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的用处:禅与现代生活

禅学的用处:禅与现代生活
　　在说禅学有什么用处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的中国历史到底有哪些重大的改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转型期，160多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先是洋务派人物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名，引入西方科学技术，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至“五四”时期，又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决裂。其后，“救亡压倒启蒙”，各路精英人物，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树欲静而风不止。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小资、大款、中产阶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之，近代以来，中国人被时代的浪潮推搡着，马不停蹄地往前走，人生盲目而困惑。
　　历史不再平静，昔日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中国已经不再可寻，代之而来的，是与现代都市综合症相联系的、极其紧张和压力极大的生存状态，远古的明月虽然还高高挂在天空，而大地山川面貌已改，春夏秋冬，时光如流水，流去了便不再回头；地有改动变迁，历史像白云苍狗；人有生老病死，新人替旧人，一代复一代，重复着重重的人生苦难；中国人记忆之中昔日的牧童吹箫暮蔼里，浣妇捶衣山溪旁之缓慢、悠闲、抒情的田园生活，早已被今日的城市人如蚂蚁，楼群密似森林，时钟好似催命鬼，来去匆匆心不宁的现代生活所代替。我们不妨到现代社会中最有典型代表性的大都市的一个人家中去，从“钥匙孔”中，看看当代人“上班一族”的生活状态罢。
　　时光正是清晨，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满城明亮的路灯，在曙光中渐渐显得暗淡，城市喧闹紧张的一天开始了。街道是无数高高低低的楼房山脉之间的川谷，楼房虽然有新有旧，有高有低，但面貌大体是相似的:外形像竖起的火柴盒，总是呈长方或扁方形，内部结构则像养蜂人做的蜂箱，一层迭一层，每一层，都有许多的房间，每一个房间在四面墙壁之间，都住满了人——现代都市人，但时代已不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中远古时代，几乎所有的门窗和阳台全部清一色地安上了铁栏杆，看上去像是监狱，又像是养鸟人的鸟笼，你、我、他——现代的都市居民们，便是生活在这样由四堵墙，上下两层水泥板和许多铁栅栏所构成的“鸟笼”里。赶着要去上班的男主人，正拎起包，急急忙忙出门赶车，但所有的街道总是挤满了甲壳虫式的小汽车，今天偏偏又是长时间的大堵车，看来又要迟到了，领导自己有专车，他不会迟到，所以他有权力骂人，公司近来频频出事，领导有理由脾气不好，看来挨骂在所难免，这一天又不会好过，一紧张，心脏又不舒服了……这仅仅是一个普通现代都市人最普通的一天。
　　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给所有人一重又一重的压力，在单位上不顺心，在路上、在商店里、在家庭中，积压心里的无名火，如同危险的易燃气体，偶尔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大大小小的爆炸，这种爆炸，既炸毁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炸毁了一个个本可以是幸福的家庭，乃至炸毁了本应该是和平宁静的社会环境……人们始终搞不清楚:“我为什么要生气？”“生气能解决什么问题？生气有什么好处？”
　　现代都市，人人生活得这般紧张，那般压抑，人们已经不再像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忙碌和忙乱活着，凭着时钟的三根指针的指示活着……这一切，问题出在大家越生活越不明了:“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生活？”
　　似乎，人和人之间缺少必要的善意……这一切，根源在于不明白“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
　　人人都希望有一个和谐而幸福的家庭，一个和谐而宁静的工作单位或工作环境，但生存压力使人际的善意和耐心越来越小，每个人承受的生存压力于是越来越大，面对压力，西方科学无能为力，最新的科技电脑和网络无能为力，法律条文无能为力，而“道德法庭”纵然有，也只能判断事故发生后的是非，而不能消弭事故的原因。
　　那么，解决这个如同拯救地球、消除环境污染一样的宏观难题的出路在哪里呢？世界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转向了历久弥新的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
　　如同环境工作者们提出“只有一个地球”一样，我们是否可以套用说:“只有一个天堂”——那就是使我们生存的每一寸空间，和每一寸空间的每一段最微小的时间，都充满和谐和快乐，而不是人人互为囚笼的地狱。这等于问:有没有办法使被污染的河水或湖水重新变得洁净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方法得当。
　　这“方法”之一，便是国学中的中华禅学:一种使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变得宁静和和谐的中国传统智慧。
　　禅即“禅那”，乃梵文之汉语音译，意为“静虑”或“思维修”。其修持方法，叫做“心注一境，正审思虑”；而自释迦牟尼座下“教外别传”之第二十八代传人菩提达摩，五传而至惠能时，才正式形成今天我们所说“中华禅宗”，成为与“教”和“律”“三足鼎立”之势而区别于后二者；又成为整个世界佛教“显宗”、“禅宗”、“密宗”三宗中别出心裁的一宗。
　　显宗诸教(例如净土宗、华法宗)之外部特点在于“显”，即有形，显而易见，易学，譬如通常所说之“相标形、经标口、塔标义(佛像、佛经、佛塔分别代表佛陀的形象、语言、意义)”；而禅宗则不求“显”，禅的修习处，一般叫“禅院”(也有叫“禅寺”的)，通常不注重对“相、经、塔”之类有形之物的崇拜(其极端者，甚至“呵祖燃佛”、“念经漱口”，人称之为“狂禅”，笔者以为不甚可取)；而密宗，则重在“密”，即“身、口、意三密”，僧众按其戒律修持，多向其“然”(修持方法)，而不大向其“所以然”(修持方法的来由)；而禅宗跟密宗的区别，是不重其“然”，而重其“所以然”，即禅宗公案中所谓“打破沙锅问到底”、“一字不明，死不瞑目”。
　　要而言之，禅宗即“心宗”，重在“心”的“虑”与“修”，而不拘形迹，不重外表形式，因而，它与佛教教义深处求“空”的宗旨更吻合，与黄老之学的“无”的要义更暗合，“空”与“无”的深刻结合，使禅宗较诸另外二者，更具哲学深度，因之，禅宗于近当代，渐渐风靡欧美，实在与西方人的哲学偏爱不无关系。
　　东西方在哲学和科学上，三千年来走了两条很不相同的道路:东方人(如印度及中国)较重视经验的、感性的和宏观的把握，如中国人诊病，于“望、问、闻”之外，主要靠三个指头对病人腕上脉搏跳动形态的把握，千万种不同的病的区别，便由这三个指头所感觉到的印象来下结论；中药没有“化学分析”，其起源是“神农尝百草”，依服用后之感受和结果来判断它的效用；中国水墨画的“笔含众书”、“墨分五色”，凭的也是大量经验积累之结果。
　　与此相反，西方近代科学的形成，是建立在实验的、理性的、分割的把握之上:诊病用仪器、用药定量分析，西洋油画讲透视、人体解剖、光影对比，色彩分析，即是尽量精确又精确、细微又细微。
　　然则，随着西方科学的发达，他们在分析、实验、精确、细微于方面是较诸东方先进的，而分析和实验精确细微到极致之后，便矛盾了，甚至无路可走了。于是，寻求一种对实用科学之外或之上的对世界、对人生之感性的、经验的、整体和宏观的把握之愿望，促使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许多精英人物，将其探求深一层真理或奥秘的目光，渐渐移向了东方的禅学。
　　此外，西方近代科学在工具和方法上的发达，造成了许多问题:对天地自然的过度索取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灾难；过度的城市化、人口集中带来了人的心灵的抑闷；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短视主义和“碎片哲学”的昌盛，产生了灵魂的无助与精神的迷失，因此种“哲学的贫困”，西方人亦顿时有悟:一种涵盖了人类和天地自然的终极真理的大智慧，应当到东方去寻找。
　　上述科学和哲学两界不约而同“东寻”之结果，终于寻觅到那个高翔于人类精神天空之上、那个可以用于统领被他们割裂了的世界和被切碎了的灵魂、那个种籽产于古印度、花叶盛开却在千年前的中国、果子播撒到近代日本的被叫做“禅”或“禅宗”或“禅学”的东西。
　　禅在它产生千余年之后，终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智慧果。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