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KI收录的因明论文综述3

CNKI收录的因明论文综述3
　　（7）关于因明的宗
　　沈剑英在《略论因明的宗》：“因明是印度的古典逻辑，它主要研究推理的法式和规则，以及推理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谬误。 因明学萌芽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天竺），略早于我国的墨辩（公元前五世纪）和希腊的逻辑（公元前四世纪）。从因明学的发展来看，可分古、新两大阶段。公元五（或六）世纪陈那以前的因明学属古因明系统，陈那以后的因明学属新因明系统。”
　　夏金华在《唐代法相宗的衰落原因新论》中说：“对于唐代法相宗衰落的原因，本文从另一角度提出新的观点：首先，它既不能像禅宗那样为士大夫提供安身立命的支柱，又不能为善男信女给出简单易行的修持法门，从而有效地解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其次，从逻辑上说，对因明逻辑的陌生，是国人难以普遍接受唯识学说的重要原因；同时，唯识学偏于‘见’（理论）的传承，而忽略‘行’（实践），是法相宗本身的致命弱点；再次，法相宗的兴起，实际上是借皇权之力而得以成，与当时整体创新的佛学背景不合，加上‘宗论’的行为与中土‘宗经’的传统相悖。因此，难以维持长久的繁荣。
　　（8）其他方面的研究
　　沈剑英在《堕负论札记》中说：“古印度正理派和佛教的因明学都有对堕负的探讨。佛典《方便心论·明负处品》列有十七种负处；正理派扬弃《方便心论》，整理出二十二种负处，公元四世纪富差耶那作《正理经疏》，正理派的堕负论遂得完备。世亲又吸收正理派所发展了的堕负论，写成“堕负处品”一章，编入《如实论》中，它比较全面地吸收了《正理经》第五卷第二章内容，但并非全面照搬，而是在许多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世亲是堕负论的集大成者。”
　　2.因明比较研究
　　（1）因明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墨家逻辑的比较研究
　　因明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墨家逻辑被公认为逻辑学的三大源头，但三者也有着不同的推理元素、推理类型与推理方法等。因此，围绕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于三者主题的本质把握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三者关系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围绕这方面的研究，大致情况如下。
　　孟晓路、徐红欣在《演绎归纳的二分与结合——略论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之差异》一文中说：“逻辑与因明有着诸多差异。在逻辑中演绎与归纳是二分的，而演绎体系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的第一原理，归纳并不能提供，这终令西学走入穷途。因明中演绎与归纳完美地于每一论式之中，而佛教认为并不存在普遍必然的因果规律，故因明并不存在西学的尴尬局面。此外逻辑与因明在各自认识方法中的地位及为自为他上亦有不同”。
　　黄志强在《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指出：“在逻辑史上因明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建立了一套语言逻辑系统，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两方面来看，因明的论述比亚氏更为详尽、深入，在表述上也更为清楚明确，说明了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应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康伟、冯晓民在《因明三支论式和亚里斯多德三段论式之比较》中说：“对因明三支论式和亚氏三段论式的比较研究能揭示人类思维形式的一致性及各民族思维的特殊性。三支论式和三段论式二者在推论形式上基本一致，但又有各自的内涵，在各自的逻辑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明三支论式是以论辩为目的，它的三支不局限于大词、中词、小词的形式化，而亚氏三段论是形式化的演绎逻辑，它是以符合逻辑规则，由前提蕴涵结论。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崔清田在《试析《墨辩》的“故”与因明的“因”、“喻”》中说：“‘故’是《墨辩》逻辑据以立辞的三个基本范畴之一。‘因’、‘喻’是新因明三支作法中的两支。‘故’与‘因’、‘喻’在各自的逻辑体系中均有重要意义，居于重要位置。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在对《墨辩》与因明进行比较研究时，都非常注意这几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对‘故’与‘因’、‘喻’是否相应?‘故’与‘因’、‘喻’的异同等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期望通过对《墨辩》与因明所含内容的具体比较，加深对这两大逻辑学说的内容、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
　　黄志强《墨家逻辑与佛家逻辑之比较》一文说：“本文在逻辑起源、逻辑特征、名言论、命题论、推理论、论辩及论辩形式、谬误论、后续发展状况等方面，对墨家逻辑与佛家逻辑进行比较研究，阐明二者是差异与类同共存，并以此揭示两大逻辑的成就与不足，以促进逻辑学科的发展”。
　　曾昭式在《论因明学之喻与墨辩之理类》中说：“中国先秦时期的《墨辩》与古印度的因明学适应当时社会环境而产生．与古希腊逻辑成为逻辑学产生的三大源流。三者对逻辑学理论的探讨各有其特色。同时，由于思维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他们在许多方面又有相似之处”。
　　刘宗棠在《佛家逻辑与论辩》中说：“佛家逻辑——因明创建于印度，后来通过佛教传入汉地，又东渐朝鲜、日本。因明传入我国后，形成和发展为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但因明在汉地曾经衰微，到近现代才复苏和再度发展。现在社会论辩之风日益兴盛，辩讼之风也极为强劲。社会的需要促进了论辩学的复兴与创新。我国的一些学者正在从因明中吸取营养，借以构建适应于现代的论辩学。我们要继承因明这份珍贵的遗产，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不断前进”。
　　董志铁在《东西方逻辑的三源交汇与比较研究的兴起》中指出：“西方古典逻辑学、印度因明学以及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学是世界逻辑学的主要来源，这三者在近代中国的交汇时对逻辑学的比较、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谷振诣也在《东西方逻辑探源与比较》一文中就因明、墨家逻辑作为东方逻辑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在推进人类思维发展的不同重要性、不同贡献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
　　陈孟麟在《墨辩逻辑学的特点及其历史命运》中说：“本文在总结前人关于《墨辩》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因明相贯通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墨辩》是否对三物论式作了理论形态的说明以及公理化思想和思想来源三个方面，探讨了《墨辩》的‘故’、‘理’、‘类’逻辑三范畴原理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因明的三支相同的具体论式，指出《墨辩》的“效”、“援”、“譬”、“推”等论式属于演绎类比。作者认为，演绎类比是《墨辩》逻辑乃至以《墨辩》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主要特点，也是《墨辩》逻辑对世界逻辑史的独特贡献所在。作者还从《墨辩》逻辑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不符，与儒家的道德实用理性不符，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揭示了《墨辩》逻辑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沉沦的原因”。
　　杜桂芬、杭罗在《古希腊时期谬误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中说：“如果说谬误的发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那么谬误理论的研究同样也是渊远流长。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来寻觅谬误理论发生、发展的线索时，便不难发现，作为逻辑发源地的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都有值得人们潜心挖掘的谬误研究的理论宝藏。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墨子的《墨经》、荀况的《解蔽》等论著无不闪烁着谬误理论的光辉。”
　　（2）比较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学科。比较逻辑不等于逻辑史或逻辑思想史，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逻辑分支学科。就因明的比较研究而言，尽管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比较因明学，但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翟锦程在《比较逻辑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比较逻辑是逻辑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提出比较逻辑的基本涵义，将其研究范围限定为世界古代三大逻辑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形式逻辑、印度的因明学和中国的墨辩学之间的比较，并从世界逻辑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考察了比较逻辑研究的历史基础及其类型与方法”。
　　彭漪涟在《中国近代中外逻辑思想对比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中指出：“中国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期，逻辑科学，主要是形式逻辑科学曾获得相对迅速的发展，一改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形式逻辑长期沉寂的局面。西方逻辑，主要是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被系统地评介；印度因明，随着晚清佛学的盛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中国古典逻辑，主要是墨家逻辑（或称墨辩逻辑），也结束了‘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赻……’（孙诒让《墨子间诂》序）的境况，重新得到了发掘。而且，当时对这三种逻辑体系的研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
　　彭汶在《试论梁启超对墨家逻辑、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的对比研究》中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墨家逻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墨家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贡献，在于他较早地、也是较自觉地运用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和阐发墨家逻辑学的主要内容，初步进行了人类思维史上三种古老的逻辑科学的对比分析和研究，为中国近代逻辑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沈跃春在《佛家逻辑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读<佛家逻辑比较研究>》一文中对《佛家逻辑比较研究》一书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推荐。
　　（3）因明与佛学、佛家比较研究
　　因明与佛学、佛家有着众多的不同，但也有着重要而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因明与佛学、佛家的比较研究，我国学者也加以重视。
　　曾祥云在《因明：佛家对话理论》中说：“古印度宗教文化的沃土，论辩之风的盛行，铸就了因明的论辩特质。无论是从佛家研制因明的动因来说，还是从佛家因明的研究内容来看，因明都不是逻辑的同义语，而是一种以日常论战为研究对象的对话理论。由于因明不过是佛家对于论辩学的一种别称，因而，借力于数学方法而建构起来的西方逻辑不可能是衡断因明得失的唯一标尺”。
　　黄志强在《佛教义理与因明逻辑》中说：“佛学与因明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尚未涉足又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三法印说与因明量论、三自性说与因三相、缘起说与三支论式等这些主要方面的比较分析，认为佛学对因明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彼此间诸多的相息相通之处是不可置疑的；以此阐明佛学与因明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内在因缘关系。不过，佛学与因明在一些关键之点上有其根本区别，表明佛学本身固有的浓郁的宗教伦理体系色彩，而因明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趋向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逻辑体系”。
　　阮民恕在《因明——佛教逻辑学析疑》中说：“因明是佛教逻辑学。虽然中外历代学者在对佛学或因明的研究过程中，从未在印度佛教古代史料中发现作过如此明确的表述，但是，这并不妨碍因明作为佛教逻辑在佛学中所占的历史地位，因为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在我国，作过类似概括表述的首推玄奘的高徒窥基，他说：‘因明论者，源唯佛说。’（《大疏》）本世纪初，我国和日本的学者曾掀起过一个研究阐析因明的高潮，同时对于因明是否佛教逻辑产生了歧见，时至八十年代，仍有极个别学者持否定的意见。如我国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因明述要》一书的作者，石村先生就坚持这种观点。本文试图就其要点作一些肯定性的分析，并以此作为与石村先生的商榷”。
　　陈兵在《中国20世纪佛学研究的成果》一文中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佛教界内外佛教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对佛教史、佛教思想、佛教文献、制度、文化等方面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同时指出因明在佛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李延恺在《藏传佛学是一门独立学科》中不仅肯定了藏传佛学的特殊地位与重要特色，而且认为藏传因明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因明的不同特点。
　　苏渊雷在《略论我国近代学者研究佛学的主要倾向和成就》说：“佛学研究，实为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种新风气。自从杨仁山居士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刊印第一部书《净土四经》，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于伦敦结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托其在日本寻回我国久佚的隋唐古德注疏，回国刻经说法以来，已有百年的历史了。直接的传承者有欧阳渐、吕澂等；同时受其影响的，如宋平子、章太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汪康年、夏曾佑等，都是一班主张革新的人士，那种勇猛精进、大雄无畏的精神，不少是从佛家思想学说中得来；就是他们治学方法的精严，也可说是得力于法相、唯识、因明学的研习”。
　　（4）因明与印度哲学、印度文化的比较研究
　　在任何古代文明中，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现在所说的哲学分支甚至于其它社会科学并没有独立出来，因此，研究因明不可能脱离同时代的哲学与文化。
　　史继忠在《印度的“宗教哲学”与“因明学”》中说：“世界上有三大哲学体系，即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国的‘社会哲学’和印度的‘宗教哲学’。在印度的‘战国’与孔雀王朝时期，思想极其活跃，婆罗门教出现了‘正统六家’，沙门思潮中也出现了‘顺世论’等六大家，并产生了佛教和嗜那教，以后佛教中又分化出大乘、小乘和密宗。与宗教哲学相适应的逻辑学谓之‘因明学’，在思维模式上有别于希腊的‘逻辑’和中国的‘名辩之学’”。
　　姚卫群在《印度古代宗教哲学中展示的思维方式》中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史有着自身的特点，而思维方式的差别往往是这种特点的典型表现或集中体现。古代印度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思想体系的发展。现通过对佛教、婆罗门教等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的考察，就这些体系中展示的思维方式的主要类别、表现形态和基本特色等进行总体分析和评述”。
　　孙晶在《中国的印度哲学研究》中说：“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渊源久远，公元１世纪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引起我国古代士大夫文人们的兴趣，开始了对印度的研究”。
　　魏德东在《唯识的因明论证》中指出：“对唯识学派而言，‘唯识’的成立是首要大事。唯识家将因明逻辑引入对‘唯识’的论证，促进了唯识思想的发展。在唯识学史上，‘唯识’概念大致包括三层含义，这集中体现在三个命题，即‘唯有表象’、‘唯识无境’和‘境不离识’。本文认为，无性、护法、玄对唯识的因明论证，代表了三种理论范型，体现了不同的哲学倾向，显示了‘唯识’义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无性对唯识的因明论证包括‘唯识无境’和‘境不离识’两层含义，护法的四比量则专证‘境不离识’，玄的‘真唯识量’则创造性地将‘境不离识’转换为‘我们所认识的，只能是意识中的对象’，在认识论意义上予‘唯识’以完整的证明。唯识家并没有用因明的方式彻底论证‘唯识无境’和‘境不离识’，他们成功论证的，只是‘唯有表象’。
　　祁顺来在《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中说：“《心明论》藏文原文为blorig，意为‘关于识的学说’，是一部探究意识及思维形式的专门著作。从内容看，它不但牵扯到意识与物质关系方面的哲学问题，而且广泛涉及了认识事物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律。从形式看，它充分利用了因明推论式——应成式，以辩论的姿态，驳斥他宗，论证自宗。所以说，《心明论》既阐述表明了小乘‘经量部’关于认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也分析论述了意识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它不但在量学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是今人探讨研究藏传因明所不可或缺的资料。
　　姚南强在《略论藏传量论“摄类”的哲学意义》中指出：“藏传量论（因明）的一大特点是用‘摄类’范畴来表达整个因明学的体系。本文从创立‘摄类’的恰巴曲森开始，综合了萨班·贡噶坚赞、宗喀巴等对‘摄类’的发展和阐述，并认为近代由普觉·强巴所著的《因明学启蒙》是其集大成者。以此为主体，分别分析了藏传量论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贡献。认为‘摄类’范畴系列是藏族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座宝库，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挖掘和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