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缺陷── 从中西方逻辑比较谈起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缺陷── 从中西方逻辑比较谈起
　　一、 中西方逻辑的比较
　　（一） 中国古代的名辩学与古印度逻辑、古希腊逻辑
　　1、 古代世界三大逻辑发源地
　　中国先秦逻辑：中国先秦逻辑萌发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名家、儒家和墨家的创始人邓析（公元前560－前501年，春秋末年郑国人）、孔子（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春秋末年鲁国人）、墨子（墨翟，约公元前476年－前390年，战国初年鲁国人）是中国先秦逻辑的启蒙者。中国先秦逻辑的最高成就是后期墨家的《墨辩》（《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和荀子（荀况，约公元前316－前238年，战国末年赵国人）的《正名》篇。
　　印度古代逻辑：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在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中出现了逻辑的萌芽。。印度古代逻辑有正理论逻辑和因明逻辑。正理论逻辑是以圣言（圣人说的话）和知觉为推理根据，其目的是为印度的正统思想服务，所以，正理论逻辑只不过是带有浓厚目的论和神学性质的应用逻辑，也可叫做论证学。因明逻辑是佛家逻辑，它主要是在足目（亦称乔达摩，约50－15O年）所创立的古正理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明分为古因明和新因明。古因明大约形成于2世纪，流行至5世纪中叶。西藏学者传说古因明最初一部著作是法救的《论议门论》，但久巳失传。古因明的主要代表是小乘论师、大乘论师弥勒、无著、世亲。古因明论式多为五支作法，即首创的“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五部分构成的推理形式。五支作法成了古因明的主要特征。新因明的创始人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陈那（约440－520年）。陈那前期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门论》，后期代表作是《集量论》。陈那之后有他弟子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7世纪时，法称对新因明又作了改造和发展。新因明将古因明的五支作法改为宗、因、喻三支作法。我国唐代高僧玄奘（约600－664年）到印度取经，古印度因明传入我国，玄奘译出《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
　　古希腊逻辑：古希腊逻辑思想，与哲学思想一道，发源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赫拉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前501年）巳经提出“逻各斯”这个概念，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既指客观规律，又指思维规律。除赫拉克利特外，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约公元前490年－前436年）、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都对逻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古希腊逻辑的最高成就，一是以三段论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逻辑，另一是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的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系统是一个词项逻辑系统，“其严格性甚至超过了一门数学理论的严格性，而这就是它的不朽的价值。”（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麦加拉－斯多葛学派逻辑在人类思想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命题逻辑系统。
　　2、古代世界三大逻辑的比较
　　（1）
　　古希腊逻辑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密切联系中，将思维形式抽象出来作为逻辑研究的独特对象。“把变项引入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卢卡西维茨）如“B属于所有的A”、“B不属于有些A”等。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研究的命题逻辑推理式，如“如果第一，那么第二；第一；所以，第二”。这儿的“第一”、“第二”是各种具体命题的抽象，在应用时可以表示各个具体命题。亚里士多德和麦加拉－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各种推理式是否有效。在中国先秦逻辑里，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结合得比较紧，特别与政治伦理内容结合得很紧，不是将思维形式作为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先秦逻辑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特点是特点，但不是优点，它正是先秦逻辑发展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古印度的因明这方面也不够成熟。
　　（2）
　　逻辑的中心内容是推理。亚里士多德逻辑和麦加拉－斯多葛学派逻辑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推理式。中国先秦逻辑又称“名学”、“辩学”，显然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名实关系问题（正名问题），一个是辩论问题。邓析最早提出“刑名之辩”，孔子强调“正名”问题，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讲的也是“白马”这个种概念与“马”这个属概念的不同。《墨辩》讲的是辩论问题，提出了各种推理式。荀况讲到辩的问题，讲的是辩的分类、原则、背景、意义等问题，并没有着重研究各种推理式，他主要阐述的还是正名的问题。古印度的因明，它的五支作法或三支作法，研究的都是推理式。所以，中国先秦逻辑不突出研究推理是中国逻辑发展不成熟的又一表现。
　　（3）
　　古希腊逻辑在较早的时期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学校教育中的一门独立的课程，古印度的因明也如此。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讲到他所见到的古印度的教育情况，他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大唐西域记》）在古印度，因明是一门比较高级的课程。中国先秦哲学中突出的是政治伦理学说，先秦逻辑中的正名，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论语》）的名分等级制度，所以先秦逻辑还没有从政治伦理学说中彻底分化出来。这是中国先秦逻辑不成熟的又一表现。
　　（4）
　　逻辑发展的两大动因，一是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反映到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社会上存在民主，允许辩论，允许知识分子讲话。一是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逻辑提供思维工具。古希腊分成许多城邦国家，城邦间以及城邦内部派别势力之间不断地争斗离合，古希腊一些城邦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如雅典，公元前6世纪初的梭伦改革，经过曲析，到公元前509或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终于在战胜氏族贵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当时的政治家需要有演说和论辩的才能。这样就出现一批研究和培养这种才能的学者，当时称他们为智者。其中一些人教人演说，发展了演说术。另一些人教人辩论，发展了论辩术。还有一些人教人玩弄语言歧义和其它诡辩，发展了诡辩术。古希腊智者研究的论辩术，一般是指在论辩中使用的能够战胜论敌的各种方法的总称。如明确普遍概念含义的方法，如由反驳结论到反驳推出此结论的假设的方法。在古希腊论辩术的研究中发展出古希腊的逻辑。古希腊的数学，特别是数学中的几何学很发达，几何学最早发源于古埃及，古埃及的几何学只是一套测地和造神庙的实用规则，是一些经验知识，古希腊的数学家，如泰勒士（约公元前624－前547年）、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年）等，他们将古埃及的经验知识改造为一门逻辑严谨的演绎科学。传说在柏拉图学园门口就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充分说明当时对几何学的重视。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古希腊几何学发展的逻辑总结，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30－前275年）是运用亚里士多德逻辑作的几何学总结，建立了第一个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古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除对几何学、数学作了深入研究外，他还广泛地研究了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经验自然科学。就以动物学来说，亚里士多德当时巳经研究了500多种动物，他对许多动物进行解剖比较，按照它们的相似和相异的性状进行分类，将个体归纳到种和属。古希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促使古希腊的逻辑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峰。
　　中国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并列，当时“士”巳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以研究学问传授知识为业，各诸侯国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盛行“养士”之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等都曾大规模地招纳“贤士”，战国时期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君、赵的平原君和齐的孟尝君，这四大公子各养士三千多人。士大体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孟子、荀子等；一类是策士，如苏秦、张仪等；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好的研究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坏的从事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一类是食客，鸡鸣狗盗之徒。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士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对待不合需要的士，也只是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办法，很少有“杀学士”、“起禁锢”之事。士也相对比较自由，在一诸侯国遭到迫害，可以连夜到另一诸侯国，往往会待为上卿，使展自已的抱负。“焚书坑儒”只能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如果秦统一六国前“焚书坑儒”，那么在七国争斗中失败的一定是秦国。先秦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带来先秦的思想文化繁荣，带来先秦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先秦的自然科学，主要是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先秦的邓析、墨子、惠施等人对科技都有研究，《墨辩》中讨论了数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先秦逻辑的发展，但是，中国先秦自然科学，主要偏重于技术方面，而在基础理论方面，特别在高度抽象的数学的发展水平上却远远落后于古希腊，这是中国先秦逻辑不如古希腊逻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 中国逻辑发展的中断和近代西方逻辑的输入。
　　中国先秦逻辑是中国逻辑史上的一个顶峰，它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秦汉统一全国后，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崇儒说”以后，许多非儒家学派被宣布为邪说，禁止流行，以至于名、墨学说几乎不得传世。中国先秦逻辑衰落了，中国逻辑发展中断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汉武帝是该万世咒骂的。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没有什么有影响的逻辑学家和重要的逻辑论著。西晋的鲁胜（生卒年代不详，约在公元三世纪至四世纪上叶之间），他研究了先秦逻辑，特别推崇墨辩。鲁胜是一个逻辑史家，他不是一个逻辑学家，因为在逻辑学的研究上，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唐代高僧玄奘（公元596－664年）自印度输入因明，也只热闹了几十年又消沉了。直到近代，才有西方逻辑输入我国。
　　欧洲进入中世纪，古希腊逻辑经阿拉伯人介绍传入西欧，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下，逻辑与哲学、自然科学一样受到很到很大的歪曲和压制，但是，逻辑仍顽强地向前发展着。一方面，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和麦加拉－斯多葛逻辑的基础上，中世纪逻辑学家研究了非范畴词的理论、指代理论、命题的真值条件的理论、命题逻辑、词项逻辑、语义悖论的理论等，孕育着现代逻辑的萌芽。另一方面，中世纪逻辑学家从事逻辑教学，在中世纪，逻辑是大学的技艺课程（“三艺”：文法、逻辑、修辞）之一，是为了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以便从事法律和神学的研究。当时，著名的逻辑教材有阿伯拉尔的《论辩术》、西班牙的彼得的《逻辑大全》等。
　　近代资产阶级出现在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统治需要逻辑，资产阶级发展生产要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也需要逻辑。欧洲近代就出现了英国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逻辑、法国“波尔－罗亚尔逻辑”（也称“王港逻辑”，笛卡儿派的阿尔诺和尼科尔著，原书名为《逻辑，或思维的艺术》，1662年出法文版，1685年出英文版）、德国威廉·莱布尼兹（1646－1716年）逻辑、英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逻辑等。培根和穆勒创立和发展了归纳逻辑，莱布尼兹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亨利希·肖尔兹在《简明逻辑史》中说：“人们提到莱布尼兹的名字就好象是谈到日出一样。他使亚里士多德逻辑开始了”新生“，……这种新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把逻辑加以数学化的伟大思想。”
　　中国的明朝后期，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教授西方的逻辑和科学著作，许多人以教授逻辑和科学为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西方的逻辑、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输入我国。李之藻（1565－1630年），浙江人，曾从传教士利玛窦讲求西学，后与传教士傅汛济合译《名理探》，该书原名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是十七世纪初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后两百多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大败，1896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震惊，纷纷主张维新变法。严复（1853－1921年），福建人。他认为中国要维新变法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他就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家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年，严复开始翻译《穆勒名学》，穆勒书的原名为《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严复译了半部，但巳包括了演绎的全部和归纳的重要部分。译本于1905年出版。1908年后，严复又翻译英国耶方斯（1835－1882年）的《名学浅说》。自此，西方逻辑开始陆续输入我国。
　　由上面中外逻辑史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先秦逻辑在当时就不如古希腊逻辑，先秦之后中国逻辑发展又中断了近两千年，可见，
　　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家。近代逻辑与数学、自然科学一起自西方输入，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却变化不大，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学过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逻辑和科学的态度上也不妥。中国知识分子中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对西方的东西全盘接受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张之洞语）的态度，学西学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学西学是为了“制夷”，这种爱国热忱应肯定，但他们对西学的认识太浅薄了。他们将西学看成是一种技艺，比老祖宗传下来好一点的工具，没有想到需要以西方传入的逻辑和科学精神来重铸自己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近现代西方输入的逻辑、科学精神的结合。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我们头脑现代化，我们的头脑必须既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又是现代化的。遗憾的，我们许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还统治着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什么缺陷呢？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教授曾说：“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见1998年4月16日《文汇报》）一句话，思考问题缺乏逻辑的严谨性，经不起推敲，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危害极大。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哪些表现呢？
　　（一）
　　不符合历史事实地贬低外国，美化古代中国，甚至荒唐地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巳有之。
　　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论述西方科学的基础，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这一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爱因斯坦在分析西方科学发展的原因和中国古代这方面的不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全文引用了这封信。李约瑟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就是要说明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在解答“李约瑟难题”（近代中国科技为什么日益落后于西方）时指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也不从事有控制的实验和对自然界有系统的观测，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1998年9月20日《中国教育报》）
　　现在令人惊奇的倒是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时，爱因斯坦话的最后一句竟然翻译成这样：“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别人说我们不行的话，我们也要反过来翻译，把古人不行的地方说成行。在我国一些研究《老子》、《易经》、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国古代科学哲理的著述中，往往不辨真伪地按照错误翻译引用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杨百顺教授在《比较逻辑史》一书第47页里就引用爱因斯坦的这句话，驳斥“中国无逻辑”说。
　　在有些人那里，“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成了“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闭着眼睛瞎说什么：“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古希腊有什么？几个雕塑，而且还没有胳膊。”（某电视导演语）“莎士比亚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关汉卿！”（某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语）这些话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我们青年应该热爱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应该热爱其他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眼界决不能狭窄，我们的胸怀必须宽广，目光远大，这样才能作21世纪的新主人。
　　宗白华教授还指出：“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这种联想比附、随意发挥的习惯，更得到了用武之地。昨天以《庄子》来比附达尔文进化论，今天以《墨子》来比附卢梭民约论，明天又以《老子》来比附爱因斯坦相对论。似乎现代科学的许多成就，在中国古代早巳有之！生搬硬套、不可思议，自吹自擂，想入非非，实在令人又好笑又可气。……中国学者必须克服一种坏毛病，就是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没有弄清事实，就草率地做定义、下结论。例如，很多学者人云亦云，津津乐道什么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电子计算机的原理来自《易经》……这都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典型。”
　　关于“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来自八卦”，也是中国人对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误读。我们知道，二进制数学不仅要具有“0”和“1”两个基本元素，还必须具有“进位制”和“运算法则”。所谓八卦只不过是一阴一阳的三重排列表示，既没有从0到7这8个数字的顺序对应，又没有二进位的表达方式，更没有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二进制数学”。至于把电子计算机原理归结到《易经》，那更是痴人说梦、莫名其妙、自欺欺人之说了。
　　又如，当1986年著名的哈雷彗星按人们的预言准确的过近日点回归时，全世界的各种舆论都在欢呼科学的胜利，而我国有的学者著文讲中国是最早观测哈雷彗星的文明古国等等。这种议论很值得分析。对哈雷彗星的天文观测，在中国史书上，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到《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宣统二年（1910年）共有31次记载，这表明我国是一个很早对彗星作系统观测的国家，但是，能说中国早就发现了哈雷彗星了吗？
　　我们知道，英国天文学家哈雷（1656－1742年）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1642－1727年）的好友。牛顿在研究行星运动之后，兴趣转向了彗星。他观测1680年出现的彗星，计算其轨道，发现正是万有引力定律所预言的抛物线。其它彗星呢？有的彗星能否回归？回归周期如何？这是一件极其繁重的工作，不得不请他的好友哈雷去做。为研究彗星的运行规律，哈雷收集了从1337年到1698年各种彗星的观测资料，编了一张比较表，新的发现出现了。他写道：“相当多的事情使我不得不想起，阿比安所观测到的那颗1531年彗星，跟开普勒和龙格蒙丹所描述的1607年的彗星是同一颗，也就是1682年我自己观测的那一颗。全部轨道根数都完全一致，只有周期不等，其中第一个周期是76年零2个月，第二个周期是74年零10个半月。显然这里面有些问题，但是它的差别并没有大到可以认为它不是某些物理原因所引起的。……我就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彗星周期的不等，并有把握地下决心预言这颗彗星在1758年还要回来的。”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说什么生于1656年的哈雷，到那颗彗星预言的回归期1758年，哈雷可能早巳不在人世了，那么彗星不回归也就死无对证了。但是，法国数学家克雷罗相信哈雷的预言，他进一步具体计算了木星和土星对这颗彗星的摄动作用，将这颗彗星下一次过近日点的日期定于1759年4月中旬。1759年3月13日，全世界天文学家盼望巳久的这颗彗星终于过了近日点。为纪念哈雷的不朽功绩，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中国天文学家只是在哈雷发现哈雷彗星后，根据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才知道中国史书上有观测到有关哈雷彗星的31次记载，而在过去，根本不知道这是同一颗彗星的31次回归，反而认为是31颗彗星的31次出现。中国的天文观测资料虽然很宝贵，但都是一些孤立的、个别性的经验知识，牛顿和哈雷的万有引力理论是普遍的规律性知识，两者在认识层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沾沾自喜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长于经验认识而缺乏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 在当代中国的分析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笼统造成的逻辑错误俯拾即是。
　　近一些年，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各种报刊杂志宣传媒体上，“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频频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作一些逻辑分析，就会发现“祖国”这个概念用得混乱不堪。例如，近几年在十月一日国庆前后，许多报刊、电视和广播里出现“祖国生日”的提法。1994年10月3日《扬子晚报》第九版左下角照片作如下说明：“南京夫子庙华灯齐放，庆祝祖国母亲的45岁华诞。”这个提法极荒唐，当时我57岁，祖国母亲才45岁，那么我前12年又生活在何处？1995年10月20日《中国妇女报》报道：“国庆节前，对黑龙江省3市、4县17所中小学的820份调查问卷表明：半数的学生不知道祖国生日的年、月、日”，显然，这里都将“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中国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讲出远古时代炎黄二帝何年何月何日创建中华祖国的，所以，被调查的半数不知道“祖国生日”的中小学生的头脑是清楚的，而另半数中小学生、去调查的老师和有关领导、报刊的编辑记者，他们的头脑却是糊涂的。
　　又如，1981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悔当初》一文，最后一段这样说：“这里，还值得说一下的是，在儿女们回到祖国母亲身边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发生过母亲错怪甚至错打的事，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但是，在忠诚于母亲的”赤子“眼里，母亲总归是母亲。她饱经风霜，历尽沧桑，她是勤劳的，善良的，多情的，但她不是圣母，不沾一点尘埃，没有一丝过错。而当看到我们的母亲改正了错误后，对她的爱就变得更加深沉、更加强烈了。许多老教授、老科学家在自己垂暮之年，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表达他们决心为自己祖国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巳。这种高尚的情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大大发扬，特别是今日象华罗庚同志”当初“年纪的青年人，正当为祖国出力的大好年华，更该努力啊！”广大人民都记得很清楚，十年浩劫中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但是，该文却说什么是“祖国母亲错怪和错打自己的儿女”，这是把“祖国”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混为一谈，为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脸上贴金。党会犯错误也会改正错误，老教授和老科学家在垂暮之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该文说什么：“祖国母亲改正错误”，显然，又把“祖国”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了。只要一想到有人说什么“祖国母亲犯错误”，我们就会感到这是对我们心中祖国母亲神圣感情的一种亵渎。
　　再如，在一些文艺作品里，不适当地将近代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套到古代，一讲爱国，就是打契丹人、打匈奴人、打辽人、打金人等等。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杨家将一个个为国捐躯，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临产前大破天门阵等等，辽和金都是敌国，杨四郎到辽当附马是卖国投降，京剧《四郎探母》是一个宣扬卖国投降主义的大毒草，……。这里宣传着错误的历史观点，辽国和金国是侵略中国的“敌国”吗？我们知道，辽和金都是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我们不能以宋朝昏君的眼界去看待这段历史，给宋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是宋昏君和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朝庭缺良将，佘太君是一位百岁的离休老干部，不能安度晚年，却要挂帅出征。穆桂英巳到预产期，不能进妇产科医院等待分娩，孩子生在天门阵里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分成各个诸侯国，汉末中国也分为魏、吴、蜀三国，在这些时期，这个国的人到别的国当大臣，反过来打自己故国的事很多，但我们不会去讲那个人卖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各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朝面对的辽和金都不是汉族，所以，我们才认为杨四郎卖国。可见，在我们心灵深处存在一个大汉族主义的王国，把“祖国”这个概念局限于汉族建立的国家。这是很错误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上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不论当时是汉族政权还是其他民族政权，都应该赞扬，清康熙和唐李世民一样，都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使我们伟大祖国病弱落后，不论当时是汉族政权还是其他民族政权，都应该谴责。我们并不否认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纠纷存在着是非，但我们必须强调这种是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是非，与近代发生的我国与侵略我国的国家之间的是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是非问题。青年人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知识，但学历史必须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我们还应该时刻记住，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民族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对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苏联为什么这么快解体呢？因为大俄罗斯主义使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其他民族谁也不想与俄罗斯生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里，我们更要警惕大汉族主义，因为历史上，汉族统治者长期残酷压榨各少数民族，欠各少数民族很多。我们一些人，汉族对其他民族的支援看得很多，而其他民族对汉族的支援却看得很少，这是不对的。汉族人多，经济发达，象一个大家庭里的大哥哥一样，就应该多邦助邦助自己的弟弟妹妹。我们的祖国应该是一个各民族平等和睦共同发展的大家庭，这样，我们的祖国才有光辉的未来。
　　思维模糊笼统造成的逻辑错误的例子还很多。1985年11月4日《人民日报》批评某报评论员文章，指出该文充满逻辑错误。某报评论员文章的标题：《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的主项和谓项的搭配就不恰当。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立后才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至今大约才有15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才有150年历史的共产主义理想怎么能成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显然，按文章的这个标题是无法论证的，所以就用“伟大理想”偷换“共产主义理想”来论证。我们知道，这篇评论员文章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到一起的是对中华祖国的热爱，并不在于他们是否接受共产主义理想，以共产主义理想来划线，必然会排斥大批热爱祖国的朋友。
　　1997年7月28日《扬子晚报》第一版上说：“通过开拓广东市场，不仅可以扩大苏货在广东的市场份额，而且便于江苏产品顺利地进军国际市场，特别是向港澳台市场进军。”该报将香港和台湾市场都认作国际市场，完全无视香港巳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的事实，也完全无视五十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台湾自日本回归祖国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力群同志（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比如婴儿死亡率，美国是14.1‰，我国城市是12‰，而北京市降到7‰左右。外国人到中国参观，说我国穷，但是同时也承认，我国的孩子们长得很健壮，就是灾区也是这样。”（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逻辑上的比较法要求比较必须在同一关系下进行，我们怎么能将中国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与美国的全国比呢？1984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1981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4.68‰。那么，邓力群的言论不是在宣传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吗？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为铭记1842年签订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这一国耻，在当年谈判的南京下关静海寺铸造警世钟，警世钟铭上说：“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之不平等条约，即始于此。”这儿概念又混乱了，请问，1842年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吗？
　　杨秀峰同志（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1981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上说：“现在人们痛定思痛，为了防止不再发生林、江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的反革命事件，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活有严重的逻辑错误。按规范逻辑，“防止不什么”等值于“应当什么”，显然，杨秀峰同志决不会认为：“应当再发生林、江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的反革命事件”的，所以，这段话中的“防止”和“不”中必须去掉一个。在重庆某学院的食堂门口，贴着一条标语：“严禁不将食堂碗筷拿出去！”这条标语所犯的逻辑错误与杨秀峰的话是相同的，这条标语中去掉“不”字就可以了。
　　1998年夏抗洪抢险的口号是“严防死守”，这口号有歧义。同样根据规范逻辑，“严防什么”等值于“应当不什么”，例如，“严防贪污腐化”就等值于“应当不贪污腐化”。所以，“严防死守”等值于“应当不死守”，应当不死守，那么又如何活守呢？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思考才知道，“严防”中的“防”不是讲“防止”而是讲“防汛”它是一个独立的要求，因此，这口号如果改为“必须严防，必须死守”或者改为“严防和死守”，那就不会产生歧义了。我们知道，任何口号命令切忌有歧义。抗美援朝战争中，我某步兵团第一营经过两天激战，向团指挥所发电：“我一连攻占210、220高地，伤亡较大。下步如何行动，请指示。”团指挥所回电：“一连休整，二连坚守210、220高地，三连向235高地发展。”由于在“一连”两字上的歧义，结果该营不仅未能向235高地发展，反而由于敌人的反击，210、220高地得而复失。（李斌全：《普通逻辑教程》第22页）
　　（三）对于未来的21新世纪，中国传统的模糊笼统缺乏逻辑严谨性的思维方式，更是大展宏图。
　　面对即将到来的21新世纪，人们充满着希望，作出各种科学的预测，例如，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以后，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必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例如，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等等。但是，有一些对21新世纪的预测，我认为是缺少科学依据的。例如，季羡林先生说：“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牛棚杂忆》第257页）“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中国文化有如此神奇的效用吗？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论述，可以说，中国人口达到12亿多这么庞大的数字，中国的传统文化应承担重要的责任，要让中国文化去解决世界人口爆炸问题，实在有点南辕北辙。中国文化内容很多，但似乎没有减少氟里昂，避免臭氧层进一步被破坏的论述。在我看来，世界面临的各种难题，要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相结合，取长补短，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只靠中国文化是断断不行的。
　　有些人不仅推崇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而且进一步认为21世纪里，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亚将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说什么，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东亚世纪”等等。这种论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炸前很多，当时日本、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很快，一片乐观情绪，显得十分得意忘形。1992年8月16日美国《先驱论坛报》这样说：“”太平洋世纪“、”东亚世纪“意念的最大缺陷，并非是东亚的政治、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弱点。虽然东亚地区的人民非常勤奋，非常能干，在价格上富有竞争力，但是，他们都继承着一个缺陷的文化，极其缺乏独创性、发明性、幻想力和创造力。
　　尽管东亚占有世界人口的1／3，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一个来源，……他们的产品是建立在改良方面，而不是象美国公司那样建立在革新和创造方面，太平洋世纪不能建立在借用他人技术的基础上。……现在是适当埋葬它并承认美国仍然是”上升中的太阳“的时候了。”
　　1997年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前一些年的盲目自大情绪泼了一盆冷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亚洲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国家，象日本、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存在着严重的泡沫经济，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很脆弱，经不起风暴。所以，现在再认真看一下美国《先驱论坛报》上讲的那些话还是有意义的。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在进入21新世纪前，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迟早也会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会更加强大。我们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今后也会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切忌不要盲目乐观，以致忘乎所以，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华人的世纪等等。什么时候我们头脑发热，忘乎所以，我们就要犯错误走弯路了。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及世界经济展望报告，1990年至1998年九年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4％，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1.2％，居全球排名第一。（1999年6月5日《扬子晚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这些年经济增长率这么高，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原有基础差有关，在我们经济实力增强一倍后，每年经济还能维持11.2％左右的增长吗？中国有12亿人口，即使我们这20多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按人口平均计算，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在世界上排名一百多位，我们能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吗？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需要几十年戒骄戒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中国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
　　这一些年，党和国家重视科技，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是，对中国科技发展也存在着盲目自大情绪，例如，说什么21世纪世界科学中心会转移到中国等等。科学中心是会转移的，近代科学中心起于意大利，后到英国、法国、德国，现在美国。中国科技还很落后，至今尚无人得到过诺贝尔奖，毫无迹象表明世界科学中心会转移到中国来。在中科院召开的1999年度工作会议上，院长路甬祥透露，我国目前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第十三位。综合考虑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以及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力，可以把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五类，中国属于第四类。
　　第一类为科技强国，美国。第二类为科技大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第三类为中等科技大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瑞典、韩国等。第四类为科技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巴西等。第五类为科技欠发达国家，以大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
　　用定量的语言描述，以美国的科技实力为100，日本约为美国的3／4强，德国约为美国的57.8％，俄罗斯约为美国的1／4强，中国约为美国的1／5强。（1999年4月29日《扬子晚报》）。这是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1997年3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科教兴国”专集，其中对比中、美两国国民的科技素质，从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方面比较，在科技知识方面，中，美两国国民差不多，而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两方面，中、美两国国民差得非常多。美国政府关于科学素养有八条规定，其中一半是关于科学方法的，而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的大、中、小学忙于科技知识教育，而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却十分缺乏。1999年3月10日江苏电视台讲到中国科技协会的一份调查，说我国76％的人缺乏基本科技素养，许多人连“计算机软件”这一名词也不知道，具有科技素养的只占人口的3.5％。
　　三、几点分析
　　（一）
　　危害：政治上决策失误。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1966年5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事隔33年后重读《516通知》，只感到这《通知》腥风血雨杀气腾腾，在这《通知》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读这《通知》时全身直冒凉气，心中充满着悲愤。这《通知》指出要批判“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16通知》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如此严重的估计，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和各文化领域，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什么根据？凭什么调查研究得出如此严重的结论的？另外，毛泽东同志还讲过：“我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八亿人口为什么就要斗呢？思维模糊笼统，一片混乱，毛泽东同志又要亲自发动和领导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必然带给全国人民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经济上走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思维模糊笼统用到工程建设上必将造成桥梁塌水坝垮的结果。用到爱国主义教育上，完全缺乏说服力，缺乏生命力。我们特别要警惕狭隘爱国主义这股逆流，希特勒当年鼓吹狭隘爱国主义，把人类拖入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同样的，我们现在宣传狭隘爱国主义，国内民族矛盾会激化，国际关系会紧张，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极不利的。
　　（二）
　　心理学根源：宗白华教授说：不适当地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任意夸大为“集体虚荣心”和“夜郎自大症”。爱听恭维话、硬撑门面、只图表面光彩、明知落后又不甘承认落后、死要面子。实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灵魂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精神胜利的“阿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