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台中兴之祖——谛闲大师

近代天台中兴之祖——谛闲大师
　　觉 醒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各宗复兴的气象，月霞、应慈大弘华严，杨仁山、欧阳竞无振兴唯识，印光、圆瑛大弘净土，来果、虚云厉行禅宗·······，如是等一大批佛门高僧的努力开拓，为近代佛教史增添了一笔笔浓墨重彩。而一生孜孜以求、常行不辍，竭力以弘扬教观、中兴天台为己任者，当首推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谛闲大师。
　　一、生平简介
　　谛闲大师（1858～1932），浙江省黄岩人。俗姓朱。讳古虚，号卓三。父亲早逝，幼年即从舅习医。19岁时，自己在黄岩开了一间药铺，并义务替人把脉诊病，因此而闻名乡里。后因母亲、妻儿相继病故，而猛然省悟到“药业虽众，医术虽高，但能医身，不能医命”的道理。遂关闭医馆，前往浙江宁海县白云山，依成道法师出家。二十四岁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二十六岁至平湖福臻寺，师从敏曦法师学《法华》。后两度到上海龙华寺，听晓柔法师讲《法华》、听大海法师讲《楞严》。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杭州六通寺开讲《妙法莲华经》，讲毕即闭关于慈溪圣果庵阅藏。三年后，应龙华寺之请，开讲《法华》，期满前往镇江江天禅寺习禅。二十九岁时，承迹端定融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四十六岁首任永嘉头陀寺住持。自此，历任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宁波观宗寺、天台山万年寺住持。晚年，于哈尔滨极乐寺传戒，盛况空前。其间应僧俗之请，在各地讲经弘法百数十次。所讲的经典有：《法华》、《楞严》、《弥陀》、《梵网》、《圆觉》、《仁王》、《金刚》、《观无量寿佛》、《普贤行愿品》、《盂兰盆》等经，《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大乘止观》、《宝王三昧》、《始终心要》、《十不二门》、《教观纲宗》、《四教仪集注》、《净土十要》、《相宗八要》等论，以及《水忏》、《梁皇忏》、《彻悟语录》、《省庵语录》等。１９１０年在南京三圣殿举办僧师范学校，任监督，召集各地青年僧徒，分班讲解，开近代僧伽教育风气之先。１９１９年，在宁波观宗寺创立观宗学舍，自任主讲，罗致学僧，教授天台宗大小诸部。１９２８年，又将观宗学舍改为弘法研究班，并发行《弘法》月刊，对于天台宗义学的弘扬，贡献殊大。民国二十一（1932年）年七月示寂于观宗寺，世寿七十五岁，僧腊五十五夏。后人于慈溪五磊山建塔纪念。遗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一卷、《圆觉经讲义》二卷、《金刚经新疏》一卷、《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一卷、《观经疏钞演义》一卷、《始终心要解》一卷、《观世音普门品讲义》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一卷、《水忏申义疏》一卷、《八识规矩讲义》一卷等。后由门人倓虚、叶恭绰、蒋维乔等汇编成《谛闲大师遗集》共十三种十册印行。生平事迹见宝静《谛公老法师别传》、《谛公老法师年谱》、蒋维乔《谛闲大师碑铭》等。
　　二、主要思想
　　1．教在《法华》，行在《楞严》之本
　　《 楞 严 经 》 在 中 国 佛 教 中 有 着 特 殊 的 地 位 和 影 响，此 经 一 经 译 出 便 得 到 了 佛 教 界 的 广 泛 注 意 ，很 多 佛 教 学 者 将 其 作 为 佛 教 教 、 观 的 总 纲 看 待。中 国 佛 教 诸 宗 ， 如 禅 宗 、 天 台 、 华 严 、 净 士 等 ， 都 十 分 重 视 ， 纷 纷 从 中 吸 取 营 养 ， 强 化 了 其 理 论 基 础 。
　　但 是 自 从 唐 代 中 叶 译 出 之 后 ， 此 经 就 被 一 部 分 佛 教 学 者 怀 疑 为 " 伪 经 " 。唐 代 之 后 ， 对 《 楞 严 经 》 的 怀 疑 更 是不 绝 如 屡 ， 但 这 并 未 影 响 佛 教 四 众 弟 子对 此 经 的 喜 爱 和 崇 信 。 到 了 近 代 ， 可 能 是 受 疑 古 风 气 的 影 响 ， 指 责 《 楞 严 经 》 为 伪 经 的 论 述 渐 渐 多 了 起 来 。 其 中 最 激 烈 者 莫 过 于 梁 启 超 、 吕 膺 和 何 格 恩 。 梁 启 超 在 《 古 书 真 伪 及 其 年 代 》 一 书 中 认 为 ， 《 楞 严 经 》 是 剽 窃 道 教 以 及 中 国 传 统 思 想 而 来 的 ， “真 正 的 佛 经 并 没 有 《 楞 严 经 》 一 类 的 话 ， 可 知 《 楞 严 经 》 一 书 是 假 书” 。吕 膺 更 是 断 言 ：“ 《 楞 严 》 一 经 ， 集 伪 说 之 大 成” 。吕膺以 “ 邪 说 不 除 ， 则 正 法 不 显 ” 的 心 态 撰 写 《 〈 楞 严 〉 百 伪 》 一 文 ， 从 译 传 和 思 想 等 多 方 面 论 证 此 经 非 真 的 观 点 。 何 格 恩 、 周 叔 迦 等 学 者 也 从 不 同 角 度 对 “伪 经 ”说 作 了 补 充 。
　　谛闲大师对此则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斯经高妙极致，非文言句义而能尽述。唯有退藏密机，虛怀仰赞而已，凡后之志学之士，苟能惜人身，得之不易。悟大教，值之倍难，或即生欲发真归元者，欲明心见性者，宜应于此一经，尽其心力，赤体荷担，坐卧经行，澄心体究，语默动静，反照提撕，其或宿种忽芽，大开圆解，如初春霹雳，蛰户顿开”（《大佛顶经序指味疏》）。将《楞严经》的重要价值提高到高妙极致的地位。指出此经之所以叫做“大佛顶法”，是因为该经“是十方如来，及大菩萨，自住三昧，是故最尊无上，名之曰大佛顶，亦名第一义谛，亦名胜义中真胜义性，亦名无上觉道，亦名无戏论法，亦名阿毗达摩，亦名真实圆通，亦名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即表示此最胜之法，所谓依最胜理，说最胜教；依最胜教，起最胜行；依最胜行，还契此最胜理。教行理三悉名大佛顶”。（《大佛顶经玄义辑略》）
　　大师不仅在思想上如此看重《楞严经》，而且身体力行撰写和讲解《楞严经》及与《楞严经》相关的注疏。天如禅师曾撰写过《楞严经序》，但因其文义幽微，而令初学者不谙字义句节、难得理趣。因此谛闲法师为此序文撰写了《楞严经序指味疏》，使得初学者有所遵循。此《疏》提纲挈领，剖析深刻，言简意赅，深受信众喜爱。谛闲大师在龙华寺讲解此经时，听者踊跃，四众欢腾，每日均在二千人以上。玉佛寺现址落成之际，谛闲大师应邀开讲《楞严经》，亦是盛况空前。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在北京发起讲经法会，请谛闲大师为主讲。大师振锡北上，开演《楞严》，“自名公巨卿，各国公使，蒙藏喇嘛，以及都人善信，莫不欢跃赴会，争先恐后，无虑数十万指。颂祷之声，震动天地。”（《谛公老法师别传》）大师一生教在《法华》，行在《楞严》之本，一生讲《楞严经》达十三次之多，并著《大佛顶经序指味疏》、《势至菩萨圣诞开示》及《七处征心之发隐》。足见其对《楞严经》的看重和推崇。
　　2．倡导诸宗融合，注重台净双修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天台宗和各宗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台净双修、台禅双修也更进了一步，许多佛学大师都是各宗兼通、多宗共修的。谛闲大师也不例外。大师认为，传统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封闭式的个人体验所形成的派别斗争，是影响佛教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大乘各宗均有其长处，亦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不应互相敌视。况且在长期发展中，各大宗派事实上一直在互相渗透，互为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将天台宗的思想发扬光大，就必须大胆汲取各宗之长，使之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从而丰富天台学说。在佛教各宗学说中，除天台外，谛闲大师最钟情的莫过于净土宗。应该说，谛闲大师既是天台宗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净土法门的笃修者。他指出，佛教的主要目的是教化众生积极努力脱离苦海，脱离苦海的门径虽因宗派或理解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是，主要的就是两条 “一者仗自力，二者仗佛力。以自力弱，故欲断除烦恼，了脱生死，千难万难。以净土法门，全仗弥陀愿力接引，容易往生。既得往生，便永不退转，则轮回永息，圣果可阶。夫净土法门，唯以信愿持名念佛，最为稳当，最极简易，至圆至顿。圆则三根普被，顿则数载成功。”（《示施圣藏居士》）又说：“欲求稳当最直捷之出生死法门，舍横超三界之净土法门而外莫由也。净土法门，三根普被，九界全收，机无分乎大小，行不问于圣凡。”（《开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净土法门》）正因为如此，佛教界的“往圣先贤，人人导往。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如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皆法身大菩萨也，莫不发愿生彼极乐。即如东土诸祖，如智者（智顗）、永明（延寿）、中峰（明本）、莲池（袾宏）诸师，无论教祖禅宗，一一归向西方。大乘经论，如《华严》、《楞严》、《起信》诸部，莫不明文劝导。”（《开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净土法门》）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谛闲大师对净土宗的推崇和弘扬可谓丝毫不逊色于其对天台宗的造诣和贡献。他在《开示学者道传师》一文中说：“禅宗注重于参，教下（指天台宗）注重于照。如破千年之暗室，贵在明灯；欲出无始之樊笼，须凭妙观。所以，（禅宗）看话头，须起疑情，疑情不起，功夫不能进步。（天台）修止观只须直照，如在狮子林四五七中用功是也。其实当今之世，吾人业重，须止观，须破惑，方能了脱生死。看话头，莫道不悟，纵使彻悟，而生死尚未了脱。具见此宗教二种修功，俱非了脱生死之对治法也。尔若以真实为了生死用功，唯有信愿持名念佛一法，所谓出生死无别路，入涅槃唯此门。”谛闲大师始终遵循“教在天台，行归净土”的祖训，身体力行台净兼修法门。在出离生死、寻求归宿问题上，可以说更看重极乐净土。他在《观无量寿佛经疏钞演义叙》中说：“余钝根人也，自受具后，即奉持此经为日课，忽忽四十余年矣”。他每天持诵净土经典，念阿弥陀佛万遍，凡讲经开示则多有劝人台净同归的言论。谛闲法师还一再勉励弟子：“‘虎豹生来自不群'，吾人焉能仰人鼻息，与众人混同。直须透入自性，率性而为，方是盖天盖地的大丈夫作略”。大师最后往生时的一番言论，更是道出了一位先贤长者一生的体会和心声，大师临终前嘱弟子拿来笔墨，书写十六字以勉后人，曰：“我因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哉！”写毕，即坐化西去。大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受益向世人昭示了台净双修获益匪浅的道理。其高足倓虚法师说：“《法华经》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是小本的《法华经》。”可谓是对乃师思想的高度概括。
　　3．放生为众善之先，忏悔乃消灾首务
　　谛闲大师一生持戒谨严、护生有力。大师始终认为“人秉天地之气以生，当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人立于天地之间，就应该以天地好生之心为自己生存的基本要求，从历史上说，“古圣先贤，莫不以仁慈济物，博爱利生，是知凡为人者，要当以仁存心”。只要心中常存仁善，那么，持戒行善就不会是什么难事，持戒行善落实在行动上就是：“不杀为诸戒之首，而放生为众善之先也”。因此戒杀放生在大师的一生行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大师用很多事例说明了戒杀放生的重要意义，指出：“历朝以来，缁素通人，慈善大家，以放生为务者，典籍所载，未易仆罄也”。大师用古人厉行放生的优良传统教育大家树立世界大同的思想，大力倡导积极的爱护生灵的行为。此举在当时的战乱年代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制止战争、推动和平影响巨大、含义深远。
　　1924年，面对历年来的水火刀兵之灾，百姓生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之际，谛闲法师力倡通过忏悔以减轻人类引发战争的共业。他指出：“夫修多罗，教经也；梁皇忏，行经也。世人只知教经之可讲，而不知行经亦可讲也。”为此，他多次讲解有关忏悔罪业的经典，并由弟子宝静、诚一等整理成《皇忏随闻录》流通于世。在解释皇忏的现实意义时，大师指出：“众生所以沉沦六道者，无他，不勤忏悔而已矣。佛言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凡有心者，皆当作佛。吾人于无量劫来，背觉合尘，出生入死，无一类而不受生，有一生，即有一身，有一身，即有一身之父母。可知现前有命者，无一非过去之父母，未来之诸佛也。吾人自当生大惭愧，发菩提心，沥胆披肝，求哀忏悔。”对梁皇忏进行串讲解释，既纠正了皇忏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偏颇和歧义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世人将忏悔活动贯穿于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个人行为上。
　　三、业绩与影响
　　谛闲大师一生致力于天台宗的弘扬，注重对天台传人的造就和培养。鉴于天台卷帙浩繁、义理艰深，学者大多难入其门的问题，谛闲大师在筹建天台专宗讲寺和开座讲经的同时，还创办了一系列的佛学研究社和佛教学校，通过新型的办学形式，结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天台宗的研究和弘传人才。根据《上海宗教志》记载：“宣统二年（ 1910年），（谛闲大师）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住持。其时出任江苏僧师范学堂总监督，招集笃实有为之青年僧徒，造就僧才，开创了中国近代僧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民国2年（1913年）卓锡上海留云寺，在寺内办 ‘佛学研究社'，担任主讲，先后讲《八识规矩颂》、《圆觉经》等。是年冬，住持宁波观宗寺，不辞辛劳，整修殿堂，并创设研究社。民国4年应邀赴北京弘法，任大乘讲习会主讲。民国7年，再赴北京开讲《圆觉经》、《大乘止观》。民国8年，在观宗寺增设‘观宗学社'，网罗高材僧众，讲授天台大小诸部，造就了一批僧才。观宗寺由是规模焕然，各方缁素，云从景集，蔚为东南名刹。民国17年改‘观宗学社'为‘弘法研究社'，深受学僧欢迎。民国20年应上海玉佛寺之请，开讲《楞严经》。”
　　大师一生教通三藏，学究一乘，为台宗泰斗，四出弘法，诲人不倦，乃缁素楷模。弟子倓虚法师在谛闲大师《劝发菩提心文讲义录要序》中说：“古人有三不朽，一曰立德，次曰立功，三曰立言。然则世之立德者，未必立言立功；立功者，未必立德立言；而立言者，亦未必立功立德。唯我大师兼而有之。夫乘戒俱急。止观圆融，勤苦自处，慈悯待人，立德也。兴建伽蓝，树立学社，培植后进，卫教弘法，立功也。法嗣天台，行修净土，疏经流布，昭示因果，立言也。诚以大师乃智者嫡传，灵峰嗣响，法門龙象，近世耆德。曩年弘化南北，海宇钦崇，凡当时知名之士，莫不以归依座下为荣” 。这是对“素以住持正法，净化人间为己任”的一代台宗大师道德品行、学理文章的真实写照。大师一生的弘法心得已由弟子整理成《谛闲法师遗集》及《谛闲遗述语录》刊行。其中《谛闲遗述语录》，又名《谛公遗述语录》、《谛闲大师语录》，由弟子宝静编辑，是谛闲大师所撰经论义疏类专著以外的其他文述的汇编，书首有宝静法师撰写的《谛公老法师别传》，正文分为十六类，共收各种文体的著述二百九十五篇，是研究谛闲大师思想和行迹的重要资料。
　　谛闲大师传教四十余年，弘法足迹遍布天下，“一生行归净土，教演天台。建大法幢，作狮子吼。声教广被，暨于九省，作育僧材，芃芃掝朴。”（蒋维乔）门人弟子中较为著名的出家弟子有宝静、倓虚、常惺、戒莲、禅定、可端、根慧、妙真、授松等；较为著名的在家弟子有蒋维乔、徐蔚如、王一亭、蒋竹庄、江味农、潘对凫、黄涵之、施省之、李斐然、朱子谦、李云书、袁克文等。大师的门人及其门人的门人正一代代传承着大师所开创的伟业，沿着大师所走过的闪光足迹，为着天台的振兴和光大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转引自《香港佛教》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