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后的生命（3）

2：柏拉图
　　哲学家柏拉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生活于公元前428年到公元前348年的雅典。他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写成大约二十二篇哲学剧或对话——其中大部分由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充当主要对话者，以及少量的信件。
　　柏拉图坚信，运用推理、逻辑和辩论可以获得真理和智慧，但具有局限性，他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空想家，他认为一个人只能通过天启与顿悟等神秘体验才能获得终极真理。他相信除了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存在空间，他认为，要认识物质世界只能借助于这些“更高级”的现实。他同样也对人的非物质的意识灵魂极感兴趣，他把人的肉体只当作灵魂的暂时的载体。毫不奇怪，他也对死后灵魂的命运感兴趣。在他的几篇对话中，尤其是在《斐多篇》、《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部分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柏拉图的著作中大量对死亡的描写与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的内容非常相似。比如，柏拉图把死亡定义为人的非物质的部分——灵魂，与物质部分——肉体的分离。而且，人的非物质部分比他的物质部分受到更少的局限。因此，柏拉图特别指出，时间并不是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之外的世界的一个要素。那个世界是永恒的，用柏拉图令人吃惊的话来说，我们所谓的时间只是“对永恒的移动的、不真实的反映”。
　　柏拉图在许多章节中描述了离开肉体之后的灵魂将如何与其他灵魂相见和交谈，并由护卫灵魂引导从物质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他提到人们将如何在他们死时乘坐一只船度过一片水域，他们被送到“死后生命的彼岸”。在《斐多篇》中，柏拉图以带有戏剧性的安排和激烈的争论清楚地阐明了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死亡是从牢笼中逃脱或解放。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古代把死亡看作睡眠和遗忘的观点，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完全否定它，将它转一个180°的弯。柏拉图的观点是，灵魂从一个更高级的、更神圣的世界进入物质躯体。他认为，出生是睡眠和遗忘的开始，因为灵魂在进入肉体时从一种更高的意识状态转变为一种较低的状态，同时忘却了之前处于非肉体方式存在时所知道的真理。而死亡是苏醒和回忆。柏拉图指出，灵魂在肉体死亡后能比以前思考得更清楚，能更容易地了解事实的真实本质。并且，在死后不久，他将面临“审判”，一个神圣的存在将在灵魂之前显示他一生中所做的一切──好事和坏事都有。
　　在《理想国》第十章中的记载也许是最令人惊讶的类似现象。柏拉图讲述了一个名叫厄尔的希腊战士的传说。厄尔参加了一次战斗，许多希腊人在这次战斗中阵亡了。人们后来到战场上收尸时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尸体与其他人一样被平放在火葬的柴堆上。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复活了。他描述了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经历。厄尔说：先是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他遇见了一群灵魂，他们来到显然是由尘世通往死后生命所在世界的“入口处”或“通道”。在那里，那些灵魂被神圣的存在拦住，并受到审判。他看一眼就知道灵魂在尘世中所做的一切。但厄尔没有受到审判，神圣的存在只是告诉他，他必须回去告诉尘世的人们另一个世界是怎样的。在看过许多景象之后，厄尔被送了回来，但他说他不知道是如何重又回到自己体内的。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火葬的柴堆上。
　　柏拉图警告我们，他认为他对灵魂将去的死后世界的详细明确的描述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牢记这一点很重要。但他对肉体死亡之后灵魂继续存在下去毫不怀疑。他认为在我们仍以肉体方式存在时想解释死后生命将遇上两个困难。首先，我们的灵魂被束缚在身体中，因此 我们所能经历和了解的东西受到我们生理感觉的限制。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会以各自的方式愚弄我们。我们把远处很大的物体看成很小。我们会听错别人的话等等。所有这些会造成我们对事物的本质怀有错误的见解或印象。因此，我们的灵魂不能在躯体之中看清现实，直到灵魂从生理感觉的失真和不精确中解放出来。
　　其次，柏拉图认为人类语言无法胜任直接表达终极现实。语言实际上是隐瞒了而不是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因此，人类语言最多只能通过比喻、神话和其他非直接的方式反映物质世界之外的世界的真实特性。
　　3：《西藏度亡经》
　　这部非同寻常的著作是西藏史前几个世纪中的圣哲的教义经过最初几代人口传之后记载编篡而成的。 这本书显然是在八世纪最终成书，但甚至在那时候它对外来者也是保密的。
　　这本书有不同的用处。首先，写这本书的智者事实上把濒死看作一种技巧------──它可以是艺术的或者是不恰当的方式，这要看一个人是否具备有关的必要知识。因此，诵读这本书成了丧礼的一部分，或者可以在垂死者临终之前诵读。实际上它有两个用处。第一种用处是帮助濒死者在经历濒死经验时牢记见到的新奇现象的本质。第二个用处是帮助生者保持积极的想法，不要用他们对濒死者的爱与情感挽留他，使他能以适宜的心境进入死后生命，完全从肉体中脱离。
　　因此，这本书包含了对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情况的很长的描写。书中所述的死亡早期阶段的情形与那些濒死者告诉我的早期阶段的情形的相似性令人震惊。
　　首先，这本书描述了濒死者的精神或灵魂离开肉体，不久，他的灵魂进入“昏迷状态”，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空间之中──并不是物质的空间，而是一个受到自身限制的空间，在其中他依然具有意识。他能听到铃声和嘈杂的声音。这种声音被描绘成呼啸声、雷鸣声和风吼声。通常他发现自己和周围的一切被包裹在一种灰色的迷雾中。
　　他发现自己离开了身体，这令他很惊讶。他能看见、听到他的亲友们围着他的身体哭泣，并为他准备丧礼，但当他试图跟他们说话时，他们听不到也看不见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他感到迷惑不解。他怀疑自己是否死了，当他最后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时，他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或应该干什么。他感到非常遗憾，他为自己的处境而沮丧。他在自己生前所熟悉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
　　他注意到自己仍有一个身体──叫作“光明幻身”──它并不是由物质构成的。他因此能毫无阻碍地穿过岩石、墙壁、甚至大山。游历几乎是瞬间内进行的。他想去什么地方，他立即就到了。他的思维和感觉所受到的限制变少了；他的思维变得更清晰，他的感觉似乎更专一、更完善、更具有神性。如果他生前是瞎子或聋子、或有残疾，他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光明幻身”是健全的或重新具有全部的感觉，并且得到了加强。他会遇上其他与他拥有同样形体的存在，并会遇到一种所谓的“明光”。西藏人告诫临终者要接近这种光，并给与他人以爱与同情。
　　书中还描写了濒死者所经历的无限平静与满足的感觉，以及一面“镜子”。他和审判他的存在能从中看到他整个的一生，一生中做过的好事与坏事。这种情形下，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隐瞒或撒谎是不可能的。
　　简言之，尽管《西藏度亡经》还包括了我接触过的濒死经验者未经历过的死亡后期阶段，但很显然，这本西藏古书中的描述和二十世纪美国人告诉我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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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伊曼努尔·斯韦登伯格
　　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1688年-1772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在他的时代，他非常著名。他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作出了相当大的成就。他早期的有关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著作获得了公认，但在他的后半生，他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以后便开始讲述他自称与另一个世界的精神实体进行交流的经历。
　　他后期的著作中有大量对死后生命的生动描述。同样，他书中所描写的灵魂经历与濒死经验者的回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斯韦登伯格描述当人的呼吸和生理循环停止时：
　　人并没有死，他只是与在尘世中与他有用的肉体分离……人死时，他只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他自称他本人经历过死亡早期的阶段，并经历了脱体经验。
　　我被带入一种生理上无知觉的状态，因此几乎是濒死状态；但整个内在生命和思维仍完好无损，因此我能观察并记住濒死经历……有一种拉力……将我的意识、我的灵魂拉出体外。
　　在他的经历中，他遇上了他称作“天使”的存在。他们问他是否做好了死的准备。
　　天使们先问我我想什么，是否象其他死者一样，也在考虑永生问题；他们希望我继续考虑这个问题。
　　但这些存在和斯韦登伯格的交流并不象世间的交谈，它是一种直接的思想交流，因此没有被误解的可能。
　　而灵魂是用一种共同语言彼此进行交流……每个人在死后就立即使用这种共同语言……这种语言适合于灵魂的交谈……。
　　一个天使或灵魂与人的谈话可以象两个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彼此清楚地听到；但附近的其他人却听不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到；这是因为一个天使或灵魂的话先进入这个人的思想……
　　才死去的人并未认识到自己死了，因为他仍处于一个“身体”之中，这个身体与他的肉体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人死后所处的第一种状态与他在人世时相似，因为他那时仍处于周围环境中……因此，他只会觉得他还在人世……所以，当他想到自己处于一个身体中，并且有在人世时的感觉……他们有一种想知道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样的欲望。
　　但处于灵魂状态时所受限制更少。知觉、思维和记忆更完美，时间和空间不再象他们在人世时那样成为障碍。
　　灵魂的所有特性……都处于一种更完善的状态，他们的知觉、思维和记忆也是如此。
　　濒死者可能遇上他生前认识的死者的灵魂。他们在那里帮助他进入另一个世界。
　　刚死的人的灵魂……被他生前的朋友和他认识的人认出……他的朋友们告诉他有关永生的状态……
　　他看见自己过去的生活的图像显现在他的眼前。他能记起所有的细节，他不可能篡改或隐瞒任何情节。
　　内在的记忆……所有具体的事都被牢牢记住……从他的最早的童年到他临终时……一个人任何时候的所思所说所做都被牢牢记住。一个人带着所有这些记忆来到另一个世界，并依次一一回忆……他全部的所说所做……在犹如白昼的光芒下，呈现在天使之前……并且……在人世时隐瞒了的事也将在死后呈现……当灵魂在天堂的光明中观看时，它们仿佛是一幅幅模拟画。
　　5：结语
　　我们从《圣经》、柏拉图的著作，《西藏度亡经》和斯韦登伯格的著作中发现了与当今的濒死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人们自然会问，是否这种相似之处都那么令人惊讶呢？比如，有人也许会说，这些不同的书的作者可能相互影响。这种推断在某些情况中可以得到证实，但并不都是如此。柏拉图承认他的一些见解来自于东方的神秘宗教，因此他也许受到了产生《西藏度亡经》的传统的影响。古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反过来影响了《新约》的作者，因此可以争辩说，保罗有关“灵性的身体”的讨论与柏拉图有某些联系。
　　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产生这种影响并不容易。每个作者似乎都描述了一些与我在采访过程中同样重复发生的有趣的细节，但他不可能从以前的作者那里获得这些细节。斯韦登伯格读过《圣经》 ，也熟悉柏拉图，但他好几次提到一些人刚死时在一段时间内并未认识到他已经死了的事实。这一经历过濒死经验的人重复提及的事实显然并未在《圣经》或柏拉图的著作中提到过。但《西藏度亡经》也强调过这一事实，而斯韦登伯格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直到1927年才被翻译过来。
　　是否有可能我所收集的濒死经验受到以上讨论的几本著作的影响？所有我采访过的人在他们经历濒死经验之前对《圣经》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而这些人中只有两三个人知道柏拉图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中没有人知道还有象斯韦登伯格的著作和《西藏度亡经》这样的神秘书籍。濒死经验中的许多并未在《圣经》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出现过的细节在我收集到的案例中时常出现，并且这些细节恰恰与斯韦登伯格的著作和《西藏度亡经》中的描述相符。
　　必须承认，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与现代美国人的濒死经验存在相同和相似之处至今依然是一个惊人的、无法作出明确解释的事实。每个人也许都会自问：西藏圣哲的智慧、保罗所见到的显圣、柏拉图的神话和奇特的洞察，斯韦登伯格的灵魂新发现为什么如此的一致，而且又与现代的濒死经验者的陈述相符？
　　《生命之后的生命》第四章 问题
　　现在，读者一定会有许多疑问和不同的见解。在这几年中我公开或私下地谈论过这一题目，人们总是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总的说来，在大多数场合，提出的问题大致相同，因此我列出这些最频繁被问及的问题，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将作出解答。
　　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编造出来的？
　　不，我非常愿意从事心理学和医学哲学教学工作，编造这种骗局对我毫无益处。
　　并且，我的经验是，任何一个人要是勤于向他的熟人和亲友询问有关这种经历的情况，他一定会很快解开心中的疑团。
　　但你是否不太现实？这种经验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呢？
　　我首先承认，由于我所收集的案例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我无法对这种现象给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发生率或普遍程度。但我十分愿意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率要比任何未对它们进行研究的人所估计的要高的多。我曾多次就这一题目做过公开讲座，这些听众数量不等，但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人来告诉我他自己的濒死经历。有时甚至当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当然，有人肯定会说，有这种经历的人当然更有可能参加这种题目的讲座。但在我遇到的许多情况中，有这种经历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个题目而来参加讲座。比如，我最近给一个三十个人的团体做这样的讲座。其中两个人有濒死经验，他们在场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题目。
　　如果濒死经验象你所说的那样普遍，那它为什么没有更广为人知呢？
　　原因有几个，我想首先是我们的时代总的来说反对死后续存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在了解和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巨大发展的时代。谈论死后生命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觉得有些象“返祖现象”，他们可能觉得这种话题更象是属于“迷信”的过去而不是“科学”的今天。因此，有这种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濒死经验的人就会受到嘲笑。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通常不愿非常公开地谈论他们的
　　经历。我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由于害怕被说成“疯子”或“太富于想象力”而只是把这种经历讲给一两个亲友听。
　　而且，大众对濒死经验这一话题的生疏似乎部分地源于一种有关注意力的心理现象。我们每天听到的和看到的许多东西并未留在我们的意识中。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以某种戏剧性的方式注意到了某事，我们一般便从此一直注意它。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他明白了一个生词的意思之后的几天里，他会在别的许多地方看到它。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并非这个单词刚被使用，然后变得随处可见，而是这个单词一直在他以前读的书中出现，但因为不知道它的意思，他总是无意识地将它跳过去。
　　同样，在我最近的一次讲座结束后我让听众进行讨论。一位医生问了第一个问题：“我从医已经有很长时间，如果这种经历象你所说的那样普遍的话，我怎么会没有听说过呢？”我想听众中大概有人听说过濒死经验，我立即反问听众道：“是不是还有谁听说过此类的经历？”这时那位医生的妻子举起了手，讲述了他们的一个好友曾经有过这种经历。
　　再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外科医生得知有这种经历存在是读了一张旧报纸上有关我的讲座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第二天，一位病人主动告诉他自己的濒死经验。这位医生确信这位病人不可能在以前听说过或读到过我的研究。事实上，这位病人说出自己的经历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经历感到迷惑不解和震惊，只是想问一下医生的见解。在上面两个例子中，这两个医生在此之前就听说过濒死经验，但认为这只是个人的奇遇，而并没有重视它们。
　　最后，还有一个与医生有关的因素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多医生并不了解濒死经验，尽管人们有理由认为医生应该比其他人对更了解。在他们学医的过程中，他们听到反复的强调：作为一个未来的医生，他们必须谨慎对待病人对自己感觉的描述，他们必须密切注视病情的客观“迹象”，而对主观的病情描述要有所保留。这样做很有道理，因为医生能更好地处理客观的情况。然而这种态度也导致了濒死经验不为人所知，因为几乎没有医生会去问被救活的病人的感受。由于这种态度，我想医生们──在理论上他们更有可能发现濒死经验──实际上听说濒死经验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人大。
　　你是否发现这一现象在男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从男性和女性对濒死经验的陈述的内容和类型来看，并不存在任何不同。我发现男性和女性都对濒死经验的要素作了相同的描述，并不存在男性对某一内容的描述强于或弱于女性。
　　但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总的说来，有濒死经验的男性要比女性更为缄默。比女性多的多的男性只是简单向我介绍了濒死经验，当我写信或打电话与他们联系希望进行更详细的采访时，他们不再答复我。有比女性更多的男性说过这样的话：“我试图忘了它，不想起它。”常常暗示他们怕被人嘲笑，或表示有关这种经历的情感太强烈了，以至无法回忆。
　　虽然我不能对此作出解释，但我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点的人。著名的心灵研究专家罗素·摩尔斯（Russell Moores）曾告诉我，他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一事实。向他描述心灵经验的女性的人数大约是男性人数的三倍。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在怀孕期发生这种经历的比率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我还是无法对此作出解释。也许怀孕本身在某些方面处于一种危险的生理状态中，存在患上某些综合病症的潜在可能。另外，只有妇女怀孕以及妇女比男子更爱说话的事实，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怀孕期间发生濒死经验的比率比较高。
　　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人不是在对你撒谎呢？
　　对于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向他们讲述濒死经验的人来说，很可能觉得这些人是在说谎。然而，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我见到过成熟的、感情稳定的成年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他们告诉我远至三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时因感情激动而哭泣。我从他们的声音中能发现他们是诚实的，他们的感情是无法用文字记录来表达的。因此，对于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陈述可能是捏造的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可惜我无法让更多的人也获得与我相同的亲身体会。
　　并且，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有力地证明它们并非是捏造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如此众多的陈述都极为相似。如果是捏造的话，就很难解释这种相似性。在八年中，许许多多的人碰巧告诉我一个相同的谎言，这难道可能吗？共同串通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可以想象：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东部的老太太，一位乔治亚的兽医，和许多其他人在几年前聚集在一起密谋，给我设计了一个精巧的骗局。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他们没有撒谎，也许他们以更微妙的方式误述了他们的经历，过了许多年之后，他们是否有可能会将自己的经历编得更详尽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著名的心理现象。一个人对某一经历或某一事件第一次作极简单的陈述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对其进行加工、修饰。每复述一次，他就会加入一些细节，直至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了。因此最后因过多的加工而失去了真实性。
　　但我不相信这种心理机制会在我研究过的案例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我听到的刚经历过濒死经验不久的人的陈述──有时他们甚至还未出院──与那些在几十年前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的回忆相同。而且，在有些案例中，我所采访的濒死经验者在经历濒死经验之后不久做了有关他们经历的记录。在我采访时，他们把这些笔记念给我听。同样，这些描述与多年前经历过濒死经验的人的回忆也很相似。并且，我常常是濒死经验者讲述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听众，即使这些经历是在几年前发生的，他们也不是十分情愿地向我描述。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濒死经验者几乎没有机会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加工，但这些陈述同样与濒死经验者在过去一些年中多次复述自己的经历的陈述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在很多案例中，出现了与加工相反的情形。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抑制”是指一种努力通过意识控制不喜欢的记忆、情感或想法，或使它们不进入意识之中的大脑机制。在许多采访中，濒死经验者表示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抑制。比如，一位妇女跟我谈到她“死”时极详尽的经历时说：“我觉得还有什么别的，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试图不去想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别人不会相信我的。”
　　一个在越南受伤的男子在外科手术期间突然心脏病发作，他激动地说他难于诉说自己的脱体经验。“即使是现在，我想说出自己的脱体经验时我依然觉得有口难开……我觉得有好多我都不记得了。我一直在试图把它忘记。”总之，在这种经历的陈述过程中，人为加工并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否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的经历之前都信仰某一宗教？如果是的话，他们的经历是否会受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背景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尽管对光的存在的描述是一致的，但对它的称呼却不一样，这显然与个人的宗教背景有关。但在我的研究中，我还未听到过与众所周知的天堂和地狱相似的濒死经验的描述。事实上，许多人强调他们的经历与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截然不同。一位曾经“死过”的妇女说：“我总是听别人说，当你死时，你会看见天堂和地狱，但我既没有看见天堂也没有看见地狱。”
　　另一位在严重受伤之后经历脱体经验的妇女说：“奇怪的是，以前我所受的宗教教育告诉我，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会来到美丽的装饰着珍珠的大门前。但那时我却在自己的身体附近飘浮。怎么会是这样！我迷惑极了。”另外，在不少案例中，一些人并无宗教信仰或未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他们所描述的内容与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人的描述并无不同。在一些案例中，有人曾经接受而后又放弃宗教信仰，在经历濒死经验之后重新获得了更具深度的宗教情感。还有人说，虽然他们读过象《圣经》这样的宗教书籍，但有些东西他们一直没有真正明白，直到他们经历了濒死经验。
　　你研究的濒死经验是否与再生的可能性有某些关联？
　　我研究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以任何方式表明存在再生。但是，请记住，也没有一个案例可以排除再生的可能性。如果再生确实发生，这也许会在另一个世界进行，离开旧的身体然后进入新的身体。因此，用采访濒死经验者的方式来研究再生是不恰当的。
　　人们已在尝试使用其他方式来调查再生。比如，有人运用一种“催眠倒退术”。受试者催眠后被暗示按时间顺序倒退回忆一生的往事。当他回忆到他所能记住的最早的记忆时，他被暗示再往前回忆。这时，许多人开始叙述他前世的经历。有一些案例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有时可以认定，这些受试者对有关事件、人物和地点作了极为准确的描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最为著名的是勃莱狄·玛菲的例子，但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有些甚至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记载更为详尽，但并不广为人知。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可以研究医学博士伊安·斯蒂文森（Ian Stevenson）的《说明再生的二十个事例》一书。值得一提的还有《西藏度亡经》，书中精确地描写了濒死的各个阶段，并且在更后的阶段中确实发生了再生。
　　你采访过的濒死经验者中是否有与自杀企图有关的濒死经验？如果有的话，是否有所不同？
　　我确实知道自杀企图导致“死亡”的一些案例。这些经历都具有不愉快的特征。
　　一位妇女说：“你如果离开时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在那里你也会是一个痛苦的灵魂。”简言之，他们说他们企图以自杀逃避的矛盾在死后依然存在，并且更为复杂。当他们处于脱体状态时，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无能为力，并且他们还看到了他们的行为引起的不幸后果。
　　一位因妻子的逝世而绝望自杀、“死”后又被救活的男子说：
　　我并没有去[我妻子]所在的地方。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立即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想道：“我真希望自己没这么干。”
　　其他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的人说，他们有自己要在那里待很长一段时间的感觉。这是对他们“违反规则”的惩罚，他们试图提前逃脱他们生命中要完成的某一目的的“任务”。
　　这种说法与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的说法相符，但后者说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时，他们得到暗示，自杀是一种非常遗憾的行为，这会导致严厉的惩罚。一个车祸后经历濒死经验的男子说：
　　[当我在那里时]我感到有两件事情是绝对禁止的，一是自杀，二是杀人……。如果我自杀，就等于把上帝的礼物扔在上帝的脸上……。杀死别人将是对上帝对那个人的意图的破坏。
　　这种看法与大多数古代有关反对自杀的神学和道德的观点相符。这种观点能在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1、康德（Kant）2和洛克（Locke）3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在康德看来，一个自杀者的自杀行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并被视为上帝的反叛者。阿奎纳认为，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并且只有上帝而不是凡人有收回生命的权力。
　　但讨论这一点时，我并不想对自杀作出道德的评判。我只是在复述那些有这种经历的人告诉我的话。我现在正准备写有关濒死经验的第二本书，其中会对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你是否有其他文化背景的案例？
　　没有，事实上，我说我的研究不是“科学的”的许多理由之一就是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随意抽取的。我极愿听到爱斯基摩人、夸丘特尔印第安人、纳瓦霍人、瓦图西人等等的濒死经验。但由于地理和其他的限制，我难以做到。
　　历史上是否有濒死现象的例子？
　　就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例子。但由于我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现代的案例上，我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我发现历史上有此类记载，我不会惊讶。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濒死经验要比更早的时候更为普遍。原因很简单，从过去一段时间开始，才有了先进的复活抢救技术。现在许多被救活的人中有许多在过去是无法救活的。给心脏注射肾上腺素、心脏起搏机、人工心脏和人工肺都是医学进步的例子。
　　你是否调查过你的研究对象的医疗记录？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都做了调查。在我受邀请进行调查的案例中，记录都证明了濒死经验者的陈述。在某些案例中，由于时间关系或濒死经验者已去世，无法得到医疗记录。没有记录证实的濒死经验者的报告与有记录的并无区别。在许多没有医疗记录的案例中，我获得了濒死经验者的朋友、医生或亲属的证词，他们证实濒死现象确实发生过。
　　我听说五分钟后再被救活是不可能的，但你说你的案例中有人“死了”二十分钟。这怎么可能？
　　人们所听说的医疗数据是中间值和平均值，而非绝对值。所谓的五分钟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过了五分钟就无法救活，这是一个医疗准则，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过了五分钟之后，大脑会因为缺氧而受到破坏。但由于这只是一个平均值，实际情况会多于或少于五分钟。事实上我遇见过二十分钟后被救活、大脑并无损伤的例子。
　　这些人中是否有人真死了？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解答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涉及到“死亡”这个词的语义问题。由最近关于器官移植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死亡”的定义至今没有解决，甚至在医学领域的专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死亡的标准不仅医生与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而且医生之间的看法也不同。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对死亡的定义。对下面三种死亡的定义做一下分析是必要的。
　　1. 作为临床可观察到的生命信号的消失的“死亡”。
　　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内停止呼吸，他的血压降至不可读的程度，他的瞳孔放大，体温开始下降等，有人就会认为这个人死了。这是死亡的临床定义。几个世纪以来，医生和一般人都采用这个定义。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被宣布为死亡都是基于这个标准。
　　毫无疑问，我所研究的案例中许多都运用了这个标准。医生的证词和医疗记录都证明了这种意义上的死亡确实发生过。
　　2.作为脑电波消失的“死亡”。
　　技术的进步带来灵敏度更高的测试生理过程的技术的发展。脑电图记录仪可以放大并记录详细的脑电势。最近，有人趋向于将脑电波的消失作为“真正的”死亡标准，脑电波呈现“水平”时，则断定为死亡。
　　显然，在我遇到的案例中都发生了极端的临床紧急情况，没有用来测量脑电波的时间。医生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将病人救活。因此，这些濒死经验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断定为“死”了。
　　然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即使被认为死了随后又被救活的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被观察到呈现“水平”的脑电波，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有三个原因。首先，抢救总是非常紧急的，最多持续三十分钟时间。架设一架脑电图记录仪是一种非常复杂并且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甚至一位有经验的技师也常常需要化一段时间才能调试出正确的脑电图。在紧急情况下，并由于随之而来的忙乱，造成失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即使一个濒死经验者的脑电图呈水平线，一个批评者也可以说，脑电图也许不准确。
　　其次，即使脑电图记录仪架设好了，我们也不能确定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是否有救活的可能。有些人在出现水平的脑电图之后仍被救活。服用过量的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的药物或降低体温同样能产生这种现象。
　　第三、即使我能举出一个装置有脑电图记录仪的案例来，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可以说，濒死经验不一定就发生在脑电图呈水平的时候，而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此之前或之后。我因此认为，脑电图记录仪在现阶段用来判断死亡与否并没有价值。
　　3.作为生理功能不可逆转地丧失的“死亡”。
　　其他人采用一种更为严格的定义，他们认为，不论一个人的生命信号临床上无法观察长达多长时间，也不论他的脑电图呈水平状态有多少时间，只要他后来被救活，就不能说他“死过”。换言之，“死亡”被定义为不可能复活的生理状态。显然，根据这个定义，我所收集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因为濒死经验者都复活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死亡”的定义。我们必须记住，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语义上的争议，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三个定义包含了重要的见解。实际上，我同意第三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为严格的定义。甚至在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后，身体的组织、尤其是大脑一定以某种方式保持氧气和营养供给。人们没有必要认定，这种情形有违生态学或生理学的原理。为了救活病人，即使运用的抢救措施在临床上并未观察到某种程度的残余生态活动的信号，但这种活动一定在体内的细胞中进行着。然而，目前似乎还不可能确定到底在何种情况下无法被救活。对于个人也许互不相同，很可能不是某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区间。事实上，我采访的大多数人在几十年前不可能被救活。将来，今天一些不能被救活的人可能凭借更新的技术可以被救活。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死亡是意识与身体的分离，这时意识确实进入了另一种存在状态。可以推论，存在着某种灵魂或意识在死亡时获得释放的机制。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机制与我们现在武断地认定无法救活的时间完全一致。我们也不必认为，这种机制每次运行都不会出差错，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机制比其他生理机制运行更完善。也许这种机制有时甚至在生理危机发生之前起作用，使一些人瞥见了另一个世界。这有助于说明，有些人甚至在生理受伤之前经历到将要死去时会出现对一生的回顾、脱体经验等。
　　我最想说的一点是，不管过去、现在或未来对不可逆转的死亡的看法多么的不同，我相信我采访过的人要比大多数人更接近它。基于这个理由，我十分愿意倾听他们所说的话。
　　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对简略的“死亡”的定义吹毛求疵是毫无意义的。对濒死经验提出反对的人的想法似乎基于更为基本的理由。他们认为只要存在体内有残余的生态活动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活动就有可能导致并因此能说明濒死经验。
　　我在前面承认过，在所有案例中身体都会有一些残余的生态功能。因此，是否真正发生了死亡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残余的生态功能是否能够说明濒死经验的发生？换言之：
　　除了死后续存的解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这使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下一章。
　　生命之后的生命》
　　第五章 解释
　　当然还有对濒死现象的其他解释。事实上，纯粹从哲学角度来看，人们可以作出无限的假设来解释任何经历、观察或事实。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对任何他想解释的事物作出无限的理论上的可能的解释。濒死经验也是如此，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释。
　　在我作讲座时，一些听众常常反复提出一些理论上成立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些较为通常的解释，以及另一个没有人提到过、但我认为应该提到的解释。我暂且把这些解释分为三类：超自然的、自然的（科学的）、和心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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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自然的解释
　　在我的听众中，有极个别的人对濒死经验作出与恶魔有关的解释，认为这种经历无疑是由恶魔的力量操纵的。对于这种解释，我只能说，在我看来，区分濒死经验是由上帝操纵还是由撒旦操纵的最好的办法，是看濒死经验者事后的言行。我想，上帝会要人们表达爱与宽容，撒旦则会告诉他的臣仆遵奉仇恨与毁灭。显然，濒死经验者在经历了濒死经验之后信奉前者而否定后者。如果假设这是恶魔施展的一个为了欺骗他可怜的牺牲品（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阴谋，那么我敢说他肯定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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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科学的）解释
　　1．药物学的解释
　　一些人认为濒死经验是由病人在病危时服用药物引起的。这种观点表面上的可能性来自于几个事实。比如，大多数的医疗科学家和一般人都同意，某些药物可引起产生错觉和幻觉的意识状态和经历。并且，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对滥用药物极其关注，并且公众对不正当的使用如LSD（一种迷幻药）和大麻等药物尤为关注的时代，滥用药物和服用麻醉品的现象确实能引起幻觉。最后，甚至许多为医学界所接受的药物也会对大脑产生各种影响，引起与濒死经验相似的幻觉。例如，环巳烷酮（ketamine）这种药静脉注射麻醉后会产生在某些方面与脱体经验相似的副作用，它被归入“分离”麻醉药类，因为在麻醉期间，病人会对疼痛和整个周围的环境不作出反应。他感到与他的环境，包括他自己的身体──腿、胳膊等──“分离”了。在清醒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会出现心理紊乱，包括幻觉和非常生动的梦。（请注意，一些人就是用“分离”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在脱体状态时的感觉的。）
　　另外，我收集到几个处于麻醉状态时病人简单地称作死亡幻觉的案例。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了，我在牙医的诊室里补牙，医生给我嗅了一氧化二氮（笑气）。我闻的时候有些紧张，因为我怕自己再也醒不过来。当麻醉开始起作用时，我感到自己在旋转。仿佛不是我在旋转，而是牙医的椅子在一直往上旋转，越转越高。
　　一切都明亮而发白，当我到达螺旋的顶端时，天使们下来迎接我，把我领进天堂。我说“天使们”是因为我看不太清楚，但我可以断定他们不止一个。可我说不清有几个。
　　这时牙医和护士在谈论另一个人，我能听到他们在说话，但当他们说完一句话时，我却不记得前一句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在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在四周回响。回音似乎越来越远，象在山里一样。我记得我似乎是在他们的上方听他们说话，因为我觉得我仿佛在向上升，升向天堂。
　　我就记住了这些，还有就是我对死亡并不觉得害怕或恐惧。小时候我害怕去地狱，但这事发生时我毫不怀疑我将上天堂。后来我对当时自己一点都不怕死感到很吃惊。整个经历可以说是愉快的，因为我相信笑气使我进入无忧无虑的状态。我觉得很遗憾，这种经历极其模糊。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忆这次经历。
　　请注意这个经历与其他自认为是真实的经历的相似之处。这位妇女描述了一种明亮的白光，遇到别人将她带入另一个世界，以及并不害怕死亡。还有两点暗示发生了脱体经验：她似乎觉得她在上方听到牙医和护士的谈话，和有一种“飘浮感”。
　　另一方面，这个经历的其他细节与真正的濒死经验有许多不同。这种明亮的光并没有被人格化，没有那种无以言喻的和平与快乐的感觉。对死后世界的描述很平常，据她所说，与她所受的宗教教育相符。迎接她的存在在她看来是“天使”，她谈到了上“天堂”，位置是在“上方”。她并未提及她看到自己的身体或处于任何其他身体中，她感觉到牙医的椅子而不是自己在转动。她反复强调她的经历的模糊性，而且这一经历显然并未使她相信死后生命。（事实上，她至今仍怀疑死后续存的说法。）
　　在比较仅由药物引起的经历与被认为是真实的濒死经验时，需要说明几点。首先，这些向我描述他们的“药物”经历的人与告诉我“真正的”濒死经验的人相比，在浪漫与否、想象力、智力和稳定程度等方面差别不大。其次，这些药物引起的经历极其模糊。第三，由药物引起的经历本身各不相同，并与“真正的”濒死经验有显著区别。我想说明，在选择药物引起的经历的案例时，我有意选取了与
　　“真正的”濒死经验最相似的案例。因此，我认为总的说来，这两类经验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另外，药物学对濒死经验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中并不适用。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许多案例中濒死经验者在此之前并未使用药物，甚至在濒死经验后也未使用任何药物。事实上，许多人向我强调，濒死经验确实发生在进行任何医疗之前。在有些案例中，他们甚至连医生都没看过。即使使用过药物，不同的病人使用了各不相同的药物。它们包括阿司匹灵、抗生素、肾上腺素、和局部、全身麻醉药物。其中大多数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无副作用，并不会产生幻觉。还必须指出，作为一个群体，使用药物治疗的濒死经验者的经历与未使用药物治疗的人是一致的。最后，我想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在不同的场合、时间相隔数年“死过”两次，第一次因麻醉而“死”时并无任何经历，第二次她并未服用任何药物，但经历了很完整的濒死经验。
　　现代药物学的一个被一般人所接受假设是，服用通灵药物可以产生通灵体验，这种通灵体验因此被认为是“不真实的”、“幻觉”、“错觉”或“只是幻想”。但我们必须记住，这种观点并未被普遍接受；有关药物与服药后的体验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谓的“致幻”药物的起源和使用问题。历史上人们一直在寻求这样的通灵化合物，以获得另一种意识状态并进入其他存在空间。（有关这方面情况的生动而引人入胜的介绍，请阅读医学博士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的《自然意识》一书。）因此，在历史上，使用药物不仅与医学和治疗疾病有关，而且与宗教和神秘体验有关。比如，在美国西部的北美印地安人的名叫皮约特（peyote）的宗教仪式上，这些印第安人服用皮约特仙人掌（其中含有一种叫墨斯卡灵的生物碱）以获得宗教显灵和神秘体验。世界各地也有相似的宗教仪式。信徒们都相信他们通过服药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假如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可以假设，服用药物只不过是获得神秘体验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多种途径之一。那么，濒死经验可以说是另一种这样的途径，并且这将有助于说明服用药物导致的经历和濒死经验的相似性。
　　2.生理学的解释
　　生理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生物的细胞、器官和整个身体的功能及这些功能间的相互关系。我经常听到的生理学对濒死现象的解释是：由于临床死亡时大脑氧气供给被切断，以及其他严重的机体紧张，濒死现象表明是垂死的大脑的某种最后的喘息。
　　这个假设的主要错误在于：只要看一下前面的濒死经验就能知道，许多濒死经验发生在任何生理紧张之前。事实上，在一些案例中，在濒死经验过程中并未有身体损伤。然而，因严重损伤而发生的濒死经验中的所有内容在其他未受损伤的案例中也能找到。
　　3．神经病学的解释
　　神经病学专门研究神经系统（包括脑、脊髓和神经）的病因、诊断和治疗。与濒死经验相似的经历在患有某种神经疾病时也有发生。所以，有些人试图以神经病学来解释濒死经验，认为濒死经验者神经系统的失常导致了濒死经验。让我们对比一下神经疾病情况下的经历与濒死经验的两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对自己一生的瞬间“回顾”和脱体现象。
　　我曾在神经病院的病房里遇到一个病人，他向我描述了在一次奇特的神经紊乱发作时，他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回顾。
　　开始的时候，我看着我的一个朋友穿过房间，他的脸的右侧仿佛被扭曲了。突然之间，我的意识中闪现了我过去的经历的情景。它们和过去发生时完全一样──生动鲜明，而且是三维的。我觉得想呕吐。我极为震惊，不想看到这些情景。从那时起，我常常有这种经历。我学会了等待它过去。我所能想象的最相似的比喻是新年电视台播放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情的片子。当你看到一幅图像，还没等你想一想就过去了。我所经历的情形也是如此，我看到一幅情景，心想：“噢，我记起来了。”还没等我记住，另一幅情景又闪现在我眼前。
　　这些景象以前确实发生过，丝毫没变。但当它结束时，我很难回忆起我所看到的情景。有时它们是相同的，有时又不一样。当这些景象出现时，我想道：“这和我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但结束后我要回忆刚才看到的情景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似乎并不是我一生中非常重大的事件，看起来都是些很琐碎的小事。它们并没有先后顺序，非常杂乱。
　　当这些景象出现时，我仍能看到我周围发生的事。但我的知觉减弱了，没有平时灵敏，仿佛我一半的意识集中于这些景象，另一半注意着我在干什么。当时在我旁边的人说这种情形持续大约一分钟，但对于我来说，仿佛有好几年。
　　这种发病时的经历与濒死经验之间显然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比如，上面这位病人病情发作时见到不可思议的生动逼真的景象，并且是三维立体的。另外，这些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不受他的控制。他还谈到这些景象一闪而过，并且强调在此期间他具有不同的时间感。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不象濒死经验，这些景象并不以时间为顺序，也不是一瞬间的连续画面。它们也不是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强调这些景象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因此，对他而言并没有评判或教育意义。而许多濒死经验者指出在他们的“回顾”之后他们可以更清楚更详尽地回忆他们的过去，上面这个人说他无法记住当时看到的情景。
　　在神经病学中，脱体经验被称作“自视幻觉”。拉吉维诺茨（N. Lukianowicz）博士曾在医学杂志《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的档案》上发表过一篇以此为内容的文章。在这些奇特的幻觉中，一个人会看到他视野之内有自己的投影。这个奇怪的第二个“自己”与自己的表情和动作一模一样。当他看见通常在前方不远处这个自己的形象时会感到极为迷惑。
　　虽然这种经历与前面所描述的脱体经验显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远大于相似之处。在自视幻觉中所看到的自我幻象总是活生生的──有时他会觉得这个幻象甚至比他自己更具生命。而在脱体经验中，身体被视为无生命的东西，就象一个躯壳一样。自视幻觉者可以“听到”第二个自己对他说话、给他指示、嘲笑他等等。而在脱体经验中，能看见整个身体（除非被部分地遮盖住了），但自视幻象通常只能看到胸部或颈部以上。
　　事实上，自视幻象与我所说的精神性躯体比与濒死经验者所见到的肉体躯体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自视幻象虽然有时是彩色的，但多数被描述成模糊的、透明的和无色的。事实上，自视幻觉者可以看见自己的幻象毫无困难地穿过关着的门或其他物体障碍。
　　下面是一篇自视幻象的陈述。它极为独特，因为其中两个人同时产生了自视幻觉。
　　在我和我妻子结婚两年前的一个夏夜，当时已经十一点钟，我开车送她回家。我把车停在她家门前的黑暗的街道上。我们抬头时，都惊讶地看到在离我们前方一百英尺的大树下，我们俩的腰以上的形象正并肩坐在那里。它们非常昏暗，几乎是一个轮廓，我们看不穿它们。但不管怎样，它们绝对与我们一模一样。我们俩立即都毫不费力地认出了它们。它们在四处移动，但并不是在模仿我们的动作，因为我们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它们。他们做着象这样的动作：我的形象拿起一本书，把书中的什么给我妻子的形象看，她弯下腰来仔细地看书。
　　我们坐着时，我不时把我看到的告诉我妻子，我所说的和她看到的完全一样。然后我妻子把她看到的告诉我，也和我看到的一样。
　　我们坐在那里很长时间——至少有三十分钟-——一边看着它们，一边互相告诉对方自己所看到的。我想我妻子要不是想进屋去，我们可以整夜看下去。最后我们踏上通往她家的台阶。当我回来时，我又看到了它们，我开车离开时它们依然在那里。
　　这不可能是汽车挡风玻璃的影子，因为车顶放下去了，我们一直在挡风玻璃上方看着它们。我们从不喝酒，我们现在也不喝酒。三年前我们连象LSD（迷幻药）都没听说过。尽管当时已经很晚了,但我们并不累。当我们看着它们、彼此谈论它们时，我们都很清醒，很警觉。我们感到既惊讶又激动。
　　自视幻象在某些方面与濒死经验中的脱体现象相似，但即使我们只看它们的相似之处而忽略全部不同点，自视幻觉的存在也无法解释脱体经验。理由很简单，因为自视幻觉同样无法解释。不同的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提出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但他们仍在互相争论，还没有哪个理论受到普遍认可。所以，以自视幻象来解释所有的脱体经验只会是用一个谜去取代另一个谜。
　　最后，还有一点与神经病学对濒死经验的解释的讨论有关。在一个案例中，我发现一位男子在濒死经验之后留下了神经方面的后遗症。他身体一侧的一小群肌肉部分发生麻痹。尽管我一直注意濒死经验是否会留下后遗症，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濒死经验之后神经受损伤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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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的解释
　　心理学至今还未达到现代其他一些学科已经达到的严密性和精确性。心理学家由于相互对立的观点、调查途径、和对意识的存在和性质的基本理解等方面的不同而分成各种派别。因此对濒死经验的心理学解释因心理学家所属的派别不同而不同。我不想列出每一种可能提出的心理学解释，而是想讨论一些我的听众时常提及的和一个我自己极感兴趣的心理学的解释。
　　我在前面提到两种常见的心理学的解释──可能有意识地说谎或无意识地进行加工。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下另外两种情况。
　　1.隔绝研究
　　在我对自己的研究作公开讲座的过程中，至今还没有人提出以隔绝研究的成果对濒死经验进行解释。但在这个新兴的发展极为迅速的行为科学领域中，在实验室条件下，与濒死经验各个阶段极为相似的隔绝现象正在进行研究和实验。
　　隔绝研究是研究一个人在以某种方式被隔绝时的身心反应。比如，从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隔绝开来，或长时间进行某项单一的、重复的工作。
　　这类隔绝状态下的材料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收集。孤独的极地探险者的经历或从沉船中生还的人的经历的书面报告都含有大量信息。在最近几十年中，研究者试图在实验室中对类似现象进行调查。一种广为人知的技术是让一个自愿者浮于一箱与他体温等温的水中，这样可以减弱他对重力与温度的感觉。他的眼睛被蒙住，耳朵被塞住，以增强黑暗和无声的效果。他的手臂被束缚在软管中，使他无法活动，失去了平时的运动和位置感。
　　在象这种隔绝的情况下，一些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心理现象，许多人有与我在第二章中概括的濒死经验极为相似的经历。一位在北极的隔绝状态下待了很长时间的妇女说她有对一生全景回顾的经历。从沉船逃生的船员独自在救生艇中漂流几个星期之后产生获救的幻觉，有时是被全景的类似鬼神的存在所救的幻觉。这与濒死经验者经历中光的存在和已死者的灵魂有些相似。其他在隔绝情况下重复发生的与濒死经验相似的经历还包括：不同的时间感，部分地与身体脱离的感觉，拒绝重返文明或不愿离开隔绝环境，以及与宇宙“合一”的感觉。另外，许多象有乘坐救生艇等隔绝经验的人说，处于这种情形几个星期之后，在重返文明时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说此后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更深的安全感。显然，这种人格的重构与濒死经验者所言相似。
　　同样，濒死所处环境的某些方面与隔绝经验研究中某些特征相似。濒死病人经常被隔离，在医院的特别护理病房中不能活动，灯光很微弱，没有声音，没有探访者。有人也许会问，与生理死亡相关的心理变化是否会引发一种强烈的隔绝机制，它能导致大脑对外部的感觉完全被切断。并且，正如我们在前面详细讨论过的，许多濒死经验者说，在他们脱体时，他们有一种令人沮丧的隔绝感、孤独感、以及与他人的联系被中断的感觉。
　　事实上，人们无疑能找出一些既不能归类于濒死经验也不能归类于隔绝经验的案例。例如，一位男子告诉我的他病重住院期间的经历：
　　在医院时我的病情极其严重，我躺着时老是看见在我眼前有画面闪过，就象前面有一台电视机一样。画面是许多人，我能看到一个人，他仿佛在远处的空中，他向我靠近，接着又走开了，另一个人又出现了。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医院里生病，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中有一些我认识，——他们中有的是我的亲戚和朋友——但另外一些人我不认识。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认识的这些人都已死了。
　　有人会问，这种经验应该归入哪类，因为它既有濒死经验的特征又有隔绝经验的特征。其中与死者灵魂相遇部分似乎和濒死经验很相似，但没有濒死经验中的其他内容。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隔绝现象的研究中，当受试者被隔绝在一个小屋中一段时间之后，他描述了自己看见著名人物从他眼前飘过的幻觉。因此这种经验仅因病人极度病重而被归类为濒死经验呢，还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而被隔绝起来而被认为是隔绝经验呢？我认为不存在什么绝对标准，可以把这种案例归进两种不同的类别中。
　　尽管存在着这种情况，然而隔绝研究的结果并不能对濒死经验作出一个满意的解释。首先，在隔绝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精神现象本身还无法用现有的理论进行解释。用隔绝研究来解释濒死现象，就象用自视幻觉来解释脱体经验一样，只是用一个谜来取代另一个谜。因为对于隔绝条件中的幻觉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它们是“不真实的”和“幻觉的”，然而历史上有许多神秘主义者和巫师在荒野中寻求孤独以获得显灵和启示。可以通过隔绝获得精神再生的观点是许多文化的信仰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在包括《圣经》在内的许多伟大宗教著作中得到反映。
　　尽管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西方信仰并不相容，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依然有大量的支持者。最早并最具影响的隔绝研究者之一，医学博士约翰·李里（John Lilly）最近写了一本名为《飓风的中心》的精神自传。在书中，他明确指出，他在隔绝情况下的经历是真实的启迪和体悟的经历，而绝不是“不真实的”或“幻觉的”。有意思的是，他回忆了自己的濒死经验，这与我所研究的濒死经验极为相似，并且他将自己的濒死经验归入隔绝经验。因此，隔绝很可能和致幻药物、濒死一样，是通往另一个精神国度的途径之一。
　　2.梦、幻觉和错觉
　　也许有人会说，濒死经验只是由不同因素──药物、大脑缺氧、或隔绝等等──引起的充满希望的梦想、幻想或幻觉。因此他们将濒死经验解释为错觉。
　　我想有好几个理由可以驳斥这一看法。首先，尽管濒死经验者的描述与我们文化中所认为的死亡并不相同，然而，这些描述彼此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极其相似。而且，他们的描述与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古代神秘著作中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我所采访的濒死经验者并非精神病患者。他们情绪稳定，正常而健全。他们有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并负责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的婚姻稳定，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相处很好。他们之中没有谁在一生中有超过一次的离奇遭遇。并且极为关键的是，他们有能力区分梦境和清醒时的经历。
　　但是，他们讲述的是他们接近死亡时的遭遇，他们并非是在讲述自己的梦境，他们是在讲述自己真实的经历。他们无不想让我相信，他们的经历并非梦境，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最后，脱体经验确实可以作为得到独立确证的事实而存在。尽管由于我向濒死经验者保证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和具体的细节，但我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说：我依然感到困惑不解和惊奇。我认为，任何对濒死经验进行仔细调查的人都有可能发现这种奇特而明显的确证。至少，我相信他将发现足够多的事实以使他有理由认为濒死经验决非梦境，而有可能属于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
　　最后我想指出：“解释”并非只是抽象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构成一个人自我的一部分。人们对他们所提出或采取的科学解释也融入了个人的感情。
　　在我作有关濒死经验的报告时，我遇到了各种类型的解释的支持者。持心理学、药物学或神经病学解释的人认为他们的理论显然是最为直观的，即使有些案例与他们的解释相左。持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将光的存在看作濒死者的父亲的影子，而持荣格的观点的人则把光的存在视作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等等。
　　虽然我想再次强调我不想提出自己的任何新的解释，但我想指出，为什么在我看来解释至少有疑问的一些理由。事实上，我想指出的只是：让我们至少保留对濒死经验现象的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它代表了一种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解释的新奇现象。
　　第六章：《生命之后的生命》后记
　　作者：雷蒙德·穆迪
　　在写这本书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意图和观点很容易被人误解。我尤其想对具有科学头脑的读者说，我所做的并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研究。对于哲学家，我想坚持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证明”存在死后生命。要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此书无法包容的详细的技术性探讨，因此我只想作出以下简略的说明：
　　在诸如逻辑、法律和科学这些专门研究领域中，“结论”、“证据”和“证明”等词是专业术语，比它们的一般用法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在日常用语中，这些词的用法极不严密。看一下大众杂志就能发现，几乎每篇文章都可以给某些不可能的说法作出“证明”。
　　在逻辑学上，根据一个给定的前提，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绝对不是随便的事。它由规定、惯例和法则给出严格而简明的定义。当一个人说他已得出了某个“结论”时，他就是表明，任何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就一定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除非他犯了逻辑错误。
　　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根据自己的研究作出任何“结论”和为什么我不想证明古代死后续存的信念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些濒死经验的报告具有重大意义。我想做的是找出解释这种现象的某种中间道路——一种既不因为它们不能构成科学的或逻辑的证据而拒绝，也不感情用事地“证明”存在死后生命的方式。
　　同时，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并不表明濒死经验本身存在局限性，而可能是当今科学方式和逻辑思维的局限。也许未来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想法会与我们不同。（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上逻辑学与科学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和静止的，而是发展和运动的。）
　　因此，我并不下什么结论，或给出什么证据或证明什么，而是留下一些更不确定的东西──感觉、疑问、类比、有待解释的令人不解的事实。事实上，也许我更应该说出我的研究对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影响，而不是得出了什么结论。我只能这么说：亲眼看一个人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感受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些人的濒死经验对他们来说极为真实，在我听了他们的描述之后，我也觉得它们极为真实。
　　但我认识到，这在心理学上可以成立，而在逻辑学上并不成立。逻辑是普遍的，而心理因素并不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处于同样的环境之中，一个人以某一方式受到影响或改变，而另一个人所受影响和改变会有所不同。这涉及到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我并不想把我自己对这一研究的反应作为别人思考的准则。根据这种观点，有人会问：“如果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都这么主观，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我只能再次指出，这是因为人类对死亡本质的普遍关注。我想任何有助于了解死亡本质的探索都是有益的。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许多职业和学术领域的人士的合作。这需要解决濒死病人的恐惧与希望的医生和帮助别人面对死亡的牧师。这也需要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因为需要他们找出一种有效的和可靠的方法来治疗情绪紊乱，他们需要知道意识是什么、以及它是否能存在于躯体之外。如果不能，那么心理治疗的重点就应该改为物理治疗──药物、电震疗法、脑外科等等。另一方面，如果证明意识可以存在于身体之外，那么精神紊乱的治疗就会完全不同了。
　　然而，这还涉及到学术和职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它深深地涉及到个人问题，因为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所研究的濒死经验是真实的，这将对我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发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在我们看到另一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可能彻底地了解我们的生命。
　　………………………………
　　+此书是拙著《生命之后的生命》的续篇，是对《生命之后的生命》一书中探讨的概念和发现的一些延伸和补充。
　　《生命之后的生命》出版以来，我有机会访问了更多有濒死经验的人。事实上，我如今接触到这种现象的案例是如此之多，以至我无法再记录下它们的确切数目。在我以前的研究中，有些濒死经验者事实上曾被宣布为临床死亡，其他人则只是在身体严重受伤或在事故中非常接近死亡。在《生命之后的生命》中，我从大量材料中总结出了濒死经验的15个组成要素，它们在这些新的案例中依然不断出现。此外，我又接触到一些新的、不同寻常的经历。其中一些内容已超出了这些要素的范围。
　　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这些经历正如我了解的那样普遍的话，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不做收集这类经验的工作呢？我觉得当我将自己的研究公诸于世时，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是在无中生有。事实上，有时我自己也会认为，也许这并非是一种普遍现象，也许是出于某些一连串的巧合，我碰巧发现了这些绝无仅有的案例。在写作《生命之后的生命》时，这种想法令我很害怕。我只能寄希望于一种可重复性──那就是任何一个有同情心、勤勉的调查者也能象我一样亲自找到一些案例。
　　有趣的是，许多最新进展已大大减轻了我的这些忧虑。我发现其他一些医生──其中最著名的是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也已在从事此项研究，并获得了相同的案例。实际上，当库伯勒-罗斯博士收到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前校样时，她在给我的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根据她自己的研究，她也会写出相同的手稿。她说她现在已有上百个这样的案例。她正准备就这一题材写一部专著。许许多多的医生和牧师都曾告诉我，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注意这种现象的一些孤立案例，并觉得这也许十分普遍。
　　过去我在作有关该题目的讲座时，一些有过濒死经验的人在会后才来找我。然而，我已注意到，在最近几个月里，听众比以前更开放、更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在讲座后的讨论时间里，有些人现在会当着所有的听众，谈论他们的经历。因此，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也能亲耳听到濒死经验者的描述，并能象我一样体验到一种真切的感觉。
　　再加上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进展，我现在可以自信地说：这一现象──无论它最终意味着什么──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上，我相信很快问题将不再是到底有没有这种现象，而是“这种现象对我们有何意义？”。《生命之后的生命》的着重点就是简单介绍这一现象，并断言：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他们自己也能发现一些例子。现在似乎有许多人对濒死经验研究很感兴趣。
　　作为本书的开始， 让我在此复述在《生命之后的生命》中提出的完整的濒死经验的理论化的模式。它包含了典型的濒死经验中的全部要素。
　　一个人正濒临死亡，当他达到生理衰竭的极限时，他听到医生正在宣布他死亡。他开始听到一种巨大的刺耳的噪音、铃声或嗡嗡声，同时感到自己正在迅速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过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处在身体之外，但仍在相同的现实环境中。他从远处看着自己的身体，仿佛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在这个奇特的角度看着医生正在对他进行抢救。他处于动荡不定的情绪中。
　　过了一会儿，他镇定下来，逐渐习惯了自己奇特的处境。他开始注意到，他仍然有一个“身体”，但性质完全不同，并且与他已离开的身体相比，有一种极为不同的力量。很快其他事情开始发生，有人来迎接和帮助他。他看见已死去的亲友的灵魂，和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爱和温暖的灵魂──一种光的存在──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存在不通过语言地向他提问，让他评价自己的一生，并在他面前展现一个全景的、瞬间的、他的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回放，以帮助他回忆。
　　过后，他发现自己正在接近某种障碍或界限，显然代表着今世生命和死后生命之间的分界，但他觉得他必须回到今生，他的死期还未来临。他试图抗拒，由于他正被死后生命的经历所占据，他并不想回去。他被强烈的欢乐、爱与和平的感觉所征服。尽管如此，他还是与他的身体合而为一，又重新活过来。
　　事后，他试图将他的经历告诉他人，但他很难做到。首先他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种非人间的经历。他发觉别人在嘲笑他，于是他沉默了。然而，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尤其影响了他对死亡及其与生命的关系的看法。
　　文章引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