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禅风

禅数之学，虽自汉末即与经教一起入华，但禅定在社会上的广泛传行，则到了佛教大兴的东晋以后。东晋南北朝（317～589），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北方较之南方，政局更不稳定，民族矛盾尤为尖锐，先有五胡十六国互相攻伐鼎代，后与南方宋齐梁陈四朝继相鼎革同时，于北魏灭后又有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相继并立，史称北朝。从十六国时代起，北方佛教与南方佛教之侧重义学讲说相比，则以注重坐禅、造像诵经为特点，习禅之风尤盛于南方。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说：“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南方到了刘宋朝，习禅之风虽亦渐盛，但南朝的禅风，总的看来还是不如北朝之盛。在中国禅学史上，北朝的禅学和禅风具有重要意义，重温这段禅定盛行的历史，对于今天弘扬禅学、重振北方禅风，当不无启迪。
　　北朝禅风之隆盛，与东晋初以来佛教从北渐南弘传的形势相应。北方五胡当政、社会动乱不安、文化思想空前开放的局势，形成了佛教弘传的良机。佛图澄(231～348)大师应机而出，从敦煌来到洛阳，感化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大受尊崇，建寺度僧，把中国佛教推向鼎盛，出现了“中州胡晋，略皆事佛”的局面，洛阳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百年之后，鸠摩罗什大师被后秦主姚兴迎入长安，译经讲学，以长安为中心，又一次掀起佛教弘传的高潮。当时北方佛寺禅窟之多，僧尼之众，远远超过南方。至北朝后期，仅北齐境内，僧尼达二百万人，北周境内多达三百万，形成实践禅定的强大主体力量。在义学方面，经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等大师们的辛勤工作，印度流通的大小乘佛典，包括多种禅经，在南北朝已基本被进译了过来，般若学五家七宗和毗昙、成实、摄论、涅槃、地论、楞伽、四分律诸师，对教理和戒律的研讨，已相当深入。随义解之深入，禅观实践蔚然成风，乃势所必然。另外，北朝社会动荡,佛寺亦屡遭劫难，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灭法，容易使僧尼生起苦行精修、力争即身取证的迫切感，成为推动禅定实践的一种力量。北人性格宏厚朴实、重行不重说的特征，更是提供了踏实禅修的良好心理素质。
　　在这种历史、文化条件下，北朝社会自上而下，形成一种重视禅修、崇敬禅僧的风气。统治者们大多尊礼有禅定功夫、具神通的大禅师，支持、提倡禅修。如北魏太武帝对有神通的惠始（一作昙始）禅师“每加礼敬”，惠始再葬时（445年）魏都送葬者六千余人，中书监高允作传颂其德业。名禅师玄高，被河南王延住都邑，崇为国师，赴凉，又受凉主沮渠蒙逊崇敬，入魏，被魏太武帝太子拓跋晃奉之为师。同时之昙曜，亦以禅业见称，太傅张潭伏膺师礼。北魏孝文帝即位之初，于禁城北苑建鹿野佛图，辟岩房禅堂供僧人坐禅。又敬信西域跋陀禅师，下诏于嵩山建少林寺居之，公给衣供。北齐文宣帝高洋，迎僧稠禅师至邺城，从之受菩萨戒与禅法，为稠建云门寺，公给供养，命领众禅修。“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令达解念慧者，就而教授”。(《续高僧传·僧稠传》)以国储三分之一供养三宝，可谓“佛化东流，此焉盛矣”。兼授禅法的法常法师，亦被齐主尊为国师。僧实禅师受北周帝室尊崇，视为世宝，请为国师，“名振三国，事参至圣”（《续高僧传》卷十六）。昙崇(515～594)被周武帝任为“国三藏”、陟岵寺主。在佛教诸行门中，禅修最为北朝朝野所钦重。北齐文宣帝认为僧尼当以“静心为本”，欲废除讲说，经僧稠劝谏，方止。《洛阳伽蓝记》卷二记阎罗王发落五比丘的原则是：“坐禅苦行，得升天堂”；讲经者心怀彼我，乃“第一粗行”。造作经像寺院者心贪财物，均押付地狱。反映出当时社会人士对坐禅苦行的重视。
　　北朝的禅学和禅风，大略有四个特点。
　　一、头陀苦行与集体禅居并行
　　与南朝禅修者多为个人独修不同，北朝禅修的形式，既多独自隐修于山野岩穴者，又多聚居于寺院集体坐禅者。北朝名禅师，率多曾多年隐处山林坐禅，修头陀行。如惠始禅师闻鸠摩罗什译出新经，谐长安观习，昼则入城听讲，夜则还所居白渠北静坐。长安被赫连勃勃攻占（418年），始“潜遁山野，修头陀行”。（《高僧传》卷十）僧稠“常在嵩山头陀坐禅”，预知魏太武帝将灭法，携徒数十人入长安西南四百里寒山隐修。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独自在嵩山五乳峰石洞中坐禅九年，其门下慧可、僧副，慧可弟子向居士、僧粲、那禅师，那禅师弟子慧满等，皆游行头陀。僧稠隐处定州嘉鱼山、赵州障供山、怀州西王屋山等处苦修多年，曾“节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升，单敷石上，不觉晨宵，布缕入肉，挽而不脱。或煮食末熟，摄心入定。动移晷漏，前食并为鸟兽听噉”（《续局僧传》卷十六）其徒昙询（516～600）住鹿土谷修禅，“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白虎入房仍为窟宅，独居静院不出十年”。名禅师们往往徒侣成百上千，大众聚居禅修。如玄高隐天水麦积山修行，从学者百余人，后迁河北林阳堂山，徒众达三百。西域佛陀禅师居嵩山少林寺，“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向会者，众恒数百”。僧稠居邺城西南龙山云门寺，“练众将千”。北齐慧文禅师“聚徒数百，众法清肃”。北周昙崇禅师率徒二面余习静，“声驰陇寨，化满关河，寻路追风，千里相属”。这种集体禅修的盛况，是前此未有的，也是南朝所难以发现的。
　　二、从印度禅的盛行到中国禅的酝酿
　　北朝流行的禅观，主要是直接从印度传入、当时流行于印度、西域的各种依经教而观修的禅。所依禅法，大抵多出印度、西域禅僧的亲传，继承了自释尊以来代代相承的禅脉。后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出了一批禅经，其中《神秘要法经》三卷、《坐禅三昧法门经》二卷，集究摩罗多、马鸣、婆须蜜、僧伽罗叉等祖帅之禅法，系统阐述了印度传承、流行的各种大小乘禅。《思惟略要法》及罗什辑撰的《禅法要解经》专说大乘禅观法。至此禅籍已基本齐备，唯乏禅师。罗什弟子僧壑感叹：“禅法未传，厝心无地”。于是，便有一批东土学人西行学禅，一批印度、西域禅师应机东来，弘传禅法。
　　西行学禅者，如北凉主沮渠蒙逊之弟泪渠京声（居士），学得西印著名禅师佛大先的禅法归国，后赴江南，译出《治禅病秘要法》，凉州僧智严亦西行，从佛大先受弹法，禅思有绪，为师器重。另有蜀僧智猛西行学禅，归住凉州，后入蜀传禅。酒泉人慧览，少与玄高俱以禅寂见称，西行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幽州人昙无竭，于宋永初元年（420）西游，停檀特山南石留寺，师事佛驮多罗学禅。
　　西僧东来传禅者，先有佛大先门下的佛陀跋陀罗（觉贤，359～429）禅师，应智严之请，从海路来华，约于晋义熙四年（408）至长安，大弘禅法，“四方乐禅者并闻风而至，但染学有深浅。得法有浓淡”。（《高僧传》卷二）长安一时成为国内传禅中心。但觉贤徒众团与罗什门人不和，遭致流言，觉贤居留未久，被迫与门人慧观等南下庐山，应慧远法师之请，译出《达摩多罗禅经》。觉贤所传禅法，属西北印达摩多罗一系，其法脉可上溯于释尊，内容为主要从不净观入门的五门禅，而以大乘思想为主导。
　　据《高僧传》载，北魏初著名禅师玄高（402～444），即曾往关中石羊寺师事佛驮跋陀（即觉贤），“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玄高又从外国禅师昙无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启志”。可见玄高根器之利。《高僧传·禅论》云：“佛驮跋陀更传业东士，玄高、玄绍（玄高门人）等亦并亲受仪则，出入尽于数随，往返穷乎还净。”谓玄高所习者为六妙门。
　　继觉贤之后来华的菩提达摩大师，则提持释尊以来代代相承的心印，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来禅，开中土禅宗。达摩由广州入华，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数”，游化嵩洛坐禅传法，门下有慧可、僧副、道育等数人，独慧可被尊为禅宗二祖。慧可于魏天平初（534）在邺城传法，遭嫉谗，被官府非理屠害。僧副南游，道育“受道心行，口未曾说”，达摩一系禅宗，在北朝影响尚不大。
　　与达摩相前后来北朝境的天竺禅师中，最著名者为跋陀（一作佛陀）。他受到北魏孝文帝（472～499）敬重，于京城恒安为之别设禅林，迁都洛阳后又在嵩山为跋陀造少林寺以供禅居，嵩洛一时成为海内传禅中心。跋陀门庭甚盛，弟子中最著名者为慧光、僧稠，慧光偏重弘律。僧稠（479～560）初从跋陀高足道房禅师学止观，复从赵州障供山道明禅师受学十六特胜法，证入深定，诣少林寺谒跋陀呈其所证，跋陀赞叹说：“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更授以心要。
　　另外，还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尤明禅法”，于正始五年（508）来洛阳。与僧稠齐名的北周僧实禅师(475～563），即从勒那受学禅法，其所习为九次第定等。僧实门下有昙相等，传灯不穷。
　　总之，北朝所流行的禅，大抵皆直承印度禅师之传，其禅法大略分为两系：一系为觉贤、跋陀、勒那摩提等所传大小乘相共，而以大乘思想观修的小乘禅，一系为菩提达摩所传的一乘宗如来禅。用后来禅宗的话说，则一系为经教禅，一系为祖师禅。北朝影响最大的禅师玄高、僧稠、僧实，所修皆属前一系。总之，北朝是一个印度禅尤其经教禅盛行的时代。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从介绍、吸收、研究整理印度佛学，逐渐酝酿着中国化佛学的建立，与此相应，在印度禅的实践中，中国化的禅，也在酝酿，而且禅的中国化，为义学中国化的发端和依据。禅的中国化，肇始于印度禅盛行的北朝，先有北魏昙鸾法师（476～554），遇天竺僧菩提流支援以《观无量寿经》，乃烧原所习仙经，专弘净土法门，他所倡依他力接引、十念念佛以求生西方的易行道，已与东晋慧远法师在庐山倡修的念佛三昧有别，具有了适应东土众生根机的中国化特色。后来有北齐慧文禅师，居嵩阳禅修，因读《大智度论》，悟“三智在一心中得”，依所悟创实相禅，远礼龙树为高祖，开创了中国化的天台宗止观。其徒慧思（514～577），昼夜摄心修定，先后发初禅与空定，又霍尔悟入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一念明达，十六特胜、背捨阴入，便自通彻，不由他悟。”移住齐陈交界处的光州大苏山，“数年之间，归徒如市”，门下出智者大师等高足。慧思后来携徒入南岳，慨南方禅法之蔑如，乃“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将南朝重义理与北朝重禅定之风结合为一，奠定了天台止观的基础，后经智者大师的总结发挥，乃蔚成一宗之学，可谓集南北朝义学、禅学之大成而结成的华化佛学、禅学硕果。
　　三、多种多样的禅法
　　禅门多途，禅法多样，是北朝禅较之后世禅门之单一所表现出的一大特色。由师承渊源和禅人根器之差，这一时期流行的禅法，大略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大乘化的小乘禅。此类禅是以大乘的见地，修大小乘相共的五停心观、四念处、九次第定等，其修习路径是从止入观、由定发慧，入禅有数息观、不净观两大门径，称“二甘露门”。这是释尊亲自实践、大小乘各种经论中所开示、印度各派代代相承的修定通途。小乘与大乘的区别，只在用以修观的见地有广狭深浅偏圆之分而已。这种禅门被慧思大师命名为“渐次止观”，是北朝觉贤、跋陀、勒那等师所传，玄高、僧稠、僧实等名禅师所修之禅。如《高僧传》称玄高门下“游刃六门者百有余人”，说明玄高所传禅主要从六妙门（数息观）入手。僧稠“常依《涅槃·圣行》四念处法”，又从道明禅师受亦从观息入手的十六特胜法。僧稠弟子智舜证不净观。僧实“偏以九次调心”，“九次’谓九次第定，此可从数息、不净等止门而入，以智慧观修而次第升进。智者《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谓北朝诸师还修一种通明禅，出《大集经》，亦从观息八门，通观息、色、心而入深定。智者的几种禅籍中，还记录了北朝禅师的不少修定经验。
　　第二类是菩提达摩大师所传的如来禅。此类禅依大乘性宗之见，以心传心，以直下调心令与真如自性相应为门径。其纲宗为二入四行，二入谓理入、行入。理入者：“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捨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这种“壁观”，即以直下调心令与真如理相应、修无分别止为实质，所修之止即经论中所示一行三昧、真如三昧。由修止而得正见，悟自心佛性，从而找到了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本，故名“安心”。行入，亦称发行，指在生活中修报怨、随缘、无所求、称法四行，在顺逆境缘中保持本心，不为八风所动，并与法性相应而修六度等菩萨行。总之，行入的实质，是在动用中保任自性、积集福慧，修体用不二的一行三昧。这是一种至为圆顿直截的最上一乘法门，对义学与经教禅而言，有画龙点睛之妙。后来经慧能大师的发挥，益显活泼，成为华化佛学成熟的代表。达摩禅虽被强调为教外别传，实际亦出经教，在当时便传《楞伽经》以印心。
　　第三类为依净土诸经论而修的念佛禅。这种禅以仰仗他力往生净土、即生了脱生死的深信切愿为本，被作为往生的正行。昙鸾法师注世亲《往生论》，说论中所言净土行五念门（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中，第二赞叹门，谓以决定信心称阿弥陀佛名号；第三作愿门为修止，止有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止一切恶、止求声闻缘觉心三义；、第三观察门为修观，指观极乐净土依正庄严。昙鸾强调定心十念念佛为往生之保证，其《略论安乐净土义》云：“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间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在各种念佛法中，昙鸾最重视称名念佛。
　　第四类为依大乘经论实相义而设的实相禅，这主要指慧文、慧思一系的止观。慧思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大乘止观》等所述禅法，是以大乘性宗的见地，由四念处等入手，观我人身心之本如来藏或自性清净心。智者谓慧思所传为三种止观：一渐次止观，从止入观，指第一类的五门禅、九次第定等印度禅；二不定止观，谓同一禅门，由修观的见地不同而性质相异，具体指天台宗所阐发的六妙门；三圆顿止观，就一念心，顿观自心实相，本来离一切边执，无生灭去来，圆满具足十界万法。
　　四、证果得通
　　中国佛教史上，即身证入圣位，显发神通，例证之多，以南北朝为最，北朝禅人中尤众。中国佛教在东晋初臻于壮盛，佛图澄大师以大神通摄化石勒、石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来华的禅师，多证圣得通者。如佛陀跋陀罗（觉贤）证不还果，能入密室、升兜率，屡现神变。跋陀禅师在天竺有友人六，其中五人证圣果。跋陀曾于室内坐禅，小儿于门隙见屋内炎火赫然，说明他能入火光三昧。菩提达摩大师有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的传说。中国弹师，证圣得通之众，似不亚于印度。如昙始（惠始）足白于面，跋涉泥水不沾湿，人称“白足和上”，遇害刀不能伤，北魏太武帝斩之不伤，投之于虎槛，虎皆潜伏而不敢犯。同时的法朗禅师，能从户钥中出入，设食唯闻匕钵声，不见其形，荼毗之日，两眉涌泉，直上于天。玄高之禅功妙悟，令浮陀跋陀“卑颜推逊”，弟子称他证得忍菩萨，其门下“学究诸禅，神力自在”者十余人，如玄绍，“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高僧传.玄高传》）玄畅，在魏武灭法时从平城逃出，以杨枝击沙，沙起天暗，追兵不能前。“舒手出香，掌中流水”，“占记吉凶靡不诚验”。（《高僧传》卷八）僧稠禅师，世称得湏陀洹果，曾于王屋山修禅，见二虎交斗，以钖杖中解，各散而去，留下“解虎钖”的佳话。高洋因谗言亲来加害，稠冥知之，至厨房安排令多设供，先备牛车往谷口迎高，令高惊服，躬负他至寺，咒盆水令高洋自见前身。稠曾以袈裟投地，数十人举之不能动。僧实之禅功，令勒那摩提赞叹：“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曾现天眼通，见江南某寺殿堂将崩，令众僧急备香火念观音以救之，事验，从此名振。与僧实同房的昙相，能前知、知人前生，“京华七众师仰如神”。慧思谦称证入铁轮十信位，现宿命、他心、神变等神通。收养过隋文帝杨坚的智仙尼，亦有预知之能。神通虽系“圣未边事”，但作为一种弘法的方便，对于当时佛教的鼎盛，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北朝证果得通者众多，除了时当像法、人根尚利及佛教之鼎盛等大气候外，与禅法之多样、禅风之笃实自不无关系。北朝禅定实践的成果证明：由定发慧，以智慧断烦恼而证圣果，乃佛道之通途。而因人的根机千差，故禅门宜有多种，各种禅法，当机则良，不可执一为是，贵此贱彼。在今天这个思想开放、众说纷纭的时代，禅的法门，应须多种多样，集汉、藏、南传诸乘诸宗禅法之精华，摄瑜伽、气功、心理疗法等，发挥增广，方能适应现代人多色多样的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