面做催化剂，印度教却在分裂的政治局面下如鱼得水。
　　第五，公元7-8世纪起兴起的印度教“性力派”“虔诚派”等新派别对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旧的婆罗门教歧视妇女，种姓压迫十分严重，将许多女性和低种姓群众推到了佛教那边。但性力派、虔诚派、林伽派等新兴派别却主张信徒人人平等，否定或淡化男女之别和种姓之分。这些宗派在民间非常流行，虽然并非印度教的主流，却夺取了佛教的大批信徒，进一步促成了佛教的衰落。
　　这样，到了公元7世纪中期戒日帝国分裂后，佛教虚假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印度再也没有出现支持佛教的大帝国，除了在摩揭陀、孟加拉等少数地区，佛教在各地都被印度教压倒。因此到公元11世纪突厥人入侵时，佛教就像泥足巨人一样被迅速击垮，大量的印度佛教典籍也无法挽回的丧失了，这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