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宗仰传论》

读《黄宗仰传论》
　　作者：汤志钧 来源：文学报
　　《黄宗仰传论》继《宗仰上人集》之后，又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黄宗仰所处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以后外敌频仍、清政府内政不修的时代。他自幼信佛，早入禅门，却又殷忧国事。当八国联军入侵、帝俄入据辽沈，上海人民集会张园抗议之时，他慷慨演说:“今日之事机，危迫极矣。况此番议会，乃我中国同胞四万万人竞存立于地球之上最紧要、最苦楚之一大事”，吁请“我同种同胞团结不懈，坚忍不拔”(《张园演说辞》，1901年4月，见《宗仰上人集》第3页，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他出家而未出世，成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动荡，风云变幻，昔日醉心改革的志士，有的投身革命，有的鼓吹“勤王”。曾与康、梁交游，写过《客帝论》的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梁视为“圣主”的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划清了革命和改良的界线。黄宗仰早在1902年就和章太炎书信往来，对他“所持之宗旨，所守之天职”表示钦佩(《致章太炎书》，1912年5月16－17日，同上第42页)。当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时也与之交往，赋有《赠章太炎》:“神州莽莽事堪伤，浪藉家私赃客王。断发著书黄歇浦，哭麟歌凤岂佯狂？”(同上第158页)。就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不久，他就两次写信给孙中山，支持反清革命。可知黄宗仰又是审时度势，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佛教中第一人”。
　　黄宗仰又能文能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也有专门记载，称其“常慕东僧日照之风，欲为祖国有所尽力”。对这样一位有学问的“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对这样一位随时代而前进的爱国诗人，自不能没有传论。
　　然而，要为黄宗仰写出一部比较全面而又深入浅出的传记，却非易事。首先，黄宗仰的诗文散见各种报刊，如《江苏》、《选报》、《政学报》、《中外日报》、《苏报》、《天铎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神州日报》、《佛学丛报》等。这些清季民初的刊物，不仅查阅不易，即使找到，还得逐页寻求，决非短时间所能如愿。他为一些佛经写的序文，如《频伽大藏经自序》，也只载于该书卷首，非广泛求索，难以知悉；非熟悉史事，也难以寻觅。
　　其次，黄宗仰的诗文涉及面广，关涉到文学、哲学、史学、佛学等各个方面，不是知识广博，学有专长，也不易阐解。
　　其实，这些难题，沈潜同志早经考虑，并做好准备了。他早年南北访求，耆老徵询，和唐文权同志编有《宗仰上人集》，于200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目前唯一的黄宗仰集。此后，又在教学之余继续潜研，写有多篇论文；他的工作地点，又在黄宗仰故居附近，撰写《黄宗仰传论》，实为极其合适的人选。
　　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沈潜就由唐文权介绍相识。当时我的工作单位离徐家汇藏书楼很近，他每逢去藏书楼，总要将阅览所得娓娓相告，还将报刊中有关章太炎的佚文抄录见赠。此后，虽音讯稍疏，但在2004年翁同龢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又得重逢，知他锲而不舍，为撰写《黄宗仰传论》作了各种准备。如今终于全书告成了，成书不易，出书有望，因乐而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