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早期佛教木刻艺术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11～13世纪西藏西部地区及相邻地区木雕的研究，对其艺术风格、源流演变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这批作品是当地融合了印度西北部和克什米尔艺术之后创造出的杰作，这些作品对古格王朝时期的木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西藏西部；木雕；克什米尔；古格；印度河上游
　　［中国图书分类号］J3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3－115－06
　　在西喜马拉雅地区，①大多数的中世纪庙宇（10～14世纪）都以木刻、木雕作为装饰的一部分。每个地方的木刻各不相同，从柱头简单的涡形花纹到门框上精美的雕像，风格各异。此外，在这些地方还发现有独立的木刻雕塑和浮雕。这些木雕，尤其是发现于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佛教遗址的木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早在本世纪早期，杜齐（Giuseppe Tucci）对此已有记录（Tucci，1935，pp．89－90；1973，pp．92－93）。然而，自从西藏自治区西部的托林寺（Tholing）色康（Serkhang）神殿的木门（Tucci，1973，图136：Klimburg-Salter，1988，图1－3）、神湖（Manasarowar，TAR）以南的普兰县（Purang）科加（Kojarnath）寺木门（Tucci，Santi e Brigand nel Tibet Ignoto，Milan，1937）、拉达克地区（Ladakh）的阿奇（Alchi）寺木门雕刻（Tucci，1973，图133－35，138＜但这里错误地归属为洛札布让Tsaparang＞，139）以及少量其他的浮雕、雕像被公开后，就极少有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木刻被公开了。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佛教木刻已被证实是属于普兰——古格（Purang－Guge）王朝（指在西喜马拉雅地区）。这个王朝在10～12世纪统治着阿里（Ngari）地区、斯丕特（Spiti）河谷地区以及金脑尔（Kinnaur）上游（均属于如今的himachal pradesh地区）。据一位藏中部落首领的后裔称，在意希沃（Yesheo）王以及他伟大的侄子强曲沃（Changchub ＜Byangchub-’od＞）大力支持下，佛教在普兰——古格王朝曾一度兴旺。这个地区的大多数早期佛教寺庙都是他们和当时声名显赫的喇嘛以及大译师仁钦桑布（Rinchen Zangpo）一同建立的。在西藏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正好处于佛教传播的第二次
　　高峰期（普兰——古格王朝的史实请参看Klimburg－Salter的“A Decorated Prajnaparamita Manuscript from Poo’．”Orientations，1994年7月，54～60页）。
　　本文旨在介绍近期在金脑尔和斯丕特各处发现的相似的佛教木刻。②其中有一处发现于金脑尔中部瑞巴（Ribba）村的木刻十分引人注目。寺中的建筑是一种小而独特的单房屋结构，名为“Lotsaba lhakhang”（意为翻译者的神殿）。此名来源于仁钦桑布，但是这座寺庙显然早于普兰——古格王朝。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应该对上述的木刻和在拉达克发现的木刻，包括那些在阿奇寺发现的木刻以及相关的古迹进行分别的研究。
　　如今托林寺色康大殿的木刻雕门已被损毁，而科加寺大殿的木刻雕门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得以保存下来（图一，图二）。由于普兰——古格王朝的相关资料有限，大家普遍认为这两座木门在10纪末意希沃修建这两座寺庙时便已存在了。因此在本文中，这些木刻门雕就成为鉴定这些相似的木刻年代的关键。
　　在金脑尔地区上游的昌波（Chango）村西北数公里以外有一个名为夏卡尔（Shalkhar）的村庄。这里有一些独特、至今尚不知年代的木刻。弗兰克（A．H．Franke，1914，P．35）称这个村庄为Kyahar。他提到当地传统上认为那里的寺庙是与仁钦桑布有关的。遗憾的是他无法亲眼看到这些木刻。这座寺庙在1975年的一次地震中被摧毁，只遗留下少量的雕刻品和手稿，提醒世人这里曾是多么繁华的佛教中心。然而，其中的一个木刻柱头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至今仍在重建的寺中使用。柱头的侧面雕刻的是狮子站在大象头上，正面则是观音（Avalokitesvara）像以及据推测可能是jambhala的佛像。观音像被置于莲花座中，而jambhala则被一种花纹所环绕。这种花纹是两个圆柱支撑的拱门图案，与在瑞巴村洛札巴拉康（Lotsaba lhakhang）门框上发现的坐像周围的图案很类似。拱门的顶点是一种类似于凉亭顶部的花纹，雕刻着近似水平的横条。这种拱门结构与塔波（Tabo）寺两处著名的木刻极其类似，都有一座佛像立于其中（Francke，p1．XVIII；Tucci，1935，p1．XLVI and XLVII；1973，p1．129）。塔波寺地处斯丕特河谷流域，仁钦桑布在传记中提到这是他建立的21处次要的建筑之一。此外，塔波寺的木刻在拱门的顶部有以飞鸟装饰的三角形图案。另一方面，这位作者认为在该地区没有与观音坐莲图类似的佛教艺术。这种处于柱端的图案倒是与5～7世纪印度阿旃托（Ajanta）和埃罗拉（Ellora）地区的石窟艺术很相似，只是莲花花瓣稍有不同。
　　这些雕于柱头的佛像刻工精细，栩栩如生。尤其上述那尊观音像，更是惟妙惟肖。他的左臂撑在膝盖上，手中携一支莲花，而右臂上曲，手掌内翻。其身体右侧的莲花似乎与身体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却很好地填补了图案的空白处。Jambhala则是头戴金冠，饰以月形图案以及花结和流苏，腰着缠布，脚穿及膝靴。他大腹便便以致褶皱丛生，以极其舒服的姿态坐在捆有绳索的软垫上。他左手持的猫鼬已遭损坏，正因如此难以确定他是否是Jambhala。此外，他右手持柠檬的方式也不同寻常，使得他的身份更难确定了。
　　在塔波寺还发现有与夏卡尔相似的富于表现的塑像。其中有一幅保存比较完整的菩萨雕像，身处花环中，雕刻于一块精致的木门残片上（图4；亦可参看Klimburg－Salter，1994，p．38，图15）。在塔波寺的Maitreya殿损毁严重的门框上，生动活泼的雕像仍隐约可见（见Tucci，1935，p1．LXII，图像隐约可辨）。
　　在纽约的Kronos收藏馆有一处雕刻品与夏卡尔和塔波寺的木刻很相似。这处精美的雕刻描绘的是八臂度母（Ashtamahabhay Tara）立于类似塔波寺木刻的拱门内（参看Lener，p．80，NO．29；Pal，1989［b］，p．121，图7）。而作为装饰的三角形山墙似乎比塔波寺的更为精致。雕像底部的Atlantean像与克什米尔地区的铜像有着明显的相似。
　　瑞巴的寺庙在修复后保持了洛札巴拉康原有的风格，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建筑群。原有的神殿是四方形的木结构建筑，四周有环形走廊。如今殿内的木质结构虽由于风雨的侵蚀已维修过多次，但却尽量保持了原有的风格。笔者曾多次参观过维修现场。
　　殿内的木刻雕饰，尤其是门框的雕饰，是确定这座寺庙年代的关键。然而整个建筑的正面，包括木框上都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石灰（1厘米以上）。因此只能根据雕刻的深浅来辨别图案。这样研究只能局限于图案、建筑结构以及考虑一些雕刻风格的因素。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引起世人的关注，从而推动这座独特庙宇的清理和修复工作。
　　巨大的木质门框和东面的围墙是殿内最为精妙的部分。但本文不会对门框的每个精妙部分都进行详述，而只是讨论一些与其他木刻品相比较的雕饰和建筑结构，及对寺庙的年代做出推测。门边框饰有雕刻极深的海螺状花纹，配以零星散布的小花朵。而在普兰的科加寺的门框上也有类似的花纹，只是更为复杂、精巧，图案也不是螺状花纹，而是插有吉祥物的花瓶。瑞巴的门柱正中嵌有雕刻精美的木柱，上面排列着六尊大小相间的佛像。每尊佛像都立于双层宝顶的拱门结构中，上层宝顶立有一只青鸟，并雕有一尊小尖塔。这种拱门结构可与8世纪中期克什米尔地区Martand寺的太阳神殿里的一些雕饰相媲美了（参看Meister et al． Fig． 717；Fisher,1989［a］，p．34，fig．6）。此外在克什米尔一些后伊斯兰化（laterpre－islamic）的古迹中也发现有类似的图案，只是在细节部分稍有不同。而在上面提到的Kronos收藏馆中也有相同的图案。图6中的佛像衣着是典型的笈多王朝（Gupta）风格，而从手臂上垂下的厚重的衣袖又是典型的克什米尔地区后期笈多王朝（post－Gupta）雕像的风格。匀称、流畅的躯体和优雅的姿态给佛像一种庄严之美。总的来说，佛像与9世纪中期克什米尔地区Avantipur的雕像在风格上有着相近之处（Fisher，1989［b］，fig． 7～9）。
　　门楣的上镶边雕刻的是五尊观音（Jinas）像，以及相间其中的神像或是菩萨坐像。菩萨盘腿坐着，呈讨论或献礼的手势（见图7a）。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正中的那尊观音像——从传道的手势（dharmachakramudra）可判断出其身份可能是Vairochana——他是头戴金冠，饰有珠宝的。图7b是另一尊已磨损的像。他衣衫仍清晰可辨，从左肩划过坚实的身躯搭下来，而其面部表情也隐约可辨。不同寻常的是，这尊观音像的头发呈束状垂至肩膀。此外，作为陪衬的神像或菩萨像在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地区是极罕见的。笔者只在Miracle of Shravasti石碑上的犍陀罗（Gandharan）塑像，以及古印度西北——如巴米扬（Bamiyan，今阿富汗境内）的一些古迹见过。门楣的下镶边的两侧有两尊女神像。她们面朝中间，头戴高冠，身披很长的披肩，戴着长到脚踩的花环（mala）。在她们下面则是一尊小的施主像，同样是面朝中间。镶边中部的立像损毁情况较为严重：头部被破坏，小腿的部分亦被损坏。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就是门楣上用以装饰佛像的边框。这与嵌入式门柱上那种人字顶的克什米尔式的边框不一样（参看图6b）。环绕四尊观音像的是一种双柱支撑的三层拱门结构。拱顶是三层呈阶梯状的平台，顶部饰以名为amalaka的环状物。环绕两尊女神像和Vairochana像的边框与上述基本上相同，只是雕刻得更为深些。而这种建筑结构最为复杂的形式则是图7c中立像的边框了。这种三维结构与Shikhara式宝塔很类似。它有七层梯形平台，以及一个amalaka饰于顶端。此外还有两个较小的amalaka饰于两旁，象征两座较小的副塔。
　　如上所述，瑞巴的洛札巴殿门框在雕刻风格上还保留有8～9世纪克什米尔传统艺术风格的一些特点。至于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盘腿坐着的神像或菩萨，他们的发式，那些施主飞舞的apsaras以及夏卡尔式的边框，都与克什米尔无关，而是此地所独有的风格。当然这些特点也与其他地区有一定联系。夏卡尔式的建筑风格以及佛像发式与下游的山脉和印度平原的后期笈多王朝艺术有关，而坐着的神像或菩萨则与古印度西北部边远地区的艺术有关。
　　虽然当地认为这座寺庙是与塔波寺以及夏卡尔寺同时期的（即仁钦桑布时期），我们仍应考虑到门框的一些特征是属于更早时期的。即使有人可以将这种时间差解释为，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部的艺术传入这个偏远的地区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发现上述木刻距今最晚的也是在9世纪中叶，而且寺中雕刻品的很多特色也未再出现于古格——普兰王朝的其他艺术中。据推测这座寺庙的年代应不晚于10世纪早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判断这是喜马偕尔邦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古迹，是当地在融合了印度西北部和克什米尔艺术之后创造出的杰作。至于雕像上不同寻常之处，例如垂下的发束，则可解释成当地的风俗。不管怎样，这座寺庙保存了一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和此前在喜马偕尔邦地区不为人知的建筑艺术，也证明了佛教在普兰——古格王朝建立之前这种艺术就已在本地区存在了。此外，它还体现了金脑尔地区的木刻传统。后来此地区的佛教古迹正是建立在这种传统之上的。
　　就上述对瑞巴木刻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应将在科加、托林、夏卡尔以及塔波寺的浮雕与之分别研究。在将瑞巴木刻的一些特点与科加寺相比较后，例如门框上成行的螺状花纹（参看图2）以及门楣上立像边框顶上的amalaka（参看图1），我们可以得知的科加寺的门框是上述寺庙中最早的。由此可以确定科加寺应是在10世纪晚期建立的。而托林寺的门雕与瑞巴木刻并无相同之处，倒是与塔波寺以及夏卡尔寺的木刻很是类似。因此我们推断出这些寺庙的建立应该稍晚一些，应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
　　科加寺的木刻雕像与稍晚期的塔波寺和夏卡尔寺的雕像都被塑造成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姿态。这种新的艺术风格应来自于克什米尔艺术家的影响。这在仁钦桑布的传记中有所记载。然而，这只是种猜测，若要得以证实，只有借助对金属雕像的化学分析，或是有更多壁画、铜像在该地区被发现。
　　在瑞巴，有一座离洛札巴拉康不远的寺庙。寺中有一尊独立的神像，如今这座寺庙被称为多嘎寺（Durga，参见图8）。佛像用焦油涂成黑色，只能从头上的金冠进行辨认。在这座寺庙中还发现一对与洛札巴拉康相同发式的garudas，以及一座佛塔的残片，从而证实了这座寺庙的佛教根源。多嘎寺在1993年重修过，当时正是笔者第一次到瑞巴，从而拍下了这些照片。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对佛像作详细的研究，只记得佛像由一个巨大的木质曼荼罗所环绕，上面还雕刻有精美的由蔓藤环绕的马蹄形镶条。这与克什米尔地区Shrinagar的Shri Pratap Singh博物馆中的金属框很相似（参看Pal，1989［a］，图14和15），只是与之相比更为粗糙一些（1931年，这座金属框发现于克什米尔河谷南部的Devsar）。
　　金脑尔河谷上游的洛巴（Ropa；Rodpag）的一座寺庙里有两尊佛像，其特征与普兰——古格王朝的木刻艺术不太相符，而且某些证据表明似乎要比普兰——古格王朝稍早些（图10；参看金伯格·索特［Klimburg-Salter］，1994，PP．71～73，图57～59）。它们与9世纪中叶及稍后的克什米尔雕像有着某种联系，从而证明了它们是属于10世纪的。虽然它们身上的油彩绘制得很粗糙，还落满灰尘，但是其精美的雕刻工艺仍令人叹为观止。上面我们曾提到瑞巴的洛札巴拉康的佛教艺术早于普兰——古格王朝，这项结论正是这两尊佛像早于普兰——古格王朝的最好证明。遗憾的是其历史背景仍模糊不清。
　　在金脑尔上游的普村有一尊11世纪早期的雕像更是令人称绝。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雕像上厚厚的、粗糙的油彩使我们差点忽视了这尊真人大小的佛像。佛像由一整块木头雕成，高约两米（包括基座）。很明显，它是同类雕像中最高的。这尊佛像立于释迦牟尼（Shakyamuni）泥塑像的右边，其左边是一尊小的、蓝色的菩萨像。中间的祭坛上则是释迦牟尼的信徒们。
　　虽然这尊造像没有如Sadhanamaia所述是坐在孔雀上，但是我们仍可辨认他是观音菩萨的一种形态（Vajradharma—Avalokiteshvara）。他以一种十分悠闲的姿态（trivbhanga）站立着，左手持一枝莲花放于腰际，右手则手拈花瓣（参看De Mallmann，p．108）。Vajradharma头戴四角金冠，每一面都雕有一尊Jinas像，而第四角则低于发髻（参看图lla）。在Sahdhanamaia对这种造像的描述中是头戴五角金冠，而这里的四角金冠则没有本应在后面的第五面。据推测正面的佛像应是阿弥陀佛（Amitabha），而中间那面上的Vairochana仍清晰可辨，左侧则是一位菩萨把右手放在膝盖上。金冠的四周饰有圆花状饰物，打着花结的流苏垂至手臂，而编成股状的头发则垂至肩膀。佛像面如满月，鼻挺而大，下颌厚重。除了金冠，佛像身上的其他饰品也是华丽精致：三只耳饰，上臂下臂各有两个手镯，以及三条项链。而腰布则在尾端用华丽的饰品束上一个结（图11b）。一条帛带垂至脚踩，腿的两侧则饰有长长的飘带，飘带尾端饰有精美图案。
　　在这座寺庙里还发现属于Vajradharma像的残片。与上述的Vajradharma像不同，这尊施主像并没有被重新油漆过。雕像身着长而贴身的长袍（原本是漆成红色的）和简单的佩带。他长有胡须，持着有五颗蓓蕾的嫩芽，或是有五片绿叶的花朵。举起的右手和垂下的左手都持有一串念珠。这种施主像的手势及胡须与9世纪中叶克什米尔地区的雕像有着共同之处，但并非共同的来源（参看费舍尔［Fisher］，1989［b］，p．108，图3；pal，1989［a］，p．93，图20）。飘带的尾部证实了这座雕像是Vajradharma像的一部分，而在图llb中的莲台上还有施主像的一只脚。
　　令人赞叹的是在洛巴有一座小的Vajradharma木刻雕像与普村的极其相似。除了洛巴的这尊雕像是坐着的，其他细节与普村的雕像完全一致。相似的面貌以及一些粗糙的细节说明这尊雕像是当地对普村神像的完美变形。鉴于普村的Vajradharma木刻雕像保有普兰——古格王朝的所有艺术特点和风格，例如第二对耳环戴在耳朵顶部，金冠中间夸张的部分（见图lla），以及从头顶垂下的发辫，我们可以推断出它应不晚于11世纪中期。
　　除了上述的木刻艺术品外，还有一些早期的佛教木刻艺术品也是相当精美。其中有来自喜马偕尔邦拉胡尔（Lahaul）的觉（Johling）寺的阿弥陀佛（Amitabha），现存于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参看金伯格·索特［Klimburg—Salter］，1982，p1．85；1994，图30）。另一尊来自这座寺庙的佛像现存于喜
　　马偕尔邦的Chamba博物馆。其余的雕像现存于金脑尔上游Charang的Rangrigtse寺。到达这座寺庙需沿着萨特累季河谷（Sutlej）走35公里。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办到的。Charang唯一公开的佛像（Singh，图117）与塔波寺11世纪中叶的壁画上的一位菩萨很是相似。Charang的其它雕像可在Singh查看到，而且很快就会被公开（’Rangrig rtse：An early Buddhist Temple in Kinnaur一Western Himalayas'，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Seggau，1995，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forthcoming）。
　　在所有提及的独立雕像中，瑞巴的多嘎村木雕刻（见图8）以及洛巴的雕像是最早的，其余的应属于11世纪。然而鉴于它们在风格上的差异，以及笔者并未亲眼见到所有的佛像，本文就不再详细推断它们的年代了。
　　当然，用木刻装饰寺庙并非佛教独有。但令人惊奇的是在海拔如此之高，干冷得不适宜树木生长的地方发现如此之多的木雕刻品。
　　Chamba的Bharmaur和CHatradi在8至9世纪时就有了木质结构的印度教寺庙（参看Postel et al．，图84～90）。还有科努（Kul1u）地区嘎金村（Gajan）的雕像都表明在佛教木刻存在以前，喜马偕尔邦地区便已有木刻传统存在了。但不同于具有后期笈多艺术传统的早期印度教古迹，佛教木刻还体现了受克什米尔地区的影响的独特风格。
　　瑞巴的洛札巴拉康是喜马偕尔邦地区现存最早的佛教古迹。寺中的木刻驳斥了这一理论——稍后此地区的佛教木刻艺术完全受克什米尔文化的影响。受到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平原文化的双重影响，金脑尔地区在普兰——古格王朝之前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流派。这种艺术流派对研究稍后普兰——古格王朝的佛教木雕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洛札巴拉康以及洛巴的神像证实了在普兰——古格王朝之前，金脑尔及克什米尔地区就有了文化联系，这在之前是不为人知的。
　　（译自Orientations，June，1996，因篇幅所限，文中插图皆略去——译者） ［责任编辑　德吉卓玛］
　　注释：
　　①本文中的西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指与目前我国西藏西部地区以及与之相毗邻的印占“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地区——译者注。
　　②本文作者克里斯汀·罗扎尼茨（Chrisitian Luczanits）是奥地利西藏学院以及维也纳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成员。本文是由奥地利Forderung der wissenschaftlishen Forschung基金赞助的一个研究项目的调查报告。在这个项目的赞助下，每年有一次研究考察。1991年和1994年到洛巴，1993年到科加寺1993年和1994年到瑞巴，其他地方则于1994年进行过考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