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佛入道与凿壁借光

中国文化对佛教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汇融、容纳可上朔至魏晋玄学时代。所谓玄学，是指这一时期出现的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文的一种哲学思潮。本来，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更上升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降至东汉末年之后，出于经学自身走入了死胡同，加之当时政治形势等原因，出现了儒学衰、玄学盛。玄学取代儒学的新局面。魏晋之际的玄学家们以儒学为主而兼采老庄思想并及佛教教义，在文学上也玄佛并用。进入南朝时期，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谈玄祟佛。与道教保持着距离。梁武帝原来是父祖相传的道教徒。做皇帝后(天监三年，504年)，在释迦牟尼像前立誓舍弃道教的“邪法”，一心融化是；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只有佛才是正道。著名道士陶弘景（约456-536年）写诗讥讽说：“夷甫（王衍）任散诞（放纵），平叔（何晏）坐论空（谈空无）。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批评梁武帝与士大夫们说玄论佛，崇尚空谈，放荡纵欲，会像西晋一样，有亡国危险。后来果然发生侯景之乱，攻入台城(宫城)；梁武帝被囚禁起来活活饿死于昭阳殿。

尽管如此，陶弘景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陶弘景大致是佛入中土和道教成立以后的古代中国第一个明确主张三教汇融者，而且他又是作为佛教的竞争对手的道教中的一员而提出此论的，这就更是难能可贵。据说陶弘景晚年还受佛教五大戒，死前遗令要尸体着道士冠服，上面却要覆盖大袈裟；其硷葬明器中要有代表汉文化的车马以及僧、道作法事的造型。这个造型的具体要求则是和尚在左，道士在右。陶弘景之前，南齐名士张融死前也留遗嘱，要家人让他入葬时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这表明三教融会的思想在当时亦非个别人具有。

陶弘景的援佛入道思想主要还体现于所著道经《真诰》之中。所谓“真话”乃真人白头宣告之意，意思是说乃系神仙口授之记录。其中，他大量引借了佛教轮回转业说。如其《运题象》中“芥子忽万顷，中有须弥山”的提法，
《协昌期》及《阐幽微》所记丰都及鬼官之事，都是从佛教地狱说转借而来，朱熹还指出其《甄命篇》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比陶弘景稍早，东晋道士葛洪就曾主张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宣扬道教徒要学习儒的纲常年教，要从儒家的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葛洪影响深远的《抱朴子》。就是一部把儒之应世与道之养生熔为一炉的代表作。这无疑为陶弘景的三教会融思想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北魏道士寇谦之(365—448年)除了继续提倡“儒道兼修”外，还大规模地援佛入道，来推动他的宗教改革(改旧天师道为新天师道即北天师道)。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曾经指出寇谦之与成公兴以及成公兴与沙门释昙影和法穆之间的关系。寇谦之“算《周碑》不合”，成公兴以天竺新盖天说授寇谦之，“俄然便决”。而成公兴的算学实从释昙影、法穆学来。寇谦之的医术也是这样得自佛门。

当然，寇谦之所以在改革旧天师道时大量借助佛教教义、仪规，乃是因为天师道时已弊端丛生，不改便难以为继；而自西域而来的天丝佛教中的许多东西，确实闪烁着智慧与实践的光芒，对中国人来说是格外新颖与富有吸引力的。因此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的寇谦之和他的道教，也便表现出一种饥不择食的劲头，从他的对手佛教那里大胆采借新鲜血液来补充自己，来复苏自己。万绳摘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里详尽地谈到了寇谦之的这一采借。

第一、寇谦之首先改革的是原五斗米道三张(张陵、张衡、张鲁)的“伪法租米钱税”以及“男女合气之术”。寇谦之认为三张的租米钱税是“贪”的表现，男女合气是“淫”的表现；而佛教也认为贪、忿、痴为“三毒”，要求心去贪、忿、痴(防心)，身除杀、淫、盗(摄身)，口断妄杂诸非之言(正口)，此之谓“三业清静”。显然，寇谦之的看法深受到佛教影响。晋末宋初，佛教正在冲击着五斗米道，冲击着“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有代替五斗米道成为北中国唯一宗教的趋势。寇谦之以佛教“三业清净”说为理论参照来革除“三张伪法”，应当说对道教是一个挽救。

第二，道教的戒律，开始于寇谦之制造的《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亦名《并进》(今存其中一卷，即《老君音诵戒经》)。这种戒律显然来自佛教。寇谦之欲“令男女立坛字，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也就是要令男女信徒勤修戒律，故名“并进”。“立坛字”即造道观：道教之有道观，自寇谦之始。立道观也是学佛教造寺庙，设象教。立道观乃是为集中信徒，勤修戒律。无道观，信徒分散，是很难修持戒律的。道安《比丘大戒序》说佛教“每寺立持律，日日相率说戒”，这正是寇谦之要学的东西。戒律不修，三张伪法绝难废除。

第三，寇谦之戒律的基本内容是“礼度”，而寇谦之所谓“礼度”，指的是“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这完全是儒家的说教。寇谦之认为只要这样做“便可为善得种民。”寇谦之还说，如果有谁利用天师道，“诳诈万端，称宫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如孙恩之所为，那就是“攻错经道”，太上老君就要“大意怒”，就要把他们打入地狱之中。寇谦之借老君之口言：像“此等之上，尽在地狱”，“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并称：如果“轮转精魂虫畜猪羊而生”，则“偿罪难毕”，不仅来生，而且三生乃至子孙，都要变作虫畜了。(以上均引见《道藏》第526册《老君音诵戒经》)这明显属于佛教的轮回报应之说。寇谦之所谓轮转，是对下层信徒说的。既然道教尸解成仙说已经标榜形神可以分离，那么轮转说便很容易为一般信徒所接受——这是寇谦之玩的一个小聪明，并由此而凿通了佛教与道教在生死观上的一层间壁。

寇谦之在获得了道、儒、释合铸的宗教复兴之剑后，便于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14年)离开他居住的高山，到了平城，向太武帝献上了改革之经——《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与《天中三真太文录》两书，要求“北方太平真君”太武帝“显扬新法”。由于宰相崔浩“赞明其事”，太武帝“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篙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也曾亲临道场受道策，自称“太平真君”，改元“太平真君元年”(440年)。这样，经过寇谦之的清理，再加上对政治力量的凭借，道教在与佛教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跟，在北方获得很大的发展。此后道教在北魏：直受到各代皇帝的崇奉。

隋唐宋元明数代，道教都继续坚持向佛教及儒学采借义理精华。如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在《天隐子》、《坐忘论》里的援用佛教止观、禅定学说来阐发养生修真之道。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纳儒入道，整理斋醮，制定道门科范，大大推进了道教义理化的进程。北宋张伯端吸取佛教禅语为道教修性之法，在《悟其篇》里大声疾呼“三教混一”。金元之际创立的全真道更是高标儒释道三教合一旗帜。其祖师王重阳以《道德经》、《孝经》、《般若心经》教诲信众。《全真教祖碑》说，其教义主要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故名其教为“全真”。王重阳曾作诗《修行》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
更无加。”诗《孙公问三教》又写道：“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弘。”他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诗中还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识心见性全真觉，知汞通铅结善芽。”全真道的三教平等、三教圆融主旨，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的必然体现。

佛道之间的互相吸收，还体现在彼此经书的互相套用上，按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里的幽默语言讲，是互相“剽窃”或互相“偷窃”。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406?/FONT>477年)于秦始七年(471年)上《三洞经书目录》云：“道家经书并方药、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陆修所说道书编修方法乃“或采搏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图”。所谓采博余经，就是“剽窃”佛书；所谓回换篇目，稗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书，改头调尾，增补文句，算作新书。范文澜说，陆修静本人是否也“剽窃”佛书，造出道经，尚无明证，但是他和名僧东林寺释慧远是朋友，而慧远则是收藏南北所译佛经最多的僧人。陆修静从东林寺看到许多佛书，“窃取”一些来补益道书，不是不可能的。陆修静造论文8篇，其中一篇题为《自然新缘论》，其所谓因缘，显然受佛书影响；只是加上“自然”二字，便成为道教讲因缘了。按照这个方法，取佛书原文，改换几个专用字，如“世尊”改为“天尊”，“佛道”改为“真道”，
“真金像”改为“元始真”……佛书很方便地就变成了道书。

北周天和五年(570年)平阳(今临汾西南)玄都观道士所上《玄都经目》，道书已达6?/FONT>363卷，可是只有2040卷有书可查，其余4323卷却未见其影。这或许是道士们计划“偷”而未及“偷”来罢?按陆修静的说法，是“犹在天宫”。《隋书·经籍志》载，周隋之交，佛书已达6198卷。范文澜又曾考证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大举灭佛，道士焦子顺等人，乘机“偷窃”佛经1000余卷作为道书。可以设想，假使周武帝的统治能再延长若干年头，这6198卷佛书中，势必还会有不少被改作道书的。

按范文澜先生的介绍，我们大致不难明白，何以道经中会大量出现诸如“法身”、“三乘”、“智慧”、“身出水火”等佛家用语的道理。而道书对佛书的“剽窃”，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对佛教的大胆采借、凿壁借光态度，反映出其对外来文化的雍容大度、容纳百川的落落风范，而这，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所拥有的充分的自信心与蓬勃的主体意识之上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核心部分的道教一道学才会对佛教一佛学表现出一种超越宗教藩篱和文化屏障的勇敢的拿来为我所用精神，将其痛快地接纳(当然是有选择的接纳)进自己的宗教文化系统，使这个系统变得日益壮大深邃和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