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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探讨传统资源及其当代价值——牟钟鉴先生《走近中国精神》评析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9日
来源:不详   作者:刘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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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探讨传统资源及其当代价值——牟钟鉴先生《走近中国精神》评析
  刘东超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当代研究中,牟钟鉴先生的工作具有自己的一定特色和关注点。对此,我们可以用相互配合的两对侧面来说明。一对侧面是,他既关注传统哲学,又关注传统宗教。在传统哲学中,他既关注儒家,又关注道家;在传统宗教中,他既注意对具体宗教(比如道教)的考察和探索,又注意对传统宗教整体的把握和观照。这使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观察视野较为开阔。另一对侧面是,他既注意传统学术资源的挖掘、梳理,又注意其当代价值的阐释、开发。这使他的传统学术研究体现出贯穿古今的一定特色。这两对侧面较为典型地体现在他新近出版的文集《走近中国精神》(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年)中。下面我们愿就文集的内容和思路略做评述和阐发。
  一
  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世界里,哲学和宗教是紧密关联、互相影响的两个重要层面。在《走近中国精神》中,牟先生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层面的研究来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他评述了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儒家经学,概述了道家的学说和学派,考察了儒道互补的思想现象,分析了道家思想对泰州学派的影响,比较了道家和道教的异同,总结了道教的基本精神,并概括了中国传统宗教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另外,他还研究了鸠摩罗什、高拱等思想史人物。应该说,这本文集涉猎的思想史内容还是较为广泛的。
  在这些内容中,他对中国宗教的探讨可以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传统学术研究的方式。比如,他将道教精神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容纳汇合的精神;第二,抗命逆修的精神;第三,实践力行的精神;第四,救人济世的精神;第五,恬淡通脱的精神。他又将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特点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来源的古老性;第二,发展的连续性;第三,仪规的宗法性;第四,功用的教化性;第五,神界的农业性。这两种归纳都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量实践事实和理论事实的概括,在《走近中国精神》中牟先生举了许多例子予以说明。这种归纳方法在牟先生的研究中有较多的使用,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研究方式。
  在一般的思想研究方法参照系中,牟先生的研究方式既不是纯考证纯历史的微观方法,也不是涵盖面较大的思辩的宏观方法,而毋宁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中观方法。上面两例中的归纳便是这样一种方法,即从一定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较为一般的结论。这里的“抽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基于今日语言的一种归纳或阐释,这里的“较为一般”指的是离具体事实不远、抽象程度不甚高。而事例和结论之间基本可以视为存在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思辩水准上,从前者推出后者并不需要过多的曲折,从前者的各种属性中抽出一个共性即可完成。比如,从丘处机以七十高龄远赴西域劝成吉思汗止杀推出道教的救人济世精神便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从中国宗法宗教中的社(土地神)稷(谷神)崇拜推出神界的农业性也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
  这种方法是以简明直观的形式揭示出研究对象的一些共性。作为一种相当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合理性,也是更为复杂的方法的基础。不过,它也有局限,那就是复杂程度较弱、思辩功能不甚强。当然,牟先生使用的并不仅仅这一种方法,在他的研究中还有大量其它方法和远为复杂的中间转折。但是,上面所论的这种中观方法在他的方法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较大。
  二
  很显然,传统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挥其当代功用和未来功用,满足人类社会今日和来日的需求。在近几年,牟先生对这个问题多有思考和探索。为此,他提出了重建新仁学——仁爱通和之学的思路。《走近中国精神》中有几篇文章阐发了他的这一思路。
  他认为:“当今世界,西方文明领导着潮流,但已弊病丛生。东方文明在度过它艰困岁月之后,正处在将兴未兴的时刻。随着科技的进步、交往的加深和信息的发达,世界正在越变越小;在世界性生态危机、核战争危险、人口爆炸和国际间犯罪的威胁面前,全人类从未有如此强烈的同命运、共呼吸的感受。但人类并未因此而通为一体、亲如一家。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单靠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人类还不能摆脱危机,走向和平和幸福。这个世界还缺少许多东西,也许最缺少的是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明智的信仰和人道主义哲学。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仁学。当此之时,儒家仁学的再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该书46页)这段话简明地论述了新仁学建构的必要性。正是从这样的时代需要出发,又基于对儒学史各个阶段的总结归纳,他提出了新仁学的几个原则,“这个新仁学以爱为基调,以生为目标,以通为方法,以诚为保证。”(同上)“主张天下一家、天人一体,和而不同,通畅无碍,看重和爱护生命,提倡修已成物,向往世界大同。”(88页)这些话充分体现出作者的苦心和悲愿,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传统资源和当代需求之间关系的认识。
  我们可以将牟先生的思路总结如下:正是由于现实中缺乏“仁”“通”“诚”等原则,所以才应将传统资源中这些原则提出来发扬光大。他的这种思路是相当清晰明确的,有其逻辑上的衔接和现实中的意义。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对这种思路进行阐发和反思。同上文所论的归纳方法相类似,这种思路也是我们上面所谓的中观方法。它从今日世界的现实需求出发,在传统学术中择取某些以概念为核心的原则作为文化资源,藉此来为现实中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缘。它处理这些原则的的方法主要不是寻求其在历史上的本真含义,也不是建构形式化很强的思辩体系,而毋宁是实用基础上的(广义的)现实策略选择。正因此,它的结论受到传统学术本身的制约并不是很强,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基于当代学术话语的阐释和发挥。所以,传统资源的当代价值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阐释学的问题。
  这种思路是个十分常识性的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其意义,比如,它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传统的符号功能,可以较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相对忽略了从传统资源到当代功用之间环节的复杂性及这一复杂性带来的一些后果。比如,它没太注意自己的阐释立场,没太注意到从传统到当代、从思想(虽然是实用性很强的思想)到实践这两个环节可能造成的对传统从本义到符号功能的破坏。
  三
  我们上文挂一漏万地讨论了牟先生研究传统学术及其当代功用的方式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这一讨论主要不是为了价值视角上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为了寻找隐藏在当代传统学术研究背后的一些理论范式。换言之,牟先生对传统学术的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某些代表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这一相当兴盛的研究中的思维原则和问题意识。
  具体来说,其思维原则中至少有这样一项很是重要的内容:从实用的具体要求出发选取直接“对治”的观念。这项内容具备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的一个重要特征——直接性较强、间接性较弱,或说,简捷性过强,复杂性似弱。针对这一特点,从一个甚或多个宏观的系统出发来理解观念和实用要求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只有这样理解才更可靠一些。
  其问题意识中至少也有这样一项内容:从当代人类面对的诸多难题和灾难出发,在传统中寻求解决之道。其中蕴含着良好的愿望,符合人类心理的一些特点。但应充分注意今日面临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复杂性,从人类演进规律的层面上思考传统资源的功能,并注意其有限性。
  总的说来,牟先生的《走近中国精神》是一部极具启发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著作。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牟先生长期思考的成果,便于我们学习和探讨。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文本,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师辈的工作及其特征,以便于我们获得思考和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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