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

一、藏传因明的由来及其本质属性
　　因明源自古代印度，与“墨辩”、西方逻辑并称为世界三大逻辑。因明初由公元2—3世纪印度正理派足目开创，后经胜论派、数论派、佛教等等的继承发展，特别是经过公元5—7世纪陈那和法称的精心研究和改造之后，因明始成一种总摄“两义八门"的成熟学科。
　　公元7世纪中叶和8世纪末叶，因明先后传入我国的内地和藏区。传入内地的是陈那的因明学说，习称“汉传因明学”；传入藏区的是法称的因明学说，被学坛称之为“藏传因明学”。迄今一千余年传承中，祖国内地和藏区，分别对陈那、法称的因明学说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教学与研究，使因明的甚深义蕴得以显发，因明体系日臻健全和完善，从而使我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
　　在古代印度，因明一直为宗教(离世教)所专；这种传统直接影响到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千余年来，因明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拘限于佛教经院，与佛教同兴衰，同沉浮，共命运。而佛教研习因明旨在揭示世界的实相或“自相”，从而否定世间的稳定与真实感。起初，陈那提出“唯佛堪为量”，从根本上否定客观世间的存在。法称虽有时承认客观实在，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他极力发挥“唯佛堪为量”思想，随时提醒人们不要迷恋于我们五根(感官)所执为实的世界。到了藏传因明研究的转移期，这种因明思想就发展到极致。
　　社会发展到现代，世上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认识到，因明属于明因之学，即明白事理之学，是实现社会理性化的基柱，其应用范围和发展空间要大得多。因明作为一种逻辑，既是日常言谈、辩论、演讲、写作等等的利器，也是现代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学、化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一切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藏传因明是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是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学习、研究、继承和发展藏传因明，是保护和发展西藏文化的重要领域。
　　二、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
　　公元8世纪末以曲吉囊瓦译出《因轮论》藏文本为标志因明传入藏区至20世纪20年代，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一直限于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社会学术界鲜有涉足者。以842年朗达玛灭佛为界，分前后两个弘扬期和三个阶段。始自8世纪末的前弘期迄至后弘期的洛登协绕(1059—1109)时代，为因明的译传阶段；后弘期的恰巴·曲吉僧格(1109一1169)至其四传弟子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执政期间，为因明的研发阶段；从格鲁派兴盛至现代，为因明的转移阶段。在翻译阶段，藏族译师独自或与印度班智达合作，先后将陈那的“因明八部”和法称的“七部量论”以及后人为之所作的大量注疏几乎全部译成了藏文，仅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者就有69部。著名藏族译师不下250余人，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前弘期噶、觉、尚三大译师"和“后弘期枯、俄、仲三大译师”。藏族诸大译师精通藏梵双语，长于因明之学，其丰硕的因明译作，为后世因明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依据，功莫大焉！在研发阶段，恰巴·曲吉僧格开创了藏区独特的“堆札”式的因明教学方法，从而发展了“应成论式”。萨班·贡噶坚赞著《正理藏论》，成为藏传因明“集大成”之作。由于这部书特别重视法称《释量论》的引用和阐发，致使西藏由以前重视《定量论》的学风改为以《释量论》为主的学风。此书影响于今日者则有所谓“寻研藏传因明之学，不可不谈《正理藏论》”之说。恰巴·曲吉僧格、萨班质噶坚赞等断代大师将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推向了高潮。五世达赖曾评价说：“藏区研学五明之风，实赖此师之倡导。”因明研究的转移反映了宗喀巴一系的因明思想。宗喀巴的佛学知识结构和对因明研习的侧重点，决定了他的因明观。他认为因明最终要受制于一种标准，这就是“量”，而《释量论》中的《成量品》（证成“唯佛堪为量”）正是“量”的精华所在。因此，这种思想初由陈那提出，经法称大力阐发，到宗喀巴、贾曹杰、克珠杰“师徒三尊”时就发展到了顶峰。然而，16世纪以后，藏传因明研究渐渐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接踵而起的是现代社会学术界对藏传因明教学与研究的广泛介入。20世纪，社会学界最先涉足藏传因明者是黄树因、吕澄、王森等，他们所作的梵藏汉对勘研究，为现代社会学术界研习藏传因明打开了长久关闭之禁门。而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不独汉传因明一度处于消沉状态，藏传因明的教学研究也随之趋向低迷。
　　直到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我国政府对因明的教学与研究越来越重视。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我国几位学者发出了“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的呼吁。于是，因明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被列入“抢救”课题，藏传因明研究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受此激励和鞭策，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在教学方面，藏传因明的传习开始走出经院，进入现代高等学府。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把藏传因明教学搬到大学讲坛，并于198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是空前的一大创举。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影响下，青海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也都先后开设了藏传因明的教学和研究。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藏传因明的教学大纲、培养目标、方向设计、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都各具特色，白成体系；有专门的研究机构、研究规划、研究经费和出版计划。现代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参与，为藏传因明的教学与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开辟了更广的研究领域，培养了越来越多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促成了藏传因明研究成果的大批涌现，从而把我国的藏传因明研究不断推向高潮。 在科研方面，从1980年到2000年，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藏因明的著作、译作和编译。主要有：法尊《法称因明学中“心明”差别略说》(1980年)、《释量论·释量论释》(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属藏本汉译，是法称《释量论》唯一汉译本)、《集量论略解》(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属藏本汉译，陈那《集量论》汉译本)，毛尔盖·桑木旦《因明学入门》(藏文，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杨化群《藏传因明学》(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洋增·普居巴·罗桑崔臣木仙巴嘉措《因明学入门》(藏文，1982年甘肃民族出版社)，李建本《初级辨理概论》(藏文，1985年甘肃民族出版社)，苏德巴夏噶、色·昂旺札西《因明学概要及其注释》(藏文，1985年民族出版社)，多吉杰博《量理宝藏注·教理曦论》(藏文，1988年中国藏学出版社)，格西次旺《因明七论要点注释》(藏文，198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隆务·根敦嘉措《堪钦摄类学》(藏文，198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沈剑英、王森、欧阳中石《中国逻辑史·唐明卷》(包括藏传因明内容，198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虞愚、杨化群、黄明信《中国逻辑史资料·因明卷》(199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1994年民族出版社)，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包括藏传因明内容，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图·乌力吉《阿旺丹德尔因明学》(蒙文，1997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姚南强《因明学说史纲要》(包括藏传因明内容，2000年三联书店)。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多种因明古文献的藏译本，如多吉杰博《古印度因明学选编》(之一，1988年3月民族出版社；之二，1988年12月民族出版社；之三，1989年7月民族出版社；之四，1990年4月民族出版社)。事实表明，这些著作、译作和编译的公开出版，对藏传因明的研究和传习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学术交流方面，为了促进因明教学与研究向纵深发展，自1982年2月至2006年6月，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因明学术研讨会。1982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发起，在北京召开了抢救因明座谈会，会上发出了“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的呼吁，起到了组织动员作用。1983年8月3—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和甘肃人民出版社共同发起，在敦煌和酒泉举办了全国首次因明学术讲座会。会后，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刘培育、崔青田、孙中原编选的会议论文集《因明新探》，其中集有王森《因明在西藏》，杨化群《关于藏传因明的几个问题》，孙文景《藏文因明书目》等。1989年10月17—19日，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全国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有40余位藏汉学者参加，中国佛学院部分学僧旁听了会议的部分讲座。会后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刘培育编选的论文集《因明研究》，其中集有藏传因明论文和译作8篇。2006年6月14—16日，国际首届因明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有140余位中外因明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北京、上海、浙江、河北、青海、河南、天津、广东、成都、内蒙、江苏、贵州、香港、台湾等14个省市自治区暨蒙古、法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国家，既有世间因明学者，也有出世间因明学者，共提交论文106篇。其中有关藏传因明的论文16篇，有关藏汉传因明研究方法或具有研究方法启迪作用的论文28篇。地域之广，人数之众，论文之多，论域之宽，内容之丰，蕴味之浓，面目之新，在国内外因明学术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
　　三、藏传因明现代教学与研究的特点
　　1、加强了对因明原典的的校注
　　利用梵藏汉因明资料，对照校勘因明原典，是因明研究史上的一大创新。黄树因的“印证蕃(藏)文”，吕澄的“宗论简疏”(重原典轻注疏)，陈大齐的探幽发微，熊十力的为利新注，王森的对勘研究，从梵至藏，由藏及汉，藏汉互参，朔本清源，一开藏传因明研究的新面。吕澄既依据藏译本著有《集量论释略抄注》，为汉传因明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又依据汉译本，纠正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谓第一个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藏译本为陈那《因明正理门论》的误说，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校注因明原典给我们的启示是：治学因明，最好要梵藏汉三文兼通，至少也要精通藏汉两种文字。否则，在藏汉传因明教学和研究中就难免会出罅漏。
　　2、开拓了因明研究的新领域
　　过去，陈那的重要因明著作《集量论》和法称的所有因明著作一直为内地所不传。《集量论》虽曾由唐代义静译成汉文，但不久佚失，致使千余年来中原研究陈那因明仅仅区拘于大、小二论。为罅补唐译之不足，吕澄从藏译本编译了《因轮论》、《集量论略抄注》、《定量论略抄注》，并编注了《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法尊法师据藏译本译编出《集量论略解》、《释量论·释量论释》，王森、杨化群、韩镜清分别由藏译本译出了《正理滴论》颂本，剧宗林发表了《正理滴论译解》，刚晓法师出版了《正理点滴论详释》。陈那《集量论》和法称《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的译出和解说，为内地所传陈那因明学说和藏区所传法称因明学说的广泛研究提供了资料依据，从而开拓了内地研究藏传因明的新领域。
　　3、藏传因明简史的出现
　　受印度宗教唯心史观的传统影响，因明一直缺乏专史研究，在众多的藏传因明著作中，都没有因明发展更的专章介绍。藏传因明史一直是个空白。1994年，剧宗林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既是长期藏传因明教学的实践总结，也是应时之需。《史略》介绍了因明藏传的社会背景，指出因明的藏传是印度佛教衰亡和西藏佛教新兴的结果；对藏传因明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作了概述，并对各个时期的因明译作和代表人物作进行了逐一评介；将藏传因明的教学研究特点作了归纳。《史略》的出版，填补了藏传因明古无专史的空白。
　　4、改变了藏传因明研究队伍的结构
　　藏传因明的经院教学和研究，专注诤证佛说，不务世道，致使“不通佛法，难事因明”成为学坛名言。佛家竭力使因明句义与佛说接轨，加之因明行文艰涩，这就使许多藏汉族有志之士被关在了因明学研究的大门之外。现代大学和社会科学院开设因明课，以逻辑科学为指导，用现代藏汉语授课，用现代藏汉语撰写因明论著，并采取普通逻辑和社会生活用例，通俗评介因明甚深义蕴妙理，将令人望而生畏的天书化为贴近世间人情的读物，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藏汉族专业人才，从而改变了藏传因明研究队伍的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百业的勃兴，我国藏传因明事业也已走上复兴的光明大道，因明教学朝气蓬勃，因明研究硕果累累，因明专业人才辈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藏传因明教学与科研梯队，可以瞻望，在不久的将来，藏传因明的学习和研究将出现新高潮，为普及因明知识，拓展因明研究空间，提高人们的科学思维水平，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稳定和谐，做出日益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