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学者用藏文研究因明学的概况

蒙古族学者用藏文研究因明学的概况
　　图·乌力吉 莫日根巴图
　　蒙古族学者用藏文撰写的佛教逻辑著作在蒙古族逻辑思维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据相关统计，有20多位蒙古族佛教思想家撰写了一百多部关于佛教逻辑问题的著作[1]。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族佛教哲学家阿旺丹德尔（1759—1840）[2]、莫·苏都纳木扎木苏（19世纪）[3]、舍·达木丁（1867—1937）[4]等人撰写的因明学著作。
　　这些著作中，蒙古族佛教学者们探究和解释了以陈那为主的古印度学者们的著作中逻辑推论及其结构和形式、逻辑论辩、论证、反驳等问题。当时他们用藏文写成了研究专著。
　　在这些著作里，简单分析了推论的内容和结构问题。阿旺丹德尔、莫·苏都纳木扎木苏、策林扎布、舍·达木丁等人写的因明学著作中，关于逻辑推论提出了所立法是推论的本质的一致解释，并进一步详细分析各种解释。在另一方面逻辑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逻辑推论的结构、分析、揭示其各种形式的问题上。其中，从多角度分析佛教逻辑的“因三相”，实质上是针对揭示推论的本质。佛教逻辑主要流派在明确概念问题时，从一个知识推出另一个新知识的三条原则中分析关于“因三相”问题。
　　苏都纳木扎木苏、策林扎布、劳布桑大喜等人将“因三相”等同于认知来解释。前件与后件临近均等，叫“同品”，而前件与后件相违，叫“异品”。从此可以看出，苏都纳木扎木苏、策林扎布、达木丁等人将“同品”定义为符合结论的正反面或分离的联系，或者是因三相的各支之间相互包含关系的揭示。互相不符合或相违结论的叫做“异品”。这样，蒙古族佛教学者们在“因三相”概念下研究了逻辑推论的结构问题。
　　在蒙古族逻辑作品中，对各种概念进行辩论并交流意见，即：“三支推论”的“因三相”方面，莫·苏都纳木扎木苏提出，证所作的声常，如肯定那声常，肯定声无常为相违因。因为肯定无常是正确的因。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个蒙古族佛教逻辑学家策林扎布以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了此问题。他写道：“‘所作性故，声无常’，同品定有，所以用它证‘所作性故，声无常’是同品的本质”。策林扎布的各种解释是在其他学者的作品中并没有出现的重要解释。
　　陈那在自己作品中，解释正确因和错误因的各种情况，并对因进行了划分。蒙古族佛教逻辑学家阿旺丹德尔、莫·苏都纳木扎木苏等人接受、探索陈那作品中的关于推论结构方面的观点，接受并解释了九句因。同时在那些因明学的著作中，专门研究了推论的划分问题。这表明他们坚持了西藏佛教逻辑学家阿旺达喜《因明学正理》[5]中关于推论的划分。以阿旺丹德尔、苏都纳木扎木苏等人为首的蒙古族佛教逻辑学家们把推论分为正因和不正确因，并将正因进一步划分为果性因、自性因、不可得因，将不正确因分为不定因、相违因、不成因，并从内容和形式上研究了正因。
　　蒙古族佛教逻辑学家们的因明学著作里，将果性因、自性因认为肯定因，并把事物之间的原因和结果、单独和普遍等联系纳入到思维的肯定形式当中揭示了其内容。对果性因和自性因并没作专门划分。而阿旺丹德尔、苏都纳木扎木苏、策林扎布等人在因明学著作里根据佛教传统，将否定因划分为不现见不可得因和可现见不可得因。
　　阿旺丹德尔认真研究了否定因，并在否定因方面撰写了有趣的书[6]。他虽然根据佛教传统，将否定因划分为不现见不可得因和可现见不可得因，但实际上划分为缘起否定因和相违肯定因两种。
　　阐述缘起否定因特征时阿旺丹德尔写道：“缘起否定因的宗、属性不能两个都没有，而相违肯定因的属性不能没有”[7]。这里阿旺丹德尔对两种因的内容给予明确的界定，揭示了实际情况里所反映的肯定推论的思维形式。
　　缘起否定因里用“黑夜海面上无火，以未现见火故”的例子来说明，把相违肯定因用“黑夜海面上无火，以无严寒故”的例子来证明。从这些例子看，辩证地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即在相违肯定因中反映了热、寒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阿旺丹德尔分析了各种推论的逻辑结构方面相互区别的特征，这种矛盾要求排除第三种可能。人的思维或是否定式、或是肯定式，所以或是缘起否定因，或是相违肯定因。阿旺丹德尔接着更详细研究了可现见不可得因。划分涵盖事物的显见和从不显见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能够被人所见的结构方面能够肯定的几种否定因。同时将各种推论基于自然事物之间的原因和结果，单独、普遍和一般的矛盾关系。
　　从思维的形式上看，一方面因是反映实际事物之间有无联系的逻辑内涵。推论的本质是实际情况在人脑中的反映，并以各种肯定、否定的内容和形式来体现的。这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里也存在。即可现见不可得因在内容上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不确定可能，缘起肯定因与肯定否定的各项，不现见不可得因与存在的前提相似。从以上例证看，逻辑结构上，逻辑推论是由根据和结论组成。这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任何形式都不一样。所以，以上的推论不能与所谓的普通逻辑比较，因为各种推论在前提条件方面有很大区别。同时，各种推论是从逻辑论证的角度反映了事物之间的原因、结果、单独、普遍和矛盾关系。而且这不能与传统逻辑的论证比较，从内容上是条件式，在结构和作用上是具有逻辑推理的双重性或者包含辩证和普通逻辑的因素。在这方面，俄罗斯著名佛学家费·伊·舍尔巴茨基（1866—1942）[8]也认为不能把佛教逻辑的逻辑推论等同于西方逻辑里的论证形式，佛教逻辑的逻辑推论比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论证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并在后来的佛教学者们的逻辑思维里涉及辩证逻辑的重要问题。即阿旺丹德尔、苏都纳木扎木苏等蒙古族逻辑学家写出独立的逻辑著作，研究前辈们的思想理论，并对逻辑推论等问题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到目前为止，研究那些用藏文撰写的蒙古族逻辑著作的人甚少，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总之，蒙古族佛教学者们用藏文撰写的逻辑学作品的来源—陈那著作里的解释和藏蒙学者的因明学著作相互间有明显的界线。《和都其日哈》[9]的解释具有佛教逻辑推论的特点，因明学著作里明确反映了推论逻辑的特点。
　　从以上解释看，蒙古族学者对古印度学者的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进行阐述，能够反映当时蒙古族较高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准，为蒙古族哲学思维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佛教思想广泛流传的17世纪，蒙古族学者们刻苦钻研印度、西藏哲学，特别是刻苦钻研佛教哲学，大张旗鼓地开展翻译、印刷、解释佛教哲学著作的工作。这时出现了众多著名的佛教思想家，他们主要学习、解释、传授古代东方特别是印度、西藏佛教思想的优良传统。
　　蒙古族思想家虽然解释佛教—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主要解释唯心和正理哲学著作。另外，解释唯心和正理哲学著作的人们注意认知理论、因明学理论等，为理性辩证法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为发展思维辩证法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蒙古族学者擅长运用辩证方法，这也是蒙古族学者解释佛教哲学的主要特点。
　　在解释古印度和后期西藏学者哲学著作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们写了很多文章。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专门提过用藏文撰写哲学著作不仅在蒙古地区，还闻名于西藏地区的阿旺丹德尔。另外，阿旺巴拉丹的文学作品质量较高，闻名于国内外，成为印度—西藏哲学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展，能够与中世纪欧洲文学媲美。
　　在对法称的著作《成他相续论》作解释的阿旺丹德尔的《法称论师所著成他相续论之注释，智者悦意》前言，高度评价其写道：法称之后，对认知理论最难一个问题重新进行解释的阿旺丹德尔是知识渊博、执著的思想家，最高哲学智慧的人。
　　这些解释主要针对于学习、解释、传授印度佛教哲学当时的优秀传统。所以，这时期可以说是蒙古族哲学思想史上解释佛教哲学作品期。但是，解释只是后人从自己生活时代的角度总结前人的著作。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道路。这种解释能够扩大知识面，使对事物的认识和总结系统化，体现解释者的思想。蒙古族学者们所作的解释里，集中反映他们的世界观。在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角度理解、总结、解释前人著作的过程中也产生新的思想，而且作为新思想具有独特的意义。
　　蒙古族学者们不仅解释古印度和后来西藏佛教著作，而且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角度总结、构思、撰写了很多独立的作品。佛教哲学的蒙古解释和独立的著作之合就是蒙古族学者对佛教哲学所作出的贡献。
　　[1]特·苏德那木达力哈：《因类研究》，第5页，蒙古国乌兰巴托，2005年。
　　[2][3][4] 图·乌力吉：《蒙古族逻辑思维研究》，第16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
　　[5]格·劳布桑策仁：《佛教基础》，第179页，蒙古国乌兰巴托，2002年。
　　[6][7]《阿旺丹德尔研究论文集》，第317页，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
　　[8] 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第2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9] 格·劳布桑策仁《中观论哲学基础》，第157页，蒙古国乌兰巴托，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