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

　　一、关于因明的定性
　　“因明”这一名称始自传为弥勒（约公元270－350）口述无著记录的《瑜伽师地论》，该书给 “因明”所下定义，较为抽象，即所谓“谓于观察义中诸所有事”。
　　“因明”究竟如何下定义，众说纷纭，有说是研核真伪之学，有说是源唯佛说，有说是明因之学，有说是思维科学，有说是形式逻辑（明末李之藻称逻辑为“名理探”， 清代李林称之为 “名理学”， 王国维称之为 “辨学”， 日本人称之为 “论理学”， 孙中山则称之为 “理则学”），有说是推理之学，有说是思维工具论，有说是量论，有说是量理论，有说是佛家逻辑，有说是佛教量论，有说是佛家形式逻辑。说及因明与内明关系，或说因明内明为一，或说因明内明不一，或说因明量论是一，或说因明量论非一，或说因明即属派学，或说因明应是共学。因明诸师以为别说有商榷处，由是各立自说，故成纷纭诸说。
　　其中“思维科学”、“研核真伪之学”、“推理之学”、“形式逻辑”、“思维工具论”称同“明因之学”， “量理论”、 “佛教量论”、 “源唯佛说”称同“量论”，“佛家逻辑”、“佛家形式逻辑” 、 “佛教量论”又称同“源唯佛说”；故可约为三种。又，其中“思维科学”、“研核真伪之学”、“推理之学”、“形式逻辑”、“思维工具论”、“明因之学”、 “量理论”是谓共学之说，“佛家逻辑”、“佛教量论”、“佛家形式逻辑”、 “源唯佛说”是谓派学之说。谓“思维科学”、“研核真伪之学”、“推理之学”、“形式逻辑”、“思维工具论”、“明因之学”者，单指量论中的因理论；谓“源唯佛说”、 “佛家逻辑”、 “量理论”者，是对佛教认识论与佛教因理论的总称。
　　诚然，诸说皆有助于对“因明”的理解，只是基于着眼处有所不同而致定性不能决一。多种定义并存自有好处，便于随自乐意，言所欲言。然而也显不足，倘若各自定义只贯自宗，不穿他论，那将势必多兴不极成之诤，亦使后学不知所从。
　　目下因明研究日趋深广，客观需要因明有个统一定义。下定义似应做到：言约义准，名言一致，名副其实，名正言顺，易于把握，便于贯用。准此，则因明似应定义为“源自古代印度的明因之学”。
　　如是定义，理由有四：1、与学科划分相应。古印度将学科束为十种，总称“十明”，别称“大五明”、“小五明”。在“十明”或“大五明”中，“因明”与“内明”都是独立成科，互不统属。因此之故，当说因明内明非一。因明之学以明因为本，故定义为明因之说。2、“因明”与“正理”意义完全相通。“明因”名副其实，核心内容在明因故。“正理”者，证理为正，因是关键，名实亦不为乖。陈那（约公元400－480）为自著因明书题名《正理门论》，其中“正理”，旨在明因。故取定义明因之说。3、玄奘将学科译为“因明”，不但有根有据，而且十分精当。虽“正理”与“因明”相通，将学科译为“因明”而不译为“正理”者，有简“正理经”故。为简“正理经”，玄奘（公元602－664）翻译《正理门论》时，故于书名之前冠以“因明”二字，用意显然。故取定义明因之说。4、定义因明为“明因”之学而不定义因明为“逻辑”之学者，“明因”之说是中国话，而且具有言约义准，名言一致，名副其实，名正言顺，易于把握，便于贯用的特点，而“逻辑”之说不具此点。故取定义明因之说。
　　“明因”之行，人生俱有。降生为人，有思有语，有思语故，就有是非真伪，分别是非真伪，就要明因，明因就要有明因术。只是将这种明因之术结集成学，则并非人人皆能，各族都有，有能者唯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墨翟（公元前480－420）将古中国明因之术结集成学，是谓“墨辩”，其源流布不广，其名不移，实即辩证是非真伪之学，核心亦在于明因，亦即明因之学。亚氏（公元前384－322）将古希腊明因之术结集成学，是谓“亚氏工具论”，其源广流，及于宗教、世俗，公名为之“逻辑学”。 其中“逻辑”是西方语“LOGIC”汉语译音，非中国话，概论其旨，实亦研核是非真伪，不出明因正理之道。就中国人而论，称“明因”之学胜称 “逻辑”之学。足目（约公元二、三世纪人）将古印度明因之术结集成学，是谓“正理学”，其源流向，古于佛家及“外道”，今于俗世。所谓“正理”，可解为“正确道理”，亦可解为“使理得正”。两义不违，皆以明因为本。就“因明学”而论，虽源自足目，而不宜总称“因明”为“足目明因之学”或“正理派明因之学”；虽流向佛家、“外道”及于俗世，而不宜总称“因明”为“佛家明因之学”或“佛家逻辑”或“外道明因之学”或“外道逻辑”或“俗世明因之学”或“俗世逻辑”。“因明”既是源自古印度正理派又是流于“外道”、“佛家”、“俗世”的公同明因之学，故可称之为“源自古代印度的明因之学”。
　　“逻辑学”为国家法定学名，虽有商榷之处，然而沿用已久，难复移名。不过用“明因之学”来定义“逻辑学”，似应成立。 “明因之学” 既是中国话，又适于中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又言约义准，名言一致，名正言顺，易于把握，便于贯用，用以定义“因明学”，似应成立。借此杭州国际因明研讨会论坛，大胆提出，以供诸贤核议。
　　二、关于因明的两个突出特点
　　1、因明理论精细入微
　　因明对现比量及能立破都有精细研究。现量与比量是认识的两个阶段，现比量间是因果关系。能立与能破是悟者悟人的程序。
　　关于现量。现量是一切认识的基础，若现量有过，则一切由此引生的认识必然不正。因明要求现量必须是新生离分别不错乱无欺智。首先，现量必须是智，要求智者以智观察事物，观察世界，观察人生。智者不是自封的，不是炒热的，而必须是通过刻苦学习严谨治学勇于社会实践而获得真知者。以智观察，就是不带丝毫贪嗔痴慢的观察，不带偏见的观察。非智观察不为现量。第二，现量必须是新生，新生就是智者以智观察的第一刹那，此后刹那的遮现量识或限后识或再证识，皆非现量。第三，现量必须离分别，离分别就是智者观察时，排除一切概念夹杂，不能戴着墨镜观察事物，观察世界，观察人生。概念夹杂，不名现量。第四，现量必须是不错乱，智者以智观察时，有错乱不错乱之别。只要有错乱，虽是离分别，亦不名现量。错乱觉的产生，有的基于内因，有的来自外缘，有的是内因外缘结合的结果，有的因于病态。主客观皆不能有错乱。由内因造成的错乱觉，如眼睛有了翳障便见着发缕、空华、二月等，或如色盲者见红为绿等；由外缘造成的错乱觉，犹如乘坐速行舟车见着房屋、树木、山岗运行，或如见着桥下流水以为见桥飞行等；由病态造成的错乱觉，如生气时见着大地为红，或如醉酒、生热病时见闻错乱，或如贫血之人蹲坐猛起时眼前发黑等。这些错乱之觉皆非现量。现量以事物自相为所缘对象即认识对象。而事物既有单一事物，亦有复杂事物。不论单一复杂，各有自共二相。只要是自相，即为现量所缘对象。复杂事物之自相亦可容为单一事物之共相，只此而论，陈那所谓现量亦缘共相，是方便说，非根本说。因明对现量研究之精细，可见甚是异乎寻常。
　　关于比量。比量是以正智比知正智。其中以自正智比自正智者，说名为自比量；以自正智生他正智者，说名为他比量。正智即不错乱智。比量以事物共相为所缘对象即认识对象。比量有一套认识程序，即是以因证宗。宗即所证对象，相当于三段论的结论。宗由前后两个宗依构成，前一宗依名宗有法，后一宗依名为宗法。宗有法为宗体，宗法为宗义，就是说，宗是体义结合之者。体义之间具有不可离性。无体，则义无所依；无义，则体无所是。说体义必随，说义体遍是，体无义自空，义无体不有。这种体义之间的不可离性是个自在，凡非自在宗，遍非正宗。依陈那说，似宗九过：一现量相违、二比量相违、三世间相违、四自教相违、五自语相违、六能别不极成、七所别不极成、八俱不极成、九相符极成。九过之中，现量相违、比量相违、自语相违不但适于对争，而且适于立论，皆能显示非自在性。其余过患只适对争，方便对争显过，所显过失计有多种。然而此之显过与不显过，并非从本质上说，从本质上说，凡是似宗皆不自在。而认识宗的自在性，需以正智证知。证知由因，陈那谓因由一因二喻合成。一因二喻具三相者是为正因，因三相者，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三相之中，有缺减者即是似因。陈那分析似因三种：一不成，二不定，三相违。不成有四：一两俱不成、二随一不成、三犹豫不成、四所依不成。不定有六：一共不定、二不共不定、三同品一分转异品遍转、四异品一分转同品遍转、五俱品一分转、六相违决定。相违有四：一法自相相违、二法差别相违、三有法自相相违、四有法差别相违。似喻有二：一似同法喻、二似异法喻。似同法喻有五：一能立法不成、二所立法不成、三俱不成、四无合、五倒合。似异法喻有五：一所立不遣、二能立不遣、三俱不遣、四不离、五倒离。似因似喻共计二十四种。法称谓因三相，遍是宗法，同品唯有，异品遍无，与陈那说有所不同。法称分析似因三种：一不成，二不定，三相违。不成有四：一两俱不成、二随一不成、三犹豫不成、四所依不成。不定有四：一同全异全不定、二同分异全不定、三同全异分不定、四同分异分不定，法称不许共不定、相违决定。相违有四：一法自相相违、二法差别相违，三有法自相相违，四有法差别相违。似喻析为两种：一同法似喻、二异法似喻。同法似喻有九：一能立法不成似喻、二所立法不成似喻、三俱不成似喻、四能立法犹豫不成似喻、五所立法犹豫不成似喻、六两俱犹豫不成似喻、七无合、八缺合、九倒合。异法似喻有九：一能立不遣、二所立不遣、三俱不遣、四能立犹豫不遣、五所立犹豫不遣、六能所俱犹豫不遣、七无离、八缺离、九倒离。似因似喻共计三十种。这还只是个纲领性的说法，是“滴论”的说法，其实，内中皆有自所宗、他所宗、自他双所宗的问题，皆有随一、两俱的问题，皆有自、他犹豫一分、全分的问题，皆有“倒难”（颠倒难他，错误破他）中所牵涉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因素都交相摄入其中，则似因、似喻各可结为成百上千种者。比量之说，可谓精细至极。
　　能立能破皆依现比二量。顺之者为正能立正能破，违之者为似能立似能破。其中能破又分立量破与出过破。立量破是通过所立正量，破斥敌论似量。出过破是利用（通用）敌者因式或者运用（藏人善用）“应成论式”，显示敌论宗因喻中言陈或意许过失，从而破坏敌论。在立破实践中，往往随立随破，立破结合，立量破与出过破兼施，立破主宾身份亦可随时转换。
　　2、因明应用要求严格
　　宗由因成，无因果不生。欲立正宗，必以正因。因要正确，必遮其似。能遮规则，成百上千。只有经得起因明成百上千条规则检验的因，才是正因。标准细致入微，应用要求严格。谁欲立正论，必先正自己，对立论者的要求，更是严格无情。
　　乱世出理论。此中之乱，非指天下大乱，特指社会复杂纷纭。社会复杂纷纭，理论演说随之蜂起。发表理论言说，必须宗正因明，必须经得起成百上千条准则检验，必须不违因明精神。除有正因在胸之外，还要求发表理论演说者具备五种庄严。必具庄严，所出理论言说方能利益天下，永胜不败，持续长远。五种庄严，即：1、善自他宗，要求发表理论言说者知识渊博，通晓自宗他宗，明察天下秋毫，洞观世间音声，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立地成佛，不能一步登天。2、言具圆满，要求理论言说名言准确，说理圆满，不违世音，不违雅言，不歧义横生，不自相矛盾；发表演说更要求语声洪亮，口才流畅，善于答难，辩才无竭。3、勇猛无畏，要求演说者于大庭广众之中，精神焕发，胜勇不怯。4、演态敦肃，发表言说要求举止肃穆，泰然自若。5、堪为应供，要求发表理论言说者言必行，行必果，为圣尊，为人们所敬仰；不得好话说尽，坏事作绝，既作女娼，又立牌坊。
　　所以我说因明之道实乃圣人之道，看来似不过分。因明之道，不仅规矩大而全，而且要求苛而严。然而它大公无私，对人对己，对疏对亲，对上对下，对古对今，对长对幼，及对男女，对富对贫，一无倾向，一视同仁。有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圣道，岂容不遵。
　　三、关于因明的遭遇
　　1、因明体系的遭遇
　　依照印度“十明学”的划分，因明之学当是独立于内明之外的学科。依照因明学可资“内道”、“外道”、世俗广泛应用性质，因明之学亦当是独立于内明之外的学科。然而，自古至今，因明在体系上从未获得过独立，总是受到宗派认识论的系缚。
　　于足目初创因明之时，因明当是独立成科的。彼时教派林立，所宗理论纷纷纭纭，理论正误，久诤不决。足目者出，为决正理，集正理术。但是随后不久即被杂入自宗“内明”正理派的认识论中，与正理派的教义、世界观、方法论、“十六谛”（十六个认识范畴）等一起合成正理派理论。“十六谛”包括:[1]量，即正智。[2]所量，即正智所缘。[3]疑，即疑惑，犹豫。[4]动机，即立论目的。[5]见边,即已知事例，相当于譬喻。[6]宗义，即定则，断定真理。[7]支分，即断定真理的程序，论式。[8]思择，即辩驳。[9]决定，即定量。[10]论议。[11]论诤。[12]破，即诘难，论诘。[13]似因。[14]诡论，即诡辩。[15]误难，即错误诘难，似能破。[16]堕负，即辩论失败表征及其原因。此“十六谛”虽是多与因明有关，但内中有不少染有宗派色彩，
　　到了胜论派那里，因明则与胜论派“内明”教义、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十句义”等纽结在一起。 “十句义”包括：[1]实，即该派所主张的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种实体。[2]德，即性质，以“有性”为性质核心，一切皆以有有性为有。[3]业，即取舍屈伸行等运动。[4]同，即普遍。[5]异，即特殊。[6]和合，即内属。[7]有能，即可能。[8]无能，即非可能。[9]俱分，即亦同亦异。[10]无，即非存在。此“十句义”中，有些名言宗派色彩更为浓重，
　　到了数论派那里，因明被统领于该派“内明” “二十五谛”（认识的二十五个范畴）之中。“二十五谛”包括：[1]神我，即精神，认识主体，本自静止不动。 [2]自性，即神我自性显现。[3]大，即神我自性发作。[4]我慢，即神我自性发作为慢，随即实施认识。[5]眼根。[6]耳根。[7]鼻根。[8]舌根。[9]身根。[10]意根。[11]舌。[12]手。[13]足。[14]大遗。[15]小遗。[16]色。[17]声。[18] 香。[19]味。[20]触。[21]火。[22]空。[23]地。[24]水。[25]风。此“二十五谛”中, 有些名言，更富神秘色彩。
　　佛教对因明先后有两种态度。传承因明初期，因明曾荣独立之幸，世亲（约公元320－400）曾把因明作为独立之学进行过研究，著有《论式》、《论规》等。陈那、商羯罗主（约公元五、六世纪人）、法称（约公元七世纪人）等也曾一度把因明作为独立之学加以研究，分别著《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滴论》等，可以为证。后来陈那、法称不满足于推理明因，而要寻求推理明因的最终“标准”，于是就从佛教内明中去寻找“绝对普遍最后真理”。寻求的结果，断定“唯佛堪为量”，有意把佛教内明注入因明之中。陈那著《集量论》就把此意融入进去。后经法称著《释量论》等大力发挥及其影响，使得因明与佛教内明渐成密不可分之学了。
　　教义的杂入、纽结、统领、熔铸，使因明体系俨然失去了独立的品格。
　　2、因明在寺院的遭遇
　　（1）有因明必有佛法，有佛法不必有因明，信佛的民族地区寺院林立，寺院之中佛法尽有，但有因明的寺院为数甚少。（2）因明被视为佛僧出师晋升的敲门砖，据我的众多高僧大德朋友们说，一旦目的达到，多数事因明者便转向他明，终生致力于因明者为数极少。（3）寺内诸大尊师强调因明内明同为修佛阶梯，就使不少僧徒心生因明无用之虑，无形中降低了因明的地位。（4）寺院之内，派系林立，师承众多，寺僧有重师承轻义理之风，此风势盛，便使因明失去用武之地。加之因明破他力胜，很容易触动派系师承，且看一组问答，便知此情此景。问：“谁证尔派正说？” 答：“我派祖师。” 问：“谁证尔派祖师正说？” 答：“我师之师。” 问：“谁证尔师之师正说？” 答：“我师。” 问：“谁证尔师正说？” 答：“我。” 似此问答，在寺院内传为笑柄。因明不可用以触动师承，更不可用以触犯师祖。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因明的破他力胜及由此所造成的运用受限之情。
　　3、因明在皇家的遭遇
　　（1）皇帝要治理国家，就要发表圣旨圣论，其圣旨圣论必也经得起因明精神的检验，方能真正成立，从而发挥其有效作用。然而皇帝圣旨圣论是从来不接受任何检验的，更不要说用因明精神来检验。史上有不少皇帝崇信佛法，但没有几个皇帝治学因明。慈禧太后崇信佛教，并把自己标榜为“老佛爷”，但她一生一定讨厌因明精神，因明是破邪止恶的武器，她若懂得因明，她若尊重因明精神，那她就不是慈禧太后。（2）兴佛不兴因明，灭佛必灭因明。一方面兴佛不兴因明，中国朝代更替频仍，各朝各代大都兴佛，但兴佛不兴因明者居多，只有在唐代出现过因明研究热潮。一方面灭佛必灭因明，唐武宗会昌禁佛运动造成了因明典籍的流失，致使唐代研究因明学的盛势日趋低落，并致后世几成绝学。
　　4、因明在学者中的遭遇
　　从总体上说，因明在中国学者中是不被重视的。这除了因明本身具有译文名句艰涩难解、内容涉猎浩繁的品格外，受中国传统文化重圣旨轻义理（胜者王侯败者贼、有权就有一切、王道霸道之类）重形象思维轻理论思维（水至清则无鱼人之查则无友、有钱能买鬼使唤、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之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结果造成了因明之学的冷酷遭遇。早在唐代，玄奘就翻译了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及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玄奘弟子中国人窥基（公元632－
　　682）作《因明入正理论疏》，发微阐幽，堪为杰作。但窥基的疏有一个时期竟不传于中国，“此土失传，盖在无季兵燹，自明迄今，五百余年，几若……泯绝，无冀复闻矣。虽其间诸大老各有解释，不无摸象之诮……客春，本局仁山杨君初由东瀛取回……遂募资锓板，……以公众好。”（《因明入正理论疏》松岩跋）因明在中国长期泯灭，除了皇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外，中国古代学术界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先后出现了一批因明大师，如杨仁山（1837－1911），章太炎（1868－1936），欧阳竟无（1871－1943），熊十力（1884－1968），陈大齐（1886－1983），陈望道（1890－1977），吕氏太虚，周叔伽，吕澂（1895－1988），虞愚（1909－1989）等。这些有志之士使灭绝的因明得以重生，并通过研究发掘，促成了因明研究之风。接踵又涌现出一批少壮的因明研究精英，从精细处着手，从开阔处着眼，出了大批新成果，兼有不少有益争论，形势着实喜人。我想信，先贤及精英们有望把我国因明研究推向新高潮。使人担心的是，甘坐冷板凳的先贤们已是生不得温，死更遇冷。如象吕澂这样的因明大师，一生苦读苦活，死时更是清冷，1988年辞世，在北京八宝山为之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礼堂之狭小堪为八宝山众多礼堂之最，参与人数之稀寥敢比晨星，实在是世态严凉，令人心寒不已。而与此同时，据传日本、法国、苏联、英国、意大利等国却在大规模地举行吕澂先生追悼大会。两相对照，此情此境，不能不令人感慨。不知少壮的甘坐冷板凳的精英们的境况又复如何，倾贤窃心，甚感焦虑。于不久前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学开展清理精神污染行动时，有的学校就把“因明”课视为重点清理对象，其势之迅猛，历历在目，不为杞人忧天倾。开个因明研讨会，无钱事难成，若无贤者来资助，哪得如愿之能。牙疼不算病，疼死无人问；因明研究苦，谁问板凳冷？
　　因明之有如上遭遇，我以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由因明性质，二由因明载体。从性质上说，因明用以明因，破力更胜立能。经得起因明检验的教义、圣旨、演说、理论不必是真理，而经不起因明检验的教义、圣旨、演说、理论则必定是谬论。对于宗教派别来说，因明不但可资破他立自，也可用以破自立他。宗派为要发挥破他立自功能，遏止破自立他功能，就不能不把因明纳入自宗的内明之中。在同宗寺院内部，师承众多，破他破自皆成难题，更不能破宗师。在皇家，只能立圣旨，不能破皇说。在社会上，不识现比量，破立谈何易，一切存在皆现实，管他真假非与是。既不立，少生气；亦不破，少惹祸。牢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铭言，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也见怪。没有是非之分，没有仁爱之心，何说荣辱，何谈诚信。从载体上说，因明翻译拘于格律，晦涩难解。要详其解，必须准备终生甘坐冷板凳。不少求学者说：“与其冷学冷门冷一世，不若热学热热门热一生。”这话说得何等坦白，又是何等准确。
　　四、关于因明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
　　因明虽然源自印度，但是其流广远，不单为印度所独有。经过在印度、中国、东亚及西方的研究，因明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成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一种精神支柱。作为明因之学，因明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发展历史的可靠工具，更是一种时代精神。我们研究因明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兼有两重任务：一是研究其实，精通其理。二是完善其理，使通俗化，使之离开高阁，走向社会，为社会广泛应用，利益建设精神文明，为人类造福，使人间和谐，使天下太平。人类社会原本离不开因明精神，人类的现代社会更加离不开因明精神。
　　现代社会，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迅猛，科技飞速提高。我国也进入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历史阶段。经过短短几十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我国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可是，纵观两个文明建设态势，颇觉一手软，一手硬，一头热，一头冷。物质文明建设热而硬，精神文明建设软而冷。热而硬的物质文明建设确实带来了实惠，市场经济热火朝天，现代科技日新月移，桥林飞云，楼群齐天，卫星升空，车水舟龙，电视普及，电脑进村，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国防实力空前加强。软而冷的精神文明建设，国家不为不重视，可是从根本上说成效不大。物质过热精神严凉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是自然的，二是社会的。在自然方面，经济过度开发之因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果。恶果已成势，治理何其难。在社会方面，表现为见物不见人、见利不见义、一切向钱看、贪得无厌的社会风气。物质文明建设热而硬，精神文明建设软而冷，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因明精神。缺失因明精神所造成的后果可总束为三：国人思维混乱，国语应用受染，行为缺少德性。要扭转三种风气，就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加强文明思维、文明语言、文明行为建设。而要使这种建设卓有成效，不容置疑，就得明其因，知其理，得其法，就得大力宏扬因明精神。
　　首先，因明精神有助于文明思维建设。文明思维建设的核心是要确立科学的理性思维模式。因明中的“现量”是保证正确感性思维的基础和试金石，要求感性思维离分别而不错乱。如果不能确保感性思维离分别不错乱，那么由此而生的理性思维就必然不正确。因明中的“比量”是保证正确理性思维的准绳，要使理性思维正确，就要保证不违背严格无情的因理。要保证理性思维不违因理，就要明因知理，就要宏扬因明精神，使之得以广泛普及，广泛应用。我们的现实是：只惯于说统一思想，不惯于说建立科学的思维模式，然而若无科学的思维模式，哪来的真正思想统一？只惯于说其然，不惯于说其所以然，或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故所致，或因积习惯成不以其故为其然。因此科学思维模式就很难建立起来，更无法形成风气。科学思维模式之不兴，引生国人思维混乱。此外，因明还具有开发智力锻炼思维敏捷性的作用。人生子女盼聪明，因明精神利一生。
　　第二，因明精神有助于语言的净化。发展民族先进文化需要借助文化载体语言纯洁统一。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十分重视语言的纯解性建设，1951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性而奋斗》的重要社论。语言学界众多大师级人物也都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为祖国语言在丰富发展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也由缺乏因明精神而引生出一些问题，例如简化汉字本来有利学用，理当据理进行简化，然而却反其道，任凭主观感觉行事，忽左忽右，朝令夕改，一度导致书写混乱。至今人们还感到有些汉字简化缺乏理性，以致引起连锁反应。关于文字改革，理当从长放眼，但却急于求成，倡导什么先行拼音化然后走淘汰汉字之路，更是缺乏因明精神。此路既难舍又难行，使汉字处于生死境。只因经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为时数年的长期说理大辩论，创“汉字文化”刊物学坛，专为汉字据理诉讼论诤，才挽救了汉字死亡的命运。在纯洁净化国家法定语言方面也显有过失。众所周知，语言有语音、词汇、语序三大要素。语音分元音辅音，一般地说，元音乐，辅音燥，故元音丰富者语乐，元音缺乏者语燥。北京语音元音丰富，故汉语当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然而在制定汉语普通话方案时只宣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不陈说正确理由。缺乏因理支持的结果是，普通话推广半个多世纪，在读音声调方面仍旧容易出错，就连高级播音员也常常出错，究其原因，盖以规律不整。更有甚者，在现今文艺武台上气音道白充斥、气音唱法成风，则更致燥声四起，染污耳聪。语词是独立表达语义的基本单位，汉语词有词汇丰富结合力强的优势，然而现在造词用词有时异常混乱，往往由此造成歧义，以致影响交际。此外，像“搭个的”、“说呗呗”之类的使用频率也已经远远超过“坐出租”、“说再见”的使用。追赶时髦成风，而从不追究此“时”之“髦”是否因明理正，只是一味盲从。语序方面问题更多，汉语无语法论影响及今不灭。语法研究，众说纷纭，自相矛盾，不得一统，难以事从。甚至“积错成对” 谬说盛行语法学界，即使由是造成语法混乱，也在所不惜，无动于衷，这是不是有点可悲。更有甚者，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普通话”推广现在又复面临挑战，不仅有一批语言学者提出了“汉语多元化”主张，而且为了赚钱发财需要，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出现了纷纷大办方言学习班的热潮，同时在文艺武台上大演特演方言影视剧。在此影响下，于今北京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操北京语的青年男女咬舌学话的语声。对这种大兴方言、外语词之举，咬舌学话的风气，如果继续听之任之，发展下去，国家法定语言的纯洁统一、汉语“普通话”的推广将不能不受到威胁。国语受染，显而易见。不善之果由不善因生，不重语言因理造成语言混乱不纯，归根到底也是由于缺乏因明精神。
　　第三，因明精神有助于民众的行为规范建设。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过程，行为过程中充满着因果关系。 善因生善果，恶果恶因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缺乏因明精神的人是不相信善恶报应的，常把善恶报应与宗教迷信相提并论。然而何等是“宗教”？何等是“迷信”？ “宗教”者，所宗之教也，民族教化之所宗也。世上民族各有民族教化，各有所宗之教，并依所宗之教建立文明体系。古今中外，盖莫能外。“宗教”其名不正，言之有所不顺，故易使人乱套乱用，以致有人说世俗教化也是“宗教”，甚至有人还说数学也是“宗教”。现在又说因果关系属“宗教”说。先初若以“即世教”与“离世教”分野，岂不省却许多纠缠。 “迷信”者，迷而信之也，盲从也。先明其理，从而信之，何得“迷信”骂名？万事由因起，无因果不生，见到善果知善因，见到恶果知恶因。此因果关系乃是世间诸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此说善恶报应哪有什么“宗教”（意指“离世教”）、“迷信”意味？只是善恶报应有现世报和来世报的说法，唯其中来世报的说法才含有“宗教”（意指“离世教”）“迷信”意味。离世教的说法无法证实，故且可以舍置不论。而至于现世报，则不论从自然界还是从人世间，都可以直接得到证实，是绝非“宗教”（意指“离世教”）、“迷信”一句判词所能否决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见烟知有火，无火不见烟；所作皆无常，常住皆非作；人生世间皆平等，黄泉路上无贵贱；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风不起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与人以方便，自己亦方便；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勤劳能致富，懒惰受贫穷；勤思者寿长，痴呆者短命；英雄受尊敬，罪犯被判刑……。荣辱观亦通善恶缘，辱作受侮辱，荣举得光荣。危害祖国耻，热爱祖国荣；背离人民耻，服务人民荣；愚昧无知耻，崇尚科学荣；好逸恶劳耻，辛勤劳动荣；损人利己耻，团结互助荣；违法乱纪耻，遵纪守法荣；见利忘义耻，诚实守信荣；骄奢淫逸耻，艰苦奋斗荣。由此可见，善因生善果，恶因生恶果，既是自然法则，亦是人世法则。之所以人世上曾经出现过并且继续出现着行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反常现象，正是因为整体社会不明因果事理，缺乏因明精神造成的。不明善恶事理的人，一定不惯于讲道理。见风就是雨，心血来潮，忽而极左，忽而极右。左时左得可怕，管它什么文明传统，一概否定；右时右得要命，吸毒腐败艾滋病，一切包容。之于社会治理，若是加强管理，就说侵犯人权不民主；若是施以宽松，就又肆无忌惮瞎折腾。管则死，活则乱，不善享受现代正当的民主生活。真假不分，是非不辨，图财害命者巧计逃离法网外，救死扶伤者反被诬陷为凶犯。见义不勇为，遇盗不抓贼。不习惯讲因理表现在民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想公婆和，尊重不说理。可是不说理的家庭能够出现真正的和谐气氛吗？这种家庭不说理的风气目下已经影响到官场。在官场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吃吃喝喝，一团和气，不说长短，无事相安。出了问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天踏下来有人顶，地陷下去有人陪。是非善恶算什么，说理无益反害己。有句顺口溜总结说：“与上级讲理，职务不保；与平级讲理，关系难搞；与下级讲理，选票减少。”至于官，专项资金敢挪用，赈灾钱财也敢贪。至于文艺批评如前所述，只说好不说坏，再拙劣的电视剧、相声等也说好，而且还说好得很,甚至还说好得绝顶无以复加。新闻媒体大兴炒热之风，不但节目能炒热，人也能炒热，甚至发展到不炒不热的程度。广告充斥历史武台，公开大嘴说大假话，给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坏影响。在人们心目中，广告＝大庭广众说大假话，被视为是人讨厌万人嫌恶之物；然而作广告者我行我素，你骂你的，我行我的。广告能够赚大钱，假不假，呼风唤雨包天下。有钱能买官，有钱能成势，有钱能买鬼使唤，有钱就是座上宾。有钱你拿来，我让你大赚，即使搞颠覆，我也看不见。因为囊中有大钱，一顿年饭二十万，一身服饰千万元。不济穷人生与死，我家富贵万万年。在这种世风之下，如果再强调“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只属形象思维不属理性思维，约之以理，难道水越混淖鱼越多嘛，难道人越混淖友越多嘛，经不起理性推敲），那就未免也太不合世宜了。老年人难得糊涂吃喝等死论也是也是要不得的。孔子（公元前551－479）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孔子又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何谋富贵，如何去贫贱，都得有道，都得合理，都得讲求因明精神。对于大恶作，就得察，就得明察，就得洞察，甚至就得至察。相反，如果长期失察，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社会风气普遍败坏的恶果。
　　这种缺乏因明精神、不惯说理的社会现象，反映着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亏欠，直接影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倘若精神文明健康发展得不到保障，那么物质文明建设也将难以长期持续下去。要想扭转乾坤，就要狠抓根本，只有宏扬因明精神才能切实抓住根本。要宏扬因明精神，就要普及因明理论。因明理论突出诸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因果关系，只有首当其充的这种关系理清了，其它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得以理顺，从而调谐社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要普及因明理论，就要广泛开展全民性的因明教育。大学教育在全民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首先要在大学广设因明课，并把因明课放在突出位置，改三门公共课为四门公共课，其排列次序还应是因明、政治、汉语、英语。大学先行，全民跟上，从而实现因明精神的宏扬。只有大力宏扬因明精神，才能使全民自觉了悟因果关系，明白善因生善果、恶因生恶果的道理，并付诸扬善止恶的自觉行动。在此基础上，辅以国家严肃立法司法，严打敢冒天下大不韪的有恃无恐之徒。只要这么做了，那么很自然，已被人们普遍弃置不顾的“天理良心”之火就会重新复燃，自觉行善的就会多起来，故意作恶的就会少下去，英雄模范就会多起来，突发恶性案件就会少下去，整个社会就会形成摆事实讲道理的良好习惯，就能促进人民真诚的团结，就能促使纠正不正之风、反腐倡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呜呼！国人反思之时到了，因明精神可以显灵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