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佛教简史——俄国佛教史话

蒙古佛教初传俄国

尽管十多年前，苏联的考古队宣称在俄境内的西土耳其斯坦发现了多处属于一至二世纪的佛教遗迹，但俄国佛教真正有历史可考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由卡尔米克人及布利亚人从蒙古高原传到俄国本土。

卡尔米克人原本居住在外蒙地区，在一六二○年左右，经过吉尔吉斯远达里海西北方的窝瓦河，也就是俄国的南部定居下来，同时也将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后来苏俄在此设立“卡尔米克自治州”。

布利亚人是贝加尔湖一带的游牧民族，十七世纪时成为白俄帝国的殖民地，后来苏联在此成立“布利亚自治共和国”及“赤塔州亚金民族管区”。由于佛教具有哲学、医学及工艺等多种文化内涵，喇嘛僧成为当地的知识阶级，自从蒙古人须与俄国官僚接触之后，喇嘛僧就充当协调的任务。例如：一七一二年时，就有一百五十名西藏喇嘛来此，同时也有布利亚人到西藏去研习佛学。

帝俄女皇敕封可汗

一七四一年是布利亚佛教的转捩点，在这一年，俄国伊莉莎白女皇下诏封立可汗喇嘛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首长，此后当地佛寺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如禅理学会、慈国寺的曼巴医学会、阿津庙的佛教信条学会等的成立，使寺院在当地不但是宗教中心，也肩负文化、教育、医学研究的使命，而若干佛寺从事印制佛典、收藏图书、精美的绘画雕刻等工作，更增进佛教在当地的重要性。

佛教僧侣地位重要

十八世纪时，布利亚喇嘛沙亚额夫受凯撒林大帝之命到西藏观光，这是第一次欧洲国家的人民到达西藏。阿津庙的住持丹日赫诺夫及龙多额夫喇嘛有许多蒙古及俄文的佛典著作，还有一些喇嘛由于曾在苏俄各大学担任教授、讲师，使得佛教僧侣在苏俄历史中颇占地位，像哥姆波额喇嘛曾在卡根大学执教，潘迪喇嘛有丰富的西藏文学译着，依诺图额夫喇嘛不但是佛教著名学者而且曾周游亚洲各国。多尔耶夫（Dorjiev）喇嘛尤其著名，他于一八八六年在哲蚌寺学佛六年后，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且被指派为西藏第十三世喇嘛的宗教顾问为期十年之久。此外，他在西藏、苏俄的外交关系上穿针引线，也使得他倍受朝野重视。一九一二年，他得到达赖喇嘛的五万银币的支持，授命他在圣彼得堡建寺。尽管希腊正教教会强烈反对，Kalacahakra 寺还是在一九一五年落成。这座外观融和西藏、蒙古及欧洲建筑样式的道场，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礼忏法会，每年有一次的结夏安居活动，是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仪礼的佛寺。这里的佛教活动，除了提供住在首都里为数不少的布利亚人及卡尔米克人宗教上的需要之外，也引起东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

）中佛教学者的兴趣。

政府鼓励研究佛学

在沙皇政府的鼓励下，佛教研究大为兴盛，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出现不少佛教学者，例如米那耶夫（一八四○｜一八九○），是圣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先后三次赴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瓦西里也夫（一八一八｜一九○○）是喀山和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晓梵、汉、蒙、藏、韩、日和突厥方言，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东方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还翻译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等。彻尔巴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二）是前苏联最有成就的学者，他曾两次参加奥登堡指挥的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文和藏语文献，从此致力于佛学研究，对于陈那和法称的学说尤其感到兴趣，整理出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并且将《俱舍论》、《辨中边论》、《明句论》等翻译成英文出版。一八九七年起，他参加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二十卷。此外他与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蒲山、日本的荻原云来等合作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一九二八年起，主持科学院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其佛学论着丰富，其中尤以《佛教逻辑》最为著称。他曾到印度参访，得到许多宝贵的佛教资料。虽然他两度接到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但圣彼得堡的外交部均以政治理由没有批准他的护照申请，后来经由多尔耶夫喇嘛的关系，建立与布利亚之间的管道，因此他们师生终于得以直接和“格西”们研习佛法。

赤色政权摧毁佛教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际，布鲁雪维克主义者对卡尔米克人发动征服战争，这是苏俄佛教首度遭受摧残。

苏联红军取得政权之后，首先镇压耶稣教会，驳倒一神论的教理，至于佛教，由于多尔耶夫具辩才，机智地声称佛教非但不是一神论，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观，因而使佛教暂免一劫。在多尔耶夫的领导下，布利亚和卡尔米克境内的寺院到处林立。一九二七年，“苏联佛教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中发言人强调佛教和共党的相同点，甚至致函达赖喇嘛，赞叹苏联的政策。当时就有人倡言：真正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佛陀，而非马克斯，惟有佛陀的精神才能赋予列宁生命力。

然而曾几何时，史达林于一九二九年巩固政权之后，便开始大事镇压及肃清行动，佛教自然也无法免于祸难，卡尔米克及布利亚的寺院或被破坏，或被改作仓库、牛圈，所有佛教典籍、佛像、法器等一概焚毁。一九三四年，温和派的政治领袖基罗夫（ Kirov）被暗算之后，史达林更将积压多年的愤怒发泄到极点，不到三年内，将喇嘛全部逮捕，或送去劳改，或被处决。多尔耶夫于一九三七年被捕，次年死于乌兰乌克的监狱中。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共党为争取巴尔干半岛各正教教会的同情，并表示苏俄国内信仰自由，以与同盟国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与希腊正教妥协，暂时废除反宗教政策，同时又为了争取近东回教国家的同情，回教传教士也安然无事，然而对于佛教，苏联并未采取同样措施。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佛寺的卍字全被拿掉，佛教建筑物被改为无线电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卡尔米克人中约有一千人左右，经由西德移民美洲大陆，定居纽泽西等地，他们在漂泊流浪的旅程中，未曾忘记自己的根源，所到之处均手捧佛像、佛具及经卷。

不久，苏联政府准许佛教建寺，靠近乌德兰德的依瓦金斯基寺及吉达的阿津斯基寺得以建立。少数在劳改中幸存的喇嘛也被派驻在这些寺里主持佛教仪式。一九七○年代中期，当第一批好奇的俄罗斯人前来参观时，年老的喇嘛们倾囊相授，此后，欧洲的俄国人即由此管道得到传统佛教的精髓。

一九五七年，布鲁雪夫继位，风气稍微开放，被放逐国外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卓越佛教学者罗雷之（ George Nikolaievich Roerich）回到苏联，被选派为莫斯科东方研究院佛学系首届主任。他的回国激起佛教学术研究的浪潮，一九五八年，曾在西伯利亚长达二十二年劳改的丹德龙喇嘛与他邂逅之后，相约携手合作。其后，佛教典籍接二连三的被译成俄文，学术刊物上也频频出现讨论佛理的文章。

一九七二年，勤于弘法度众的丹德龙喇嘛再度被捕，两年后在贝加尔湖的劳改营舍报往生。虽然老成凋谢，一股新的佛教运动默默兴起，地下刊物以复印方式，由匿名者将现代佛教人士，如铃木大拙、艾伦．华兹、伊凡斯温兹、大卫尼尔、葛文达喇嘛的禅学及西藏佛学著作，翻译成英文，悄悄分发。

一九八五年，欧俄人士到布利亚学佛的人骤增，其后来自美、韩、印度等国的佛学教师也开始到苏联授课。一九八七年，达赖喇嘛经由列宁格勒到了蒙古。多尔耶夫在列宁格勒的寺院也回复为佛教团体，一九八九年，布利亚籍青年三摩耶夫喇嘛被派任为该寺住持。尽管佛教有复苏的迹象，但是振兴佛法尚待努力。

佛光协会努力弘法

有鉴于此，一九九三年，国际佛光会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成立协会，国立东方博物馆米达沙莎馆长在成立大会上致辞时，慷慨激昂地说道：“目前苏俄正是人心空虚的时候，佛光正好普照而来，这真是全俄罗斯人的福气。”

三年多来，圣彼得堡及莫斯科佛光协会除成立佛学班研习佛法、举行佛学讲座之外，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佛学学术会议，针对佛教历史、哲学、心理学及佛光学进行探讨，并将拙作《星云大师讲演集》第一集、天台哲学、法藏的《华严金狮子章》、《圆觉经》第一品等译成俄文。此外，也参加当地佛教社团的联谊活动。虽然是刚起步，大家都对俄国的佛光会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