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的相异

早在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大江南北，甚至远播青藏高原，并且出现了“茶道”一词。但是陆羽的《茶经》及以后的茶书都不提“茶道”，而是重点阐述品茗艺术(茶艺)。相反，日本将中国的饮茶引进本国之后，却发展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茶道。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中日两国茶文化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文人们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日本的僧侣由将饮茶变成为佛门清规。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这很让一些爱国心特重的国人觉得尴尬，尽管底气不足，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用不着回避，感情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中日两国茶道观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荈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八大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沿着茶艺轨道而与时俱进的。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从唐代以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和明清时期的瀹茶法，泡茶方式是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茶叶的制造方法也从蒸青、压汁、制饼发展为烘青、炒青以至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和青茶等产品，形成了千奇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人们品茶口味的变化而向前演进。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反观日本，他们将中国宋代的点茶法引进本国后，却发展为宗教色彩极浓的日本抹茶道。直到今天，他们饮用的是从宋代以来一成不变的蒸青绿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点茶法那一套点茶器具和方式，居然可以历千年而不变。这是因为引进中国饮茶方法的都是日本高僧，他们是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并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中被严格地传承下来。比如，最早将中国宋代寺庙中的饮茶礼仪引进日本的是对日本茶道的创立产生重大影响的南浦绍明(1235—1309)，他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人宋遍参名师，师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咸淳元年(1265)秋，虚堂智愚奉旨为余杭径山寺万寿禅寺住持，南浦绍明也跟着上山，一边参禅，一边学习径山等寺院的茶礼。咸淳三年南浦绍明回国，临行前得到一套茶台子。他将茶台子连同七部中国茶典带回了日本，一边传禅，一边传授禅院茶礼。南浦绍明回国后曾任崇福寺住持33年。其茶礼被弟子大德寺开山宗峰妙超所继承，带回的茶台子等茶道器具也转移到大德寺。大德寺的茶礼后来就传至对日本茶道的创立都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由此可见，日本所传去的茶道实际上就是佛教茶道。
　　不仅如此，就是连赫赫有名的日本茶道精神——茶道四规“和、静、清、寂”也从是中国佛门典籍中学去的。据日本学者西部文净在《禅与茶》一书中的考证，南浦绍明带回日本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是刘元甫所作的《茶堂清规》，其中的“茶道规章”和“四谛义章”两部分被后世抄录为《茶道经》。从《茶道经》中可知刘元甫乃中国禅宗杨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与湖北黄梅五祖山法演(杨岐派三祖)为同门。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礼为基础，在五祖山开设茶禅道场，名为松涛庵，并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可见，日本的茶道四规本是来自中国五祖山的松涛庵，一直传到千利休的手里，再次被发扬光大，成为日本茶道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最高宗旨，从而名扬世界。[3]
　　但是，刘元甫的《茶堂清规》连同他的“和、敬、清、寂”四谛在中国宋代以后却失去踪影，既没有在佛门寺庙中得到传承，更没有被广大茶人们所接受，以致中国茶文化界至今极少有人知道刘元甫的名字和他的茶道四谛。由此亦可反证，茶道观念在中国确实是缺乏丰厚的土壤。
　　而在日本，学茶也就是在学佛，学佛必须学茶，在今天的日本寺院中，个个和尚都是茶道高手。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卷首就记录千利休的一段话：“草庵茶的第一要事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住宅、美味珍馐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
　　千利休的高足山上宗二在《山上宗二记》中说得更明白：“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专门作为禅僧的行为准则，珠光、绍鸥都是禅宗的门徒。”
　　后来的《泽庵和尚禅茶录》也记载另一位茶道大师泽庵宗彭的话：“茶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意之外就没有茶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茶味。”
　　既然茶道是作为修行佛法追求得道的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它的教义和仪式以及信徒们的虔诚与专一。他们可以为举行一次茶道连续坐上几个小时，至于茶汤的色香味就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了。因此，尽管日本的茶道经过历代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完整、成熟、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道艺术文化体系，在国际上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与中国茶艺相比，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对茶道形式和教义的重视远远胜过对茶汤香味的追求。
　　这是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我们无须强分轩轾。但是了解了这一区别，却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茶文化历史的发展方向。日本人可以继续为他们的茶道而骄傲，我们却应该为中国的茶艺而自豪。也正因如此，中国的茶艺今天又开始走向世界，不但在西方有一大批的欧美人士在学习中国茶艺，惊叹中国的茶叶会有如此美妙的香气和滋味，像发现新大陆似地钦羡中国人把饮茶变成一门艺术。[4]就是在茶道王国的日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对自己的茶道失去兴趣，而在学习芳香袭人充满艺术情趣的中国茶艺。
　　植根于生活和人性土壤之中的中国茶艺，永远与时俱进，永远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