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东千佛洞研究编年述评

1926年

陈万里《西行日记》一书所附录的“官厅调查表”中，有关于安西东千佛洞的最早记载，因该资料最早，也最为珍贵，字数也不多，故抄录于下[1]：

洞在东路布隆吉九十余里共洞十三有塑佛画像者仅六洞

按：表格中阿拉伯数字在原书中是中文数字。

又按：陈万里书中未说明此“官厅调查表”是何时何地抄录的。

1936年

1936年编纂《甘肃通志稿》“金石志·画壁”中关于安西东千佛洞的记载与陈万里《西行日记》一书所附“官厅调查表”中的内容完全相同[2]。

按：陈万里《西行日记》“官厅调查表”中“洞数6‘的“洞高6.2”在此书中为“洞高6.0”，可能是印刷之误。

1945年

1945年张锡祺、崔文成续修的《安西县志》卷4介绍东千佛洞为“接引寺，在县东布隆吉南山，距城一百九十里，清雍正十三年建塑佛像，人多奉祀”，“洞在布隆吉南山距布九十里，共有洞十三处塑像佛画佛像仅六洞”。

按：这段资料引自《文物》1992年第2期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的注文。张宝玺在《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一文中又谓该《安西县志》是1947年续修。

1983年

胡开儒在《东千佛洞走访记》一文中，介绍了于1982年6月与安西县文化馆的人员一同走访东千佛洞的情况，主要记载了在桥子公社听到的有关聂和尚在东千佛洞修行并弘法的传说，介绍了所看到的洞窟概况，概略介绍了现存壁画内容，着重介绍了水月观音图，并从窟形、绘画技法、时代背景等角度作了初步分析[3]

按：这是第一篇全面介绍、分析东千佛洞的文章。

张伯元在《东千佛洞调查简记》一文中首先叙述了调查缘起、东千佛洞的位置与地理环境、洞窟分布及旧窟概况，然后全面、详细披露了第1—8窟的洞窟内容调查情况，最后有简单的综合性分析；附有黑白照片14幅（外景1幅、第2、6、7窟各4幅、第5窟1幅），还附有线描图18幅（东、西崖洞窟位置示意图和每个洞窟的平、剖面示意图）[4]。

按：该文是迄今为止有关东千佛洞的最为全面、详细的记录资料，遗憾的是未记录相关内容的测量数据。

又按：文中所述第7窟方向为“坐东向西”，而实际情况是坐北向南。

又按：文中只有8个洞窟编号，而现在实际情况尚有9个洞窟编号（第9窟可能是后来安西博物馆编）。另外自这次调查至今尚未对其余残窟编号和调查，可谓遗憾。

1984年

甘肃省酒泉地区《酒泉史话》编辑组1984年编印的《酒泉史话》一书中描述了东千佛洞的环境、概况，记述了一个关于聂和尚在东千佛洞修行并弘法的故事，然后介绍了部分壁画内容，并从绘画技法、时代背景等角度作了一些分析[5]。

按：该书是一部通俗读物，文中资料主要源自胡开儒发表在《阳关》1983年第2期的《东千佛洞走访记》一文。

1990年

段文杰在《玄奘取经图研究》一文中，通过对东千佛洞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图和榆林窟第2、3、29窟四幅水月观音图的全面比较研究，认为“东千佛洞水月观音图中的玄奘，不是插曲，而是表现的主题”，并认为这些水月观音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脚本，之所以在安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大量出现，是与当年玄奘经过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违背圣旨，放走玄奘，州吏李昌撕毁牒文，护送玄奘出关等史迹有关[6]。

按：这是第一篇利用东千佛洞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张宝玺在《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一文中介绍东千佛洞概况时首次引用了1936年编纂的《甘肃通志稿》和1947年（1945年？）续修的《安西县志》中有关记载；在论述西夏石窟时，主要从壁画题材角度分析了东千佛洞的情况，并录有第2窟和第5窟中的西夏文供养人榜题诗文，文末附有壁画内容位置分布表[7]。

按：此文是唯一录有东千佛洞西夏文供养人题记译文的文章。

又按：文中指出第2窟供养人服饰与榆林窟西夏第29窟供养人服饰是一致的，是典型的党项人衣冠打扮。

又按：文中叙述“东千佛洞位于安西县东南70多公里长山子北麓”，“70多公里”应改为“90多公里”。

1992年

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在《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一文的基础上，对东千佛洞历史背景、洞窟形制、壁画内容、艺术特点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特别是对第2、5、7窟后甬道的涅槃经变、说法图和第2窟南、北甬道的水月观音图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文中附有第2窟西夏文题记和各类线描、照片等插图计22幅[8]。

按：这是一篇全面探讨安西东千佛洞石窟艺术的文章。

又按：文末注释①⑦抄录有1945年张锡祺、崔文成续修的《安西县志》卷4介绍东千佛洞的内容，但《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一文又谓该县志是1947年续修。

李春元《西夏艺术明珠东千佛洞》介绍东千佛洞“现存23窟，而留有壁画和泥塑造像者仅10窟，其中西夏6窟、元1窟、清3窟。壁画总面积486.7平方米。彩绘佛、道二教壁画290幅，人物1144身，佛、道二教泥塑像46身”，还介绍了第2窟水月观音图、第5窟八塔变、第7窟的接引佛等，并还提及东千佛洞出土的五代千手千眼观音绢画，宋代道教人物宣纸画，西夏文、蒙古文、藏文、汉文经卷残部、佛像图，开凿洞窟使用过的工具、炊具、资助钱粮账簿以及八仙拐杖等文物内容[9]。

按：文中说西夏有6窟，但目前只知有第2、4、5、7窟4个窟，不知还有哪两个窟是西夏窟？

又按：文中说有壁画和造像者有10个窟，但现只知有9个窟。

又按：文中介绍的出土文物非常重要，值得重视

安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西县志》介绍“东千佛洞，又名接引寺，位于县城东南90公里处（在桥子乡以东）”，以及洞窟的分布概况和部分壁画内容等[10]。

按：“90公里”，太具体，事实上没有这么准确。“桥子乡以东”，实际上是桥子乡东南方向。

1994年

安西县文物旅游局、安西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安西胜迹》中介绍“东千佛洞，又名接引寺。据县城98公里，洞窟开凿在长山子北的古河道两岸”，然后概述洞窟内容，着重介绍了第2窟的水月观音图，另外还介绍了在东千佛洞出土的千手千眼观音绢画和八仙拐杖[11]。

按：这是一本全面介绍安西名胜的旅游小册子，内附完整的东千佛洞第2窟、第7窟涅槃变的彩色拼图。

王惠民在《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一文中，首先介绍了东千佛洞的地理环境、洞窟分布状况、相关历史背景，叙及此处还有几十座墓穴窟，然后将第1—8窟内容以总录形式整理刊布[12]。

按：后面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的修订稿一起评论。

1995年

郭宏、段修业《东千佛洞壁画颜料色彩规律及壁画病害治理的研究》一文通过对东千佛洞第2、5、7窟壁画、彩塑颜料及地仗和崖体取样分析，探讨了东千佛洞绘画颜料使用规律，并将东千佛洞颜料与莫高窟同时代颜料进行了比较，还探讨了东千佛洞的壁画病害与治理[13]。

按：这是第一篇从保护角度探讨东千佛洞的文章。

1996年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一书将王惠民曾刊于《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的《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一文修订后收入[14]。

按：王惠民文章中形制部分所述的中心塔柱，在书中全部改为西壁或东壁以及左、右甬道和后甬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改动。但不应将左、右、后甬道放在窟室前部正壁中叙述，应另外放在窟室后部中叙述。

又按：书中左、右甬道等概念模糊，是从观者角度，还是从方向以塑像、壁画为角度，令人费解。

又按：收入书中的修订稿将原文中关于东千佛洞的地理环境等概述内容全部删去，实在可惜。

又按：书中又将原文各窟内容记录中的测量数据全部删去，更是可惜。

又按：文章中记录第5窟“中心塔柱东、西向面各宽1.9米，南、北向面各宽4.0米”，有误，“1.9米”与“4.0米”应互换。

又按：文章与书中关于第7窟的记录“坐东向西”，有误，实际情况是“坐北向南”。

由段文杰主编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0·敦煌西夏元》中，选有东千佛洞壁画计16幅彩色图版（其中第2窟15幅，第5窟1幅），并附有刘玉权撰写的图版说明[15]。

按：该画册所有图版只注明了窟号，均未记录各壁画在窟内的具体位置。

1997年

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画册中选有东千佛洞的彩图49幅（外景1幅，第2窟23幅，第4窟1幅，第5窟9幅，第6窟4幅，第7窟11幅），并在所附论文《甘肃石窟壁画艺术》一文中，用较多的篇幅全面地探讨了东千佛洞的壁画内容，并附有该石窟内容一览表和9幅线描图[16]。

按：本画册是目前所选图版数量最多，探讨也最为全面、深入的有关东千佛洞的资料。遗憾的是未撰写较为详细的图版说明，且图版标题中未记录壁画在洞窟中的具体位置。

1998年

李国在《河西几处中小石窟述论》中记述了东千佛洞第1—8窟的形制、塑像和壁画等情况[17]。

按：与王惠民发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的《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相比，内容较为简略。

1999年

董玉祥在《梵宫艺苑——甘肃石窟寺》一书中简单介绍了东千佛洞的概况，其中主要记述了关于聂和尚在东千佛洞修行并弘法的民间故事，最后特别介绍了第5窟中“佛涅槃图”和“水月观音像”等[18]。

按：该文中介绍“东千佛洞，位于安西县城东南50公里的戈壁深处的山崖岩壁之上”，“50公里”，有误，应是90余公里；“山崖岩壁之上”，也不准确，应提及河床两岸。

又按：关于聂和尚的民间传说，应注明传说出处、来源（前述《酒泉史话》非学术著作，不注出处可以）。

2000年

张宝玺《甘肃安西东千佛洞石窟壁画》画册，用16幅彩图介绍了东千佛洞的壁画艺术（第2窟12幅，第5、6窟各1幅，第7窟2幅），图版标题中无洞窟中的具体位置。另附一短文介绍东千佛洞概况和部分内容[19]。

按：短文中介绍东千佛洞的位置、洞窟编号等都沿袭了以前的说法。

贺世哲在《敦煌壁画中的涅槃经变》一文中，认为敦煌“周边的西千佛洞第9窟，榆林窟第2窟，东千佛洞第2窟与第7窟，肃北五个庙第1窟与另一个未编号窟内均画涅槃经变，共计6铺。这些涅槃经变的共同特点是规模较小，情节简单，艺术平平，可以说是回光返照”。[20]

按：东千佛洞第5窟后甬道东壁还绘有涅槃经变一铺。

又按：未对东千佛洞中的涅槃经变进行研究分析，便一概谓作情节简单、艺术平平、回光返照，未免太武断。张宝玺先生曾分析东千佛洞的“涅槃变，几个主要洞窟中心柱背皆画涅槃变与正壁的说法图（或千佛）适成对应，是刻意要表现好的博大精湛作品。图中释迦右手支颐累双足右胁而卧。身后弟子、诸天举哀，一一悲伤不已。床前孔雀、龟、鹤、人非人、‘四兽’供养。有的还画老年僧人，释迦收容的最后一个弟子须跋陀罗供养；四身各持拍板、腰鼓、横笛、舞者翩翩起舞的伎乐天供养；手持钵昏厥在地的僧人香饭供养。虽然涅槃图形是最常见的图形，这里具有新意”[21]。相较而论，张宝玺先生的具体描述和分析较为客观。

2002年

卢秀文在《中国石窟图文志》中介绍了东千佛洞的概况，并记述了东千佛洞第1—8窟的形制、塑像和壁画等情况[22]。

按：文中资料主要源自张伯元1983年发表在《敦煌研究》创刊号的《东千佛洞调查简记》一文。

2004年

刘永增在《敦煌石窟的吐蕃绘画传统与波罗王朝的艺术风格》一文中，认为尽管印度“波罗王朝的佛教也影响到了西藏，然而从安西东千佛洞第2窟的人物造型和色彩运用上看，这种影响似乎来得更直接。换言之，似乎很少经过西藏地区的过滤而是直接的传入的”。[23]

按：多角度比较研究非常有意义，但安西东千佛洞第2窟中的水月观音图与榆林窟第2、3、29窟中的水月观音图也颇类似，而且窟室后部南甬道北壁绘的菩萨与榆林窟第3窟北壁西侧金刚界曼陀罗供养菩萨几乎完全相同，还有该窟和第5、7窟后甬道具有共同风格的涅槃经变，以及第2窟前甬道南、北两壁的供养人与榆林窟第29窟南壁的供养人服饰相同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同时考虑。（文／胡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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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万里《西行日记》，朴社1926年7月版，第210、211页。
　　[2] 1936年编纂《甘肃通志稿》“金石志·画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29卷第113页，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发行，1990年10月。
　　[3] 胡开儒《东千佛洞走访记》，《阳关》1983年第2期。
　　[4] 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5] 甘肃省酒泉地区《酒泉史话》编辑组《酒泉史话》，1984年9月编印。
　　[6] 段文杰《玄奘取经图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19页。
　　[7] 张宝玺《莫高窟周围中小石窟调查与研究》，《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89-103页。
　　[8] 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
　　[9] 李春元《西夏艺术明珠东千佛洞》，《中国文物报》1992年11月15日第4版。
　　[10] 安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西县志》，知识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10页。
　　[11] 安西县文物旅游局、安西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安西胜迹》，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12] 王惠民《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
　　 [13] 郭宏、段修业《东千佛洞壁画颜料色彩规律及壁画病害治理的研究》，《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14]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5] 段文杰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0·敦煌西夏元》，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16] 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17] 李国《河西几处中小石窟述论》，《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
　　[18] 董玉祥《梵宫艺苑——甘肃石窟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7页。
　　[19] 张宝玺《甘肃安西东千佛洞石窟壁画》，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
　　[20] 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涅槃经变》，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21] 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附文《甘肃石窟壁画艺术》。
　　[22]敦煌研究院编、卢秀文编著《中国石窟图文志》（中），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61页。
　　[23] 敦煌研究院编印《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提要》，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