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明的合离与汉语语序

　　新因明与汉语的结缘大致始于玄奘翻译因明二论，这是新因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样也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新因明自传入中国以后开辟了其发展的新纪元，不仅各家争相注疏，影响更遍及朝鲜、日本等地，其重要性自不必言。伴随着玄奘翻译包括因明二论在内的诸种梵文经书，汉语面临了梵语词汇和语法的冲击和融合，对后世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据胡适先生考证，有些汉字本就出于梵文，如佛，旧译浮图，或佛陀；僧，旧译僧伽，或桑渴耶；劫，旧译劫波。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正是因明的“合”、“离”思想和汉语语序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是一种纯粹表意的文字系统，对于“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①，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汉语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体系，它不受所谓的形态、格、数、性、时、人称等的限制，具有自由、开放的浪漫色彩，其组合主要依靠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句子成分可以颠倒甚至省略，但颠倒后的句子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具有明显的以意统形的特点。语序实际上在汉语语言组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理解思想和组成命题的作用。因明的合作法和离作法是新因明三支论式当中“喻”的两种构成方法，合作法先因后宗，因是宗的充分条件(p→q)，离作法先宗后因，宗为因的必要条件(┓q→┓p)，此即陈那在《因明正理门论》颂言中所提出的“说因宗所随，宗无因不有”。因合则宗合，宗离则因离，而不能颠倒过来说，一旦颠倒过来就会犯倒合或倒离的错误。这种合作法与离作法的不可逆性符合同品定有，异品遍无的规定，保证了逻辑思维的正确性。
　　我们知道在新因明的三支论式中，“喻”其实是“因”的组成部分，用窥基的话说就是“二喻即因”，它是对“因”的补充和完善，以达到“宗”之能立的目的。合作法从正面证明因有则宗有，因的外延小于宗的外延，因包含于宗。我们以《因明正理门论》中的“声是无常，所作性故”为例，同法喻为“诸所作者皆是无常，譬如瓶”，在这里，“所作性”因小于“无常”宗，也就是说，“无常”宗除了包含“瓶”等所作之物外，也包含“雷、电”等非所作之物。这就是“合作法”的关键所在，即先肯定因然后再肯定宗，以小证大，要想证明声是无常的，就先证明声是所作的（立敌共许，无须证明），从而由声是所作的得出声是无常的，这其实是一种先易后难、由简而繁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汉语语言表达的运用当中比比皆是，中国人最讲究以小见大，所谓“一叶知秋”，从一片树叶的陨落之中知道秋天到了，而一般不会说“秋天到了，树叶落下”，这是一种从已知到已知的“愚蠢”表达，为高贵的汉语所不屑。这并不表示汉语喜欢故作高深，恰恰相反，汉语非常善于从浅显的道理出发导向知识的殿堂。我们平常在阐述一个艰涩难懂的道理的时候，也总是从小的方面、容易的地方入手，循序渐进，因为这样能使听者更加容易明白。儒家经典《大学》中有一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乍一看，这句话似乎与合作法先说因再说宗的次序不符，明明德——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明明讲的是以大推小，而合作法讲究的是从狭因证宽宗，这岂非相互矛盾？其实往深了看，它们的道理是相同的，从上面的推论中可以看到，诸所作者皆无常——声既是无常又是所作——声是所作——声是无常，“声是无常”是由“声是所作”直接证得的，即欲证声是无常，必先证声是所作（无须证明，前面已说过），这不正好与“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等句相同吗？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句话的叙述次序是由深入浅的，但在真正了解了这句话的涵义以后，就明白它事实上是在由浅入深讲明一个道理。由此可见，汉语尽管从形式上看可能是倒置的甚至是凌乱的，但在意义关系上却很符合逻辑，这正是汉语以意统形的独特之处。
　　再来看看离作法。离作法是从反面证明宗无则因无。以“声是无常，所作性故”为例，异法喻为“诸常者皆非所作，譬如虚空”，这与同法喻“诸所作者皆是无常，譬如瓶”是相同形式的命题，只不过从“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这个论式来说，异法喻采取了否定的办法，“常（非无常）”是对“无常”的否定，“非所作”是对“所作”的否定。合作法和离作法其实是殊路同归，它们都是要证明宗之能立，离作法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在“宗无因不有”的反成意义下完成“止滥”的作用。离作法先说宗的否定再说因的否定，如果宗不能成立的话，那么因也不能成立了，然而因之能立是为立敌双方所共许极成的，由此便得出了矛盾的结论，这就有点类似于西方逻辑中的归谬法，又由于宗的外延大于因的外延，所以离作法也同样反映了以大反小的思想。离作法的这种特性在汉语语言表达当中是不多见的，这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中国人凡事讲究顺乎天，合乎理，反映在汉语语言表达上就是“不求句子的严谨、整肃，而求意义上的相通顺达，没有形态的束缚，却有气韵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汉民族认识事物不在于真实、准确地把握，而在于强调一种‘神似’。”②这也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人缺少或者说没有形成西方“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的证据。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白马非马”的论述也许是这方面的典型。公孙龙在论证其“白马非马”的理论时，就颠倒了通常的语序，从而发现了类的概念间关系：“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前者是种，后者是属，否定了属，种自然也要否定，这其实是一种“离”的思想。但到了墨家那里，它又回到了“合”的范畴，它先从“白马，马也”这一简单直言命题出发，再进入较复杂的关系命题，即“乘白马乘马也”，这个《墨经》里的“侔”式推论，就很符合中国人所习惯的由简而繁的省力气原则。没有人会要求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如果有人非要这么说的话，是一件让众人耻笑的事情。张家龙先生在这里曾有一番论述：“从‘白马，马也’通过附加关系词项‘乘’可得‘乘白马乘马也’。这个推理写成形式，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推理形式逆过来不是有效的。从直观上看，‘乘白马，乘马也’推不出‘白马，马也’，若要推出，还要增加两个前提：（1）白马有人乘；（2）一人乘一物。”③
　　综上所述，因明的合离与汉语语序或者说汉语语言表达上存在着相通性，中国人由于自身思维习惯的缘故，在语言表达上多取“合”的思想，而对“离”的思想不太重视，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在因明论式中也经常出现省略表现离作法的异法喻的现象。汉语语序其实并没有一个规范，尤其是随着国门洞开以后各种外来文化掺杂揉合，及其自身的发展变化，现代汉语更显得庞杂万分，许多高明的学者对它做了种种精确的划分，总也杜绝不了例外情况的出现。但是，那些本就属于汉语语言表达的根本性原则不会改变，因为它们与中国人的思维同在，与因明的合离思想同在。
　　注释：
　　① 转引自张忠义《析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从金先生的观点看先生的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哲学研究》2005增刊，P136。
　　②《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逻辑》，P123，王克喜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③ 转引自张忠义《析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从金先生的观点看先生的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哲学研究》2005增刊，P136。
　　参考书目：
　　（1）《因明正理门论》，陈那著，玄奘译。
　　（2）《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逻辑》，王克喜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析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从金先生的观点看先生的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张忠义，《哲学研究》2005增刊。
　　（4）《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