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界说与前提——以汉传佛教为中心(上)

佛教中国化的界说与前提——以汉传佛教为中心(上)
　　来源：《菩提道》 作者：方立天
　　编者按 “佛教中国化”问题，是中外佛教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要命题。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特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6年11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中日佛学会议”上，著名佛学家方立天先生发表了《佛教中国化的界说与前提——以汉传佛教为中心》的主题发言，高屋建瓴，成为中日佛学家们讨论的热点。承蒙方先生重新审定后，特予赐允先在本刊发表，以飨读者。我们期望大家能积极的参与讨论，各抒己见，绍续后响。
　　引 言
　　印度佛教于两汉之际传播到中国内地，一直到宋代，前后约历经10个世纪之久。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地、长时间地输入中国，并引起了汉以来中国文化结构系统的大变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佛教是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纳入到中华文化生命共同体，迄今仍影响着中国大众的精神生活方式。
　　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对佛教的吸纳，梵典华章各显异彩，交相辉映，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积累了不同文化对话、交流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异质文化的成功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可圈可点、甚堪玩味的典范之一。研究佛教中国化对于我们总结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推进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发展，都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什么是佛教中国化？佛教为什么要中国化？佛教中国化又何以可能？本文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佛教中国化做出界定，进而对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一考察。
　　一、佛教中国化的界说
　　佛教中国化是佛教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佛教逐渐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制约和影响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大国，儒道文化成型的大国，也是一个历经改朝换代而不衰的大国。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传播方式和不断发展义理的过程。简言之，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要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
　　民族化。佛教约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并于公元七世纪分别传入中国的西藏地区和云南傣族地区。佛教结合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心理，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气派、形式、性格和特征的三大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三支分别运用汉文、藏文和傣文，分别着重弘扬大乘佛教、密教和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佛教中国化就是佛教汉化、藏化和傣化的总称。
　　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是由古代华夏族与其他民族长期逐渐混血而成的情景相仿，汉传佛教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僧侣乃至侨民游僧共同创造的。来自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域外僧人和我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等地僧人，深入内地译经传教。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的三论、唯识、华严、密和禅诸宗的创立都有非汉族僧侣参与，或者是直接由非汉族僧侣创建。汉传佛教实际上融汇了多民族佛教精英的智慧，融进了多民族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现了多民族共创的复杂性格。
　　在佛教民族化的结构中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由民族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着重阐扬经典教义的精英佛教，二是一般社会大众奉持的以念经拜佛为主的民间佛教。前一类是佛教民族化的主导，后一类是佛教民族化的基础。这两类佛教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影响的。
　　本土化。这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本土化是说，佛教中国化即是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的佛教，尤其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上的佛教。佛教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儒、道文化。可以说，佛教中国化是由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的迎拒而形成的，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互动、互补、共生、合流的过程，是一个冲突融会、综合创新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如东汉魏晋时佛教形而上思想的道家化，佛教伦理道德观念的儒家化，都是佛教本土化的表现。
　　狭义的本土化是说，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对佛教本土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形成了佛教本土化的地域性特征。中国佛教的地域性差异有三：自然环境——各地山、水、土地、气候、位置、生物各不相同；文化环境——中国固有地域文化的不同，佛教传播情况的差别；政治环境——中国主要江河山脉的东西走向，决定了南北的地理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经济重心虽从南北朝时开始逐渐南移，但政治中心则一直在北方，从未南移。这些地域环境的差异，使佛教本土化呈多样性的特征，如不同地区僧侣生活习俗的差异；石窟雕塑北方多南方少；一度北方佛教重修持，南方佛教则偏于义理；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除唐武宗灭佛外，其余三次都发生在南北分裂时期，而且都发生在政治重心所在的北方，南方政权则从未灭佛，等等。中国佛教地域化的色彩，丰富了佛教本土化的内涵，构成中国佛教本土化的整体内容。
　　时代化。所谓中国佛教的时代化是指，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和当时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推进中国化的过程。为什么说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也包含时代化呢？这是因为，第一，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古代的王朝更替就为佛教带来不同的挑战或机遇，要求佛教作出适应当时王朝统治需要的回应。第二，不同时代的背景与特征不同，如和平或战争，统一或分裂，繁荣或衰落，开放或闭关锁国等不同状况，给社会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宗教需求，从而要求佛教与时代气息相应，满足该时代不同人群的具体精神需要。第三，中国思想文化潮流是不断演变的，不同时代的主流思想给予佛教的影响最大。第四，佛教传播是一个逐渐扩大、深化的过程，由一般弘法到自主创造的过程，如译经讲经、撰写经论、分派立宗，在不同历史时代佛教主体的活动重点是不同的，是带有时代特征的。这些特点都会反映在佛教中国化之中。
　　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的相互结合，构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换句话说，佛教中国化包含了佛教的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
　　以上“三化”综合为“一化”即佛教中国化。有人认为，佛教就是佛教，不存在中国化问题。我们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异同，如何看待佛教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印度佛教是脱胎于印度社会，活动在印度社会，是印度的宗教，而中国佛教虽来源于印度，但活动在中国，扎根在中国，应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是中国的宗教。
　　与佛教中国化界说相关，还有一个人们常说的佛教化问题。我们说，佛教中国化，并不等同于中国佛教化。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流，儒家更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只是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之一，且居于辅助儒家的地位。但在中国，某些佛教化的现象确实也是存在的。所谓佛教化，并不是指中国整体文化佛教化，而是中国部分文化的佛教化。例如，它既表现为历史上一度禅诗、禅画的盛行，也体现一些人名、地名、姓氏的佛教化，还体现在某些地区佛教的普遍民间化，等等。凡此也都表明佛教对中华民族心理与文化意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化呢？其必要性何在？原因很多，重要的有三：
　　（一）中印两大国国情的差别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要在中国流传，涉及中印两大国的空间性互动，即由南亚到东亚的地区性沟通。中印两大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差别很大。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地处热带。每逢旱季，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多度，热风过处，草木枯萎，蛇虫匿迹。人们犹如居于“火宅”。因此，印度文化也被人称为“炎土文化”。佛教的“苦”的理论和出世思想，以及斋戒、沐浴、坐禅等宗教生活的形成，都与气候炎热有关。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地处温带，人们的价值取向迥异于印度。不同的气候环境，也要求中国佛教徒的某些生活规定有所变通。
　　中印两国古代的社会基础不同。古代印度盛行种族制度，主要是四种姓，即婆罗门等四种社会阶级① 。在中国则是以家族制为中心、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宗法社会。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或实行贵族统治，或实行共和制。长期以来小国林立，统一期间相对较短。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国家统一时间远远长久于分裂时期。印度神权高于王权，中国则王权在神权之上。印度盛行出家修持，中国则注重家庭和家族延续。这些差异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遇到的一大社会问题。
　　中印两国国情的又一重大差别是，印度是一个几乎人人信仰宗教的典型的宗教国家。相对而言，中国则是一个以追求个人人格提升和天人合一境界为人生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人文国家。如何使信仰相对淡薄的中国人能接受和信仰佛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遇到的又一重大问题。
　　佛教在中国面对的国情不同，而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决定于它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程度。这样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就必需在理论话语和实践方式方面作出相应的变化。
　　（二）佛教与儒、道文化的歧异
　　约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同时，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形成了儒家和道家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提升为人生的最高理想。道家以“自然”为本位，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后来又形成了以合道成仙为主旨的道教。儒家的人本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构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两大传统，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和走向。
　　佛教重精神轻肉体、重解脱轻生命、重来世轻现世、重神灵世界轻世俗世界，是以“众生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在的“涅槃”境界。佛教的解脱主义，显然与儒、道两家的思想主旨相异，而且由于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直在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新文化，若要加盟于中国文化生态结构中，落地扎根，开花结果，是有障碍和困难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和道家（含道教）分别从自身本位立场出发来排拒佛教和迎接佛教。如儒家责难沙门不向国王顶礼是不忠，沙门落发出家，是断绝子孙，是大不孝。道家以长生成仙理念指斥佛教的人皆当死的思想，等等。又，佛教传入早期，儒、道两家只是以比拟的手法认同佛教，如儒家以“杀身成仁”比拟大乘佛教菩萨行，道家以无为思想比拟佛教“法身”② ，中国人还以神灵、道术定位佛教。可见佛教若要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与儒、道文化相磨合，而这种磨合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三）印度佛教一般义理与中国僧人具体实践的矛盾
　　佛教义理对所有佛教信徒都具有规范意义，而佛教传播和佛教修持则是信徒的一种具体实践，佛教义理与佛教传播、修持二者不是等同的，而是有矛盾的，印度佛教在自身的不断演变中呈现出的前后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僧人的传播实践与修持实践更是历经变化而千差万别。中国僧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人们信仰需求，既坚持佛教解脱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义理，又摒弃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理念与规定，并结合新的实际提出新的学说和修持模式。由于中国佛教传播者与修持者的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与佛教一般义理的差别性，决定了佛教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中国化。
　　三、佛教中国化的可能性
　　佛教在中国必须中国化。可以说，如果佛教没有中国化，那也就没有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也就没有中国佛教了。而没有中国佛教，今天的世界佛教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华民族双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是佛教作为传播主体能否和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顺应中国固有文化而调整、重构自身，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作为接受主体能否和如何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按照本民族固有文化形成的主体接受图式而取舍、重塑佛教。历史表明，这两方面的可能条件都是存在的。
　　佛教具有实现中国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机制，这种机制重要的有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方法和重视文学艺术形式等。
　　佛教教义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是教人成佛。“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③ 佛教以去恶为善规范行为，和以体悟自性清净进而达到理想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教人得道成圣的文化宗旨不谋而合，与儒家的高度重视道德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与儒、道强调完善心性修养是相同的。佛教讲人的生死是大苦海，强调“生死事大”，只有正视生死大事，从生死困境中解脱出来，生命才有意义。这种对生命、生死的关切，是与人的终极关切相联系着的。怎样看待生死，怎样安顿死亡，是人类心灵深处的永恒难题，是人生哲学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道所论较少，而佛教则有专门论述。佛教所论弥补了儒、道的理论空缺，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佛教教义易于流传渗透。北朝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牵制、对抗汉族而有意保护佛教。这是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佛教的传法“方便”法门说和佛教真理“真俗二谛”说，为自身的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方便”是诸佛接引众生的种种权宜便捷方式。佛教提倡“方便菩提”，以菩提智慧施设种种方便以利于接引众生。二谛说的真谛指佛教真理，俗谛指世俗真理。佛教宣扬二谛虽有高下真假之分，但又是缺一不可，互不相离的。这就使佛教具有开放功能、融合功能和创新功能，有利于自身实现中国化。
　　文学艺术对于人的心灵、情感有着巨大的冲击、感染作用。佛教文学艺术是佛教传播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丰富多彩和日益中国化的佛教文学，和大量佛寺、佛塔、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欣赏赞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也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为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这是佛教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有利的客观条件。正如上面所述，儒、道的成圣、成仙的文化旨趣，为教人成佛的佛教提供了比较参照，至于中国传统的天帝崇拜、祖先崇拜、神灵观念以及方士道术等，也为佛教的世俗世界与超越的神灵世界等多重世界说的流传铺平了道路。
　　中国传统的核心理念与思维定式“和而不同”、“致中和”，为不同学说、不同学派、不同宗教的互相争鸣和共同发展，提供了舆论保障。《周易·系辞下》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殊途同归的思想，使有别于儒、道学说的佛教也得以与儒、道争奇斗艳，进而达到“同归”的境界。在一些寺庙里，佛祖释迦牟尼和孔子、老子并肩端坐在殿堂之上，生动地象征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三教合一”的格局，也是体现佛教中国化形象的典范之作。（待续）
　　1. 四种姓为婆罗门（婆罗门教僧侣和学者，掌管祭祀）、刹帝利（王族和士族，掌管政治）、吠舍（从事农、工、商的平民）和首陀罗（奴隶）。不同种姓血统不同、习俗不同、社会职业和地位不同。
　　2.“法身”，成就佛法的的永恒常住的精神象征。
　　3. 《法句经》卷下，《大正藏》第4卷，567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