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圆法师就面对金融危机佛教可做什么发表见解

唐密传灯阿阇黎、佛教在线问佛专栏特约顾问真圆法师就本期视点·观点所讨论话题“面对金融危机，佛教可以做些什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内容如下：

众生的外向执着与心理失衡

众生的外向执着与心理失衡，其实从哲学角度言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关系被破坏，外向的追求基本是“色”，也就是纯粹的物质追求，不外乎金钱、地位、荣誉等；所谓心理失衡就是精神状态的消极化表现，也就是“心识”的消极化。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具体到自身就是肉体与灵魂的矛盾统一。

一个系统要维持其正常有序地发展就必须时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一旦失衡必然在行为和精神上出现偏颇，而当失衡的程度加剧的话，就会导致极端结果的产生，不言而喻这种极端结果会最终引致行为者的毁灭。西方历史上的几大文明的断传和失落究其实质无非是物质追求极度以至于精神追求萎缩，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平衡状态严重失和。

东方哲学体系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这种体系的哲学观乃宏观全息思考。比如我们祖宗四大发明的岁月，西方如今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可以说还在茹毛饮血。我们祖先如果发展当时的技术，那今天的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格局。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发展所谓科技？主要原因乃“天人合一”的哲学指导观。因为发展科技意味着不断改变环境，环境被改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反作用于人类，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

现代科技的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如诺贝尔发明了炸药，炸药成为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工具，现代化学工业对于河流的污染、生态的失衡、臭氧层的破坏等，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此后发展起来的原子武器、核武器如今世界的全部储存量可以消灭地球上全部生命四、五十次绰绰有余。

“天人合一”是一种全息观，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物质与精神的同步发展。这其实也是中华文明可以延续五千年以上而未中断的根本原因。物质追求是外向的，精神追求则是内向的，内外协调平衡就非常重要。因此在面对这样的内外失和的情况时，唯一可以矫正的积极措施就是“精神信仰”的形成和追求，否则就会出现分裂的结果。而从哲学观的真理性角度言，精神信仰依次就应该是儒、道和释教。

物质财富的拥有与生存危机

拥有物质财富照理不应该发生生存危机，毕竟在本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物质财富的追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当文明不断进化，人类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就当前而言还应该包括精神需求和社会适应良好等方面。既然拥有财富还有生存危机，那么危机大约是精神危机或者社会适应不良导致的，换言之人们在物质财富多余的同时却未能调整好自身心理、社会认知、人际关系等。

俗话说“乍富不知新受用，忒贫还是旧家风”，前半句大约就是物质财富突然拥有者（暴发户）的恰当说明。老百姓有还有句口头名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物质财富可以说是我们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在某些场合可能缺一分钱事情也不能解决。而古圣人亦有言“饱暖思淫欲”，当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正好可以满足衣食住行需求的时候，尚不会有所谓“精神追求”，而一旦手中财富聚多，积极的、消极的精神追求都会表现出来。由于众生本来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而同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由此产生了社会不平等感的人群开始居多，同时社会人群中一部分又流入了数千年来已经被新中国抛弃的古老行业。 如此社会的较大部分群体还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同时，少数的“先富起来”的人群消费带动了积极、消极的各种放松精神的所谓消费，同时被传统中华文化视为下九流的行业日益成为时兴行业，传统的精神体系如释、道、儒精神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可以说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或者说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还没有一个社会精神凝聚体系的前提下，消极的精神追求便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从个体到家庭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同时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撞击冲突都会引致人们精神追求的改变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改变。

如此现象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首先必须重建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就中国国情而言，应该是重塑、辉煌释、道、儒文化。社会价值体系首先应该体现出平等性，体现人类的相互关心、支持和相互尊重。

比较东西方哲学，或许东方哲学比之西方哲学更能满足平等性要求。毕竟西方的文明，究其本质是建立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础上，不可谓其实质不是血淋淋的。尽管他们提倡人人平等，但是平等只能是抽象的平等，因为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相比可以说是狭隘的、微观的，因此衍生发展起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也未必符合宇宙规律和法则。而东方哲学的核心思想则是契合宇宙规律和法则的，比如佛家的“一合相”、《周易》的全息观等。依照东方哲学，阴阳必然有别、长幼必须有序、男女应该有别。如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和谐精神就变得至为重要，释、道、儒文化的世界性弘扬也就益发显得必要了。

只有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才不会有财富的拥有和生存危机之矛盾。精神的积极升华会使人们将富余的财富用于社会其它人群的赈济，于富者而言获得了帮助他人的满足喜悦，于受助者言，渐少了生存困难的挣扎烦恼。佛家认为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么赈济就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再分配，这样可以理解为对将成佛者的供养。

西方的超前消费观念与东方的“家有余粮”式的消费观念所带来的不同人生态度

东西方消费观念的差别主要还是哲学文化差别引致的。国人的传统观念“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自然这
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讲究节约和勤俭致富。

在蒸汽机车革命之后至今，世界经济在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也逐渐为今天的虚拟经济之统治地位所取代。受经济主体格局变化的影响，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超前消费渐渐流行起来。人们寄希望于可以预期但是并不确定的未来财富，比较我们的传统消费模式，即所谓“寅吃卯粮”。一旦明天的变化并非今天所预计的，那经济打击带来的精神心理挫折和艰辛在某些人就难以承受，同时人际关系也会因此发生消极微妙变化，更有甚者，面对情境不知所措而选择逃避者大有人在，在人力及资源完全不能应对突然打击的时候选择自杀则也不足言乖了，这大约是本次经济危机自杀者的共同精神心理症结所在。

“居安思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但由于经济全球的一体化，国人的这种传统意识正在逐渐被外来思想所取代。当我们看到外来文化所引致的消极结果后，回归传统文化似乎成为必须的选择。簇新时兴者未必能引领潮流，守中持正者才能砥柱中流。要做到守中持正就必须具备良好的精神修为，而佛法乃至宗教不失为良策。

同样面对压力，对于一些能够亲近佛教的人，如何运用教义中的资粮化解由于欲望导致的诸多心病。
“万般皆不去惟有业随身”，无论我们富有抑或贫困，在我们的生命终结后没有什么可以带进棺材。这种观点导致两种行为结果，要么不看重名誉金钱地位，要么追求及时享乐。在佛家四众中，面对由于欲望导致的烦恼，会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因为贪、嗔、痴三毒乃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要求得内心清净安谧，就学会舍得。正是我们不断追求的欲望使得我们日益利欲熏心，渐渐理智和道德良知便会沦丧，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去获得利欲的满足。有欲望就希望得到满足，一旦不能满足就会失落、挫折，失落挫折的情境下个体的精神状态可能良好吗？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可能和谐吗？答案显然是相悖的。古圣人有言“君子知天命”、百姓有言“君子不与命争”，看似消极其实蕴含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追求我们本不可能达到的目的，结果失败在所难免。

在佛家，我们的身、口、意无时不处会造业作罪，因此讲究守身、慎言、净意。守身实则君子大丈夫洁身自好，诚如夫子所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在修行人更注重落实到戒绝杀、盗、淫、妄、醉，因为行为的积极与否行为者都必须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与否的结果。慎言，凡言语出口事先经过大脑的思考，听到风便言雨是人云亦云缺乏主见，不明就里而自作聪明是愚昧无知，虚妄不实而言真有是蓄意欺瞒，恶意中伤则是魔心作怪，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是唯恐天下不乱，如此皆是小人行径。学佛了就该多读佛经不断汲取智慧，逐渐完善人格，逐渐过渡向大丈夫人格。净意，就是自净其意。我们的世界观乃由于我们自身如何衡量是非曲直，然这些更多以“我见”为标准，当我们放下自我，也就是放下了我见，我慢和偏见也就少了，自然智慧发生内心就日益平静。

宗教消解个人压力及社会紧张度的作用

普通大众都很容易将宗教看成一种精神寄托，就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似乎这种态度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就佛教则认为是宗教失之偏颇。佛教实质是宇宙真理、智慧体系，是两种基础哲学观唯物和唯识的完美结合，更是指导我们解决生活、人生烦恼，实践佛陀法教的智慧指导体系，必须以我们明理后之行动行事为基本活动。

无论佛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主张仁爱、和谐思想，这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有积极意义，人类要正常生存发展就必须互相协作，而协作就必须相互尊重、爱护。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行，扩展开来就是六度万行，即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般若）。当我们面临人际关系的矛盾困扰，当我们遭遇事业挫折、失败，当我们因为情感遭遇失恋、离婚痛苦，当我们面对亲人的死伤，这个时候如果具备些微的智慧，都会表现出比较良好的应对行为，反之则陷身深重苦恼之中。

布施可以克服和对治我们的悭吝贪婪，其实按照大乘佛教的观点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么布施其实就是对将来佛的供养，持这种心态，我们就不会因为布施别人而产生优越感，同时和他人相处可能会变得更融洽；持戒就是遵守各种行为守则，至少是遵纪守法。因为我们的言行思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如果我们的行为模式以利益他人和自己双利态度，那么就不会使他人受到损害，实则守戒就是智慧的表现。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大约就是要求我们的行为模式符合社会大众利益；忍辱才能负重，当我们将毁辱看成是完善我们人格的鞭策，那么毁辱就成了成就我们的力量，由此我们才能生起感恩之念，比如佛陀尚且感恩无明，佛家信众之忍辱精神实则是完善自身为人间大丈夫的必经过程。能因此而生起感恩心，我们还有瞋心吗？没有嗔恨人际关系是否会更容易？如此毁辱就是增加我们智慧的源泉；精进则是踏实努力丝毫不懈怠，一个勤奋的人最终必然收获多多，所谓“天道酬勤”；禅定，禅是智慧，定是消除杂念心无旁骛，也就是消除散乱，如此我们的身心就会更具精气神，面对生活大约就是“日日是好日”的心境了；智慧的逐渐增加必然渐少我们凡夫俗子的愚痴己见，具备智慧的人生就是乐哉乐哉的人生，邪见以及怪力乱神的东西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学佛就是不仅要明理更要落实慈悲喜舍到行为上，至少我以为真正能落实慈悲喜舍到生活的时时事事处处，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如此夫复何来社会紧张、压力？

宗教从业人员如何在经融危机面对让急来抱佛脚者有归宿感？为金融危机中的失利者实行心理按摩？也让更多的人能被佛教的价值吸引，让千百年无数大德所积聚的思想智慧精华，福泽到有缘亲近到佛教的人？

除了佛教，其它宗教都具备智慧内涵，如此宗教从业人员就有责任和义务将其中的智慧通过自身的言行思散布到社会大众中，带动整个社会人群能逐渐渐少“我以为”之类的偏颇思想更多地汲取智慧去取舍判断自己的言行思，这样在经济危机诸如此类的挫折面前，大约不会手足无措了。人生最大的财富并非金钱，虽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毕竟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智慧可以说是万能的。而一切宇宙真理智慧的最高象征乃是佛教，如此佛家四众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就不仅要自己读经汲取智慧还要传达如来智慧给社会。

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的建立

人类的道德体系相对来说是个严格的行为准则范畴，然则人类丧失对于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时，道德禁忌就会被严重触犯，道德价值体系也就出现很大弹性伸缩甚至严重贬值。比如“大跃进”时代的所谓“人定胜天”就是丧失对于天地神明敬畏和对于物质偶像绝对敬畏的愚昧表现。古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然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中则“神明”被完全否决了，这样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鬼神，也就不能兴起对于佛法或者宗教的信仰，即便信仰很多也是所谓精神寄托。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似乎从理论上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姑且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至少两种哲学基本都承认物质与精神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物质与精神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也可以互相转化。但是研究物质我们可以遵循现代科学的研究途径比如过程可操作、结果可观察、实验可重复，然精神是心灵活动，能否用研究物质的实证主义方式研究？至少从哲学角度是不可能的。比如梦是精神活动表现，如果操作一下、观察一下能否同样的梦再现？常识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们会有可能重复做一个内容相同的梦。如此一来，显然绝对的唯物主义是有瑕疵的，绝对的唯心主义也是不完满的。假设物质与精神可以转化，那么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等定律都会受到质疑。关于这点末学有密教学术论文，有兴趣者可以阅读http://www.tmfy.net.cn/showart.asp?id=13 。当我们接受了“万物皆有含识”的观点，似乎“神明”存在与否就不值得推敲了。难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紫外线？我们的耳朵能听到超声波、低声波？道理相同。对于精神研究，请别动辄用诸如“请给我实证”之类的幼稚地违反哲学基本观点的论调来质疑。

没有敬畏就没有约束，没有约束就必然出现极端，极端往往是导致毁灭的

佛法是人类应对各种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最佳良药，其它宗教也有相似功效，但毕竟境界不如佛教广博。比如某些宗教对于犯罪者根本不予忏悔就酷刑待之，某些宗教则给忏悔机会，代表万能的牧师等接受信众的忏悔，信众又干净了，而佛教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