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石窟

一个人与一座石窟
　　□ 狄 青　《环球花雨》 2006年第10期
　　宝顶山石窟是诞生于我国南宋时期的佛教艺术精品。宋代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其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南宋更是如此。由于南宋时期朝廷每年要向北方的金人交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人民负担十分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大足一带由于地处偏远，而且并不是南宋的统治中心，所以受宋代内忧外患的影响不是太大。《大足县志》中记载：“宋代大足上承晚唐五代四百年，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经济文化得以全面发展……；比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大足总人口已上五万。”正是由于北方长期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大足一带却多年生活安定，人民相对富庶，因而佛教石窟艺术在北方衰落之际，却在西南的大足一带发展兴盛起来。这固然首先是要归功于我国南方劳动人民的巧夺天千的雕刻技艺，但大足石窟的建成却与一个人“历七十余载而不辍”的努力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被大足一带的百姓供奉为“赵本尊”的赵智凤。
　　赵智凤于宋绍兴年间生于四川昌州(今大足一带)米粮里沙溪，因母病，求医于古佛岩师，得到禅师的救治。母亲病好后，当时才5岁的赵智凤遂落发修面，人寺为僧，法名智宗。16岁时到成都求戒，不果，乃西往弥牟求学佛教。在大轮院中目睹了柳本尊作为居士而弘传佛教密宗的场面，对柳本尊不作比丘身而弘扬大乘佛法的行为甚是钦佩，乃于大轮院中潜心研习。二载后，尽得其学。回到大足的古佛岩，便把柳本尊的密宗作为佛法典范，四处化缘，历经七十余年造成大足石窟……史书中记载赵智凤“发弘誓愿，普施法水，御灾捍患，德洽远近”，成为南宋时期佛教密宗的一代宗师。
　　如果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考察，佛教无疑是对占印度奴隶制社会形成时期的社会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在否定之否定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赵智凤在宝顶山营造的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东方佛国，完全采用了直觉的统摄的文化思维方式，在对文化的深层思考中选择了对佛教臆造世界的精心布局，象征性地从广泛意义上揭示出人们所能把握的佛教认识价值。通过对这些认识价值的反复渲染，以树立人们对美好世界探求的信心，给世俗生活中处于迷惘甚至绝望境地的人们以一种新的有别于过去的神秘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