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天台宗
慈云佛学院中国佛教史讲座
隋唐五代时期的天台宗
王赐川
从东汉末年至南北朝,中国陷入了近四百年的大分裂(西晋有短期的统一)。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年,隋灭陈,重新统一了中国。
与国家统一相应,佛教也结束了南北异趣的局面并得到新的发展,突出的表现是宗派的竞相建立。天台宗就是在隋代建立的第一个宗派。“三阶教”差不多与天台宗同时建立,但在唐朝遭查禁,后来湮没无闻。
一、天台宗的思想渊源与先驱
天台教学,源于印度佛教,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创新,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
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如其性具善恶说,就与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有关。
天台教学之直接来源,则是印度佛教。灌顶在《摩诃止观·略说缘起》中说:“行人若闻《付法藏》1,则识宗元。”世尊付大迦叶,终师子二十三人。“诸师皆金口所记。”2
湛然在《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一之一中说:
若不先指如来大圣,无由列于二十三祖。若不列于二十三祖,无由指于第十三师(龙树)。若不指于第十三师,无由信于衡崖(慧思)台岳(智顗)。故先譬其由,如寻源讨根。3
佛教各宗派均以释尊为始祖。无迦叶王舍城结集,则佛典不传,无诸师相承,则法脉断绝。但在二十三祖中。对天台教学有直接影响的,则是第十三祖龙树。“智者《观心论》云:‘归命龙树师’。验知龙树是高祖(慧文)师也。”4
淇然在《传弘决》中将“金口所记”称为“金口祖承”,又将慧文、慧思、智顗称为“今师相承”。5而慧文、慧思则为天台宗的先驱。
(一) 慧文
慧文事迹的最早记载是《摩诃止观·略说缘起》:
南岳事慧文禅师。当高齐之世,独步河淮,法门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论》是龙树所说,《付法藏》中第十三师。6
聊聊数语。《续高僧传》亦仅在《慧思传》中附上几句:“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肃清,道俗高尚。”7
从中可知慧文是高齐(550—577)时的大禅师,为慧思的老师。有徒众数百,声望很高,所弘为龙树的《大智度论》。
志磐在《佛祖统纪·慧文纪》中,对慧文悟龙树禅法,述之颇详,8兹简介如下:
慧文阅《大智度论》(第三十卷)引《大品》云,欲以道智9具足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当学般若。《论》自问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10,断一切烦恼及习,今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答曰:实一切一时得,为令人信般若波罗密故;次第差别说,欲令众生得清净心,虽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后次第,如一心有生、住、灭三相。
文师依此文以修心观,证一心三智。
《统纪》又说:“师又因读《中论》,至《四谛品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恍然大悟,顿了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师既一依释《论》,是知远承龙树也。”这是说,慧文读《中论》而悟一境三谛。
“一心三智”与“一境三谛”之禅道为慧文所创,故灌顶说,其“法门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
慧文禅法是对当时禅法的一大突破:
与慧文同时,佛陀禅师及其弟子僧稠的禅法在北齐占统治地位。其禅法是十六特胜法、四念处,基本上是声闻禅。也有讲大乘禅的,如《传弘决》卷一之一称与慧文同时的最师(可能是昙无最,精通《华严》)“多用融心,性融相融,诸法无碍。”11但不成系统。
慧风在《天台宗一心三观法门的起源》中说:“从声闻禅数转变到般若禅;从一般游心于缘生法的广泛境界上转向观自心源的心法上来;从理论是般若的,实践是禅数的分裂上,转向般若的理论与般若禅的实践统一上来,到文师而跃到纯一,而达到了‘法门改转,后多胜前,非复可论(九师)相承也’(《佛祖统纪》)的阶段。所以文师正是这个转折点。他是依《论》立观的,从他传授给思师,思师传授给顗师,所谓‘自此授受,始终(与前)异,始可论师承耳!”12
慧文的“一心三智”与“一境三谛”,经智顗改造,成为天台教义之基石。
(二) 慧思(515—577)
1、生平事迹
慧思,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人,俗姓李。幼时即归佛乐法,“年十五,出家受具。谢绝人世,专诵《法华》,日唯一食,不受别请。……年二十,因读《妙胜定经》,见赞美禅定,乃遍亲禅德,学摩诃衍。常居林野,经行修禅。后谒文师,咨受口诀,授以观心之法,昼则驱驰僧事,夜则坐禅达旦。”13
《续僧传》说,他在坐禅中,“禅障忽起,四肢缓弱,不胜行步,身不随心。即自观察,我今病者,皆从业生。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观心源,业非可得。身如云影,相有体空。……又发空定,心境廓然。”14结夏后,豁然大悟法华三昧15。自后所未闻经,不疑自解。
慧思在34岁时即外出弘法。当时北方崇奉僧稠一系的声闻禅,对大乘禅竭力排斥。菩提达摩弟子慧可到东魏邺都讲《楞伽》,有徒众千人的道恒禅师,斥之为“魔语”,贿赂官吏,非理屠害,几至其死。慧可“遭贼斫臂”,可能与此有关。可见大乘禅法的弘传,并非一帆风顺。
慧思弘法遭遇,与慧可如出一辙,兹述其逆境:
(1)548年,34岁,在河南兖州与众议论,为恶比丘所毒,垂死复活。“初出茅庐”,即遭不幸。
(2)553年,至郢州,为刺史刘怀宝讲摩诃衍义。诸恶论师以生金药置毒食中,经七日得愈。
(3)556年,42岁,在光州城西观邑寺讲摩诃衍。有众恶论师竞欲加害。师威严讲经,令恶论师信服。
(4)557年,至南定州为刺史讲摩诃衍,被恶论师“断诸檀越(施主),不令送食,经五十日,唯遣弟子化得,以济身命。”16
554年(天保五年),慧思率徒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光山县),为众讲说于大苏山。他在大苏山住锡14年,为生平住锡时间之最长者。师名行远闻,学徒日增。智顗也是这时来大苏山的。
光州为陈、齐边境。烽火不断,很不安宁。慧思于光大二年(568年),入居南岳衡山。陈宣帝尊称其为大禅师,敕赐寺额“栖玄寺”。在南岳住锡至太建九年(577)入灭,历时10年,时间之长,仅次于大苏山。
2、主要著作及内容提要
《续僧传》说,慧思“凡所著作,口授成章,无所删改。造《四十二字门》两卷,《无争行门》两卷,《释论玄》、《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门》等五部各一卷,并行于世。”17今存者仅以下三部。
(1)、《诸法无争三昧法门》两卷,约2.2万字。载《大正藏》卷46。
学佛应先持戒修定,慧由定生。本书重点讲“四念处”观,即身念处,观身不净;受念处,净于苦乐舍三受;心念处,观身心空寂;法念处,破有始无明为尽智,断无始无明为无生智,名为如如性,涅盘非有非无。“无争”是“空”之别名。
(2)、《法华安乐行义》一卷,约8千字。载《大正藏》卷46。
法华行(实践)有二。一是有相行,指《法华·普贤劝发品》的观普贤行。奉持《法华》,精进不懈,能获普贤灌顶而大开智慧。二是无相行,据《法华·安乐行品》修定,体得“心相寂灭,毕竟不生”,“生死涅盘,无一无异。凡夫及佛,无二法界,故不可分别”之三昧。无相行为本书重点。慧思以其屡遭迫害的生活体验,演述此书。
(3)、《随自意三昧》一卷,载《卍续藏》精98册。
即非行非坐三昧,为台宗四种三昧之一。本书依首楞严三昧而作,谓菩萨修六度,必以定为本,观四威仪,于一切时、事,随意用观,念起即觉,意起即修。
此外,还有三书。
(1)、《立誓愿文》一卷,约8千字。载《大正藏》卷46。
道宣在《续传》(645年成书)中未录此文,但他在《大唐内典录》(664年成书)中录有此文。文中所载慧思事迹及思想,与《续传》相合,不能判伪。558年,时年49岁的慧思在大苏山完成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密经》一部,并造琉璃宝函盛之。即于此时发大誓愿:“我当度脱,无量众生。未来贤幼,弥勒出世,说是摩诃般若经典——《波罗密经》。……若我得佛,十方世界,六道众生,闻我名字,即发无上菩提之心,住不退转。若不尔者,不取妙觉。”愿文近似于法藏比丘(弥陀因位)之四十八愿。文中所说之末法思想、恶行比丘,反映了当时之佛教概况;还有与道教调和的色彩。
(2)、《大乘止观法门》四卷,约3.7万字。载《大正藏》卷46。
隋唐时代,中国人不知有此书,包括智顗,灌顶、湛然诸祖师在内。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日僧寂照将此书送到中国,“既登鄮岭(四明山),解筐出卷”于遵式之前并刻版流通。
本书用《起信论》及《华严》的思想作结构,如一心、二门、法界无碍、三业大用等,与慧思原有著作之思想迥异。原有著作,无《起信》踪影。近人多认为《起信》非真谛译,为真谛灭后出现之作品,慧思不可能见到。
圣严法师在《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18文中,不怀疑《起信》为真谛译。又说:“怀疑本书之非出于南岳所作,这也未必能够视为确论。”“从本书标为‘曲授心要’看,可知本书不是撰述之作,而是一种口传的或口述的作品。在唐之道宣时代(596—667),可能尚未成为一部书的形态。”(赐川按:两人入灭时间,相差90年。)“我仅作论断,尚无法也不必作为本书真伪的最后定论。”19
吴可为先生在《〈大乘止观法门〉作者考辨》20中说:“我们不仅有理由相信它确实是出于慧师大师亲笔所作,而不是一部由弟子编修的作品。”但他笔锋一转,“我们本也无意于此问题上作一最终的结论。……重要的乃是思想本身,而不作为思想到来之通道的思想者。”吴先生所关心的是本书的价值而不是思想者(作者),本文的题目又是《作者考辨》,令人茫然!我们不否定本书的价值,但不定位于哪个作者,就难以作为慧思之思想体系了。
由于真谛译《起信》有争论,就不能肯定慧思读过《起信》,因而慧思著本书或“曲授心要”也就有争论。按智者大师曾于开皇十二年(592)八月“往衡山,营建功德,酬师恩也。”21智者为思禅师之嫡传,到衡山而未见、未闻此书,亦为当时无此书之傍证。
陈寅恪先生认为本书“当系唯识宗华严宗盛时天台宗人之所作也。”22
3、思想
(1)、慧思对台宗理论的建立,贡献巨大。出家后,诵《法华》等经,“数年之间,千遍便满。”23后悟法华三昧,作《法华安乐行义》。天台之宗《法华》,以慧思为开端。
(2)、《法华·方便品》(罗什译本)中,有“唯佛与佛,乃能穷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深究《法华》的慧思,用此“十如是”建立诸法实相的理论。“慧思说十如的各个方面可算是别相,十者都为之如,则是共相。结合这两类才尽实相的意见,就和《智论》的思想根本相通了。最后,慧思对十如的第十种‘本末究竟等’又解作佛和凡夫同样的具足十法,所以说成究竟平等。”24
《法华玄义》卷二上云:“南岳师读此文,皆云如,故呼为十如也。”25可见,智顗的“一念三千”说,与慧思有关。
(3)、《续传》载,慧思命智顗代讲金字《大品经》,“至一心具万行处,顗有疑焉。思为释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吾既身证,不劳致疑。’ 顗即咨受,《法华》行法。”26智顗对经教的任意发挥与教理的创新,多得益于恩师指点。
(4)、《续传》载:“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27
当时佛教,北方重禅定,南方重慧学。慧思“定慧双开”,这是他的创举并为智者所继承,亦是南北统一在佛教上的反映。
慧思之禅,重在观心。前举“业由心起,本无外境,”智顗发挥为“介尔有心,即具三千。”“身如云影,相有体空”,即空有不二,智顗发挥为“法华本迹十妙不二门”和“三谛圆融”。
慧思之“法华三昧”、“随自意三昧”,皆为智顗所继承。
(5)、南北朝时,三教,特别是佛道二教斗争激烈。慧思有意调和二教。他在《立誓愿文》中说:“为护法故,求长寿命,”“成就五通神仙,”“得好灵芝及神丹”,“藉外丹力修内丹,”“作长寿仙见弥勒。”将成佛与成仙统一起来。后来智者说:“脐下一寸名忧陀罗”28,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29把道教的丹田,炼气之说纳入《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荆溪湛然在《传弘决》中说:“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30将圆教比作金丹,将佛称为大仙,显然是一脉相承。不过,当时有此风气,如与湛然同时的希迁作《参同契》,就有“竺土大仙心”一类之语。
(6)、此外,慧思还是末法思想之正式提出的第一人。在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毁像焚经杀僧。佛教徒深感末法来临,传播末法思想的伪经相继出现,如《像法决疑经》称“诸恶比丘比丘尼遍阎浮提,”《小法灭尽经》称“魔作比丘,坏乱吾道,”31但无人公开提出。558年,慧思在大苏山作《立誓愿文》,正式提出末法思想。这可能与他遭四次打击,几至于死有关。他对末法来临,并不消极悲观,反而立大誓愿,续佛慧命,度尽一切众生。对七众弟子,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誓愿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三阶教之信行亦讲末法,但比慧思迟。
二、天台宗的建立者—智顗
智顗建立天台宗,为大家认同。近年,兰日昌先生在《天台宗是否为中国人最早建立的佛教宗派》一文中说,智顗“有开宗立派之势,”“但是严格说来,智顗禅师并无创立宗派的企图,”“湛然始提出‘天台宗’一词,而在此以前,实无所谓天台宗的观念。”兰先生认为:“天台一家之学是否可以称为中国最早建立的宗派”,有探讨之必要。32笔者认为,首先应了知什么是宗、宗派。“通常将尊信同一教义之团体,称为宗,团体再分衍出支流,则称派。一宗团与其他宗团的区别,则称宗门、宗派。”33天台宗有宗主、祖庭、崇奉《法华》,有五时八教、教观双运的独创宗义和“三台三大部。”有天台的行为规范(见《国清百录》),有法脉传承,俨然是一大宗派。智顗有集南北朝佛学大成的雄伟意图,从其判教说,止观说可见端倪。当代社会团体的建立要制定章程,开成立大会和新闻发布会。古代佛教宗派之建立则是自然形成的,甚至有的宗派还改易老祖宗,如南宋以前净土五祖之首为昙鸾,南宋宗晓(1151—1214)却以庐山慧远为始祖,把昙鸾从列祖列宗的名单中划掉了。因此,不能以天台宗这一名称的出现作为台宗建立的标志。如果湛然前无天台宗,则“湛然中兴”之说也不能成立。所以,台宗之建立者是智顗。
(一)智顗生平(538—598)34
1、出生候门,慨世无常而出家(538—560)
智顗,俗姓陈,幼名光道、王道。原为颍川(北齐时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人,317年,晋王朝迁都建康(今南京市),陈氏一族亦随之移居荆州华容(今湖南华容县,一说湖北公安县)。
智顗的父亲陈起祖,在梁元帝(552—555在位)时,官拜使持节散骑常侍,被封为益阳县开国侯。好景不长,西魏兵于555年攻破江陵(梁元帝称帝于江陵),梁元帝投降。557年,梁将陈霸先在建康建立陈朝。
在这动乱的年代,起祖夫妇相继死亡。时年18(555年)的光道,深感世事无常,投礼湘州果愿寺35法绪法师出家。20岁时,受具足戒。之后,研诵《法华》等经,得其奥旨。
2、大苏妙悟,弘法建康誉金陵(560-575)
560年(陈天嘉元年,时年23岁),智顗前往光州大苏山,向慧思学法。慧思一见如故,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36
智顗在慧思门下,勤学苦参。一日持诵《法华·药王品》之“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静法,照了法华,若高辉之临幽谷;达诸法相,似长风之游太虚。”“思师叹曰:非尔弗证,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众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也。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人称此为“大苏妙悟”。慧思令智顗代讲《大品般若》,很出色。慧思说:“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
567年(陈光大元年),慧思对智顗说:“我久羡南衡,恨法无所委。汝粗得其门,甚适我愿。……素闻金陵仁义渊薮,试往观之。若法弘其地,则不孤付嘱。”
建康为“六朝古都”,南朝政治文化中心,高僧大德汇集处所。流行佛学为《成实》、《三论》、《涅盘》,且有强烈的排他性。道生说“阐提皆得成佛”,由于北本《涅盘》尚未传入建康,立即遭到围攻并逐出帝京;真谛在广州译出《摄论》《俱舍》,其弟子慧恺等打算把真谛迎回建康。诸硕望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唯识无尘,言乖治术,有蔽国风。”陈废帝准奏,回建康之议成泡影。可见建康是既不易进,更难以立脚。
智顗于568年(陈光大二年,时年30岁)到建康,势如破竹,且形成智顗“旋风”。原因何在?慧思弘扬《法华》《三论》,且定慧双开,既与建康所弘合拍,还可互补,智顗来建康,不用拿通行证;他学问渊博,辩才无碍,对机说法,自然长空破浪,云帆沧海了。
智顗至建康后,有一老僧叫法济的,自矜禅学甚高,对智顗一点也不客气,倚卧着身子问智顗:“有人入定,闻摄山地动,知僧诠练无常。此何禅也?”答曰:“边定不深,邪禅暗入。若取若说,定坏无疑。”济惊起谢曰:“老僧身尝得此定。向灵耀则公说之。则所不解,说已永失。今闻所未闻,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悬见他心。”济以此事告知慧恺,“恺告朝野,由是声驰道俗,请益成蹊。”
摄山在今南京市东北之长江南岸,又名栖霞山。僧诠住摄山止观寺,为著名三论师。禅法入邪,法济问钟山灵耀(亦作曜)寺道则(僧迁之师),则回答不出,可见南禅水平之一斑。智顗突口说出“邪禅暗入”,法济一下子就被折服了并告知慧恺。慧恺为真谛高足,在智慧寺讲《俱舍》,经其宣扬,智顗声誉鹊起,请住瓦官寺37。
智顗在瓦官寺先后开讲《大智度论》、《次第禅门》(渐次止观)和《六妙门》(不定止观)38。开讲时,“敕一日停朝事”,仆射(宰相)徐陵,尚书毛喜等都来听法,可谓“朱轮动于路,玉佩喧于席。俱服戒香,同餐法味。”
也有来挑战的。兴皇寺的法朗(507—581),为著名三论师,比智顗大31岁,自然是老前辈。他遣弟子来问难,长达十天。智顗一一作解,问者获益,可谓“虚往既实而忘返”,“怀愧不议而革新。”
由是,建康僧众,心悦诚服。建初寺宝琼(504—584)为著名成实、涅盘师,还是陈代京邑的大僧正,且比智顗大34岁。两人在路上相逢,宝琼让路,说:“少欲学禅,不值名匠。长虽有信,阻以讲说。方秋遇贤,今又老矣!”
智顗初入瓦官时,“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自然,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释尊弟子无数,大弟子也只十人。但智顗此时,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则是事实。
3、天台39潜修,莅陈都重开法筵(575—589)
智顗深感在瓦官“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吾欲从吾志,”力辞宣帝、仆射之再三挽留,于575年秋九月,来到他向往已久的天台山。总计他在建康住了8年。
天台山脉,起于今天的天台县始丰溪以东,经新昌、宁海、奉化等县市,主峰华顶,海拔1098米。多悬崖、峭壁、飞瀑。智顗说,修止观的基本条件是“具五缘”,其中之一是“闲居静处。”天台“深山远谷,途远艰险,永绝人踪,谁相恼乱!恣意禅观,念念在道,毁誉不起,是处最胜。”40故来到天台。
初来时,历游山水,居无定处。继去华顶,“登眺不见群山,喧凉永异余处,乃舍众独往,”修头陀行。忽于一日后夜,大风拔木,雷震动山;魑魅千群,状极可畏。安心空寂,自然退散。倏忽父母师僧现前,乍枕乍抱,悲哽流涕。深念实相,体达本无。强软二缘,不为所动,证悟实谛。
华顶头陀,功德圆满。下山至佛陇(即今之智者塔院,在华顶与国清寺之间,距国清寺5千米,578年改名修禅寺)。佛陇偏僻,生活艰难,许多僧人都走了。恰好陈宣帝于太建九年(577)九月下诏:
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
陈宣帝称智顗为“国之望也”,将始丰县(今天台县)的户税即“调”,割给佛陇作生活费用,还调拨两户农民,为僧众的柴火饮水服务。帝王作大施主,生活大改善,僧众重来佛陇。
智顗在天台住了十年(575年九月—585年四月),是其天台教观蕴酿成熟的十年。
585年(至德三年),陈后主(583—589年在位)问:“释门谁为名胜?左仆射徐陵(《续传》作陈暄)对曰:‘瓦官禅师,……昔远游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霭。……愿陛下召之,还都弘法。’”
陈后主先后敕迎五次41,智顗才于同年四月至陈都。陈后主亲自恭迎,以国师礼相待,敕住灵曜寺。
智顗在宫中太极殿先讲《大智度论》,继讲《仁王般若经》42。祯明元年(587),在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笔录,成《法华文句》,为天台三大部之一。天台教观,开始建立。
继后,陈后主又请讲《仁王经》于光宅寺。为什么对此经如此重视呢?经中《护国品》说,若国土将扰乱时,诸王持诵此经,请百法师,设百高座、燃百灯,烧百和香,一日二时讲诵此经,则诸难消灭。还说普明王依法持诵此经,免亡国之难及感化诸王等事。
此时北方统一,隋文帝重文修武,南朝政权,岌岌可危。智顗开讲此经并继续七昼夜燃千灯,大有回报陈主,祈免亡国之意。
在智顗的一生中,与陈王朝的直接交往,从568年到588年,长达20年,是他30岁到50岁的精力旺盛时期。
陈后主极其虔诚,“亲临听法”,“于大众内起礼三拜。”皇后、皇太子也在宫中设千僧大斋会,请授菩萨戒,作戒弟子。
但是,这位陈后主的另一面,荒淫腐朽。选美女千人,奏乐高歌,通宵达旦。所作《玉树后庭花》,为古今公认之亡国艳曲。大造宫室,民不堪命。傅縡劝他改过,却遭杀害。588年,隋以晋王杨广为统帅,率兵51万攻陈,逼临长江。陈后主说,从前北齐来攻三次,北周来过两次,都大败而去。佞臣也说,长江天险,不能渡过。589年一月,建康城破,陈亡。
4、居隋九年,演教观双翼齐飞(589—597)
(1)从文帝警告到“总持”“智者”
当隋军渡江攻城时,城内兵荒马乱,与陈王朝关系密切的智顗,“杖策荆襄”,首先到达庐山并住下来。这时,文帝第三子秦孝王杨俊“闻风延屈”,智顗对使者说,:“虽欲相见,终恐缘差。”予以拒绝。智顗此时心情复杂,与陈王朝关系深,对隋王朝必然有距离,至于不接受邀请,亦有先例,陈后主身为天子,七次亲敕才成行,自然不把文帝三子放在眼里。
隋文帝见智顗不与他合作,加以江南武装反隋不断,深恐宗教势力与反叛武装结合,危及统治。于开皇十年(590年)正月十六日敕书智顗:
皇帝敬问光宅寺智顗禅师。朕于佛教,敬信情重。……比以有陈,虐乱残暴。东南百姓,劳役不胜其若,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讟。宜相劝励,以同朕心43。
敕文先作问候,继讲自己信佛及灭陈合理,话锋直转,严肃警告,最后“劝励,以同朕心。”盼其与隋合作。隋文帝深知佛教对治国有利,其政治措施,有的与佛教相合。如齐州一小官王伽,送囚犯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长安,在荥阳将囚犯释放回家并约定时间到达京城。到期齐来,不缺一人。文帝惊喜,嘉奖王伽,又召李参等携妻子进宫赐宴并免罪;还下了一道诏书,说当官的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智顗驰誉江南,故力求与之合作。
陈灭后,杨广任扬州44总管,处理南方政务。杨广自称弟子,向智顗发出多次邀请。智顗三辞不免,乃提出应邀四条件:
第一、“愿勿以禅法见欺”,即不强行传授佛法。
第二、“愿不责其规矩”,即不能以王权约束。
第三、“愿许为法,勿嫌轻动”,即不得对所传佛法,说三道四。
第四、“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即来去自由。
杨广答应了以上条件,智顗来到扬州。591年(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广在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请智顗传授菩萨戒。智顗赐杨广“总持”法名,杨广说:“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智者”之名,由此得来。
(2)杨广建玉泉,智顗演教观
智顗为杨广授戒后不久,“便欲返故林。王仍固请。顗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寻送。”45
智顗于开皇十二年(592年)三月离扬州后,去庐山东林寺并结夏安居。同年八月,去衡山酬师恩并营建功德。
开皇十三年(593年)春,智顗回荆州故土,上万乡亲,热烈欢迎。
智顗相中玉泉山作寺传法,向杨广求助。杨广回书说:
奉旨于荆州当阳县境玉泉山陲,为建造伽兰招提(寺院)行道,图写地形,具以赐示。伏以布金遍地,买园建立。奉置三尊,永流万代。……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无容违拒。46
杨广要学舍卫国的须达多长者,建释尊说法讲堂,买只陀太子的花园,地值是金砖铺地。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隋文帝“依来请”赐“玉泉寺”匾额。皇家父子,同心护道。
此后,智顗请杨广撰《衡岳禅师碑文》。向杨广赠送万春树皮袈裟,这是外国人送给梁武帝的贡品,极珍贵。47
智顗在玉泉寺开讲《法华玄义》(593年)、《摩诃止观》(594年)。至此,天台教观建立,“三大部”完成。教与观,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为天台教学之最大特色。智顗说:“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48隋统一天下不久,南方叛乱者多,地方官深恐聚众出大乱子,严密监控,智顗饮“恨”,《摩诃止观》最后三章未讲,可能与此有关。
因“天台三大部”中之两部在玉泉寺讲,玉泉寺之名大著,与当时之栖霞、灵岩、国清,并称天下丛林四绝。49
(3)扬州讲《净名》,天台制轨仪
杨广多次敦请智顗去扬州说法,见智顗不应,很不耐烦地说,智顗应“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同治国。”最后直截了当:“若未堪数化,且暂息缘;如可津梁,便开秘藏。”还将智顗对陈王朝说法之盛况作为对比。50
智顗在杨广的催促下,于595年(开皇十五年)正月二十日,再至扬州。原来智顗与杨广的四愿中,有“愿不以禅法见欺”,此次破愿,讲《维摩经》并为杨广撰《净名(维摩诘)义疏》。
智顗在扬州住了一年多,于596年回到阔别11年的天台山修禅寺(585年四月离天台)。
智顗“入天台观乎晚学,如新(心)猿马。若不控锁,日甚月增。”51因此,他制定了天台僧团的轨仪七篇,作为僧人的行为规范和戒律的补充。东晋时,道安在襄阳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为中国高僧制轨范之始。智顗之后,有唐代百丈怀海立禅寺清规。智顗之七篇轨仪,可谓承上启下。道安《宪章》今无存,百丈《清规》宋失传,今之《清规》为元朝敕修,面目全非。智顗之轨仪,在《国清百录》中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至此,天台宗义,宗规及传宗道场已基本确立。
修禅寺在天台山腰,交通生活诸多不便。智顗决意在山下另建新寺(即今之国清寺),作出规划,请杨广作大护法、大施主,并将附近田土作寺基业。这个账单,只有动用国库,才能完成。
(4)应请三赴扬,石城寺入灭
597年(开皇十七年)十月,杨广派高孝信到天台迎接智顗去扬州。此时智顗身体有病,但王命难违,且有求于杨广(施资造寺),于十一月随高孝信出山,“行百余里,到剡东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绘石像,”52“乃云有疾。谓智越云:‘大王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须前进也。’石城是天台西门。”53智顗在弥留之际,作《遗书与晋王》,念念不忘地请杨广建天台山寺并乞寺名,还愿“王秉国法,兼匡佛教。”54于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历598年1月7日)入灭,春秋六十,僧腊四十。
因《别传》称“石城是天台西门”,《续传》称智者于“天台山大石像前端坐如定而卒。”给后人以智者卒于天台县的误会。据《智者碑文》及《智者年谱事迹》55,均谓灭于新昌石像前。新昌大佛位于县城西南2千米处之石城山麓,此处建有智者大师衣钵塔,底部镌有《智者大师传》全文。赐川按:隋时无新昌县(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鏐析剡县以东十三乡置新昌县),以天台山延伸至今新昌县东北,《续传》见智者垂意天台,故曲笔写“卒于天台山”,给人以误会。
智顗圆寂后,杨广按所嘱件件照办,寺成,赐“国清寺”额。多次派使臣来天台吊念及设周忌、设斋、布施法衣度僧。杨广当皇帝(605年)后,也和天台僧众交往不断。
5、关于智顗受隋王朝迫害的问题
天台宗人都认为智顗受陈隋王朝的尊崇。近年在智顗生平的研究上,有新议论出现。谈壮飞先生著《智顗评传》、《名僧智顗死之疑》,说智顗生前曾备受隋统治者的“政治迫害”。潘桂明先生认为智顗与陈朝关系甚好,主动维护。对隋朝则“阳奉阴违,消极回避。正是由于这一不同,使他长期遭受隋文帝和晋王的疑忌和威逼,并最终导致不幸结局。”“他之所以不愿为隋朝所用,表明儒家‘忠孝’‘名节’观念在他身上继续产生作用。这同样是一种王权观念,即正统王朝观念。”56
笔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兹作以下叙述。
(1)关于建康城破之时,智顗“杖策荆襄”,不受邀请的问题。
文帝见江南初定,深恐宗教势力与武装反叛结合,故对他发出警告,“以同朕心”,只是打个招呼。后来赐“玉泉寺”额,足征疑虑消失。玉泉寺说法受监控,纯系地方官怕出乱子的治安行为。杨广见智顗不应邀,说几句委婉的牢骚话,不能以威胁视之。杨广出巨资建玉泉寺,智顗赠杨广袈裟,说明关系融洽。
(2)关于智顗回避邀请的问题
现在的人都向往大城市、权力中心。智顗却不去,去了又“拂衣而起”要走,这难道不是迫害,他受不了吗!似乎言之成理。
统治者邀请宗教人士的缘由有:第一,加以控制,如曹植在《辩道论》中说,曹操将当时著名的方土如左慈、甘始等人集中到邺,予以防范。历代统治者大多采用这种软办法;第二是参与朝政,如慧琳得宋文帝信任,参与朝政机密,势倾一时,宾客盈门,人称“黑衣宰相” ;再如梁武帝请茅山道士陶弘景做官,不就,但朝中大事,多向他咨询,人称“山中宰相” ;第三是讲经说法,祈福消灾,如梁武帝、北齐文宣帝迎请高僧是。
历代高僧,多有常住山林,不受邀请之习。慧远居庐山三十余年,不出山入市,送客常以虎溪为界;北魏孝明帝三次诏僧稠禅师进京,都不去。
宋僧志磐见炀帝弑父、信佛,把他譬作阿闍世王57,还说:“故智者自云:‘我与晋王深有缘契。’今观其始则护庐山、主玉泉,终则创国清、保龛垄,而章安结集,十年送供。”58据《国清百录》载,杨广在总管任内,给智者及其僧徒之疏书达35次。因此,杨广虔信佛教,与智顗关系融洽,以智顗作为他的精神支柱,与迫害不沾边。
智顗回避邀请,有几点可说。第一,高僧为方外之宾,绝非招之即来之徒。陈后主五次敕迎,始入建康。他身为国师,兼之政局未清,杨俊相邀,用现在的话说,级别不够。第二,他要讲述玄义、止观,传道授业,无心于俗尘。
(3)关于在石城不吃饭、不服药的问题
杨广派专使邀智顗赴扬,俗人看来,非常尊荣,智者还要杨广出资建寺,有所求,那里有“威逼”气味呢!怎奈智顗有病,自知不起。病人不吃,有何奇怪!要死的病,药也无法。智顗“知天命”,安祥入灭,有何奇怪。
(4)关于“王朝正统观念”的问题
智顗未受迫害,此问题就无从谈起。如他有此观念,就不会吃陈粟,更不会给杨广授戒了。智顗落发变服,高尚其迹,不封侯拜相,所作都为修已化物。隋统一中国为历史潮流,他是拥护的,《国清百录》第88说,智顗作梦有“三国为一家”之语,即周齐陈三国统一于隋,有梦与否不究,他肯定统一的正确性则是可能的,与之相适应,他以统一南北朝佛学为已任。
智顗在《遗书与晋王》中,对杨广赞誉有加,还说“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行,以报王恩,以副本志。”还有,灌顶在唐朝还活了十五年,如智顗受迫害,为何灌顶文中无涉及呢?因此,“迫害”之说不能成立。
自然,智顗与隋王朝曾有过龃龉,但并非主流,且是一过性的。把非主流事件作主轴,错。
(1)《付法藏因缘传》之略称,共6卷,北魏吉迦夜、昙曜合译。叙述释尊入灭后,迦叶、阿难等二十三位西天祖师付法相传事迹。第二十三祖师子尊者为罽宾国王弥罗掘杀害,法脉遂绝。天台宗、禅宗均重视此书并作为本宗传承之源。唯宋朝契嵩判此书为伪作并重定西方二十八祖。
(2)(3)(4)(5)(6)《大正藏》卷46,页码依次是1上、中;143中;1中;147下;1中。
(7)《大正藏》卷50,P.562下。
(8)《大正藏》卷49,P.178中、下。
(9)缘道谛之智。即缘道谛作道(行)、如(契正理)、行(正趣向)、出(离)四种行相,而断除迷惑之无漏智。
(10)据《智论·释三慧品》说,一切智指声闻缘觉智,了知诸法总相即空相,道种智指菩萨智,了知诸法差别相以度生,一切种智指佛智,通达诸法之总别二相。后来天台宗以三智为空、假、中三观所成。
(11)《大正藏》卷46,P.149上。
(12)《天台宗的判教与发展》P.135,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
(13)《佛祖统纪》卷六,载《大正藏》卷49,P.179上。
(14)《大正藏》卷50,P.563上。
(15) 又作法华忏。依据《法华经》及《观普贤经》而修之法。以三七日为一期,行道诵经,或行或立或坐,谛观实相中道之理。观成可见普贤色身、释迦及分身诸佛,灭一切障道罪,现身入菩萨位。见《摩诃止观》卷二。
(16)《立誓愿文》,载《大正藏》卷46,P.787中、下。
(17)《大正藏》卷50,P.564上。
(18)(19)载《天台典籍研究》,页码依次是P.77—282;140—146。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
(20)《闽南佛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P.94—108。
(21)《佛祖统纪》卷六,载《大正藏》卷49,P.183中。
(22)《天台典籍研究》P.1,大乘文化1979年版。
(23)《续传·慧思》,载《大正藏》卷50,P.562下。
(24)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P.328,中华书局1979年版。
(25)《大正藏》卷33,P.693中。
(26)(27)《大正藏》卷50,页码依次是:563中;563下—564上。
(28)梵语Udāna。原意为无问自说,为十二部经之一。《大智度论》卷六说:“如人欲语时,口中风名优婆罗,还入至脐,触脐响出,响出时触七处(颈、腭、齿、唇、舌、咽、胸)退,是名语言。”(大正藏卷25,P.103上)
(29)(30)《大正藏》卷36,页码依次是471下;445下。
(31)以上两经载《大正藏》卷85,P.1335;1358。
(32)《普门学报》第6期,P.112—114。
(33)《佛光大辞典》P.3143—3144。
(34)灌顶《智者别传》等书称智者寿60,《续传》称寿67。经学者考证,60岁为正确。智者卒于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据杨曾文先生推定,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公元598年1月7日,而不是597年,故应以598年为智顗卒年。请参阅张风雷《智者大师的世寿与生年》,载《正法研究》1999年创刊号,P.152—154。
(35)《别传》作湘州,《传弘决》作襄州。近人考证,湘州治长沙,古今长沙,均无此寺。可能泛指荆楚一带。
(36)《智者大师别传》,载《大正藏》卷50,P.191下。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传。
(37)瓦官寺为建康名刹,建于364年,以建寺掘地得古瓦棺命名。顾恺之在此寺画维摩像,为中国美术史上之大事。
(38)《佛祖统纪》卷六,载《大正藏》卷49,P.182上。
(39)天台之“台”,不能写成“台”。见赵子廉作《台字探原》,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P.176—178。
(40)《摩诃止观》卷四下,见《大正藏》卷46,P.42中。
(41)《国清百录》卷一。《续传》云“前后七使,并帝手疏。”分别见《大正藏》卷46,P.799;卷50,P.565下。
(42)《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之略称。鸠摩罗什译,唐代有不空译本。隋《法经录》列此经入疑惑录内。
(43)《国清百录》卷二,《大正藏》卷46,P.802下。
(44)扬州在孙吴时治建邺(今南京),至隋开皇九年(589年)改蒋州,移治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但人们习惯上仍称扬州。
(45)《续传》卷17,载《大正藏》卷50,P.566中。
(46)(47)(48)《国清百录》,载《大正藏》卷46,页码依次是:806中;806中;809下。
(49)栖霞寺位于今南京摄山,以僧朗在此讲《华严》、三论著名。灵岩寺在今济南西长清县,亦为僧朗说法处。国清寺为天台祖庭。
(50)(51)《国清百录》,载《大正藏》卷46,P.807中、下;793中。
(52)《智者碑文》,载《大正藏》卷46,P.818中。
(53)《智者别传》,载《大正藏》卷50,P.196上。
(54)《国清百录》,载《大正藏》卷46,P.810下。
(55)《大正藏》卷46,P.818中;823下。
(56)潘桂明:《智顗的王朝正统观念》,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P.182。
(57)为中印度摩羯陀国频婆沙罗王之子,弑父自立,吞并附近小国,为印度统一奠定基础。后皈依释尊并为王舍城结集之大檀越。
(58)《佛祖统纪》卷39,载《大正藏》卷49,P.36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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