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禅

西方的禅
　　[美]艾伦．沃茨著
　　徐进夫　译
　　想要吸收像禅这样极具中国味的东西，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跟日本人并无二般：同样困难。因为，尽管“Zen”(禅)之一字，是日文的读法，而日本现在又是它的家乡，但禅宗或禅学却是中国唐代创始的东西。我如此说，并非想要琐屑唠叨地数述不可数述的异国文化的隐微之处。问题很简单：自觉亟需自辩的人，想要明白无此需要之人的观点，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而创始禅宗或禅学的中国人原是与老子同类的人，而老子在距今二十余世纪以前就曾说过：“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因为，无论是想要使得自是还是想要证明白是这种冲动，一向总会引起中国人的好笑、荒唐，或滑稽之感，此盖由于身为儒家兼道家的中国人，一向总是欣赏“述而不作”的人。对于孔子而言，合乎人情总比合乎天理好些；对于伟大的道家老子和庄子而言，则显而易见的是，有是必有非，因为此两者表里相关，不可分故。正如庄子曾经说过的一样：“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之具，非知治之道。”
　　在西方人听来，这些话也许有些讥刺，而儒家的“讲理”和折衷，亦不免有些优柔寡断，缺乏原则。但是实在说来，他们对于我们所谓的自然的平衡，亦即人与非人之间的均衡反映出一种奇妙的认识与尊重——把人生视为自然之道的一种宇宙的生命观。在这当中，善之与恶，成之与毁，智之与愚，皆属不可分离的存在极性。《中庸》有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因此，智慧不在强行排恶取善，而是学习“驾驭”它们，亦如浮木之随波上下，对于一个人的本性上的善恶，中国人的生命根柢中，且有一种特殊的信心，这是在从希伯来到基督教文化的慢性良心不安中成长的人感到特别陌生的一点。然而，在中国人看来总是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怀疑自己的人即使对他自己的怀疑也不会相信，故而也就只有乱成一团了。
　　过去二十年来，西方人之所以日渐对禅发生特别浓厚的兴趣，原因不止一端。禅宗艺术对现代西方心灵所产生的魅力，铃木大拙的著述，以及一种非概念式的体验哲理在科学相对论的风土中所受到的注意——所有这些，莫不皆有关联。还有，不妨在此一提是，禅与诸如维特根斯坦哲学、存在主义、一般语意学、沃夫(B．L．Whorf)创造的玄妙语言学以及科学的哲学与心理治疗方面的某些运动等等纯粹西方趋向之间的相似性与亲和力。背地里，我们的心里总是有着一些隐忧：对于基督教的不自然或与“反自然”两者，对于它那有着政治秩序般的宇宙论以及科技，对于它对使人类感到怪异的自然世界所作的一统式的机械化。因为这两者都反映了一种心理：人与一种意识上的智力认同，而意志则在自然的外面控制自然，就如人类的形象多依建筑家构造上帝的形象一样。这种隐忧起于这样的一种怀疑：尝试从外部主使这个世界的企图是一种恶性循环，并以此为永无穷尽的控制、控制(controilling controilling)与监督、监督(supervising supervising)而惶恐不安，永无了期。
　　对于寻求恢复人与自然合一的西方人，禅似有一种超过泛神论甚远的吸引力，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马远与雪舟的山水画中，存在于一种既是属灵的又是世俗的，以自然的方式传达神秘的奥义的，尤其真实的是，从来没有想到真俗不可并存的艺术之中。对于在精神与物质、意识与潜意识方面一向有着重大分别的一种文化，这里有一个可以提供深切而又清新的完整之感的世界观，存在其中。因此，中国的人本主义与禅的自然主义深深地吸引着西方人，远远地胜过印度佛教或吠檀多(Vedanta)哲学。印度佛教和吠檀多哲学在欧洲虽亦不乏学者，但大体而言，它们的追随者似乎只是一些转换了的基督徒而已——只是一批寻求一种比基督教超自然主义更能言之成理的哲学，借以推行本质上是追求神迹的基督教方案的人们罢了。印度佛教的理想人物显然是一种超人，一种绝对掌握自性的“瑜伽徒”(yogi)，与科幻小说的理想人物、“超于人类的人”完全一致。而大觉佛陀或悟道的中国禅人，则是“平常人”，毫无奇特；其幽默风趣而富于人味之处，宛如牧溪和梁楷所绘的禅颠。西方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人物，乃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得到一个概念：圣人和哲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人，只是完人而不是超人，尤其重要的不是一本正经的禁欲主义者。尤胜于此的是，禅之觉醒吾人与宇宙“本不可分”的开悟经验，不论多么难以捉摸，总是不离当处，就在目前。
　　我认为，禅之所以在后期基督教的西方得着许多人的好感，因为它既不讲经说法，更不以希伯来基督教一线相关的先知作风对人说教和责斥。佛教并不否认，艺术与科学、理性与善意，对人类的生活可有相对有限的改善境地。不过，尽管它认为此一活动境地非常重要，但对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三世万法皆如的那个比较无限的境界而言，却是附属的、次要的。因为，这个境界完全超出善与恶、成与败以及个人健康与疾病等等的范畴。
　　希伯来基督教的宇宙，为道德的迫切、正义的热切、包括一切、贯串一切的世界。作为绝对本身的上帝，就是与恶互不相容的善。因此，不道德或非正义，就使人感到自己是个被放逐的人——不仅被逐出人类的社会，同时亦被逐出存在的本身，被逐出生命的根基。因此，一个人一旦犯了错误，就会导致一种形而上学的焦虑和罪恶之感——一种永远受到处罚的境地——与他所犯的过错完全不成比例。这种形而上学的罪过实在太难成立，令人太难忍受了，最后必然会有使得上帝及其律法遭受反对和排斥的一天——而这正是现代现实主义、唯物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等整个运动所发生的情形。绝对的道德对于道德具有深切的破坏性，因为它所用以对付罪恶的罚则实在太重、太重了。人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以砍头的办法治疗头痛。禅的吸引力，跟东方其他哲学的魅力一样，乃是：在善恶的紧迫境域背后推出一个广大的自性境界——一个不但不必再有罪恶或遭受谴责之事，而且最后终于可使自己与上帝不别不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