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人道安在襄阳举旗

道安是东晋佛教学者，说他漆人道安，想到道安肤黑如漆。不错，道安从他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是一副笨相，一身油黑。也就是他那笨相漆肤的表象，差点埋没了他的聪明才智。道安七岁始读私塾，塾师和同学都瞧不起他，可是他过目不忘，很快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诗》、《书》、《易》、《礼记》、《春秋》，乡邻大吃一惊。道安十二岁出家为僧，师傅嫌他又笨又丑，安排他到田里劳作，十五岁才让他读佛经，五千字、一万字的佛经，都只需劳作之余的一歇儿功夫就会背诵，又使他的师傅大吃一惊。道安二十四、五岁时，在大和尚佛图澄门下为徒，佛图澄每次讲法后，要道安复述，佛图澄的弟子不服气，纷纷提一些疑难问题刁难他。道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又使佛图澄的弟子们大吃一惊。时人皆语：“漆道人（晋时称和尚为道人），惊四邻！”
　　道安最大的功绩是他完成了印度佛教民族化的过程，把中国黄河流域的文化和印度恒河流域的文化形成合流，使佛教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适应了中国国情。不知人们是否都知道，道安的这一举动，是在襄阳完成的，襄阳这块沃土培育了道安这个历史名人。
　　说起来话长了，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道安出生在冀州扶柳县（今河北冀县西南）。道安一出生，便遇“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使中国北方不得安宁，他“而立”之年从师于邺城（今河北临漳）；“不惑”之年，避难于晋、冀、豫深山，最后落脚于东晋控制的陆浑（今河南嵩山）。
　　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三月，燕太宰慕容恪攻破洛阳，直逼陆浑。道安对胡族入主华夏本来就反感，加之燕主连年征战，无心向道。使道安感到在陆浑已无法再立足了。恰在这时，道安收到了襄阳名士、东晋别驾习凿齿书函。习凿齿的这封书函，在高度赞扬道安的品行学识的同时，最终表明了“此方诸僧，咸（都）有倾想”，希望道安能南下“雨甘露於丰草，殖梅檀於江（边）”。道安接到这封书函后，决意南下，到东晋统治下的襄阳去弘传佛法。
　　道安一行400余众，於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夏，冒着雷雨，抵达襄阳。道安到襄阳后，始住白马寺。白马寺是襄阳城周唯一的一所寺院，规模不大，但历史悠久。
　　道安见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襄阳城城墙之坚，无处可比，甚为高兴。心想，襄阳如此铁城，北方秦燕交兵，又无暇南图，可谓安稳。又值南方鱼米之乡，生计当亦有保障。城乡所遇，无论男女，皆为同族，与人交往，言语习俗，均感协调。道安双眼湿润，感慨万千，“而立”、“不感”之年流漓颠沛，“知天命”时，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地方了。此时不展宏图，更待何时？
　　道安首先想到了整顿僧团，僧尼不能为人师表，怎么能谕人以义理呢？
　　道安入住白马寺后，许多人慕名而来，拜他为师，同时还有许多僧人也改换门庭，来拜在道安名下。道安僧团汇集了各类姓氏的僧人。由僧尼姓氏不同，而引起的派系争论、争斗，也传染到道安僧团，给道安出了个难题。
　　说起僧尼姓氏，东晋以前颇为稀奇古怪。印度佛教于东汉期间传入中国，传道之僧多为外国之僧。而这些僧人均以本国国名为姓。如汉朝之僧竺摄摩腾、竺法兰、竺佛朔、魏僧竺昙柯迦罗、竺维祗难、晋僧竺法护、竺佛图澄，都是天竺（即古印度，今克什米尔一带）人，以竺为姓；汉朝之僧安世高、安玄，是安息（即今伊朗和阿富汗一带）人，以安为姓；汉朝之僧支娄迦谶、吴僧支谦、支缰梁，是月支（即阿富汗）人，以支为姓；汉朝之僧康巨、康孟详，魏僧康僧铠、康僧会，是康居（即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带）人，以康为姓。佛教初传中国之时，本国僧极少。本国僧或从俗姓，如汉朝之僧严佛调、晋僧朱士行，仍姓《百家姓》中的“严”、“朱”；或从师姓，如晋僧竺法汰，东莞人，竺僧朗，京兆人，皆因拜竺佛图澄为师，遂从师为竺姓；释道安亦因拜师竺佛图澄，曾从师为竺姓，名竺道安。公元365年4月，襄阳名士习凿齿就是致信竺道安相请南下的。
　　当时从外国来中国传道的僧人，有安息、月支、天竺、康居等国之僧，这些外来僧，仅凭个人对佛经的理解进行传道。这样，传道风格、对佛经的理解都五花八门，所收徒又都随师姓，同师傅形成一个体系。各个体系遍及四方，交叉传播，从而使中国信徒对佛教的理解，莫衷一是，形成混乱局面。又往往由争辩进而变成争斗，不成体统。
　　道安觉得，外僧随国姓，中国之僧随师姓，体现不了四海一家的真精神。“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如果每一个僧尼都随释迦牟尼姓释，不就可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争论、争斗了吗？于是，道安就“以释命氏”，他自己带头，将自己姓竺名道安改成了姓释名道安。他自己的几百名徒弟也都改成了释姓。
　　后来，从印度传来了一部经书，名《增一阿含》，此经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这就为道安统一中国沙门以“释”为姓，找到了理论根据。从此，僧尼均以释姓命名，便成定式。
　　在道安统一中国沙门以“释”为姓后，除继续东来的外国僧人仍以外国姓名外，中国僧尼无论拜谁为师，均以“释”为姓。统一僧尼姓氏为释氏，是道安首创于襄阳。
　　接着，道安又开始了整顿僧团的第二个步骤——制定僧制。
　　佛教在中国流行后，逐渐形成了以译经僧为核心，或以寺为传法基地的僧团。而僧团的形成和出家人的激增，就要求制定威仪，确定戒规，方可节度僧众的行为仪轨。道安在襄阳白马寺承担了中国佛教界这一开僧制的历史使命。
　　东晋初，中土虽有戒律，但很不完备。无章可循与管理不严，又造成了佛门的混乱。对此事，道安曾在北方和同学法汰谈过各自的想法。道安认为，对僧人犯戒的处置，应该如“鹰隼之逐鸟雀”。可是，当时在北方到处避难，整顿僧团成了次要矛盾。而佛法戒律少有人译出，现行戒规，谬误甚多，也是个重要原因。道安对自己修习戒律不多，也很挽惜，言“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法汰也有同感。两人都对不重戒规的法师，颇为鄙视。
　　在方丈室里，道安紧锁眉头。他想到，僧团越大越不好管理，当年佛图澄的僧团人数逾千，可够大的，可是，一些僧徒不安心求法，或垦田，与农夫争地；或经商，与商贩争利；或占相卜卦，妄论吉凶；或矜持医道，轻易医病。甚至假借修道，角逐政权；为己聚财，投机钻营；骗取女色，糟蹋妇女。一股劣败之风，坏了佛教的名声，有的人指责沙门为祸乱之源。
　　道安想着想着，觉得当前最要紧的，就是建立起切实可行的佛门戒律啊。他拿起笔来，为《渐备经》作序，落笔便写道：“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
　　道安从收集来的佛经中抽出一本看了看，摆了摆头，又抽出一本，看了看，又摆了摆头。建立佛门戒律，没有蓝本可依啊！他将已有的《比丘大戒》和《比丘尼戒本》拿出来，用笔在上面斥重去复，对不理解的章句作一些解释。
　　这时，弟子慧常进来了，慧常见道安修改戒书，立即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说：“师傅，徒弟对师傅修改戒书，有不同看法！”
　　道安一边修改，一边说：“你说吧。”
　　慧常严肃地说：“佛教之戒犹如儒家之礼，礼只可奉先王之制，照此执行，而不可轻易更改。”
　　道安没有回答他的话，仍然聚精会神地斟字酌句。慧常看了看道安在戒书上所注释的内容，多是把古朴难懂的话口语化。又接着说：“本土儒家的《尚书》与河图、洛书，文字同样古朴难通，但诸儒都不敢随意更改，何况对待佛所制戒？”
　　道安停下笔，看着慧常，微微点了一下头。他对慧常的意见既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完全采纳。他认为，要使印度佛教中国化，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印度佛教戒律要改革，可借鉴的也要在文字上口语化，使中国佛教徒能够理解。慧常的一席话，对道安来说，倒是一个提醒：要改革，何必修修改改呢？
　　道安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僧团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出自己切实可行的戒规出来。他在整理《比丘大戒》、《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制定了《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行香定座）；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的规定）；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说戒忏悔仪式及举行检举忏悔集会的规定）。
　　对道安制定的《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弟子们都觉得很好。道安这时非常严肃地对弟子们说：“若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不精进持戒，最终亦当归死。宁愿持戒而死，不为生而犯戒。”
　　自此，道安僧团纪律严明，影响力越来越大。所制定的《僧尼规范》，使“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凿空开荒，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开中国僧制之始。他所创制的这个法案，已经成为我国佛门宪章，垂之千秋而不废。
　　道安在整顿僧团的基础上，先后派出一批又一批弟子到全国各地，收集佛经。同时，还派出弟子慧常、进行、慧辩等僧到天竺去求法取经。他决心搜集各类佛教经典，进行开创性的研究。
　　道安陆陆续续收到很多佛经，他一一阅览，句句剖析。为了让弟子更好地理解佛经，他对很多佛经进行了注解。
　　东晋之前，尚无汉僧直接译经。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将印度佛经译成汉文者，都是印度和西域僧人。这些僧人本身对汉文的理解就参差不齐，加之印度文体与中土又有所不同。故所翻译的佛经，常有错误。一是简略。印度是梵文，梵文的行文习惯往往简略。佛经中的许多名词概念本来就晦涩难懂，行文再予简略，译成中文，极难了解，往往使人不知经意所指。二是重复。有的经典，行文重复，章句层叠，而前后意义又不相同。初看似前后重复，实际上含义随文而有进展。这又往往使读者不能前后贯通，以了解经文的全旨。三是倒装。有的经典文句，前后倒装，道安以前的僧人翻译的经文又甚为朴质而亦有谬误，读之不能通畅。
　　业内人都知道，释道安不通梵文，不通梵文莫说不能翻译印度佛经，就是注释印度佛经也是有困难的。道安有办法，他主要在已翻译的佛经中纠偏。解决在翻译佛经中存在的简略、重复、倒装等问题。他用中国汉语句式，用浅显文句，对已翻译的佛经作注解。
　　道安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共二十二卷。在他注释过的佛经中可以看到，许多滞碍不通的经文，疑难隐晦的义理已变得明朗化，易于解读。他既分段释疑，又从宏观上说明每部佛经的要旨，也让人们容易领会了。
　　还得补充一句，注解佛经，在我国佛教史上，道安可是第一人。
　　道安研究佛学，注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研究般若学，使印度佛教中国化。中国开始有自己的佛学，是以般若学思潮的兴起为标志的。而般若学的兴起，正是道安发起并领导的。
　　道安认为，佛教要在中国长期深入地发展，必须在佛教理论上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不能总是停留在阴阳星算、神咒方术上。当时，东晋社会广泛流行玄学风气。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佛教般若学讲的那些玄远抽象的精神，与中国的玄学是差不多的，可以会通起来研究，这种想法正合道安之意。道安在白马寺不分白昼，伏案疾书，撰写了十四种关于般若学说的著述。
　　翻开道安的这些著作，就可以看到，解说般若学说的意义，用的是中国文化的语言，用的是中国文化的概念，好懂！
　　翻开道安的这些著作，可以看到，他创立的中国般若学的“本无宗”理论，是运用的晋时玄学贵无派的学说。咋看起来，既象印度的般若思想，又象中国的老、庄思想；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道安自己总结说，这是印度般若思想与中国老、庄思想的合流。蛮象！
　　翻开道安的这些著作，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庄著作的影子。像道安《安般注序》中“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就出自《老子》；“忘之又忘之”就出自《庄子》；“无事而不适，故能成务”即出自《周易》。道安为了让佛法适应社会，让世人了解佛法。他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周易》、《老子》、《庄子》来阐明佛理。而《周易》、《老子》、《庄子》三部书，又被当时玄学家们称为“三玄”，这样就很自然地使般若思想与玄学思想会通。
　　翻开道安的这些著作，可以看到，道安在般若学的研究中，把佛、道、儒三家在道德规范方面的矛盾也调和折衷了。中国传统的儒家主张三纲五常；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以社会的道德来约束人；印度佛教讲的“寂灭”、“涅磐”等是追求超世间的佛教理想，同中国现实重世间的道德相矛盾。出家为僧就不便孝敬父母，就与中国传统习俗难勾通。道安辩证地解释出世间与世间、空与色的矛盾，认为出世不是完全离开世界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变化无常的世间现象，舍弃迷念名利欲望的痛苦，达到精神安宁。如果能在这个现实世界享受内在精神生活安宁，实际也是一种涅磐。般若学中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表达“佛法不离世间法”的极境。道安的这些解释，就与佛家、儒家宣扬的道德规范靠近了许多。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
　　释道安用儒、道思想解释佛经，用儒、道思想研究般若学，从理论上确立了印度佛教中国化。使佛教很快适应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东晋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十分欣赏道安的这种理论。这种外来思想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适应了，变成中国精神文化的一个部分，变成中国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这正是道安所要达到的目的。
　　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道安僧团收集的佛经已达数百卷。道安要求“遇残出残，遇全出全。”无论残缺，都要亲自过目。道安发现，流传在中土的佛经五花八门。主要是四种情况：一是“异译经”。即有的佛经具有几种不同题目的译本；二是“失译经”。即“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三是“疑经”。即真伪难辨的佛经；四是“伪经”。即少数中国佛教徒假托“佛说”，并借汉译形式而撰述的佛经。
　　道安在研究这些佛经的同时，又对佛经进行了分类整理。佛经在印度本土是师徒口耳相传，既缺写本，更无目录。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历代的印度、西域之僧把大量的佛经译成汉文，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手抄经本很多。道安立志收集中土全部手抄经书，而且本本亲自过目。然后分类整理，编成目录。
　　道安对这流传中土的四种佛经，采取了不同处理方式。对“异译经”，采取对不同题目的译本，进行比较、对照、参证后编目；对“失译经”，采取校阅全文，并与其他经典相比较，看其文体、文气异同，以推测译者。如对于《宝绩》等十余部经，因岁月长久，译者无录，道安就认真核校古今各种经文，标为“似支娄迦谦所出”字样，以示译者暂难确定。如果同一部经几种抄本，其中一部无译者，以其他同类抄本的译者补之。经过这样处理后，分类编目。对于“疑、伪经”，采取入另册的方式处理。道安认为，真伪不分，就如同禾草俱在，泾渭杂流，龙蛇并进，是佛教学者的一大耻辱。所以，他把他认定的伪经，单独编目，以提示后人。
　　经过道安分类处理，编纂了《综理众经目录》。这个目录，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具有系统的佛经目录。后人称为《道安录》。他作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系统地编纂经录的佛教学者，为后来我国佛经整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道安在襄阳，统一僧尼为“释”姓，制定《僧尼规范》，用中国儒道文化注佛经，研究般若学，编纂《综理众经目录》，皆为创始之举，漆人道安避难大半生，终在襄阳举旗，成为中国佛教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