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概说

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概说
　　西方对佛教的了解，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时，著名的怀疑主义者皮浪（？—前275）等哲学家也随军进入印度，完全有可能把佛教思想带回希腊世界。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使向印度境外传播“正法”，一些学者据阿育王石柱铭文13号记载认为，有些使臣曾到过小亚细亚以西，所传“正法”，即是佛法。同一时期，希腊使臣李迦斯特尼斯到达了摩揭陀华氏城，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婆罗门和沙门。当时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希腊犬儒学派非常流行，他们重视智慧，蔑视物质财富和人生享乐，与沙门思潮，特别是佛教的人生伦理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希腊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长期建有国家，前2世纪后半期，希腊人国家弥兰陀王归依佛教，关于他的信教过程以及他与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那先的对话，见于《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弥兰陀是已知的最早信仰佛教的西方人。
　　在古希腊哲学和佛教哲学中有许多相近的思想。恩格斯就把佛教徒同希腊人并提，认为只有他们才开辟了“辩证思维”一途。像变化无常、因果轮回、“四大”结构等主张，也在这两种文化系统中几乎平行流通。很难说二者有直接关系，或谁先影响了谁，但佛教思想很早就为希腊人所知，且有少数人归依，当无疑问。欧洲学者希罗尼姆斯（347—413）曾讲到佛陀，说他生于处女之血。佛本生故事可能干4世纪在欧洲流传。
　　13世纪，蒙古人大面积地打通了亚欧的交通，增强了东西方的交流，罗马教廷也强化了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13世纪中叶，圣芳济会修士约翰和威廉，先后被派往蒙古汗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1260—1295年，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两次来中国元朝，受到忽必烈的接待。他们的侄子马可。波罗（1253—1324）还担任了元朝官职，巡视内地，出使国外。现存《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了他自喀什米尔所见的藏传佛教，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见到的西域佛教，也记述自北京到江南的汉传佛教；以及南行所见中南半岛、马来群岛，一直到锡兰岛的南传佛教；对于印度西南沿海，甚至马尔代夫群岛的佛教，也有所记叙。作为基督教徒和往来东西两大国的使者，他把佛教当作东方流行最广的特殊宗教介绍到了西方世界，尽管他的记述极其简略和肤浅。《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影响极大，包括著名的斯托弗尔。哥伦布部读过它。
　　15世纪末，随着殖民主义的产生和扩张，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传教士随同商船和兵舰大批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报告或游记形式送回西方。到16世纪，已有出版物商世，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佛教的主要来源。由于殖民主义最先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经营，他们对佛教的了解，也多半限在南传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一般来说，他们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以欧洲文明中心说观察事物，对佛教采取轻蔑的排斥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客观的研究。
　　此后，西方对佛教的了解日多，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对世界认识的开拓，西方有识之士不再那样妄自尊大。黑格尔（1770—1831）的《逻辑学》已经给佛教哲学以重要的历史地位，把它放在巴门尼德（“有”）之后，赫拉克利特（“变”）之前，构成了他的理念自我发展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无”。
　　佛教哲学开始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与希腊哲学平等的对待。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又促使欧洲的文学开始从东方宗教，包括神话和寓言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中去吸取灵感和素材。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多角度地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上。奥地利学者J.维斯丁（1748—1806）首先注意到了巴利文与梵文的亲缘关系，为佛典的研究由巴利文本向梵文本开发创造了条件。到奥登堡（1854—1920），德国的佛教研究已有很大成就，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既是殖民主义者，又是东方学学者的布利安。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尔任英国公使期间，发现了381部梵文贝叶经，分赠给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亚细亚学会，并将其中的《金刚针论》译成英文，由此刺激了欧洲对梵文经典和印度大乘思想的搜集和研究。1823年，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到拉达克喇嘛庙住了7年，后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著文介绍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开辟了西方所谓藏学的研究领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主义中心，也是研究西藏的中心。大约在此前后，俄国也从外蒙古和北京运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至于汉文佛典在19世纪也已引起西方的重视，S.比尔于1871—1878年间，开始翻译介绍。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难，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终不成系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亚细亚，包括中国新疆、甘肃以及西藏地区，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特殊兴趣，尤其是来自英、俄、法等国，以各种身份出现的学者，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汉文者以外，还有吐火罗文（焉耆—龟兹语）、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与和阗文等佛教文献。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在1900—1916年间，三次进入新疆、甘肃地带，非法搜集文献资料，特别是发现了敦煌石窟，并盗走了大量佛经写本和佛教绘画及版画，由此开创了西方敦煌学一科。列强在中亚细亚和中国掠取的佛教文献和文物，大都保藏在巴黎、伦敦、柏林、列宁格勒和东京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
　　随着佛教文献进入西方及对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学对于欧洲发生了影响。其中最早、且最显著的是德国叔本华（1788—1860），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宣称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静。
　　他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他之视“世界是我的表象”和视意志为一切痛苦的源泉的观点，甚至于用以卑视妇女的理论，都浸透着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连尼采也称他的意志至上论为“佛教徒的虚无意志”。在近现代，佛教哲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也相当明显。他们把人的现实品格规定为恐怖、厌烦、失败、绝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就与佛教的出发点一致。法国萨特（1905—1980）发挥的存在主义著名原理“存在先于本质”，与佛教的业报思想在“人创造人本身”这点上，就是完全相通的。此外，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伟大作家。
　　但是，作为纯信仰对象的佛教在西方流传，更多地受日渐增多的东方移民和侨民的影响。东亚诸国的人去西方走居或侨居，有诸多原因，但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精神需要，几乎是共同的，其中佛教就是满足这种需要的重要成分。
　　从19世纪末，东方文化主动加强了向西方的传播，佛教起着主导作用。
　　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发起的摩诃菩提学会，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设置分会或传教中心，出版多种语文的佛典和刊物，创办佛学院等，影响颇大。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国留学，后被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首届主席。他主编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在推动佛教向全球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日本净土宗南条文雄（1849—1927），在英人马克斯。缪勒的支持下，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为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概貌；又译梵本《无量寿》、《金刚》等经，传播大乘佛教。铃木大拙（1870—1966）译《起信论》、《楞伽经》为英文，并将佛教禅法介绍到了西方。中国杨文会（1837—1911）与达摩波罗、南条文雄等同时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的事业，1894年，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译《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培养梵语、英语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材，为佛教西渐作准备。及至太虚（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欧美，在英、法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进一步开拓了汉地佛教的西传事业。19世纪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尔活佛（？—1975）在印度创建乌金贡桑却林寺，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为西方世界培养出首批藏传佛徒，先后在布鲁塞尔和雅典建造了乌金贡桑却林寺，宁玛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多，南美50万，北美近19万，大洋洲和非洲也有信仰者。1982年世界佛教徒的总数比十年前（1972）净增了5千万人，明显呈上升趋势，尽管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
　　佛教在西方世界，依然以东方移民和侨民为主体。二次大战以后，东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日益增强，西方社会中东方移民和侨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日益改善，加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渠道发展，使佛教干预社会的作用力和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力大幅度地提高。自18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伦理体系受到广泛的冲击，也使一些西方人士的某些观念向佛教倾斜。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为适应西方社会生活需要，本身所起的变化，或是使它在西方居民中赢得信徒的更本质的原因，其中瑜伽和禅的广泛应用，多种社会服务和心理咨询的开发，是两项最成功的实验。
　　第二节佛教在欧美
　　佛教在欧美的流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进一步再了解佛教的全貌，研讨其意义；最后才是吸收与信仰。由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传统和人文学科的细密划分，促使他们的佛学研究一开始就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渗入了佛学研究领域。
　　霍格森等人刊行的佛教文献，为佛学的广泛研究准备了条件。但最先并没有形成单独的学科，它包括在一个笼统的“东方学”之内。到19世纪中叶，佛教学开始独立出来。1844年，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法国人尤金。伯努夫写了《印度佛教史导言》，1852年将《妙法莲花经》译为法文出版。1855年，哥本哈根的学者维戈。福斯贝尔将《法句经》译为拉丁语。以近代语言学和文献学为基础而进行的佛经校订、翻译、注释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尤金。伯努夫的学生，德裔英人马克斯。缪勒（1823—1900），是著名的东方学、印度学学者，也是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创立人之一，著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译有《般若心经》、《法集经》等；日本的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均出于他的门下，对推动东方以近代方法研究佛教，起了重要作用；从1875年起，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东方圣书》共51册，包含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英国的另一位著名佛教学者，是伦敦大学的李斯。戴维斯（1843—1922）。他于1866年在斯里兰卡任英国殖民政府官员，同时从事巴利文佛教的研究；1881年创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和翻译巴利语三藏；1908年又在伦敦建立佛教协会，自任会长，著有《佛教》、《印度佛教》、《早期佛教》、《关于弥兰陀王问题》等。他的妻子李斯夫人在他去世后，仍然坚持进行佛教研究，著有《佛教心理学》、《佛教大纲》等。
　　李斯夫妇及后学者对巴利语和巴利文佛经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学风长时期影响着牛津的东方学研究，直到近来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上还有反映。
　　德国的早期著名佛教学者，是赫尔曼。奥登堡（1854—1920）。他从1897年起，在俄国科学院开始主持校订出版《佛教文库》的梵文经典，这套丛书中收进了英国人本多尔的《大乘集菩萨学论》（1897）、法国人蒲山的《月称中论释》（1903—1913）、日本人南条文雄的《法华经》（1908—1912）、俄国人谢尔巴茨基的《辩中边论安慧释》（1936）等。他的名著《佛陀生平、教义及僧团》，主要是依据已刊行的巴利文献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奥登堡开始的佛学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带动了许多德国学者，或从巴利文，或从梵文，间或也有从汉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经典和历史的。除巴利文《阿含》之外，《清净道论》、《弥兰陀问经》等，也被译成了德文。作为存在主义奠基者之一的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著《佛陀与龙树》。显然，大乘空宗思想也为德国学界所注意了。
　　沙俄出于对外扩张的野心，鼓励对佛教进行研究，自19世纪开始，涌现出不少佛教学者，其中米那也夫（1840—1890），是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印度学专家，先后3次去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资料》认为，把巴利文经典看作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来源，根据不足，还必须对其它文种经典作比较研究才行。瓦西里也夫（1818—1900）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俄国驻华大使馆期间，大量搜集中国的有关资料，通晓梵、汉、蒙、藏语以及朝鲜、日本文和突厥方言。
　　他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为《清藏》保存的内容极其丰富。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另有《东方的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类的《大唐两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苏联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是苏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1866—1942），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语和藏语文献，曲是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与法称的研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友释》、《辩中边》、《明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编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还和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普桑、日本的获原云来等合作系统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1928年，他主持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论著有《佛教逻辑》、《佛教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后期佛教学说上的认识论与论理学》等。
　　从李斯。戴维斯、奥登堡到谢尔巴茨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而不是信仰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神话的。这些研究，对他们的思想，当然不无影响，但集中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与此有所不同，1875年在美国成立的神智学会则是半学术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团体。神智学原指基于某种神秘见证的有关神与世界的思想，神智学会即专门从事这一思想的运动，中心在阐发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泛神论和转世学说。它的创始人奥尔考特，是美国的退伍陆军上校，任第一届主席。另一位神智学的积极活动家，帝俄的贵妇海伦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历东方许多地方，到过西藏受法，后入籍美国。
　　从1880年起，神智学会在欧洲展开了积极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由弗朗茨。哈尔特曼创建的神智学分会。奥尔考特著有《佛教教理问答》，1881年出版，在欧美的影响颇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许多国文字。英国诗人埃德文。阿诺尔德于1879年出版《亚洲之光》，以诗的形式介绍了佛陀的一生与思想，在西方流传甚广，到1930年已经发行第100版。
　　这批神智学者对佛教有特殊的理解，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因之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但是人类精神深处确有不朽的灵魂，并在转世，人们应该了解、发展这一灵魂及其转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学的这类近乎神秘主义的说法，对于佛教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催化作用，尤其是在英国与德国。由此也可以知道佛教在欧美之所以得到流传的另一类文化背景和宗教心理。
　　一、佛教在德国
　　德国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成立于1903年的莱比锡，有会员8人。发起人卡尔。塞登斯塔克，以出版社为基地，在1905年发行了《佛教徒》杂志及副刊《佛教世界》，不久失败停刊。到1907年，会员达到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台》，发行500份。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结果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国人到了缅甸与斯里兰卡，有的还进了那里的佛寺。他们希望在欧洲建寺。并计划建在瑞士的洛桑，但没能实现。及至达摩波罗的大菩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热情，组织出版了叫做《大菩提论说》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国巴利圣典协会在德国成立分会，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流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佛徒或死于前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拘留起来，遣送到澳大利亚。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心。其中之一是医生保罗。达尔克（1865—1928）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经常在报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而后游历了斯里兰卡，更增强了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节日和每月月圆之日，这里都有法事活动。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涅槃”，就是欲望的消除。
　　卡尔。塞登斯塔克和乔克。格林（1868—1945）在1921年创建了“德国佛教社团”，它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1935年，这个团体易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乌亭，发行双月刊。
　　达尔克与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无我说有不同的解释，形成对立两派。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应该从迎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称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老佛教”。他的著作《佛陀的教义，理性的宗教》出版于1915年。
　　二次大战以后，西德新出现了许多佛教团体。1952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在斯图亚特建立了“德国佛教社团”。不久，由于各团体存在分歧而分裂。1955年重新联合，成立“德国佛教协会”（DBG）；1958年易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DBU），总部设在汉堡。这一组织依然有各不相同的佛教派别，除“老佛教”等上座部小乘系统外，还有大乘佛教组织，其中“雅利安弥勒教团德国分部”尤为著名。其主持人“阿阇梨”是阿那伽利卡。戈文达喇嘛，曾长期在斯里兰卡为僧，后在尼泊尔喇嘛庙中学习藏传密法。今天该教团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不来梅、威斯巴登都设有中心。此外，藏传佛教在慕尼黑、波恩和汉堡也有影响，一些喇嘛学者在大学里教授与佛学有关的课程。另一大乘佛教派别是日本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于1956年在柏林成立的团体。它的创建人起先追随达尔克门下，以后改投在访德的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照门下，因此，这个佛教组织接受京都该宗本山寺的指导与资助。
　　50年代的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这里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1954年国际佛教活动处成立后，也向德国派遣了传法僧。缅甸在第六次佛经结集期间，吴努曾募集100万卢比在欧洲各地建立传法基地，德国也在其中。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行了100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计今天西德有佛教徒约在5至7万之间，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西方其它国家的佛教情况大致如此。
　　但是，德国知识界从自身角度对佛教的开发，却不容忽视。康德、黑格尔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在细节上可谓谬误重重，但在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确乎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点。黑格尔对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华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为他批判基督教。他认为二者在人生观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与那稣也是同样的。
　　德国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除非常熟悉龙树、世亲和陈那、法称的雅斯尔贝斯以外，海德格尔（1898—1976）的人生哲学也掺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当然，佛教对德国以至欧美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个别观点的雷同上推论。有些是表现在某个大领域内的，像禅之与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就是突出的例证。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尔及荣格等人在心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关系到艺术和理性表象及观念源泉，关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无意识活动，同时也唤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对于禅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固然有对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感兴趣者，但大部分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作用。这在德国也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所设习禅中心，就有许多求医疗病和健身的坐禅者。佛教的禅定也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稣会神父H.M.埃讷米。拉萨尔曾到日本多年习禅，在欧洲组织多次关于坐禅的通俗讲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识到应该有一条达到基督教觉悟的冥想之路。
　　1970年，拉萨尔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的习禅中心。
　　德国学者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师地论研究》一书，弗劳凡尔拿以研究陈那和法称出名，是西方少数几个佛教逻辑学专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还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维也纳学者卡尔。尤金。纽曼，出版过多卷本的巴利文讲道集，弘扬上座部佛教。奎特出生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兰卡做沙弥，法号“智三界”，曾翻译大量佛典，并用英文与德文写传教文章。他在斯里兰卡一所为欧洲人办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经典第六次结集期间，他领导一个学者小组，参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它欧洲文种的翻译工作。奎特的一个弟子自称“近知识”，也是德国人，在斯里兰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隐修，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几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论著。第一位欧洲妇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国人，她就是钢琴家埃尔莎。巴克霍尔兹，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年代以来，一直住持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
　　二、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的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点则是基督教中心说。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殖民地当局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75年，英国驻锡兰总督秘书正。c.奇尔德斯完成了《巴利语辞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文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当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译介和研究。此后，丹尼尔。莱特和法国人希尔万。列维，也在尼泊尔搜集了另一批经典，继续为欧洲提供研究对象。同一时期，马克斯。缪勒通过南条文雄和高楠顺次郎，转向日本搜集佛教经典，由他刊行的《东方圣书》和《逸书集》，收有《阿弥陀经》、《般若心经》、《法华经》、《佛所行赞》、《法集名数经》等梵本或英译本。这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梵英辞典》编撰人、梵语专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书。自1891年鲍尔斯在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斯坦因劫夺最富。他们的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
　　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年，S.比尔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玛斯。沃特斯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1823—1905），曾长期活动于京津沪地区，也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所著《中国宗教状况》（1859年）、《中国的宗教》（1877）、《中国的佛教》、《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1）、《中国佛教介绍》（1885）等，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佛教的信息，尽管他是站在基督教徒立场说话的。此外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E.J.艾特尔的《佛教三讲》（1871）和《沸教》（1871），劳维斯。霍得斯的《佛教与中国佛教》（1924），S.比尔的《佛教三藏》和《中国的佛教文献》（1882）等。
　　英国对于印度佛教古迹，也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首先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解读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铭，并于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学报上发表了这一成果。据此引发了亚历山大。坎宁汉和文森特。史密斯等人对于阿育王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坎宁汉在山奇、菩提伽那等佛教遗址发掘中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此外，英国学者对阿施陀佛教石窟艺术也进行了研究。
　　自19世纪末，佛教在英国开始被引入社会生活实际，诗人阿诺尔德的《亚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所著《佛陀的福音》（1897）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佛教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布拉沃茨基夫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思想有相当影响；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它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人对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他们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
　　1890年，阿兰。贝纳（？—1932）拜读了《亚洲之光》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漂洋过海，向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为僧，法名阿难陀弥勒。他在仰光建立了国际佛教协会，发行《佛教》刊物，1907年为欢迎缅甸来的传法使团，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由李斯。戴维斯担任会长。翌年，阿难陀弥勒带领一批佛教徒回到伦敦传法，他们身着僧衣，严守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钱等戒律，半年后重回缅甸。此外，1906年，在海德公园一角，佛教徒杰克逊。培恩经常讲道，并筹建了英国佛教协会，即爱尔兰佛教协会前身，出版季刊《佛教评论》和发行宣教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果不大。1922年协会解散，《佛教评论》停刊，次年，出版了他的《雅利安智慧》。与此同时，缅甸曼德勒佛教协会及克里斯马斯。汉弗莱等，也在伦敦传教，并组织了“伦敦佛教徒联盟”。1924年，伦敦神智学会又组织了佛教部会，汉弗莱任会长。1926年，这个部会的马奇创立了《英国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续至今。
　　1925年锡兰大菩提会达磨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大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法轮》，出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会在伦敦兴建了英国的第一座寺庙。同年，斯里兰卡向伦敦分会派遣了3位传法比丘，其中2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智学的主张发生冲突，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佛教》。
　　在30年代，这两个佛教团体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伦敦佛教协会名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采用。
　　1948年，A.兰特夫人在伦敦建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兰卡僧人住持传法。到50年代，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牛津、剑桥、布莱顿、爱丁堡都有佛教团体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本部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座佛教寺院。本部会址经常举行讲演、布道活动。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颇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描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有很大影响。斯尔内格罗夫（1920——），伦敦大学藏文教授，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著有《佛教的喜马拉雅山》、《喜金刚坦特罗》、《西藏文化史》、《佛像》等。从7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也在英国有所传播，包括空仁波且喇嘛建立的桑那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素巴仁波且主持的文殊室利研究所等，都是以瑜伽禅法吸引英国以至西欧信徒。
　　据说，1970年联合王国共有佛教徒8万人，到1980年增至12万人以上，藏传佛教信徒约占一半，有12个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三、在法国
　　法国佛学研究侧重于大乘佛教，这与本世纪初帝俄的佛教研究是一致的。首先开辟这一领域的是伯努夫和塞纳尔特。他们部很关注佛教的梵语文献。
　　伯努夫（1801—1852）在少年时代随父亲学梵文，25岁时与德国学者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或恒河以东的半岛圣语》论文，33岁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梵文课。他的代表作《印度佛教史导言》（1844年），主要是依据英国人霍格森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本写成，也利用了匈牙利人山陀尔。乔马。德。科罗斯（1784—1842）等人对藏文佛教资料的研究成果。山陀尔。乔马是位传奇性人物，1818年他立誓要到亚洲腹地追寻匈牙利人的根，途经5年，于1823年到达西藏地区，在一座寺庙中学习藏语及佛学，研究丹珠尔藏经，1933年被日本东京的真言宗尊为菩萨，成为佛教徒中享有如此殊荣的第一个西方人。他在布达佩斯创立雅利安弥勒教团的分部，直至70年代初。
　　以往欧洲人无法接触汉文大藏经，由于法国汉学学者的努力，使他们多少有了了解。欧洲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主要依据梵文佛典，并以汉、藏文本校勘，采取所谓批判抉择的方法，这也就是伯努夫等人创始的路子。伯努夫在巴黎组织了法亚协会，并将《妙法莲华经》由梵文译成法文。
　　埃米尔。塞纳尔特（1847—1928）被奉为法国东方学泰斗。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印度学，受比较语法学影响。1882年出版了《佛陀传说论》，主要依据梵文大乘经典，大胆假设，认为有关佛陀生平的传说无非是以太阳神话为基础的杜撰。此书遭到欧洲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佛传故事固然不能完全符合客观历史，但全盘否定也令人难以接受。塞纳尔特的考证方法，明显地反映了法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他在比较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屋释读阿育王碑铭。19世纪以来，阿育王碑铭作为印度早期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从1837年英国人普林塞普发端，许多学者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塞纳尔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881—1886年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还参校巴利文，出版了梵本《大事》。
　　塞纳尔特之后，法国佛教学界人才辈出，列维（1863—1935）尤为突出。
　　他在31岁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以后在印度去日本游学，1913年受聘为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日法会馆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法国佛教学研究的传统，以梵典为中心，参校汉、藏资料。1928年从日本归国，途经尼泊尔，搜集了一批尚无汉译本的梵、藏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世亲《唯识三十颂》的安慧释。列维校勘出版了这批资料，为大乘佛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补充了以往的局限，也引起了人们对藏文佛典的重视。此外，他还校勘了《大庄严经论》的梵本，并译为法文（1907年）；又将安慧的《中边分别论释疏》梵本，交日人山口益校勘发表；1918年与俄国学者谢尔巴茨基合作，审校出版《俱舍论》第一卷界品，后将称友的《俱舍论释》委托获原在日本刊出；他还与高捕顺次郎等编纂佛教辞书《法宝义林》，已出版6卷。
　　列维的欧洲学生中成就卓然的是比利时人普山（1869—1937），他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和佛教学者，他不满足对大乘佛教哲学的那种肤浅理解，便从梵、藏、汉文原典的整理和研究上下功夫，先后刊行了月称的《中观论释》梵本（1903—1913）和《入中观论》藏译本（1912），均收入俄国出版的《佛教文库》；在1907—1917年间，又完成了《入中观论》的法文翻译。1927年，谢尔巴茨基、1931年沙耶尔，后来还有山口益，前后对《中观论释》作了英、德、日的翻译和订正。这对推动中观学派后期思想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普山在《印度文库》中还发表了调伏天著的《正理一滴论释》的藏泽校订本，1912年出版了《唯识二十论》藏译的校订本及法译本。这对瑜伽唯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他著有《世亲和世友》一书，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俱舍论》方法论的范本。从1923到1931年，他以藏文本为底本，参照玄类和真谛译本，用功8年，完成了《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其中又依据汉、梵、巴利文等资料，详加注释。之后，又完成了汉译本《成唯识论》的法译工作；并结合梵、藏文有关资料作了注释。普山在译介北传佛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普山的主要佛学著作还有三部：《佛学研究及资料》（1898）、《佛教教理史论》（1909）和《佛教教理及哲学》（1930）。这三部著作反映了著者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欧洲佛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但普山是天主教徒，在著作中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某种轻视。他认为佛教并不是以理性为本质的宗教，他的研究是从更高的哲学立场出发。他的这一态度，受到谢尔巴茨基的驳斥，后者在《佛教的涅渠概念》（1927）一书的附录中收入普山的《中观论释》部分英译，意在用作批判对象。但谢尔巴茨基往往采取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考察佛教，在评价佛教哲学上，也难免有所偏颇。
　　此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费洛赛特等，对梵、汉、藏文系统的佛教也深有研究。戴密微（1894—1979）曾任中国厦门大学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长，并主编荷兰出版的中国学杂志《通报》；特别利用在敦煌发现的文献，包括伯希和盗往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汉文写本，着重研究汉藏佛教，影响当代学界不小，所著《吐蕃僧净记》，有汉文译本。
　　法国有佛教信仰流行，是本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美国出生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在中国到巴黎传法的太虚影响下，于1929年建立了佛教友谊会，后改名巴黎佛教会。此会与锡兰及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各国佛教徒关系较深，也是巴黎瞑想修行者的中心，具有较强的上座部特点。与英国的佛教团体成员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不同，它的领导人都来自上层显贵，如素尔波纳等。1939年出版《佛教思想》季刊。它在与欧洲的佛教团体联谊的同时，还定期举办佛事，展览佛教艺术等。
　　二次大战后，法国本土的越南移民大幅度增加，其中的僧侣成立了“海外越南佛教徒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又在巴黎附近建造灵山佛塔，成立“灵山佛教文化联合会”，出版《弘法》半月刊。在七十年代，一些日本僧人到法国教授禅法，在巴黎建造了法国禅寺；在接近比利时的边境上，建立北法禅寺；又在巴黎以南300公里处的阿瓦隆建阿瓦隆世界禅文化交流中心，拥有弟子7、8百人。据说欧洲禅协会有交纳会费的会员15000人，禅法教授中心有几十处。藏传佛教在法国也很活跃，主力是宁玛派，中心称乌金滚桑却林寺，每年招收法国和欧洲的学员，教授藏传密法。
　　法国今天有佛教徒约5万人，其中一半是亚裔。
　　近年来，日本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在欧洲各国都有传教宏法活动。1975年在法国南部举行大讲习会，参加者达1500人。
　　四、在意大利和瑞士诸国
　　意大利人对佛教的接触，可以回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罗马教廷在16世纪开始，向东方大规模输出天主教，一些传教士带回来更多的佛教信息。从方济格。沙勿略（1506—1522）之受命东渡日本，利玛窦（1552—1610）之飘洋来华传教，陆续写了不少关于远东的游记或书信，记载了佛教的一些情况。自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百年间，约派出30批传教士，其中经由印度到尼泊尔和西藏地区的意大利教士就有71人。在本世纪50年代，L.佩特克教授将这百年中的游记和书信汇集成书并详加注解，以《新纳慕希奥①——西藏和尼泊尔的传教士》为名，陆续出版。这是研究东方学的重要史料。从19世纪开始，意大利与欧洲其它国家一样，进入研究时代。
　　1873年C.普尼出版了《佛陀、孔子与老子》一书，后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1916年的《东方研究杂志》上，题为《佛教对中国道教古代经典的解释》。
　　这是意大利人企图全面了解中国三教思想的表现。1898年G.德，洛仑佐出版了《印度和古代佛教》。该书颇有影响，以后又增订重版。1907年K.E.纽曼则出版《中阿含经中佛陀的言说教导》，不久，他又以意大利文翻译出版了巴利文《中部》。至此，意大利对佛教开始了专门的探讨。
　　早在1898年，P.E.帕沃里尼即出版了《佛教》，1908年出版了意大利语的《法句经》，1912年出版了包括《法句经》和《本事经》在内的《佛教伦理经典》，1903年A.科斯塔完成《佛陀及其教义》，1923年C.弗米奇发表了《为佛教辩护》，1926年被译为法文和西班牙文，弗米奇的佛教论文颇多，值得注意的还有《佛教的科学精神》，1925年L.苏阿里出版了《觉悟者——佛陀》，1928年译为德文，1933年译为法文，1935年他又写成了《乔答摩佛陀》。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学者对佛教的研究，仅限于巴利文南传佛教的范围，作传论事，都受当时资料的制约。
　　在本世纪开辟意大利佛学研究新领域的是著名学者G.图齐（1894—）教授。从20到30年代初的10年中，写过29部著作，涉足的范围包括中观、唯识和因明。他曾8次到中国西藏，从那里带走大量佛教文献。作为佛学研究者，他编纂的《佛教小经典》相当重要，包括西藏和尼泊尔发现的一些梵文经典。这套丛书先后于1956和1958年出版，附有部分藏译和英泽。他对在西藏得到的《修行道次第。初次第》（相当于汉译《广释菩提心论》）的梵文本及藏译本，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撰研究导言，被认为是总结8世纪后半期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论文。
　　从40年代末，图齐将研究重点转向藏学。1949年出版了3卷本的《西藏画卷》，第3卷是佛教唐卡（画卷）本身，前2卷则是他写的导言和解说，表达了他对西藏佛教史的主要观点。1969年发表《曼陀罗的理论与实践》，1973年发表了《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前面提到的佩特克，是图齐的著名弟子，罗马大学教授，专攻西藏史与拉达克史，所著《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原与西藏》，论述清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图齐的另一弟子费拉丽，译注了《智悲者卫藏圣迹记》。
　　今天意大利的佛教学研究附属于罗马大学人文学部的东方学讲座。图齐曾在这里讲授有关佛教学的课程。此外，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大学的梵文教授，也都开设一些有关佛教的讲座。“远东和中亚研究所”成立于1933年，1948年以来由图齐主持，出版《罗马与东方丛书》，包括一些佛教经典。
　　它附设的夜校，教授7门东方语言，举办许多有关东方的包括佛教在内的讲座。教员大都来自罗马大学。
　　总的说来，意大利佛教研究较英、法、德诸国逊色，50年代以来，藏学及对尼泊尔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对佛教的信仰活动也较薄弱。1960年，在国外佛教徒的帮助下，成立了意大利沸教协会，与奥地利净土真宗佛教会有密切关系，出版机关刊物《大乘》。
　　①纳慕希奥是意大利16世纪时的游记作家。
　　与意大利相邻的瑞士也有佛教活动。80年代初，在日内瓦成立了净土真宗会，发起人琼。埃拉克尔，原是天主教神父，具有一定藏语和佛学知识，1973年东游日本，与净土真宗本部西本愿寺联系，得到支持。回国后组织教团，是为欧洲净土真宗会的分会，现有会员约30人，每月两次集会，举行诵经和演讲活动。另外，藏传佛教在瑞士也有活动，主要教授禅法。
　　五、在美国
　　美国对佛教的研究开始较晚，而且受欧洲大陆学者的影响。1891年，哈佛大学编纂出版《东方丛书》，主持人C.R.兰曼是梵文和印度学学者，到印度搜集过一些梵文经典，回国后整理出版。他的《梵文读本》是攻佛教文献学者的入门书。《东方丛书》曾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于1950年出版了由沃仑、克拉克等教授合作译成的上座部佛典《清净道论》，1955年又发表了驻日大使、哈佛燕京研究院院长赖肖尔译出的日借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耶鲁大学埃杰顿教授在研究佛教文献学方面也颇有名，他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辞典》是欧美研究北方佛教的重要工具书。
　　今天的美国佛教研究主要是由各大学的东方学者、印度学者、汉学家、藏学家等来承担。柏克利的加州大学设置有印度及佛教逻辑学、梵语及大乘佛学、文献学、印度佛学等课程；洛杉矶的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开设中国佛学、印度学、梵文、藏文课；威斯康星大学南亚研究系及哈佛大学宗教系，也都有佛教课程。顺便说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仑比亚大学宗教系、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系和多仑多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都有对佛教的研究。
　　1893年，芝加哥国际博览会召开了一次世界宗教大会，美国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不顾基督教传教团的反对，邀请了其它宗教的一些领袖参加，其中也包括佛教界的代表。斯里兰卡大菩提会的达摩波罗上座，代表上座部佛教在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一是《世界受惠于佛陀》，一是《佛教与基督教》。
　　一位研究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C.T.斯特劳斯由此皈依佛教，并在美国居民中发起佛教运动，由此创建了美国的大菩提会。就在这同一次宗教会议上，日本镰仓圆觉寺的主持释宗演，发表了关于禅的演说，由铃木大拙译为英文，给与会的美国人以很深的印象。
　　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美国较西欧各国更加显著一些，主要与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带来的信仰习俗有关。佛教明显地进入美国社会，起自19世纪最后25年，那期间，有大批华人和日本人移居美国。美国政府在1882年严格控制移民中的华人数，1892年通过排华法案，1902年则下令禁止华人移民。但这些歧视和排华政策并不能杜绝美国社会对华人的需要，反而强化了华人在民族文化上的凝聚力。20世纪初，美国已经育了佛寺，开始形成佛教社会，而且主要限于华侨范围。其中，夏威夷成了汉语大乘佛教传进美国的桥头堡。
　　19世纪末，日本加强了向夏威夷的扩张，促使日本移民大幅度增加。1887年，日本西本愿寺僧人开始在这里建寺传法。当美国颁布排外法案时，夏威夷国王的宗主权起码在形式上还存在着，华人移民依旧可以不断涌进，佛教也随之流入岛上。当达摩波罗经由夏威夷回国时，原岛上的王室后裔马丽。E.福斯特皈依了佛教，并将她的大部分财产布施给大菩提会，一部分用来修复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圣迹，兴逮寺院学校，一部分资助佛教在美国的传播。
　　1899年，西本愿寺的薗田宗惠登上美国大陆，首先在旧金山建寺布教。
　　此后，佛教虽屡遭波折，最终在西海岸各大城市取得立足点，并向东部许多大城市发展。二次大战后，日美的特殊关系，使日本佛教进一步向美国传播，其中最成功的是临济禅与曹洞禅。他们在纽约建立起第一禅院和临济禅堂。
　　“不立文字，不起分别”的认识方法，被认为是对理性境界的突破，追求与神秘实在直接契合的“禅热”，影响到精神病学、心理治疗，以至哲学，一时间东西海岸各大城市兴起了好多习禅中心。在推动美国禅法上，铃木大拙起了巨大作用。1948年在夏威夷举行的东西方哲学会议上，他再次向美国公众介绍了禅法，使禅的研究，渗透到了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批可称作美国禅的禅门及有关著作，包括所谓颓废禅、杂烩禅、禅外禅等。到60年代，已出版的禅著作有亚米斯的《禅与美国思想》，杜默林的《现代佛教世界》，卡普洛的《禅门三柱》，弗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等。此外，二次大战后勃起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也是美国佛教中的强大势力，其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1928—）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东方思想的代言人之一，他写有许多宣传佛教的著作，在欧洲也有影响。由于他的努力，创价学会在美国已拥有十万个家庭信徒，成为美国最大的佛教教派，总部设在加州的圣莫尼卡，出版《世界论坛》和一份日莲正宗的英文季刊。
　　今天，东方几个主要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地方，几乎都有寺院在美国。除斯里兰卡以外，中、日、韩、越诸国的佛教也相当活跃。日本佛教的净土真宗、真言宗、临济禅、曹洞禅在美国都有流传，它们在旧金山组成美国佛教协会（BCA），势力最大。70年代，越南侨民在洛杉矶建寺，成立越南佛教协会；同时创东方大学和国际禅学中心。在夏威夷的越南人则成立了夏威夷越南佛教会。韩国人在美国的佛教势力也日益兴旺，他们不但建寺弘法，且兴办佛教企业，在政界和学界都有相当势力，夏威夷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基点。中华华侨佛教总会设在重威夷，建有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和旧金山也设有佛教会和寺院。70年代，中国台湾僧人与越南僧人一起，在洛杉矶创立国际佛教促进会，由台湾星云任会长。80年代后期，星云在洛杉矶东南建成西来寺，成为西方第一流的中国寺庙。中国的成传佛教在美国也有相当影响，萨迦、宁玛、噶举等派都建有寺院或习禅中心，传法授徒。
　　现在全美的佛教团体约有40个以上，佛徒在20至30万之间。大致说，上座部佛教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州的凯米尔，大乘佛教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藏传佛教分布在加州和新泽西、华盛顿、马萨诸塞、科罗拉多、佛蒙特等州。这些派别和团体，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基督教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功能，吸取了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和组织形式，因此，东方古老的传统佛教中也带上了明显的美国化倾向。由于美国社会的民族成分和文化结构的多元化性质，佛教还只是它的多种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的一种，远没有形成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