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僧中素王——震华法师

现代僧中素王——震华法师
　　陈　兵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鉴古可以明今，观往可以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深明这一道理，历代皆设有史官，记载时事，编撰历史，既留下人类活动的雪泥鸿爪，又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借鉴。史官被称为“素王”，足见其作用重要，中国人极其重史的文化传统，自然影响及佛教，自南北朝以来，出现了一类专门致力于教史僧传编写的“史僧”，如梁释慧皎、宝唱，唐释道宣，宋释赞宁、志磐，元释念常、觉岸，明释幻轮等，皆以撰写教史僧传名世，留下了《高僧传》、《比丘尼传》、《续高僧传》、《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等数十种教史类著作，给后人提拱了总结佛教弘传历史经验、景仰古德懿行的宝贵文献。重视教史编撰，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
　　在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中国佛教重史的传统得到发扬，涌现了一些成绩卓著的“史僧”，其中最令人感佩者是震华法师（1909-1947年）。法师俗名唐全心，出生于江苏兴化县贫苦农家，童年失怙，投家乡圆通庵出家，剃度师怀莲志和尚送他入私塾读书，天资颖悟，工诗文，善画兰竹。19岁入镇江超岸寺佛学社，依止宗说兼通的守培法师学习经教。1929年受具戒后入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深造，内外兼学，品学兼优，翌年即升任教师，旋任院长，1938年接任竹林寺住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恢复了业已停办的竹林寺佛学院。1940年应聘任上海玉佛寺住持，五年间，修殿堂，饰佛像，迎请经藏，创办“上海佛学院”，《妙法轮》月刊，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业绩昭著，被推举为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热心支持太虚大师领导的佛教复兴事业，不顾病弱之躯，为太虚领导的“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镇江焦山开办的“僧材训练班”授课，终至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玉佛寺，年仅39岁。
　　震华是一位学者型高僧，自幼雅好文史，文字工夫颇深，自学僧时代起，他便以从事佛教教育与佛学著述为职志，卒业后以佛教史为主攻方向，搜检查阅，编集撰述，十几年如一日，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前后撰有《僧伽护国史》、《续比丘尼传》、《夹山奕叶集》、《兴华佛教通志》、《东渡弘法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清代佛教年鉴》、《泰县佛教志》、《镇江佛教隅志》、《夹山志》、《回龙山志》、《圆通庵志》、《轶事丛考》、《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等佛教史志类著作十余种，另有《历代僧制泛论》、《玉山守培老人传》、《福善仁者仁略》等史论、传记多篇，其在佛教史传方面著述之丰，种类之多，涉及面之广，可谓前无古人，不愧为佛教之马迁，僧界之素王。即在现代中国史学界，震华法师的学术成就，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编撰《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之大部头辞书，倾十余年之力，搜集资料，抄写剪贴，校正考覆，其精勤辛劳，足令学人敬佩。此外，震华法师还有《兴化方外诗征》、《佛教纲要》、《比丘尼创作集》、《表彰集》、《碧岩吟稿》、《佛教经济十二门论》等著作，震华法师在短短十几年的工作时间里，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资料、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以一病弱出家儿之力，于住持、教学、课诵之余，贡献出学界一般专职研究人员集数人之力毕生工作才能拿得出的文字成果，可谓天下奇事一桩。他的天资固非寻常，然而使他能成就如此奇事者，大概全在弘法悲愿的巨大动力激发出的精进不息、勤奋异常。
　　生当佛教转型时代，全身心投入佛教复兴运动的震华法师，并非为治史而治史或为个人爱好而治佛史的书斋式学者僧。他的治佛教史，多紧扣佛教现实，引史鉴今，有着明显的现实目的，融贯着发扬优秀传统、改革朽腐、针治时弊、改变社会对佛教误解的佛教复兴思想。他的其它论著，亦多如此。
　　《续比丘尼传》是震华法师最早着手编写的僧传，此书之作，明显出于回应女权运动潮流、促进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旨在提高尼众地位，振作尼众精神。尼众为僧界之“半边天”，长期以来，受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影响，尼众在教内外备受压抑，纵有高行懿德，亦多湮没不闻。自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四卷为东晋讫梁的65位高尼作传后，千余年来无人续作，反映出佛教界受封建思想习气影响而轻视尼众的状况。震华法师当是有感于此，决心续写比丘尼传，历时八九年完成，凡六卷，按时间顺序，收自梁至民国1400余年间高尼传200篇，附见47人，并为当时尚健在的两位比丘尼立传。是书内容丰富，收录了大量高德尼僧的事迹、寺刹名胜轶闻和尼众创作的诗词多首，文笔雄健简洁，事迹可靠有据，是研究中国佛教史、文化史、妇女史、文学史的重要资料。而其撰写，遭逢磨难，备历辛勤；经三年工作，书稿于1932年垂成，不意遇日寇犯沪，书稿在战乱中遗失，“前功尽弃，徒劳剔抉之勤，兵火无情，善缘多阻”（《续比丘尼传序》），其痛惜之情，可以想见。震华法师决心从头做起，他四处发信，借阅、搜集资料，又历时七年，终于再成全稿，于1942年刊刻问世。
　　震华法师最早出版的《僧伽护国史》（1934年），则是针对僧界隐遁山林、不问世事的风习，提倡僧人爱国参政，改变世人认僧尼“消极避世”的陈见。这本长达120余页的史论，解答了关于僧伽是否应该护国、是否真的护国等疑问，认为“僧伽为国民一分子，既受国家的保护，对于爱护国家的义务，自亦不能例外。”书中以经律所载佛陀热爱祖国，关心政治的言传身教为榜样，以教史僧传所载大量史实，说明爱国护国乃僧伽一贯的优良传统。历代僧伽表现出的护国行动，有积极的、消极的、急进的、稳健的、理论的、实践的、间接的种种不同，或革君的，或参政权，或捐款募军，或剿匪杀敌，表现出仁、智、义、勇、忠、直之精神品格，本之于菩萨道慈悲利生、报答四恩的理念。即弘宗演教，讲经说法，教化人们自净其意，向善向上，也起着安定社会、庄严国土的现实作用，又何尝不是护国？就此而言，历代高僧传，应当作僧伽护国史来读。
　　在《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一文中，震华法师系统论述了佛教、僧伽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阐明佛教虽然超越政治，超脱于权位荣利之外，而关注政治，有自家的政治思想；佛教的教化可以补助政治不及边远、易涉烦苛、不免贪污、疏于感化、时常变更等缺陷，能深入民心，无远不逮，“不倡乱而止乱，不滋事而息事”；古来佛门大德，有帮助生产、开发交通、利济行旅、翊赞教育、解除疾病、赡恤灾荒等政治上急切待举之业绩。他主张“僧徒站在国民立场，注意本身之民事，自属应有权益”；“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亦可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号召僧人爱国参政，“绝不能以方自外，更不能以国自外，而忘其身为轩辕氏之苗裔也！”此文发表于抗战期间，有号召佛教徒爱国救国、投于抗战的用意。
　　抗战期间，震华法师还撰写了《入华求法高僧传》、《东渡弘法高僧传》二书。前者搜集日本历代入华求法的高僧传记，编为一册，后者是中国历代赴东瀛弘法的高僧传记。此二书的用意非常明显；提醒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提醒日本人民、日本广大佛教徒，重温中日两国悠久的友好交流史，铭记中国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哺乳之恩，以友情泯灭杀心，止息侵略暴行，可惜二书当时未能印行。
　　震华法师的另一大作《清代佛教年鉴》，也是具有现实意义、具开拓性的作品。清代是中国佛教衰落期，清代佛教与近现代佛教关系最为直接。清代佛教的沉疴，乃近现代佛教振兴的大障，研究、总结佛教在清代衰迈的原因和清代佛教的种种弊病，对革除佛教积弊，促进佛教知识近现代社会而实现转型，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年鉴》按年代缕列出清代佛教的历程，为近现代佛教革新提供了一面镜子。
　　从震华法师的业行和著述看，他是一位思想先进、赤心热肠，才华横溢的现代新型高僧，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而他在生活方面仍然保持传统僧伽的衲子本色，身居十里洋场而一尘不染，粗衣淡饭，俭朴自奉。“正企佛氏为金栋，忽向莲邦重玉旌。”（守培法师悼震华法师诗）“法弱魔强已固然，有才无命倍堪怜！”（濮一乘悼震华法师诗）纪念震华法师，我们对他的勤奋、热心、才艺和辉煌业绩，不能不由衷敬仰，对他的英年早逝，不能不再三惋惜悲叹！
　　在佛教史研究方面，震华法师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留下了一种珍贵的启迪。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在今日的学术界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与佛教和社会的需要相比，仍显落后，海峡两岸的学界教界，至今尚拿不出一部篇幅适中、内容丰富、持论公允、有思想深度，可作为佛学院校教科书的中国佛教史；太虚大师、震华法师等所关注的佛教积弊的反省批判，在今日仍显必要，然并无多少人投入；为研究而研究者多，从佛教现实需要出发而研究者太少。佛教界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尤显薄弱，何云所著“应当重视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一文（见《法音》1999年第7期页33）理当受到重视。培养出一批象震华法师那样从现实需要出发，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研究佛教史的僧俗学者，是新世纪对中国佛教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