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98窟及其对曹氏归义军时期大窟营建之影响

　　莫高窟第98窟及其对曹氏归义军时期大窟营建之影响
　　沙武田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佛教文化与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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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所大窟，对这一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的营建，特别是大窟的营建影响深刻，主要表现在诸如窟主，崖面位置，开窟背景，洞窟称号，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及其布局，壁画底稿、程式化等方面，文中作者逐一进行了讨论研究。并从这一现象出发讨论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方历史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莫高窟第98窟；曹氏归义军；大窟；洞窟营建；影响
　　作者简介：沙武田，男，汉族，1973年生，甘肃会宁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敦煌莫高窟第98窟，是莫高窟南区一千余米的崖面上所开凿的487个洞窟（第461—465窟虽然编号与南区洞窟492个洞窟编为一体，但其实际位置是在莫高窟北区崖面，莫高窟北区新编号洞窟共计为243个洞窟，加上原已有的与南区洞窟一起编号的第461—465五窟，这样北区共计为247个洞窟。）中的一大型洞窟，具体是五代宋曹氏归义军统治初期由节度使曹议金主持营建而成，亦即为曹议金的功德窟，大约创建于公元914—935年间。由于98窟属于一巨型洞窟，又由于其窟主曹议金的特殊身份关系，使得洞窟本身暗含着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因此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给予多方面的探讨。诸如有学界先达金维诺先生、贺世哲先生、孙修身先生、马德先生、郑雨先生、荣新江先生、王惠民先生等均对98窟有过程度不同的讨论研究[1]。当然诸位先生们的讨论基本上是限在对98窟窟主、创建与建成年代关系、历史背景等方面。其实若仔细考察会发现，作为由曹议金主持开凿的五代一大窟，由于其特殊之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莫高窟洞窟的营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意义重大。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前辈用功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旨在一则扩大对98窟的研究范围，二则亦或也可对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石窟的兴建作一检索，或可对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敦煌莫高窟有所裨益。
　　交代问题：
　　首先让我们对本文所要着重进行研究的莫高窟第98窟作一简述：第98窟位于莫高窟崖面位置“北大像”第96窟（今九层楼）南侧，原应相互相连。98窟为一方形主室有中心佛坛窟，覆斗顶四角四天王，长甬道，敞口前室并窟前修建有大型殿堂建筑。主室东西深15·2米，南北宽12·8米，高约10米，甬道长6·8米，宽3·7米，高为4·88米，总面积达220多平方米。窟前殿堂建筑遗址台基南北约21米，东西约10米，殿基南北约11米，东西约6·6米。洞窟内经变画多达10铺，底层屏风画达32屏，供养人画像多达200多身，甬道男供养人画像高均为2米以上，窟内女供养人画像也是近达2米。所有这些均为莫高窟洞窟中所不多见者，98窟在各个方面均有着代表性和典型性，是为一名符其实的大窟。
　　其次交代本文所要讨论涉及的洞窟范围。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的洞窟营建空前兴盛，节度使带头开窟，当时不仅新建了大大小小六十多所洞窟，而且又重修了近二十所前代洞窟；另外这一时期又基本重绘了所有洞窟的前室并大量缩小甬道；同时也广建窟前殿堂建筑和窟檐建筑；还绘制有大量露天崖面壁画，莫高窟崖面被装点得金碧辉煌，雕梁画栋，一派佛界仙境，这是当时莫高窟营建的全貌。98窟为一大型洞窟，受其影响，又受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时尚的左右，在其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曹氏归义军时期又在莫高窟先后新建或重修大窟有：143（重修）、100、108、454、22、61、55、53、96（重修）、261、146、152、130（重修）、256、76等窟，也就是说以上这些洞窟在营建的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受到98窟的影响，这即便是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对象与行文的中心思想；另外，本文着重讨论的是98窟与100、108、454、61、55、256等几窟，其他洞窟仅作方面的论述，但也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他洞窟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的价值所在。
　　窟主的影响：
　　98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亦即曹议金是98窟的窟主，关于这一问题，贺世哲先生在其大作《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一文中已有详尽之考证[2]，且已成为定论，此后学者们都基本上延引贺氏之观点。但有一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虽然莫高窟众多洞窟大多都有明确的窟主、施主[3]，但是综观莫高窟的历史，固然在98窟之前也有极为重要的人物开窟活动，如西魏元荣之285窟、北周于义之428窟、晚唐张议潮之156窟、张淮深之94窟等，但到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随着敦煌佛教艺术发展的更加世俗化、社会化，加之曹氏归义军在敦煌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与特殊的历史背景，因此这一时期作为曹氏政权创业者的曹氏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的曹议金，在曹氏政权之始，周边民族动荡不安，战事不断，特别是接替张承奉短命的金山国在战争创伤严重损坏敦煌社会经济[4]的情况下的小小政权，而且曹氏归义军所实际上统辖的又仅仅限于瓜沙二州，这二处又是茫茫戈壁荒漠中的二块绿洲而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曹议金作为窟主，主持营建98窟这样一巨型大窟，极为特殊。还有我们知道曹议金节度使的914—935年之后的各节度使有曹元德（935—939年）、曹元深（939—944年）、曹元忠（944—974年）、曹延恭（974—976年）、曹延禄（976—1002年）、曹宗寿（1002—1014年）、曹贤顺（1014—1035年）[5]，其中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为曹议金的儿子辈，曹延恭为曹议金孙子辈，曹延禄为曹元忠子，也是曹议金孙子辈，曹宗寿为曹延禄侄辈，为曹氏第四代，曹贤顺为曹宗寿子，为曹氏第五代。曹氏先后五代八位节度使统治瓜沙达121年之久，但不管怎样，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丰功伟绩均与曹议金的开创之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之以后历任节度使有三位是曹议金的儿子，二位孙子，一位重孙，一位五代孙，因此这种密切的血缘亲情关系使得以后的历代曹氏归义军节度使都对曹议金敬重有加，正如一直称他为“大王”、称他建的窟98窟为“大王窟”一样。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莫高窟五代宋大量曹氏政权时期所营建洞窟中有为数不少曹议金供养人画像和供养人画像题记加以印证。因此在曹议金于914—924年间发心在莫高窟建成自己的功德窟98窟[6]以来，在他的影响之下，紧随其后，曹氏历代节度使、大族官僚及高僧大德纷纷仿效“大王”而创建各自的功德窟、家窟，主要有公元917—926年陈法严任僧统其间[7]创建“宋家窟”146窟[8]，随后阴海晏于926—933年重绘阴家大窟138窟[9]，后来933—935年新任河西都僧统王和尚王僧统重修了自已原建之143窟，并建造了窟前殿堂建筑和窟顶药师佛塔[10]。到公元939年，曹元德任节度使其间，与其母、曹议金的回鹘夫人陇西李氏建成100窟[11]。同年当时敦煌大族，归义军高级官僚、曹家联姻者张都衙淮庆也建成属于自己的功德窟第108窟[12]。公元939—944年曹元深任节度使期间，创建第256窟作为自己的功德窟[13]。又公元940—944年曹氏家族主持建成第22大窟[14]。到了曹元忠时期，950年前后建成第61窟[15]，962年前后，曹元忠又建一大窟第55窟[16]，这二大窟均为曹元忠的功德窟；在大约同时的966年，曹元忠夫妇又重修第96窟“北大像”前殿堂楼阁[17]，这也应是曹元忠之功德窟。到公元974—976年，曹延恭任节度使期间建有今第454窟为其功德大窟[18]，同时期曹氏家族又主持扩建了第53窟[19]。曹延禄时期由于社会危机加重，加之石窟艺术走向衰落，因此并不见有他的功德窟。又到曹宗寿时期重修了“南大像”第130窟并建成窟前大型前殿堂建筑[20]。此外这一时期的大窟还有如第72、76、152、261、25诸窟，或许也应是当时以98窟为起点开窟的产物。综观以上这些大窟的窟主，或是节度使，或是都僧统，或大家族，或大官僚，或曹氏家族，均与“大王”曹议金有着这样那样的密切的关系。
　　崖面位置的选择：
　　莫高窟开窟的历史，发展到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在南区一千多米的崖面上的洞窟布局已基本形成，也即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洞窟布局，而且这时崖面已成饱和状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分别可以从晚唐第156窟前室北壁墨书《莫高窟记》（也就是敦煌遗书P3720）的记载可知，当时（即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莫高窟总共已“有五百余龛”。另据P2762《张淮深功德记》，莫高窟第156窟兴建时崖面已基本呈现出饱和状态。此外据敦煌研究院藏第332号《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合计，十世纪中叶莫高窟崖面上已有600余窟龛。同时这也可从五代宋时人们开窟不再如同此前历代开窟那样集中于崖面某一段的方法而较为零乱且破坏重修之多的历史情形中反映出来。以上这些均与今天我们见到的近500窟的真实历史相符（因为中间有地震重修等因素的破坏）。关于莫高窟崖面使用理论并十世纪中期莫高窟崖面洞窟分布及其和今天的关系，马德博士有开创性的研究与详细而较为准确的考证[21]，结合马博士的研究，我们看到晚唐末五代初，莫高窟崖面洞窟布局的形成分别以第130窟“南大像”、第96窟“北大像”、第428、285窟竖线“古汉桥”周围、第365、16窟“三层楼”为四处明显的标志的几个区域，同时又应以第96窟“北大像”为中心而向南北两边辐射，也就是说“北大像”是当时（以至于其前后至今）莫高窟的中心重地、最为重要的区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张淮深于875—882年时不仅重修了北大像，而且同时又创建大窟第94窟[22]，并选址94窟位于北大像之紧邻北侧。这一点也表现在《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的记载中首先布置的即为北大像段燃灯情况，同样是为了以示区别，显示与众不同。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因此到曹议金时，在莫高窟发心营建一所属于自己的大窟时，绝不会草率行事，随意而为，一定会考虑到在各个方面要和自己特殊的身份相符合，以示有别。综合各方面因素，因此便选中了莫高窟的中心崖面区域，即北大像南侧，因为在北大像北侧已有张淮深节度使的“司徒窟”第94窟，这样的选择似是有意与张淮深相比美，并有相提并驾之意，同样意在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综上所述，98窟崖面位置的选择也是煞费苦心的。
　　曹议金之功德窟98窟如此，那么其他各节度使在修建自己的功德窟时想来也不会马忽，如曹元德第100窟紧邻98窟南侧，与之不相上下，一则显示开窟人之一“天公主”是曹议金夫人的身份，二则也表示曹元德对父亲的敬仰，但同时也隐含着他对自己节度使身份的曲折表白。张淮庆第108窟又紧邻100窟南侧，反映张都衙和曹氏归义军政权之间的与众不同的关系，可见这一段崖面在当时的特殊性。曹元深第256窟、曹元忠第61、55二窟、曹延恭第454窟选址在莫高窟南区崖面中段，这段崖面也属于莫高窟重要地段，较好的地理位置，早在十六国北凉时期在莫高窟创建洞窟的第一人乐尊和尚建窟伊始便于此段开窟。此段崖面属于今古汉桥周围，较为特殊。同时三位节度使集中在一起建窟，也与前三位之用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曹元忠重修北大像和曹宗寿选择重修南大像为自己的功德窟，其崖面位置关系则无须说明，十分明了。
　　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有着密切联系的僧界，宋僧统法严第143窟、阴僧统海晏第138窟、王僧统第146窟，三者不但集中在一起，同时又属南大像周围，这一段崖面又有后来宋代大窟第152窟；而第72、76、261、53、22等大窟则位于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等功德窟段崖面，其用意也是十分明确的。
　　开窟的原因（历史背景）分析：
　　有关莫高窟第98窟洞窟开凿的原因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的探讨，马德先生[23]、郑雨先生[24]、荣新江先生[25]等已有精辟的讨论，结合诸位学者的论证兼及自己的理解，在这里对98窟开凿的原因、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粗略总结以下几个方面，并兼论对其后大窟营建的影响如下：
　　1、庆祝活动：914年曹议金接任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开创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这在当时是一非同寻常的大事，特别是在公元918年曹议金得到中原王朝梁廷的正式授衔节度使一职，这对于瓜沙曹氏来讲无疑是更一件大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曹议金为了表示庆贺自己执掌归义军政权并为自己的合法荣任而开建98大窟，以示庆贺和纪念。这种情况也正如张淮深为了庆贺与纪念自己的“乾符之政”丰功伟绩而创建第94窟大窟本意相同[26]。曹议金98窟的这种庆功因素直接影响了以后各大窟的营建，其后的各节度使新建或重修如第100、256、61、55、96、454、130等窟应与各节度使各自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庆祝任职不无关系，这也是当时他们在莫高窟建窟的一种普遍心理。另外第138、143二窟分别作为阴、王二僧统的功德家窟，均系二人为了庆贺升任都僧统而凿建而成。[27]那么同样的道理第146窟窟主宋僧统也应不会例外。
　　2、祈愿活动：马德先生在《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一文中对第98、100、454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作了详细而令人信服的考论，认为曹议金执政时期，曹氏政权实际只有效控制着以弹丸之地孤悬塞外的瓜沙二州，前代“金山国时代的连年征战及其残败使敦煌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加之水灾虫害，更是元气大不振；周围各少数民族政权虎视耽耽，严重威胁着瓜沙的安全；恢复归义军旧制，还要屈辱地代‘金山国’履践与甘州回鹘的‘父子’之约……正是处于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所以在上两份文书中（P3262、P3781）一再祈愿‘四方开泰，使人早还，风雨顺时，五谷殷实’，‘四方开泰，使人不阻于前程；南北休征，囗骑往来而无滞，蝗虫飞散，万劫不起于边囗；水治洪津， 竟唱南风之雅颂’，‘河清海晏，千年无九横之殃；夏顺秋调，万载罢三灾之难’，等。同时，刚刚恢复的归义军政权内部也很不稳，《祈愿文》（P3781）中所谓‘府僚大将，各尽节于辕门；亲从之官，务均平而奉主’即透露了这一迹象。当然，也反映了曹议金希望僚属们能齐心协力，助他振兴归义军政权的雄心大志。不仅如此，曹议金还在98窟中绘制了二百多名僚属的供养像，即是他以此作为笼络人心，实现其愿望的一种手段，同他的‘祈愿’所表达的愿望完全一致。”“除此而外，曹议金时代的其它一些佛教文书，如礼佛文、发愿文、燃灯文、回向文等，都有类似上两件造窟文书中的‘祈语’”[28]。第98窟如此，紧随其后的曹元德第100窟从其造窟功德记S4245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这一点也在P3530有关张都衙为108窟而作的开窟发愿文中表达了同样相关的意思，均表露了社会动荡与祈愿之意。
　　还有上举这些大窟中四角四天王的壁画绘制明显表示了一种“祈愿”思想，意在表明希求佛界力量佑护瓜沙一隅的平安。大量包括政界联姻女性、大家族、并少数民族如回鹘公主、于阗国王的供养人画像存在于各大窟，恐怕其用意也不外乎此。关于民族关系。或许也可以从众窟皆有《维摩诘经变》中“各族王子”画像而反映出来。众所周知，归义军时期，归义军面临着东西有吐蕃、回鹘、 末、南山、龙家、吐谷浑、祭微等众多民族的复杂关系。[29]由此安全和民族问题对归义军政权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壁画中必然要有所反映，以表良好祝愿，也就是说当时开窟特别是归义军节度使们创建功德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为了民族团结的需要。
　　3、个人和家族需要：敦煌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历代节度使及都僧统等开大窟，本身是为了庆祝个人自己升任节度使或都僧统，反映佛教石窟的世俗性的一面，陈如前述。另外，大型甚至于超真人大小及家族供养人画像的绘入洞窟壁画中，也是佛教世俗化的表现（详见后论）。从第98窟以至于其后各大窟内绘入大量的供养人画像，特别是窟主夫妇并家族大大小小，男女老幼，还有历代节度使的顺序排列，使人感觉并非佛窟，而是成了家族庙堂，因此这一时期创建大窟从98窟以来一个明显的原因即为了各窟主及其家族，也就是所有这些大窟基本上反映的都是曹氏家族几代所有男女老幼的画像供养与题名，与其是为了开佛窟敬佛，倒不如说是为了借佛之名而行人事之美，大有家族祠堂、纪念馆的性质。
　　4、佞佛：当然不管怎样，曹氏的实际上和表面上的佞佛仍旧是这一时期大窟营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也可从当时存在于沙州的十多处佛教寺院、众多的僧尼寺户[30]及莫高窟、榆林窟的大规模兴建，特别是莫高窟这一时期的重修新修洞窟盛极一时，可见曹氏佞佛之盛。此外也可表现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留给我们大量的诸如写经、礼佛文、发愿文、功德记、碑铭赞、寺院各类文书等上[31]，均反映这一时期佛教之兴盛，佛教活动之频繁，这种情况如没有历代曹氏诸节度使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历任节度使的佞佛也可以从诸如有敦煌遗书中反映他们的施物疏、纳赠历等表现出来，如有P2704《长兴四年（933）曹议金施舍回向疏》、《长兴五年（934）曹议金施舍回向疏》，S3978曹延恭的《丙子年七月一日司空迁化纳赠历》，现藏俄国的《曹宗寿造帙疏》，又如敦煌白描画P4514曹元忠于开运四年匠人雷延美为其制雕版“毗沙门天王”、“文殊师利菩萨”等供养像。
　　洞窟名号：
　　关于洞窟在当时的世俗称谓，《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真实资料，金维诺、贺世哲、孙修身、马德诸先达毕路蓝缕，已为我们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和线索，从《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可知与本文有关的大窟的俗称名号有：大王窟（98窟）、天公主窟（100窟）、张都衙窟（108窟）、文殊堂（61窟）、阴家窟（138窟）、王家窟（143窟）、宋家窟（146窟）、宋家窟（76窟）、杜家窟（72窟）、吴家窟（152、153、154三窟一组）等窟名号，其他部分洞窟也应有相应的俗名号，但在当时即951年时还未建成或不存在，因此其洞窟名号也便无从得知。
　　98窟的“大王窟”称谓，系指曹议金自称“托西大王”而言，也显示了后人对首任节度使及其功德窟的尊崇与非同一般的对待，这样也便影响了曹元德第100窟“天公主窟”，第108窟“张都衙窟”，系受到“大王窟”的启发，同时也是应和之前已有的第94窟张淮深“司徒窟”有关，其他各家窟，明显是在无法与而且是不敢和“大王窟”“天公主窟”相比的情况下，但又受其名号的诱惑与仿效作用，加之前代已有如第220窟、85窟“翟家窟”，231窟、217窟“阴家窟”等的存在，因此以姓氏家族命名，以显示窟主们的特殊关系，似可作为“大王窟”的陪衬。其他如第256、454、61、55等虽为节度使功德窟，却不见有反映各自窟主节度使的名号，或为文书失载，或为他们也认识到无法和“大王窟”相比，又不敢越其礼位，只好无名流失，但又似不大可能，很有可能这些洞窟如有反映各节度使身份的如“太保窟”“司空窟”等名号，只是不见于记载而已，仍待新资料的发现。但曹元德第61窟名为“文殊堂”，与第365窟“七佛堂”、窟顶沙山“天王堂”等以洞窟内的主尊佛像或洞窟所反映的主要信仰来命名洞窟名号，似可说明这样的命名也不失为表现重要窟主身份的一很好办法，以佛荣光，有异曲同工之妙。
　　洞窟形制：
　　98窟的洞窟建筑形制为：敞口前室， 顶形长甬道，方形主室，覆斗形顶，窟顶四角四天王，窟内设中心佛坛。另外，在窟前又建有大型殿堂建筑[32]。莫高窟洞窟建筑形制复杂多样，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如早期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心塔柱窟，隋初盛唐时期的小型佛殿窟，中唐较为规则而考究的佛殿窟，晚唐的多样化形制，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则为大型洞窟，长甬道，覆斗顶四角四天王，窟前殿堂建筑（二层以上洞窟为窟檐），这就是到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石窟形制的新题材、新因素、新特点，而这一变化最早则恰恰是从第98窟曹议金功德窟开始的，对其后洞窟建筑形制的影响深远，集中体现在如有莫高窟第100、108、146、61、55、454、152、256、261、76等窟。
　　下面对这一时期的大窟洞窟建筑形制通过表格的形式，以表明98窟窟型对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洞窟建筑形制的开拓性发展和深刻的影响作用。

窟号	前室	甬道	窟顶	主室	窟前
98	敞口前室	录顶形长甬道	覆斗顶，四角四天王	方形主室，背屏式中心佛坛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大型窟前殿堂建筑
100	—	—	—	方形主室，西壁开龛	—
108	—	—	—	—（无背屏）	—
146	—	—	—	—	残不清
138	—	—	—（无四天王）	—	应有窟前殿堂建筑
143	—	—	—（无四天王）	方形主室，西壁开龛	从遗迹看原应有窟前建筑
256	—	—	—（无四天王）	—（无背屏）	应有窟檐建筑
61	—	—	—	—	—
55	—	—	—	—	—
261	—	—	—（无四天王）	—（无背屏）	应有窟檐建筑
72	—（有二像台）	短甬道	—（无四天王）	方形主室，西壁开龛	—
76	—	—	—（无四天王）	—（无背屏）	—
152	—	—	—	—	发现有建筑遗迹，但详细不清
53	—	短甬道	—（无四天王）	方形主室，西壁开龛	—
454	—	—	—	—	原有窟檐类建筑
22	—	短甬道	—（无四天王）	中心柱，西壁开龛	—
25	—	短甬道	—（无四天王）	方形主室，西壁开龛	不清

　　注：—（短横杠）表示和98窟相同内容，有不同内容者则在括弧内有注明。
　　从上表基本上反映了一个事实：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所营建的一些大窟，在洞窟形制方面延系了第98窟的洞窟建筑形制和特点，变化不大。
　　那么这一时期又为什么会出现其中诸如大型窟、长甬道、窟顶四角四天王、窟前大型殿堂或窟檐建筑呢？以下分别作以浅析：
　　首先曹议金在选择营建自己的功德窟时要求工匠们对98窟在洞窟形制方面作出一系列新题材新特点的设计是必然的，无非意在表明要与众不同，以示自己的特殊身份，也似乎表示着曹氏时代使敦煌的历史进入一新时代，特别是莫高窟营建史进入一个非常时期，这一点其实已从五代宋时的窟上一系列活动反映出来，也应证了曹氏开创者的心愿与想法，一系列大窟的出现，不仅与窟主身份相符，同时又把曹氏在莫高窟的历史地位提高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地步。
　　长甬道一则是为了使信众们在从人间进入佛国世界时的心理变化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是一种心理的微妙处理与佛教的教化手段，恐怕更为重要的是长甬道有着足够的空间面积，以供画入曹氏、张氏的大量供养人画像，突出窟主、施主及其政权、家族的身份地位。此外长甬道的设计，也是由于当时崖面已布满洞窟，呈现饱和状态，因此如开短甬道大窟很容易造成打破上下左右洞窟并极易崩塌，而长甬道恰恰使大窟避开周围洞窟而伸向崖体深处，则可扩大自由度，从而进行大窟的开凿。
　　窟顶四角四天王的处理，这与曹氏政权特点，周边环境并这一时期的天王信仰有关，属于一种祈求守护、佑护心理，并赋予四天王治国安邦之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前所述“祈愿”活动中得到印证。
　　窟前建大型豪华殿堂或窟檐建筑，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因素，这一活动使莫高窟面貌为之一新，一派佛国仙境，这一耗资巨大的工程，也反映曹氏的佞佛与在莫高窟营建的不遗余力。建造窟前大型豪华殿堂或窟檐建筑，当也是应受到中国传统建筑楼阁或寺庙殿堂的影响，又诸如壁画中大量佛寺天国、净土世界琼楼玉宇，雕梁画栋，大型豪华佛殿、楼阁，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受到启发，因而在窟前修建大型殿堂建筑。另外从殿堂与窟檐建筑的实际意义看，殿堂与窟檐建筑使得佛教石窟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窟内主室进行观像礼佛活动，而殿堂、窟檐内则可以进行一些大型的佛事法会如祈愿、还愿并抄经（ch00207）及其他窟上活动如迎来送往等活动，增大佛窟的活动面积。
　　壁画内容及其布局[33]：
　　关于研究第98窟壁画内容及其布局对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壁画内容与布局的影响关系，由于涉及内容零乱复杂，因此首先对这些大窟并其他洞窟的壁画内容布局按其方位关系列表如下，以便于叙述与研究：
　　说明：上表中○表示该窟此项内容完全同98窟；△表示该窟此项内容基本同98窟；※表示该窟此项内容部分同98窟。
　　由上统计表可知，在敦煌莫高窟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14所大型洞窟中，洞窟壁画内容其中和第98窟完全一致的有10所洞窟的29个项目；和第98窟基本相同的有6个洞窟的10个项目；和第98窟部分相同的有6个洞窟的13个项目。另外又由于有一些洞窟的残毁、重修、烟熏等原因而使得部分壁画情况不明，因此实际上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壁画受第98窟的影响情况要比表中所显示的更为丰富，也就是说实际上应有更多洞窟的更多壁画内容布局受到98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有些虽然不属“基本完全相同”、“基本相同”或“部分相同”之列，但是从实际洞窟调查可知有相当一部分只是相同于98窟的壁画内容与题材在不同洞窟的不同位置而已，仍应受到98窟的影响。
　　通过实际洞窟的调查及其统计表的反映可知，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洞窟壁画内容及其结构布局基本是98窟的壁画内容和结构布局，亦即：敞口前室有众天王像等，甬道顶为佛教史迹、瑞像或接引佛，甬道南北壁画曹氏等供养人画像，主室西壁画劳度叉斗圣变或开龛，南壁绘画诸如有弥勒经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等；北壁画有天请问经变、药师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问经变等；东壁常见为维摩诘经变；除此之外，在洞窟四壁底层画有贤愚经变诸品及大量供养人画像；窟顶四角四天王，四披赴会佛、千佛等；北屏后画有接引佛，这是这一时期的洞窟壁画内容及其布局的基本状况，或略有变化，但出入不大。对于这些壁画内容并结构布局的如此按排绘制的原因的探讨应从当时世俗的社会的需要和佛教信仰等诸方面考虑，这是这一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的一大课题，需待更多资料的搜集和深刻的思考。
　　壁画底稿、程式化：
　　从敦煌遗书和洞窟壁画供养人画像题记可知，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的绘制已有了专门的有明确文字记录的诸如“画行”“画院”中一批如“知画行都料董保德”（S3929）、“知左右厢绘画手安存立”“绘画手张弘恩”（莫高窟第129窟题记）、“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竺保”（榆林窟第35窟题记）、“知画手武保琳”（榆林窟第35窟题记）、“画匠弟子李园心”（榆林窟第32窟题记）、“知画行都画匠作白般囗”（榆林窟第33窟）等，并有众多的“画匠”“画师”“画窟先生”“画人”“良师”“绘画手”等高级画师与一般匠人的绘制洞窟壁画的活动，这些均反映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画行”“画院”等绘画组织机构的频繁活动和与洞窟壁画制作的密切关系，有关这一问题姜伯勤先生已有大作讨论[34]，可供参考。由于画院等组织的存在，使提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大量洞窟壁画的制作已有了粉本、底稿的运用，胡素馨女士[35]等曾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研究的结果学者们认为早在此前的中晚唐敦煌壁画的制作已有了底稿的存在，到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更是广泛的使用，这当然和“画行”“画院”的存在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有一点应引起注意：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敦煌壁画底稿中，SP172《窟顶画设计稿》是98窟窟顶壁画设计草稿，同时也是第108窟和第100窟窟顶壁画设计参照稿；并进而影响了其他如第146窟、454窟、61窟、55窟、261窟等诸洞窟窟顶壁画的绘制。也就是说画稿SP172作为《窟顶画设计稿》，在绘制了第98窟窟顶画之后，又与98窟窟顶画一道，在98窟的特殊影响下，SP172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即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大量洞窟的窟顶壁画的设计绘制。[36]除此之外，另一份敦煌壁画底稿SP176《维摩诘经变稿》也是98窟《维摩诘经变》的洞窟壁画设计草稿，同样的事实，SP176和SP172一样，在此基础上，和98窟《维摩诘经变》一道影响了其他众多洞窟的《维摩诘经变》的绘制，如有第100窟、108窟、146窟、61窟、454窟、5窟等，而且这种影响的深刻，以至于这一时期的大量《维摩诘经变》基本上是以98窟《维摩诘经变》为底稿样本，在内容布局各方面形成了大同而小异如出一辙的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37]另外，其他这一时期洞窟壁画如西壁劳度叉斗圣变，背屏接引佛，甬道供养人画像和窟内供养人画像也是以98窟为起点，所形成了整个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中千篇一律的男女供养人画像，均有着比窟顶画和《维摩诘经变》更加明显的影响作用，如供养人画像的大小、排列顺序、壁面位置、服饰、画妆等各方面内容与布局细节的雷同。
　　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在洞窟壁画内容和布局方面以98窟为起点开始，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用。也正由于如此，使得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的制作程式化表现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陷入一种套路。提到程式化这一问题，从上面各节的分析使我们看到98窟在方方在面面的作用和影响，而关于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程式化表现，从事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们大都注意到这一问题，也已基本上有着共识，故在此不欲作详细的论述。
　　通过以上的讨论，作为视觉艺术材料，不仅反映了曹氏归义军时期98窟对众大窟营建的深刻影响，但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石窟营建与石窟艺术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与之有关的历史与社会问题。本文的研究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发，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相关的一些历史问题：
　　以上这些大窟从98窟到每一个洞窟，无论在崖面位置的选择、洞窟窟主、洞窟形制、洞窟的称号、开窟的历史背景、洞窟壁画内容和布局、石窟艺术的程式化等各方面均反映了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艺术世俗化、社会化表现。郑雨先生在《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一文中专设“九十八窟集团性供养人画像出现的意义”一节论述98窟供养人画像所表现的世俗性的一面，“九十八窟供养人画像对旧格局的大胆突破，一方面显示出世俗人自我意识的潜滋暗长；另一方面显示出在非自觉性的世俗意识排挤下，神权势力逐步退缩；尽管曹议金等人主观上仍然自信是佛祖虔敬的信徙，但客观上他们毕竟日益远离了古老的信仰传统。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意味着人世俗社会不断前进，在人同超人力的斗争中，一步步地摆脱着无所作为的旧观念的束缚，越来越多的肯定着自身的存在和价值。”“透过九十八窟供养人画像规制格局的变化，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瓜沙地区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甚至连他们自已也不曾察觉然而的确是视而可识的相当巨大的变化。”[38]郑雨先生的研究其实也适用于其他诸大窟的供养人画像并其他方面，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营建的方方面面均体现着世俗的、社会的人的因素，宗教信仰更多地起着媒介与手段的作用，而并非最终的目的，这也是敦煌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一步步世俗化、社会化的表现。
　　再者通过以上的讨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地方历史：
　　首先应该说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大规模兴建历史中，98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无论在那一个方面均对其后同一政权下的洞窟营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是不能不对98窟作一重点考察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归义军时期佛教石窟的大规模建造构成了当时地方统治者的重要活动之一，也进一步表明这一时期佛教与石窟活动的世俗化、社会化，特别是讨论发现洞窟营建的利益私人化和政治色彩的浓厚表现，也是政治强烈参与佛教活动的例证。
　　还有就是敦煌石窟的营建发展到了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已经成了一种近似于规模经营，在政治与世俗的影响与作用下，也是在特定相关组织与机构的运作下，又在特定的对洞窟各个方面的时代要求下，总的方面洞窟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当然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单个洞窟的功能与意义之差异。但还是因此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在量上的发展与质上有所退步的原因。
　　再者要看到各节度使功德窟，其中又是敦煌比较特殊的家窟的表现，总体上这些大窟又可以纳入到曹氏家族洞窟系列当中。敦煌石窟营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时代家窟营建的历史，特别是到了唐五代宋时期更是家窟大规模发展与集中表现的时代，曹氏归义军时期这些大窟的营建，也应当是这一历史时期莫高窟家窟发展的最盛与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因为这些家窟又与敦煌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紧密联系，也因此而带有双重含义。
　　由这些特殊窟主功德窟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反映着曹氏政权内部在曹延禄之前的相对团结一致的状态和曹氏归义军历史的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政治局面，否则98窟又怎么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以后各节度使功德窟的营建呢？到了曹延禄时期曹氏归义军开始了更深刻的内忧外患，形势动荡不安，特别是曹宗寿杀曹延禄而接任归义军大权，和其后曹氏归义军渐趋衰落与受制于回鹘，以至于西夏的侵入和灭亡，和前期大不一样。而前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又与曹议金的首创之功及其对以后归义军政权发展的深远影响有密切关系，这也是可以从本文对曹议金功德窟98窟及其对这一时期大窟营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得到极为形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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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年第5期。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269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21页。郑雨《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九州学刊》2卷4期，1992年，第35—43页。荣新江《关于曹氏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49—52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7—246页。王惠民《曹议金执政前若干史事考辨》，《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425—430页。
　　[2] 参见前揭贺世哲文。
　　[3]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关于敦煌石窟“窟主”和“施主”的问题，马德先生在此专著中第五章第一节有专门讨论。
　　[4] 参见前揭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六章“金山国的建立与兴亡”。
　　[5] 有关归义军各节度使的在位年次等参见荣新江先生前揭书第95—124页。
　　[6] 对98窟的营建年代参见马德前揭文。
　　[7] 参见荣新江前揭书第284、285页。
　　[8] 参见马德前揭书第147—150页。
　　[9] 马德《都僧统之“家窟”及其营建》，《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54—58页。
　　[10] 同注9。
　　[11] 同注9。
　　[12] 参见金维诺、贺世哲前揭文。又马德《莫高窟张都衙窟及其有关问题》，《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30—36页。
　　[13]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关于莫高窟曹元深功德窟的讨论，王惠民先生同意贺世哲先生的意见，而马德先生则认为曹元深功德窟应为第454窟，而非256窟。
　　[14]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
　　[15]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
　　[16]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
　　[17]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
　　[18]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马德先生则认为第454窟是曹元深功德窟，只是曹延恭曾有重修活动。又郭俊叶也同意贺世哲先生意见，见其《莫高窟第454窟窟主再议》，《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21—24页。
　　[19]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
　　[20] 参见贺世哲前揭文。又沙武田《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年代问题》，《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第69—77页。
　　[21]马德《十世纪中的莫高窟崖面概观——关于《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同见《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又马德《莫高窟崖面使用刍议》，《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总第17期)，第110—115页。
　　[22] 郑炳林《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和开凿94窟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37—41页。
　　[23] 马德《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21页。
　　[24] 郑雨《莫高窟第九十八窟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精神》，《九州学刊》2卷4期，1992年，第35—43页。
　　[25] 荣新江《关于曹氏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49—52页。另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7—246页。
　　[26] 邓文宽《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和开凿94窟年代考》，《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21—135页。另郑炳林《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和开凿94窟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37—41页。
　　[27] 马德《都僧统之“家窟”及其营建》，《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54—58页。
　　[28] 同注27。
　　[29]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24—44页。李冬梅《唐五代归义军与周边民族关系综论》，《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43—53页。
　　[30]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郝春文《晚唐五代宋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1] 参见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
　　[32] 潘玉闪、马世长《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2页。
　　[33] 本节详细请参阅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
　　[34] 姜伯勤《敦煌的“画行”与“画院”》，《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品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 胡素馨《敦煌的粉本和壁画之间的关系》，《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7—443页。另参见沙武田发表于《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第2期、2000年第3、4期敦煌壁画底稿的系列研究论文。
　　[36] 沙武田《SP172与莫高窟五代宋窟顶壁画关系拭论》，《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37—42页。
　　[37] 沙武田《SP76〈维摩诘经变稿〉拭析》，《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20页。
　　[38] 参见郑雨前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