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跏思惟像”再探

＜“半跏思惟像”再探＞
　　李玉珉
　　前 言
　　我国早期的佛教艺术中，常可发现一种姿势闲适，神态优美的菩萨像。它的一足下垂，另一只脚横放在这垂足的大腿上，一手支颐，作思惟状，以一指或数指微触面颊，另一手则放置在翘起的脚上，这种菩萨像通常称作“半跏思惟像”。半跏思惟像的制作不仅在我国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就是在韩国和日本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亦时有发现。(注一)过去数十年里，不少学者，如水野清一(注二)、中原三郎(注三) 、素柏(Alexander C.Soper) (注四)、莫兰(S.F.Moran)(注五)、桑德尔(E. Dale Saunders) (注六)、佐佐木(Rei Sasaguchi) (注七) 等，都曾讨论过半跏惟像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心得提供了我们不少宝贵的资料，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再商榷与再检讨的地方。比方说，诚如许多子学者所主张的，树下思惟必定是太子思惟吗？龙树思惟真的就像水野清一讲的，当为太子思惟菩萨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此外，学者们有时称半跏思惟菩萨为未成道前的释迦牟尼──悉达多太子(注八)，有时又说它代表著弥勒菩萨(注九)，但是他们均未明确地指出二者的分野在那里，我们应如何去区分这两类半跏思惟像，这更造成了研究半跏思惟像的困扰。同时，他们均不曾对印度的半跏思惟像作深入地探讨，以致我们无法确定，在半跏思惟像的发展史上，我国究竟扮饰著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著什么样的贡献？因此，半跏思惟像仍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本文仅是作者整理半跏思惟像资料的一些心得，希望对这类菩萨形象的起源及发展能有一较全面的了解。此文的重点将放在印度与中国二国，由我们对印度半跏思惟像的认识，可以明了半跏思惟像的渊源；而从我们对中国半跏思惟像的了解，则可指出此种菩萨像在我国发展出来的特色，并可用来作为研究东亚其他国家半跏思惟像的基础。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印度的半跏思惟像，第二部分则讨论中国的半跏思惟像。又因根据造像记，有些半跏思惟像称为太子思惟有些又称作弥勒菩萨，所以第二部分的内容又可分成两个单元，一是太子思惟像、一是弥勒思惟像。
　　壹、印度的半跏思惟像
　　在印度何时才有半跏思惟像的出现？现存的印度文献并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倒是在唐朝道宣所作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我们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它提到：“东晋徐州吴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晋沙门法显励节西天，历游圣述，往投一寺，大小逢迎。显时遇疾，主人上座亲事经理，[束+力]沙弥为客觅本乡斋食，倏忽往还，脚有疮血，云：‘往彭城吴苍鹰家求食，为犬所啮。’显怪其旋转之间而游数万里外，方悟寺僧并非常人也。后随舶还国，故往彭城追访得吴苍鹰，具状问之，答有是事，便指余血涂门之处。显曰：‘此罗汉圣人血也，当时为觅食耳，如何遂损耶?’鹰闻惭悚，即舍宅为寺，自往扬都求诸经像。......遇见婆罗门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与吴苍鹰供养。鹰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还至京，诏令模取千驱，皆足下施铭，而人莫辨新旧，任鹰探取，像又降梦示其本相，恰取得本像。东还徐州，每放异光。元魏孝文请入北台，至高齐后主，遣使者常彪之迎还邺下。齐灭周废为僧藏之，大隋阐教还重光显。”（注十）在此姑且不论这段文字所记神奇故事的真实性，但由这段记载的内容看来，此对北朝佛教美术影响深远的吴寺太子思惟像，是吴苍鹰从一印度婆罗门处所得，所以太子思惟像似应源于印度。虽说“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里并没有详细地描述此吴寺太子思惟像的形貌，但是中国现存的太子思惟像多为半跏思惟的姿势，故而吴寺的太子思惟像很可能就是太子半跏思惟像；是以我们可以推测，在五纪世初有些印度半跏思惟像应已作为太子思惟像了。（注十一）
　　根据考古资料，印度在贵霜王朝时（西元第一至三世纪）就有了半跏思惟像。柯罗诺斯（Kronos）氏所收藏的一尊［禾未]菟罗（Mathura）菩萨像（图一），它的头光虽已破损，但像的本身保存的尚称完好。勒拿尔（Martin Lerner）仔细地考察它的雕刻风格后，他推断此像应是二世纪的作品。（注十二）这尊菩萨半跏而坐，右手举起，二指触颊。虽然双目圆睁，不似沉思冥想，但是它的姿势与半跏思惟像一样，故称它为半跏思惟像似乎亦无不可。
　　柯罗诺斯氏收藏的这尊菩萨究竟代表谁呢？勒拿尔指出，因为这菩萨的华冠中有一手结定印的坐佛，它应是阿弥陀佛，因此这尊半跏思惟菩萨当为观音。（注十三）对这个说法本人却不赞同。不错，顶戴手结定印的坐佛固然是观音菩萨的一大特征(注十四)，可是在佛教美术中，观音并不是唯一顶戴坐佛的菩萨。在云冈及龙门的石刻里，我们就发现了不少顶戴坐佛的交脚弥勒像。（注十五）；而在贵霜王朝的美术中，亦有顶戴坐佛弥勒像的发现。（注十六）这些都明确地显示，这尊冠中刻有坐佛的半跏思惟菩萨不一定就是观音。不可否认地，观音菩萨有时亦作思惟像（图二），但这类观音的姿势都不是一足下垂，另一足横置，而是一腿半跏趺坐，另一腿屈起的适坐姿势，与我们所谈的半跏思惟像并不相同。此外，在图像学里，半跏思惟像多代表太子思惟，或弥勒菩萨（见下论），却从不作观音。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柯罗诺斯氏收藏的半跏思惟像可能不是观音。同时，又因半跏思惟这个姿势和弥勒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弥勒菩萨的头冠中又可住有一入定坐佛，故而推测这尊 [禾未]菟罗菩萨像可能是弥勒。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此像大概是现存最早的弥勒半跏思惟像之一。
　　除了柯罗诺斯氏的半跏思惟像外，作者仅知两尊[禾末]菟罗半跏思惟像。一尊现萨于加尔各答(Calcutta)的印度博物馆（注十七），另一尊现存于[禾+未]菟罗的政府博物馆。（注十八）因为这三尊[禾+末]菟罗半跏思惟像均脚著凉鞋，显然是受到了犍陀罗(Gandhaara)艺术风貌的影响。（注十九）许多学者（注二十）都曾指出，半跏思惟像的制作大概源自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又因柯罗诺斯氏所藏的半跏思惟像约为二世纪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二世纪时，犍陀罗已经有了半跏思惟像。只可惜在现存的印度文物中，我们尚未发现二世纪所制作的犍陀罗半跏思惟像。笔者所知的犍陀罗半跏思惟像多为三世纪或三世纪以后的作品（注二十一），考察它们图像学上的代表意义，我们发现并无固定的规则可循。如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半跏像（图三），它的头部及双手的前肘均巳毁损，无法碓定它是否作思惟像，可是它的左足下垂，右脚搁置在左腿的腿股之上，正是典型的半跏思惟像的坐姿；然而此像所乘坐的却是一辆两马拖拉的马车，无疑地它应代表太阳神（Suurya）。（注二十二）洛杉矶郡立博物馆收藏著一尊四或五世纪的犍陀罗半跏像（图四），此尊菩萨半跏而坐，右手作思惟状，左手持未敷莲花。泊尔（P.Pal）根据它左手的莲花，直呼它为观音。（注二十三）对于这个说法本人虽不尽同意（注二十四），但是在印度早期的佛教美术中，手持莲花的菩萨确实与悉达多太子或弥勒菩萨无关。另外，拉或尔（Lahore）博物馆所藏的一犍陀罗的浮雕残片中有半跏思惟像的发现。（注二十五）全片直分数段，上面刻有佛、菩萨、及供养人等。依印格尔特（Harald Ingholt）的研究，这片浮雕乃在描绘佛传的故事，其中包括了丈量佛身，众人供养释迦牟尼佛等，而此半跏思惟像则是悉达多太子思惟。（注二十六）仅由这些例证，我们便可发现在犍陀罗艺术中，半跏思惟这个姿势仍处于一泛用的阶段。
　　综上所述，半跏思惟像在西元二世纪时便已在印度出现，一直延用至四、五世纪，它可代表悉达多太子、弥勒菩萨，以及其他的菩萨。所以我们可下下面这个结论，那就是半跏思惟这个姿势，在印度的佛教艺术中，尚不具任何图像学的特定意义。
　　贰、中国的半跏思惟像
　　在日本的一古坟中，发现了一面西元三世纪左右中国制的铜镜。这铜镜的背面纹饰里，除了数尊小佛像外，尚有一半跏思惟菩萨像。（注二十七）水野清一指出，它可能是现存最古的中国半跏思惟像。（注二十八）虽说我们无法肯定这思惟像究竟代表那一位菩萨，但至少这面铜镜的出现说明了三世纪左加时，半跏思惟这种图像巳自印度传入中国。五世纪时，半跏思惟像的制作日益增多，我国现存最早刻具造像记的半跏思惟像是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鲍纂所刻造的石像（图五）。它的造像记云：“大魏太平真君三年，岁次壬午，正月戊寅，朔十有八日乙未，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鲍纂，单宦在台，灭身口之储，为父前邢邢令，亡母王，造兹石浮图，大涅槃经一部。愿皇帝陛下享祚无穷，父母延年益寿，父母将来生弥勒佛前。合门眷属，普蒙十一余褔，子子孙孙，咸受褔庆。”（注二十九）此题记虽未提及这尊思惟像是那一位菩萨，但是“父母将来生弥勒佛前”这句话似乎暗示著，这尊菩萨可能与弥勒信仰有关。在敦煌二七五窟的佛像安排及图像设计上，我们亦可发现半跏思惟像与弥勒有著一种特殊的关系。 敦煌二七五窟为一北凉石窟，约开凿于西元四二0年左右。(注三十 ) 此窟的主尊为一交脚弥勒菩萨（图六），窟壁的装饰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以壁画为主，上层则雕有许多小佛龛，其中除了一尊半跏思惟像（图七）外，余皆交脚弥勒菩萨（图八）。由此可知，敦煌二七五窟显然地与弥勒信仰关系甚为 密切。因此推论，在五世纪初时，半跏思惟菩萨即已当作弥勒。半跏思惟像代表弥勒菩萨这个说法，在日本野中寺所藏的半跏思惟像（注三十一）的造像记上得到了应证。此像铸造于西元六六六年，像上的铭文直呼此思惟菩萨为弥勒。（注三十二）由于七世纪的日本佛教美术深受中国熏染（注三十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七世纪以前半跏思惟像在中国巳被视为弥勒了。以上的论证虽然指出半跏思惟像可作为弥勒，不过，我们也不可忽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天保四年（五五三）半跏思惟像（注三十四），和日本大原美术馆藏的另一尊天保四年半跏思惟像。（注三十五）根据它们的铭文，这两尊菩萨像均为太子思惟像。试比较上述诸弥勒思惟像与太子思惟像，我们发现在造型上两者并无差异，我们究竟应如何去区分这两种半跏思惟像呢？首先，让我们探讨太子思惟像的特色。
　　一、太子思惟像
　　水野清一在“半跏思惟????”一文（注三十六）中，曾对太子思惟像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以为，太子思惟像的制作可能是以“过去现在因果经”及“佛所行赞”作为基础（注三十七），主要是在表现悉达多太子未成佛时，就已经悲悯众生，曾在静坐思惟中，离欲界爱，得四禅地。（注三十八）同时，他在文中提到，纵使没有题记，如在一半跏思惟像前绘有或刻有白马舐足，或是在思惟像的背后有一树木的话，此像必为太子思惟像。(注三十九 ) 水野清一的理论虽然十分精辟，但是笔者不能全盘同意他的说法。太和十六年（四九二）阴密县郭元庆等刻造了一佛碑（图九），它的铭文指出此乃一太子思惟像。（注四十）碑中有一菩萨半跏趺坐，虽然它的右手已毁，但它原来应该是作一思惟相。此处的悉达多太子并未披佩璎珞，并且顶有肉髻，身著僧人袍服，俨然一副佛的模样。它的前面尚刻有太子的白马犍陟屈膝舐足，及其随从车匿跪地啼泣的景像，这都与“过去现在因果经”和“佛所行赞”所述，悉达多太子舍国出家，与他的爱马和侍者车匿别离的情况，互相同 [ ] 和。 类似的图像在南北朝的佛雕中时有发现，例如宾州大学博物馆所藏的一佛像台座，它的一面有阴线雕刻的树下半跏思惟菩萨像，其前尚有舐足告别的白马，和悲伤垂泪的车匿（图十）。座上的题记为“太子思惟像主车 [ 汉 - 水 ] 和与“太子成佛白马舐足告别像主巩海□”，这都说明了这尊半跏思惟像当为悉达多太子。从这些刻具造像记的例子看来，水野清一提出的两个论点应该是正确的，一就是太子思惟像的产生可能是受了“过去现在因果经”或“佛所行赞”这类佛传经典的影响，特别强调释迦牟尼成道前即有悲天悯人的胸怀，是故在以上二例中，均有与悉达多太子生活密切的犍陟和车匿的出现；另一个论点为即使没有造像记，如果一尊半跏思惟菩萨前有一舐足白马，或车匿啼泣的埸面，此菩萨则可断定为悉达多太子。是以云冈第六窟明窗附近的两个佛龛（注四十一），高野山灵宝馆收藏的隋四面像（图十一），赵安香造的半跏思惟像（注四十二）等，都应是太子思惟像。但是，是否诚如水野清一所言，凡树下半跏思惟像必是太子思惟像呢？笔者对这一点并不完全同意。
　　水野清一在“半跏思惟像????”一文中提到，“过去现在因果经”云：“尔时太子（悉达多）启王出游，王即听许。时王即与太子并诸群臣，前后导从，按行国界，次复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阎浮树下，看诸耕人。尔时净居天化作壤虫，鸟随啄之，太子见已，起慈悲心，众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离欲界爱，如是乃得至四禅地。日光昕赫，树为曲枝，随阴太子。”（注四十三）树下思惟像即在表现这段经文，此菩萨即悉达多（注四十四）；那么他背后的树应该就是阎浮树。但是由云冈第十窟前室西
　　壁一屋形龛的雕像（图十二）看来，却使我们对水野清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此佛龛的主尊是交脚弥勒菩萨， 它的两旁 [月 劦] 侍则是树下思惟菩萨。如依水野清一的看法，这两位 [ 月劦] 侍菩萨当为悉达多太子。 然而，弥勒乃未来佛，当他身为菩萨静待其成佛时机圆熟之际，悉达多太子早巳修成正果，成为释迦牟尼佛了。试问悉达多太子怎么可以当作弥勒的 [ 月 + 劦 ] 侍呢？此外， 一东魏交脚弥勒像（图十 三）的背面也有两尊树下思惟像的浮雕（图十四）；并且在“历代名画记”也记载著，洛阳“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六六五），王玄策取道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注四十五）这些例子都显示出，树下半跏思惟像和弥勒亦有著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从“历代名画记”的资料看来，在西域即有了树下弥勒像的出现，因而未必所有的树下半跏思惟像皆是悉达多太子。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有“太子思惟像”的造像记当然是辨识一太子半跏思惟像的最佳证据，可是在没有造像记的情况之下，除非见到白马告别或车匿啼泣的景象，半跏思惟像背后有树并不可作为判定此像为悉达多太子的根据。
　　二、弥勒思惟像
　　上面巳经提到，除了太子思惟像外，半跏思惟像有时也可能是弥勒菩萨。然而在研究中国弥勒思惟像时，却面临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刻有弥勒造像记的中国半跏思惟像。所以，在研究弥勒思惟像时，就不得不从图像学的观点著手。前文巳论，敦煌二七五窟的半跏思惟像（图七）应该是弥勒菩萨，兹不赘述。现在仅从其他的雕塑上，谈论一些弥勒思惟的问题。
　　在北魏雕刻中， 发现了不少作为 [ 月劦] 侍的半跏思惟菩萨，云冈第十七窟明窗东侧佛龛的上层雕刻（图十五）就是一个例子。佛龛的下面刻有太和十三年（四八九）比丘尼惠定的造像记，它提到此佛龛内的主要三尊像为释迦、多宝、和弥勒（注四十六），所以下层的二佛当为释迦及多宝，而上层的主尊自当为弥勒菩萨， 弥勒的两侧 [ 月 劦 ] 侍则分别是两位半跏思惟菩萨。这两位思惟菩萨究竟是谁呢？在佛教 美术中， 主尊两侧的 [ 月 + 劦 ] 侍往往可视为主尊的变身(manifestation) （注四十七），因此这两尊思惟菩萨自然可以当作弥勒的变身；换言之，他们亦是弥勒。半跏思惟菩萨既作为弥勒的 [ 月 + 劦 ] 侍，又代表他的变身，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云冈第八窟北壁的佛龛（图十六）里看得更加清楚。这个佛龛内原有五尊佛像，然因久经风蚀，如今主尊及其右侧的 [ 月 + 劦 ] 侍均已残损， 而最西端的雕像甚而荡然无 存。不过，主尊乃双足下垂的坐佛，一手作无畏印；它的右侧[月 劦} 侍则是一交脚菩萨，这一切尚依稀可辨。而东端的半跏思惟像（图十七）仍保存完好，从此佛龛五尊像对称的安排，最西端原应有一尊半跏思惟菩萨。因而原来五尊像的配置当以垂足坐佛为主尊，交脚及半跏思惟菩萨分列两侧。因为倚坐和交脚坐姿都是弥勒图像上的特征，所以此佛龛的主尊是弥勒佛， 交脚弥勒菩萨一则是主尊的 [月劦] 侍，同时又是他的变身。 同理推之，半跏思惟菩萨亦是弥勒的 [ 月劦 ] 侍与变身。 诸如此类，以弥勒佛或弥勒菩萨为主尊，弥勒思惟菩萨为 [月] 侍的例子在我国早期的佛教美术中比比皆是，例如，一云冈第二十窟东壁的佛龛（注四十八），东京根津美术馆馆藏的一北魏四面佛碑像注四十九）等。
　　有时这种弥勒菩萨像背后还刻画著一棵树，如云冈第十室前壁的屋形佛龛（图十二），西魏大统四年（五三八）的石造三尊像（注五十）。这些例子都明白地显示著，水野清一所言“树下半跏思惟像一定就是太子思惟”，这个说法未必正确。树下思惟菩萨可作弥勒的另一个辅，是天保十年（五五九）的龙树思惟像。如今此尊思惟像早巳下落不明，只有它的台座还完好无缺地被保存下来。台座上刻有下面这段造像：
　　惟大齐天保十年，岁次已卯，二月十五日，像主比丘惠祖，比丘智元像主□□吉母人等敬造龙树思惟一躯，31;???”（
　　注五十一）水野清一曾指出，龙树思惟像即树下太子思惟像。（注五十二）佐佐木博士不但同意水野水清一的看法，并且说，在“阿含经”中人们尊称释迦牟尼为龙，故释迦牟尼的菩提树可以叫龙树。同时在“付法藏因缘传”里又有“由龙成道，因号龙树”的句子。因此她以为龙树思惟当为悉达多太子思惟。（注五十三）乍看之下，她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查对，却发现其中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笔者要驳斥佐佐木博士对龙树的解释。不错、“中阿含经”是曾多次尊称释迦为龙，可是这并不意味著，释迦的菩提树可以叫作龙树。兹查阅“佛学大辞典”（注五十四）和望月佛教大辞典”（注五十五），释迦的菩提树又可称为道树、觉树、阿输陀树、贝多树等，就是不见龙树之名。而佐佐木博士引用的“由龙成道，因号龙树”这句话，见于“付法藏因缘传”第五卷，文曰：“马呜菩萨临方灭时，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龙树，然后舍命。龙树于后广为众生流布胜眼，立法幢降伏异道。???（龙树）托生初在南天竺国出，出梵志种大豪贵家。始生之时，在于树下，由龙成道，因号龙树。”注五十六）由此可见，文中指的龙树乃指佛灭度后七百年才出世的龙树菩萨，而不是佛祖释迦牟尼。自然地，龙树思惟乃是太子思惟的这个解释就颇有疑问了。因为“付法藏因缘传”所说的龙树是龙树菩萨，龙树思惟是否可能为龙树菩萨思惟呢？因笔者所见的龙树菩萨像均不作思惟的姿态，故而认为龙树思惟为龙树菩萨思惟的机会大概很小，其恐另有所指，而以为龙树思惟是弥勒思惟的可能性很大。弥勒大成佛经”谈到，弥勒将诞生在一婆罗门家，后来出家学道，最后在一“枝如宝龙吐百宝华”的龙华树下证得菩提。（注五十七）故龙华树的名称可能就是因为此树的树枝如龙而来的；此外，孔斯(Edward onze) 根据一梵本“弥勒大成佛经”所作的英译本提到，弥勒将在一龙树(Dragon Tree)下得道（注五十八）。由此可见，龙华树与龙树应为同一种树木，龙树思惟像很可能就是弥勒思惟像。定县志”记载著另一尊龙树思惟像，它说：“大魏武定五年（五四七），岁次乙卯三月戊辰朔八日，丰乐七帝二寺邑义人等，慨悼浮俗，生灭难遗，众行[垂+夬]澞然，如何自运，故仰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地众生，敬造白玉龙树思惟像一区，详崇供养。”（注五十九）此像今天的下落不明，所以也无法从像的本身做进一步的研究。可是根据“七宝瓶铭”，太和十六年（四九二），道人僧晕在七帝寺为七帝祈褔，造三丈弥勒像一尊暨 [ 月 + 劦 ] 侍菩萨，前后费时长达十三年， 至正始二年（五 0 五）时才大功告成。 铸造主尊弥勒大像，共用赤金三十六万六千四百斤，黄金二千数百斤； 而铸鑴二千 [ 月劦] 侍菩萨则耗费了赤金四万六千斤，和黄金一千一百斤。（注六十）显而易见，这七帝寺的弥勒像必然十分雄伟，而且工程浩大。因而推测，七帝寺必与弥勒信仰密切相关。是以
　　，七帝寺及它附近丰乐寺的邑义人所造的龙树思惟像可能就是弥勒菩萨。
　　讨论至此，我们仅可以援引旁证的方式来探讨弥勒思惟的问题，然而我们具体的收获仍然有限，较有把握的论点也不过是，弥勒思惟常用来作弥勒菩萨的[月+劦]侍，也常代表他的变身；而龙树思惟可能就是弥勒菩萨而非悉达多太子。由于在形象上，弥勒思惟像和太子思惟像完全相同，如没有造像记或图像上其他特征的辅助，实在很难判断一半跏思惟像究竟是悉达多太子，还是弥勒。
　　结论
　　半跏思惟像源自贵霜王朝的犍陀罗艺术，可是在印度艺术中，这种姿势一直处于一泛用地阶段。随著佛教东渐，此类图像亦于西元三、四世纪时传入中国。到了南北朝，半跏思惟像的发展有了突破性的改变，不但雕造数目剧增，并且它的图像意义得到了最后的确定，只用来代表悉达多太子，或弥勒菩萨。
　　观察现存实例，西元五世纪时，有些中国半跏思惟像被视为悉达多太子，有些则又被当作弥勒。但是，究竟这种图像是代表太子在先呢？抑是弥勒在先？查阅经典，“过去现在因果经”、“佛本行赞”等本缘部典籍均频频提到，太子悲悯众生，感于人世无常，而常思惟。（注六十一）但在弥勒经典中，却不见弥勒思惟的记载，故而笔者推测，半跏思惟像似应代表悉达多太子在先，而象征弥勒在后。只是这种思惟像为何会用来代表弥勒？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值得学者专家们共同努力与研究。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因为太子思惟与弥勒思惟的造型相同，在没有造像记或其他图像学上的特征时，无论我们称一尊半跏思惟菩萨为悉达多太子、或弥勒，都失之于草率，还不如就叫它为半跏思惟像，以免犯了遽下结论的错误。
　　注释
　　注 一】：Roderick Whitfield Ed.,Treasure from korea
　　(London, 1984),figs.94,95,96.Kim Young-gi
　　and Others, Survey of Korean Arts Fine
　　ArtsI(Souel, 1966),Part Two,pls.3.4.相贺彻夫“法隆寺”(东京,一九八二),页一三五、一四
　　八。Seiichi Mizuno, Asuka Buddhist Art:Horyu-ji
　　(Tokyo and New York,1974),figs.59,79,80.
　　注 二】：水野清一“中国?佛教美术”（东京,一九六八）
　　，页二四三──二五0。
　　注 三】：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塑史研究”（东京,一九七
　　一），页一二九──一四八。
　　注 四】：Alexander Soper, Literary Eviderce for Earjy Buddhist
　　Art in China (Artibus Asiae Supplementum XIX)
　　,pp.225-226.
　　注 五】：S. F.Moran, "Statue of Miroku Bosatsu of Chuuguuji
　　,"Artibus Asiae,vol. 21(1958),pp. 179-203.
　　注 六】：E. Dale Saunders ,Mudraa (New York, 1960),pp
　　.130-131.
　　注 七】：Rei Sasaguchi, The Image of the Contemplating
　　Bodhisattva in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由于不知
　　此作者的日文名字，故暂译Sasaguchi为佐佐木。
　　注 八】：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三──二四六。Rei
　　Sasaguchi（同注六）pp.25,33,107-108.
　　注 九】：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八。Rei Sasaguchi（同
　　注六）pp.30,138-139.
　　注 十】：“大藏经”（台北，民国七十二年），第五十二册
　　，页四一七上──四一七中。
　　注十一】：根据“高僧显传”，法显法隆安三年（三九九）
　　西行取经，在义熙八年（四一二）左右，重返中
　　国，于义熙十二年（四一六）寿终而卒。（参见
　　“大藏经”，第五十一册，页八五七──八六六）
　　由此推之，吴苍鹰必在五世纪初时，由婆罗门僧处
　　得此太子思惟像。
　　注十二】：Martin Lerner. The Flame and the Lotus(New
　　York, 1984),pp.31-32.
　　注十三】：同上，p.35.
　　注十四】：“大藏经”，第二十册，页五上、七中、六十四
　　下等。
　　注十五】：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云冈”（京都，一九五二
　　──一九五六）第八──九册，第二部分，图版
　　十九;第四册，第二部分，图版一0六，一一四;第三
　　册，第三部分，图一一三。Hugo Munsterberg,
　　Chinese Sculptor(Rutland and Tokyo,1960)
　　,p1.4.
　　注 十六】：Yu-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lts Art
　　in Earhy China, Diss.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3, pp.154-157.
　　注 十七】：此像在印度博物馆的编目号码为Acq.No.A25031,
　　old No.3747.
　　注 十八】：J. Ph. Vogel, La Sculpture de Mathura(Paris
　　and Brussels,1930),Pl.XXXIV-b.
　　注 十九】：贵霜王朝有两大佛教艺术中心，一为[禾+未]菟罗
　　，另一为犍陀罗。前者是以本土文化为依归
　　，故典型的[禾+未]菟罗菩萨像皆赤足;后者深
　　受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故犍陀罗的菩萨像多
　　著凉鞋或草履。
　　注 二十】：Alexander C Soper（同注四）P.226.P.Pal,
　　"The lconography of Cintamain Cakra
　　Avalokieesvara,"The Joural of l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 vol.2（1967-1968）,p.44.
　　注二十一】：参见Martin Lerner（同注十二）p.32.
　　注二十二】：John M.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pp. 191-192.
　　注二十三】：P.Pal, Bronzes of Kashmir（Graz,1975.）
　　,p. 234.
　　【注二十四】：莲花虽是观音的重要持物，但是当观音手持莲花
　　时，莲花必面向上。此尊菩萨手执的莲花花苞
　　下垂，与观音手中的莲花不同，因此，我们不
　　可因此菩萨手持莲花，遽然地说它即是观音。
　　【注二十五】：Harald Ingholt,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Museum（New York, 1947）,pl.161.
　　【注二十六】：同上pp. 99-100.
　　【注二十七】：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
　　【注二十八】：同上，页二三──二四。
　　【注二十九】：松原三郎（同注三）页二三二。
　　【注 三十】：Alexander C. Soper, "Northern Liang and
　　Northern Wei in Kansu,"Artibus Asiae,
　　vol.21（1958）,p.160.
　　【注三十一】：Seiichi Miguno, Asuka Buddhist Art : Horyu-ji（New
　　York and Tokyo,1974）,fig.62.
　　【注三十二】：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八。
　　【注三十三】：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民国五十
　　九），页二三九──二五六、三二三──三三
　　0。
　　【注三十四】：松原三郎（同注三）图一二二。
　　【注三十五】：同上，图一二三。
　　【注三十六】：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四──二四七。
　　【注三十七】：同上，页二四四──二四六，
　　【注三十八】：同上，页二四五。
　　【注三十九】：同上，页二四六、二四七。
　　【注四 十】：松原三郎（同注三）页二三八。
　　【注四十一】：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同注十四）第二册，第
　　二部分，图版四和五。
　　【注四十二】：“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像
　　”，‘中原文物’一九八一──二，图一。
　　【注四十三】：“大藏经”，第三册，页六二九上。
　　【注四十四】：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五。
　　【注四十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台北，民国六十三年）
　　，页五0。
　　【注四十六】：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同注十四）第十二册，
　　第一部分，页四六。
　　【注四十七】：David L. Snellgrove,The lmage of the Buddha
　　（New York and Tokyo,1978）,p.89.
　　【注四十八】：Osv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 (New York,
　　1925),vol.ll,p.50.
　　【注四十九】：松原三郎（同注三）图版六八0。
　　【注五 十】：同上，图版一二六0。
　　【注五十一】：同上，页二六二。
　　【注五十二】：水野清一（同注二）页二四七。
　　【注五十三】：Rei Sasaguchi（同注七）页一0八──一0九。
　　【注五十四】：丁褔保，“佛学大辞典”（台北，民国五十年
　　）页二一一三──二一一四。
　　【注五十五】：望月信亭等编，“望月佛教大辞典”（台北，
　　民国六十六年）第五册，页四六六八───四
　　六六九。
　　【注五十六】：“大藏经”，第五十册，页三一七中。
　　【注五十七】：同上，第十四册，页四三0中。
　　【注五十八】：Edward Conze ed., Buddhist Scriptures
　　（Baltimore, 1959）,p.240.
　　【注五十九】：贾恩绂编，“定县志”（台北，民国五十八年
　　）第三册，页九八二──九八三。
　　【注六 十】：同上，第三册，页九七六。
　　【注六十一】：“大藏经”，第三册，页六二九中，七0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