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时代日本的佛教与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

镰仓时代日本的佛教与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
　　在镰仓时代的日本，佛教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并且，在原来外国（主要是中国）传入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下面，简单的谈一下镰仓时代日本的佛教几个主要的派别。
　　一、净土宗与净土真宗
　　镰仓中后期，在战乱频繁、社会关系激变中更加走向没落的京都贵族中间，充满了对“末世来临”的畏惧和寻求解脱的苦闷。广大农民在坚持反抗封建领主的现实斗争的同时，其中不少人也对来世抱有幻想。正适应这种思想要求，僧人法然(即源空和尚，公元1133年—公元1212年)发展了前代以来流传已久的佛教净土思想，并使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派，即净土宗（与中国的净土宗不完全相同）。他的净土宗主要思想是告诉人们，任何人在佛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有人只要“专修念佛”，即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真经，依靠佛力就能“往生极乐”——“他力本愿”，而不必再去搞那些为特权阶级所专用的建寺、造佛、念经等繁琐的宗教仪式。
　　在法然之后，他的弟子亲驾(公元1173年—公元1262年)在净土宗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亲驾生活在东国(关东地方)农村达20年之久，对东国农民中那些在佛教看来从事“杀生”因而有严重“罪恶”的东国渔民、猎人的疾苦有较深的了解并寄以很大的同情。于是他在“往生极乐”问题上针对其师傅法然的“善人正机说”(法然语：“恶人尚且往生，况善人耶”)，而更进一步的提出了“恶人正机说”(亲驾语：“善人尚且往生，况恶人耶”)，意思是说，被封建统治阶级和佛教诬为“恶人”的劳动群众才是最容易进入“极乐”境地的人们。他较为彻底地排除了佛教中一切所谓的清规戒律，认为人们即使不出家，不素食，过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只要诚心念佛，那么依靠佛力也能“往生”，从而又在净土宗的基础上开创了净土真宗(即一向宗，简称真言)的教义。净土真宗是广大被压迫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有如思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性质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净土真宗在亲驾在世时极兴盛，关东、奥羽一带就已拥有10万信徒，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有少量商人、工匠和下级武士。亲驾死后，曾有一段低潮，但是后来由于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却成了在日本真正占统治地位的佛教宗派。
　　二、时宗与日莲宗
　　在镰仓时代的中后期，以人民群众为主要传教对象的新宗派除了净土真宗之外，还有僧人一遍（公元1239年—公元1289年）创立的时宗和僧人日莲(公元1222年—公元1282年)依法华宗开宗的日莲宗(即法华宗)。时宗也是支属于净土宗而主张“他力往生”的一个宗派，在农民中拥有许多信徒。日莲宗则稍有所不同，它宣称只要人们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能即身成佛，全民信仰此宗则整个国家就能成为佛的净土，而其余各宗却皆不能。公元1260年日莲曾向幕府献上他所著《立正安国论》一书，书中描绘出人民涂炭、社会凄凉的情景，批判幕府政治，进言须按正法(法华经教义)施政，否则必将招致人心思乱、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这件事触怒了幕府，他先后被流放两次，但仍不屈不挠。日莲宗这种不仅来世，即使现世也能得救且造福国家的教义当然也是幻想，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争取现世幸福的迫切要求。由于思想上的一些局限性，日莲宗主要在城市商人和部分武士中间流传。
　　三、禅 宗
　　在武士中间最广为流传的佛教新宗派是禅宗。禅宗其实早在中国唐初就已经传入日本，但是到了镰仓时代僧人荣酉和道元(公元1200年—公元1253年)从南宋分别把它的分派临济宗和曹洞宗传入日本之后方才大盛。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人们“成佛”要靠自己的主观力量。它认为，客观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主观世界“内心”才是真实的，人人内心都有“佛性”，宣传人们只要除掉内心的“妄念”，达到“空心”境地便可“成佛”。
　　掸宗推祟的修炼方法也极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静思就能消除“妄念”成佛。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单修炼方法很适合缺少文化武士的口味。但坐禅却要求严格，要坐禅者修炼出山崩地裂无所惧的胆力。用禅宗的话说，就是要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的程度。武士驰驱沙场，都得视死如归，禅宗这种说教正符合封建统治者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需要。因此，幕府对禅宗倍加推祟，于是就派出许多入宋僧、入元僧学禅，并请来诸如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宋朝有名的禅僧传教，北条时赖、时宗等人以师事之，带头皈依，形成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谈到禅宗，这里还必须指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形成与禅宗的盛行也有着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镰仓时代佛教各个新宗派的创立和广泛的传播，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下面再简单的谈一下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
　　武士道是随武士阶层的抬头而出现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经平安时期酝酿，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内容最早见于《吾妻镜》等史书及《平家物语》等军记、史谈之中。这种道德观同宫廷贵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家长制(即“恕领制”)为中心的一种主从间道德规范。最早是由平安时代构成武士团的家长和“家子”、“郎党”问通过主君恩赐家臣以封地和身份(“御思”)，家臣则对主君矢志忠节(“奉公”)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幕府时代，在镰仓将军、执权同御家人之间，这种观念有进一步的约束性，主从关系比父子、夫妇关系更重要，如果违反了这种关系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这个时期武士道的内容就是以这种家臣对主君的“忠节”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鄙视平安贵族优柔文弱的习气。武士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来源于儒家的“德目”，而对这些方面的培训，又借助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例如净土宗否定现世、鼓吹欣求彼岸乐土的思想，对培养家臣为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作用；而实践禅宗的所谓极严肃的修业作法，有助武士进行认真习武和勇敢杀伐的训练。
　　早期武士道在抵制平安贵族的颓废风气方面有其积极意义。早期武士道不同于晚期，因它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武士道”这一词汇也还未出现，只是以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出现于武士之间。及至江户时代，武士道被赋予宋儒理学理论之后，才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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