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的佛仓简说

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雍和宫加强清朝朝廷与蒙古和藏族地区的佛教界人士的关系，扩大清朝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力，逐步强化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到雍和宫改庙时期，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内部早已形成一整套等级制度，特别是活佛转世制度的广泛实行使得格鲁派内部早已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的转世活佛，遍布蒙藏各地，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僧侣集团。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对某些寺院的兴盛、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力量雄厚的寺院或扎仓可以培育出一批著名的转世活佛，而一个著名的转世活佛驻锡或主持某个寺院或扎仓，往往又是该寺院兴盛发达的重要因素。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把活佛转世制度与寺院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活佛转世形成一套严密而系统的例规，一个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和发展、一座寺院与某个著名活佛的固定关系的建立，往往都需要几辈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固定下来。不过同时格鲁派在转世活佛与寺院的关系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使得像雍和宫这样的新兴的寺院也有可能直接吸收蒙藏地区的大活佛为自己寺院的活佛，同时也可以从自己寺院培育出能影响蒙藏各地的著名活佛。乾隆皇帝总结清朝开国以来与藏传佛教交往的经验，更是深深懂得培养一批与朝廷有密切关系、在藏传佛教界有崇高威望、在蒙藏地区有重要号召力的转世活佛的必要。从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开始，乾隆帝就在他的大国师章嘉·若必多吉的帮助下有计划地使一批蒙藏地区的转世活佛与雍和宫联系起来，使他们成为雍和宫的活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末对蒙藏事务起过重要作用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雍和宫的活佛中，有的本来就是蒙藏地区的重要转世活佛，有的是由于在雍和宫担任过僧职受到清廷的信用而发展起来、然后在蒙藏地区确立其重要地位的转世活佛。因此，这些转世活佛系统与雍和宫的关系构成了雍和宫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研究在雍和宫拥有佛仓的各个转世活佛的历史，应当与研究雍和宫的建筑、文物、寺院组织一样，成为研究雍和宫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
　　“佛仓”是一个汉藏合壁的名词，“仓”（tshang）是藏文“家”、“住宅”、“府邸”之意，“佛仓”即是转世活佛的住所、公馆之意。在西藏、甘青川藏区称这种附着于某个寺院并往往成为该寺院的组成部分的活佛公馆为“拉章”(bla—brang)、“噶尔哇”(sgar—ba)、“昂”(nang)，在蒙古地区则多称为“仓”。后来在甘青和蒙古地区常将转世活佛系统的称号与“仓”结合起来，既指活佛，也可指活佛的住所，“阿嘉仓”就既可指阿嘉活佛，也可指阿嘉活佛的住所。
　　在格鲁派的大寺院中，一个活佛在该寺是不是建有拉章(仓)，往往表明这一活佛系统与该寺的关系密切的程度。每一个活佛的拉章都有一批管事人员和房屋、经堂、土地、财产以及属民和佃户，因此一个活佛在某寺院拥有拉章就必然与该寺有密切的宗教和经济联系，并因此被该寺接纳或承认为自己寺院的活佛，取得该寺的僧藉。在蒙藏地区，也有一些大活佛除了在其本寺拥有拉章外，还在其他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寺院建有拉章，因此他除了被看成是其本寺的活佛外，也被其他的这些寺院承认为自己寺院的活佛。例如土观活佛的根本寺院是青海省互助县的佑宁寺，但是他又在塔尔寺建有拉章，并出任过塔尔寺的法台，因此他也被塔尔寺认为是自己寺院的活佛。却藏活佛是却藏寺的寺主，但是他在佑宁寺、塔尔寺也建有拉章，因此却藏活佛也被认为是佑宁寺、塔尔寺的活佛。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活佛与寺院的关系上的这种灵活变通的惯例为清朝使一些格鲁派的活佛既在雍和宫担任职务，建立佛仓，同时又与蒙藏地区自己的本寺保持密切关系提供了便利。
　　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时，协助乾隆皇帝主持其事的格鲁派活佛为章嘉·若必多吉和色赤·洛桑丹贝尼玛，后来经章嘉·若必多吉推荐和乾隆皇帝选拔，陆续有一些格鲁派的活佛和高僧参与了雍和宫寺院的管理事务，清朝皇帝还把雍和宫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这样形成了雍和宫内的各个佛仓。妙舟《蒙藏佛教史》记载雍和宫内的佛仓说：“寺内有阿嘉呼图克图仓、洞阔尔呼图克图仓。宫之东墙外东花园，有土观呼图克图仓。东板子门内，有诺们罕仓。门前藏经馆，原名北大门，初为那木喀呼图克图仓，光绪三十年改为喇嘛印务处。东有济隆呼图克图仓，为西藏喇嘛来京驻锡之所，民国十八年设西藏驻平办事处，其后有果蟒呼图克图仓。《雍和宫漫录》一书说：“蒙、藏两族各大喇嘛来到北京，他们每人都有一处驻京的行馆。这行馆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名叫‘城内本庙佛仓’就是在北京城内有他本人的—座庙宇作为他的行馆，地安门内三眼井东口外的嵩祝寺，就是章嘉呼图克图的本庙佛仓。嵩祝寺东边的法渊寺和西边的智珠寺，则是章嘉随从人员的宿舍。……地安门外以东的福祥寺，则是青海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即色赤活佛)的本庙佛仓。……第三种是‘赐居佛仓’。本人在北京没有庙宇，因为职务关系需要长期留住北京。而且他的职务又与雍和宫有关，于是就在雍和宫内或雍和宫附近另辟院落给他建造佛仓，名叫‘赐居佛仓’。就是赏赐一所宅院的意思。”该书接着介绍雍和宫的佛仓的位置说：“在昭泰门外辇道路西，有两个小门，门里分成三个院落。由南往北，第一个院落是洞阔尔呼图克图佛仓，前后五排，共有瓦房三十八间，其中佛堂五间，其余为洞阔尔的卧室、客厅、厨房等。由洞阔尔佛仓往北是第二个院落，即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十间。由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往北是第三个院落，即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二十五间。在昭泰门外辇道的路东，也有两座小门，门内是阿嘉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六十六间，其中佛堂三间，而且全部都有走廊互相通连着，另外还有十二间游廊。这阿嘉佛仓，在雍和宫所有各佛仓中，规模最大，气势最为阔绰。以上四座佛仓，全都在雍和宫昭泰门外，俗称‘内围子佛仓’，就是雍和宫内佛仓的意思。除了‘内围子佛仓’外，还有‘外围子佛仓’，一共三处：第一处在雍和宫东花园内，名叫‘土观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四十五间，厨房五间，内有五间瓦房用作佛堂。第二处在土观呼图克图佛仓的东边，为西藏‘济隆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十五间。这座佛仓，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曾一度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第三处在土观呼图克图佛仓的后面，是‘果蟒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三十间。在这里还必须介绍的是，藏经馆原为北大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喇嘛印务处办公的地点还没设在这里的时候，乃是‘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在藏经馆旁边的东板子门内，则是‘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这两座佛仓的历史，后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从以上的记述看，主持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章嘉活佛和色赤活佛虽然是历辈参与雍和宫管理事务的最重要的驻京呼图克图。他们理所当然地应是雍和宫寺院的活佛，但是由于他们在雍和宫建寺前就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本庙佛仓”，而且章嘉活佛驻锡的嵩祝寺即是管理北京、热河、五台山藏传佛教寺和僧人的“喇嘛印务处”所在地，所以清朝皇帝没有在雍和宫内赐给他们佛仓。当然，按章嘉和色赤活佛的财力和地位，在雍和宫内再建一座佛仓也非难事，但是雍和宫是清朝皇室直接掌握的皇家寺院，没有皇帝的赐予，即使是作为大国师的章嘉活佛也不能在其中建立佛仓，这正是雍和宫与其他藏传佛教的大寺院的不同之处。不过并不能因为章嘉和色赤活佛在雍和宫内没有佛仓就认为他们不是雍和宫寺院的活佛，实际上他们在北京的驻锡之地嵩祝寺和福祥寺也可以算做是雍和宫寺院的“外佛仓”。
　　这样，《雍和宫漫录》中记述了“内围子佛仓”四座、“外围子佛仓”三座、原在藏经馆及其附近的两座佛仓，总共在雍和宫有过九座佛仓。但是这并不表示雍和宫除章嘉和色赤活佛之外还有九位活佛，因为对这九座佛仓还应考虑到可能发生过变迁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九座佛仓中的“诺们罕佛仓”和“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应当是同一个活佛的佛仓，原在藏经馆旁的东板子门内，后来迁到昭泰门外辇道路西，与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相连，只是这个佛仓的名称从“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变成了“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那木喀呼图克图应即是萨木萨呼图克图(理由见后)。产生这次变迁的原因，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设在嵩祝寺的“喇嘛印务处”的房屋被炮火焚毁。喇嘛印务处一度移至雍和宫，后又移至西城护国寺东廊下的五台山下院(俗名五门庙)，1908年喇嘛印务处又迁到雍和宫东花园北大门，看来是因为喇嘛印务处占用了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和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
　　所以才将这两个佛仓搬到昭泰门外辇道路西。
　　去掉这两处重复，在雍和宫拥有佛仓的共七位活佛，即是：阿嘉、洞阔尔、萨木萨、诺们罕、土观、济隆、果蟒，再加上章嘉和色赤，可以说雍和宫共有九个活佛转世系统。下面我们对这九个活佛系统及其与雍和宫有关的事迹作一简要介绍。并对其中几点难于肯定之处，略作辨析。
　　1、章嘉活佛。章嘉活佛的本寺是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4）受康熙帝尊奉，1693年奉召进京。1701年蒙古各部在多伦诺尔会盟，康熙帝委派二世章嘉为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管理内蒙古地区的喇嘛事务。1706年康熙帝封二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金印，管理北京地区的喇嘛事务。雍正帝在即位前就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二世章嘉常到雍正的潜邸（即雍和宫）与雍正讲论佛法，因此他可能是最早与雍和宫有关系的藏传佛教僧人。1711年当时还是雍亲王的雍正帝扩建法源寺赠给二世章嘉，改寺名为嵩祝寺。从此嵩祝寺成为章嘉活佛在京的驻锡之所。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1724年雍正帝召他进京，从二世土观学佛，还曾与四皇子(即后来的乾隆帝)同窗读书。1784年受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奉命去四川泰宁看视七世达赖喇嘛，并送达赖喇嘛回拉萨。乾隆元年（1736年）回京，乾隆赐给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扎萨克达喇嘛之印。1744年协助乾隆皇帝，主持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乾隆时期在北京、热河、五台山兴建的许多藏传佛教佛教寺院，他都参与其事，是乾隆皇帝处理蒙藏事务的重要助手及顾问。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他奉命入藏主持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等事务。1780年六世班禅到热河和北京朝觐乾隆帝。他是负责接待六世班禅的主持者之一，并在六世班禅到雍和宫为乾隆帝说法和传授灌顶时担任翻译，他还主持译馆，蒙译《丹珠尔》，满译《甘珠尔》，编定《四体合璧清文》、《喇嘛神像集》等，对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对雍和宫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不少活佛是因他的推荐被召来北京并参与雍和宫的管理工作的。四世章嘉意希丹贝坚赞(1787—1846)，1794年奉召进京，1800年入藏学佛，1806年回京，1819年起任管理京师喇嘛班第扎萨克达赖嘛。1841年奉命入藏看视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1846年二世策墨林诺门罕被撤消西藏摄政职务时，道光帝下令将策墨林活佛在察哈尔的牧场寺产交章嘉活佛管理。五世章嘉洛桑图丹达吉(1847—1874)，1856年到京，1862年入藏学佛，1870年回京任职。六世章嘉洛桑丹增坚赞（1875—1888），1886年到京，1888年在多伦诺尔去世。七世章嘉洛桑贝丹丹贝准美（1892—1958），1899年进京。受封为扎萨克达喇嘛，赐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金印。1912年因赞助共和，劝导内蒙各旗拥护民国，民国政府加封宏济光明大国师名号。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总统高等顾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蒙旗宣化使。1949年去台湾，1958年在台湾去世。
　　2、色赤活佛(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色赤活佛的本寺是青海省尖扎县的拉穆德钦寺，同时在塔尔寺也建有色赤噶尔哇，因此也被算作塔尔寺的活佛。一世色赤活佛洛桑丹贝尼玛(1689－1762)是青海蒙古卫津台吉之子，其叔父三世察罕诺们罕(亦称夏茸尕布活沸、白佛)曾任七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是拉穆德钦寺的创建者。1691年三世察罕诺们罕和二世章嘉认定他为曾任第四十四任甘丹赤巴的洛追嘉措（1635－1688年）转世④，因此这一活佛系统被称为色赤(意为金座，是对曾任甘丹赤巴职务的僧人的尊称，蒙古语称噶勒丹锡哷图)，由于不少寺院有被称为色赤的活佛，为了区别，他们这一活佛转世系统又被称为拉穆色赤、拉穆德钦色赤。一世色赤1722年入藏，1726年回拉穆德钦寺任法台。1734年因章嘉·若必多吉想跟他学习教法，向雍正帝奏请，雍正帝征召他进京担任章嘉·若必多吉的经师。并封他为：慧悟禅师，还敕建仁寿寺作为他的驻锡之所。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时，他也是主持者之一，他对雍和宫各项制度的建立及举行法事活动等做出过重要贡献。二世色赤加央丹增赤列嘉措(1763－1772)也是青海蒙古族。三世色赤阿旺图丹旺秋贝丹赤列嘉措（1773－？），青海互助人，1784年进京朝见，1787年回青海学经，1796年进京供职，奉旨署理京城喇嘛扎萨克达喇嘛印务，1809年奉旨进藏看视九世达赖喇嘛坐床。约在回京后不久圆寂。四世色赤阿旺图登丹贝尼玛，1826年被迎入塔尔寺，1829年进京供职，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1836年任管理京师喇嘛班第副扎萨克达喇嘛。五世色赤洛桑图登嘉措（1847—1902），1858年进京朝见，1861年返回拉穆德钦寺学经，1874年进京供职，奉旨管理京师二十八寺，补授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1879年告假回拉穆德钦寺，1882年出任塔尔寺法台，在塔尔寺长住六世色赤根敦隆多尼玛(1904－1932)，1907年由西宁办事大臣在塔尔寺掣签认定。1912年代表青海蒙藏两族拥护共和，民国政府加封妙语安仁名号。1916年到北京供职，不久返回青海。1929年到南京代表青海蒙藏两族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西藏会议，于返回青海途中在宁夏磴口遭遇土匪被害。七世色赤隆多协珠丹贝坚赞(1933—1958)，解放后曾任全国青联委员、塔尔寺法台。1958年去世。八世色赤于1993年初在塔尔寺坐床。
　　3、阿嘉呼图克图。阿嘉活佛是塔尔寺的寺主活佛。该活佛系统从乾隆晚期开始驻京，在雍和宫拥有佛仓，与雍和宫的关系非常密切。二世阿嘉喜饶桑布（1642—1707）生于青海湟中李家山阿氏家族，被认定为从西藏到塔尔寺传法的高僧楚臣迥乃的转世，后入塔尔寺学经曾任塔尔寺第十六任法台，由此形成“阿家活佛”，后改称为阿嘉。二世阿嘉1689年主持扩建塔尔寺大经堂，被尊为塔尔寺寺主。三世阿嘉洛桑丹贝坚赞（1708－1768），青海大通阿家庄人，1746年奉命进京，受封“述道伯勒各图诺们罕”，留京供职，驻锡雍和宫，任副扎萨克达喇嘛，阿嘉仓是在雍和宫内最早建立的佛仓。四世阿嘉洛桑嘉央嘉措（1768－1816），1786年进京朝见，1794年任扎萨克达喇嘛，曾奉命去库伦哲布尊丹巴处传经数年，加封“述道贤能禅师”名号。五世阿嘉意希格桑克珠嘉措（1817－1869），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827年进京供职。1833年奉旨入藏考察经典，赐“阿嘉呼图克图禅师”银印一方。1836年回京复命，任扎萨克达喇嘛。1843年奉旨去库伦致祭哲布尊丹巴，
　　1847年受命管理京城喇嘛印务处和唐吉忒学(理藩院教习藏文的机构)事务。1856年请假回青海，在西北回民反清起义时，他组织团练僧兵守卫塔尔寺,并协助西宁办事大臣解西宁之围，同治帝曾赐匾奖励。六世阿嘉洛桑丹贝旺秋索南嘉措(1870－1909)，1874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888年进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
　　1894年为慈禧太后祝寿诵经，钦赐黄蟒袍、黑地绣花蟒袍、朝车等，授扎萨克达喇嘛。七世阿嘉洛桑隆多久迈丹贝坚赞(1910－1948)，1916年由民国政府蒙藏院在雍和官掣签认定，1925年到北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曾任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海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等职。八世阿嘉洛桑图丹久迈嘉措，1950年生于青海省海晏县哈日锦乡，蒙古族。1952年经十世班禅认定为七世阿嘉的转世。现任塔尔寺寺管会主任、中国佛协理事、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4、敏珠尔呼图克图。敏珠尔活佛的本寺是青海大通县广惠寺。广惠寺的创建者为西藏高僧赞布·敦珠嘉措(1613—1668)，故又名赞布寺。一世敏珠尔赤列伦珠(1622—1699)是青海蒙古族人，曾任拉萨哲蚌寺果莽扎仓堪布13年，1665年五世达赖喇嘛赠给他“敏珠尔诺们罕”称号，返回青海后继任广惠寺法台，成为寺主活佛。因此敏珠尔活佛又称赞布诺们罕、果莽呼图克图。雍和宫的果蟒呼图克图佛仓即是敏珠尔活佛的佛仓。二世敏珠尔洛桑丹增嘉措(1700－1738)1734年奉雍正帝之命进京供职，任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曾驻锡东黄寺。三世敏珠尔阿旺赤列嘉措(1737－1785)，青海蒙古族人，1766年到多伦诺尔拜见章嘉若必多吉，请章嘉活佛引荐，愿驻京效力，1767年获乾隆帝批准进京供职，1781年赐净照禅师名号及银印。四世敏珠尔坚白丹增尼玛(1789－1838)，青海蒙古族人，1799年进京，曾去西藏学经，回京后驻锡雍和宫，曾接触俄罗斯在京人员，用藏文写成包括世界各大洲情况的地理书《瞻部洲广论》，是中国最早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之一，书中介绍藏区地理部分受到许多学者重视，有英、俄、法文译注本。五世敏珠尔格桑图丹赤列嘉措(1839—1881)，六世敏珠尔俄科(1883—1904)都曾到京，在雍和宫和多伦诺尔供职。七世敏珠尔多杰扎布(1905—1937)，青海蒙古和硕特西右前旗人，1909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913年民国政府加封“广慈弘教净照禅师”名号。1925年到京供职，1932年作为青海各大活佛代表到南京筹建青海七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担任处长。
　　5、土观呼图克图。土观活佛是青海互助县佑宁寺主要活佛之一。二世土观洛桑却吉嘉措(1680－1736)是二世章嘉的弟子，1715年奉命进京，受封为净修禅师，1720年奉旨到青海，伴送七世达赖喇嘛在清军的护送下入藏。回京后奉命驻锡弘仁寺，他是章嘉·若必多吉幼年进京后的主要经师。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1763年奉命进京供职，著有《宗派源流晶镜史》、《章嘉·若必多吉传》、《佑宁寺志》等，是著名的学者。四世土观洛桑图丹却吉坚赞(1803—1826)1824年奉命进京供职。五世土观幼年夭逝。六世土观洛桑协珠旺秋(1839－1894年)，1853年奉命进京供职，曾掌管喇嘛印务处事务。七世土观格桑丹曲尼玛(1898－1959)，1905年进京朝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命留京供职。任副扎萨克达喇嘛，曾任雍和宫扎萨克喇嘛。1925年奉命到甘肃迎接九世班掸，陪同九世班禅进京。1948年任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6、东科尔呼图克图。雍和官的东科尔活佛的本寺是青海湟源县日月山乡的东科尔寺，四世东科尔1648年在固始汗的资助下建东科尔寺，成为该寺寺主，1665年奉命进京，受封为曼殊室利禅师。此后六世东科尔加央丹增嘉措(1754－1798)曾任色拉寺麦扎仓堪布，1787年进京，受封为呼图克图，命驻锡雍和宫任扎萨克达喇嘛。七世和八世东科尔都在少年时去世。九世东科尔图丹晋美嘉措1832年进京供职，1851年任多伦诺尔扎萨克达喇嘛，后又掌管京城喇嘛印务处。十世东科尔噶居嘉措1893年在雍和宫掣签认定，1899年进京供职。十一世东科尔幼年去世。十二世东科尔洛桑绛曲丹增嘉措(1920－1983)，甘肃天祝人，解放后曾任塔尔寺法台，甘肃省佛协副会长、天祝县政协主席等，1957年去印度。
　　7、萨木察呼图克图。萨木察活佛是甘肃拉卜楞寺的四大色赤活佛之一。一世萨木察南喀桑波洛桑贝丹
　　(1690—1749)是甘肃碌曲县萨木察地方(今作双岔)人，1746年任第五十五任甘丹赤巴。其转世称萨木察活佛。二世萨木察晋美南喀(1768－1821)，青海蒙古族人，1
　　787年因二世嘉木样活佛举荐(当时章嘉·若必多吉新去世)奉命进京供职，乾隆帝命他为雍和官堪布和扎萨克达喇嘛，嘉庆帝封他为呼图克图。因一、二两世萨木察活佛的名字中都有南喀两字，所以这一活佛系统又称南喀活佛，清代文书中写作那木喀呼图克图。又因晋美南喀为蒙古族人，并曾到内蒙古传法，所以一些书中称那木喀活佛为蒙古活佛，而不知即是拉卜愣寺的萨木察活佛。晋美南喀曾命其弟子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藏文写成《蒙古佛教史》，此书1894年即有德译本，1940年又出日译本，故晋美南喀的名字早为国外藏学界、蒙古学界熟知。三世萨木察洛桑赤列嘉措
　　(1821－1882)，青海蒙古族人，幼年去世。四世萨木察晋美桑珠嘉措(1833－1879)，1852年奉命进京，任扎萨克喇嘛，此时太平军北伐至北京附近，他率雍和宫喇嘛做法事祈神护佑清朝。不久太平军北伐失败，故咸丰帝对他多次奖赏，1856年升为扎萨克达喇嘛。五世萨木察格桑晋美南喀(1880－1899)，1897年奉命进京，不久去世。六世萨木察格桑隆日嘉措，事迹不详⑦。
　　8、济隆呼图克图。济隆活佛是西藏地区的一个重要活佛，是格鲁派中起源最早、变化最复杂的与清代许多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活佛转世系统。据1814年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向驻藏大臣呈报的转世活佛底册⑧，达擦济隆活佛的第一世是宗喀巴大师晚年所收的弟子巴索·却吉坚赞(1402－1473)，他是后来被追认为一世班禅大师的克珠杰的弟弟，他从1463年至1473年任第六任甘丹赤巴，对格鲁派早期的巩固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巴索·却吉坚赞去世后格鲁派即为他寻找转世灵童，建立起活佛转世系统。二世济隆拉扎布是一世帕巴拉活佛的侄子，从他开始，济隆活佛主要在昌都地区活动。五世济隆阿旺却吉旺秋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亲传弟子，五世达赖喇嘛将昌都南部的八宿寺及其属寺、属民拨给济隆活佛管辖，从此八宿寺(在今昌都八宿县)成为济隆活佛的本寺，济隆活佛成为管辖一片地区的兼有政教权力的大活佛。济隆活佛中最早到北京的是六世阿旺官却尼玛(1653－1705)，他年青时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到青海蒙古族中传教。1688年准噶尔部噶尔丹攻打喀尔喀部。清朝派使者到拉萨，让五世达赖喇嘛(当时已圆寂六年，第巴桑结嘉措匿不发丧)派人去噶尔丹处劝谕罢兵，第巴桑结嘉措即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派六世济隆前往。济隆活佛到噶尔丹军中以后，在噶尔丹与清军发生战争时，为噶尔丹诵经择战日，并登上高岗观战，当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被清军击败后，济隆活佛出面阻滞清军乘胜追击，使清军失去歼灭噶尔丹军主力的战机。战后康熙帝为此多次责问第巴桑结嘉措，并责令把已从噶尔丹处返回西藏的六世济隆送来北京。第巴桑结嘉措一再拖延，反复恳求康熙帝保全济隆活佛法体(另一个曾同情帮助噶尔丹的伊拉古克三活佛被康熙帝下令在北京剥黄处死)，最后在1698年将济隆活佛送到北京。康熙帝考虑到噶尔丹1694年败亡和济隆活佛在格鲁派中的地位，没有处死他，只下令将济隆活佛监禁在正阳门东面的龙泉庵。不过后来有一些六世济隆在北京和多伦诺尔参加宗教活动的记载，说明康熙帝已进一步宽待他。六世济隆于1705年在北京去世。七世济隆洛桑贝丹坚赞(1708—1758)是最先与雍和宫有关的济隆活佛。雍和宫改寺时，乾隆帝除下令让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派来扎仓堪布和经师外，还考虑从西藏请一位地位较高的活佛来参加对雍和宫寺院的管理，章嘉·若必多吉遂举荐七世济隆，因此七世济隆约在1750年奉命进京，1753年受封为慧通禅师，井给敕印。济隆活佛在雍和宫建立佛仓，当在此时。1756年准噶尔部发生阿睦尔撒纳之乱，七世济隆奉旨前去伊犁，回京后加封扎萨克达喇嘛名号。八世济隆意希洛桑丹贝衮波(1760—1811)，1771年进京，乾隆帝赐给其强佐以扎萨克喇嘛名号，以管束八宿等处僧人百姓。八世济隆在京随章嘉·若必多吉学佛，并参与雍和宫寺院的管理。他于1781年进藏，进哲蚌寺果莽扎仓学经，1789年在回京的路上接到圣旨，命他去拉萨帮同达赖喇嘛办理事务，并赏给毕力克图名号。1790年乾隆帝命策墨林阿旺楚臣再次进藏任摄政，召八世济隆回京。八世济隆行至青海阿拉坦鄂博时，西宁办事大臣传旨，因策墨林阿旺楚臣入藏不久在拉萨去世，命他不必来京请旨，即回拉萨接任摄政，1792年乾隆帝又命将没收的噶玛巴红帽活佛的羊八井寺交济隆活佛管理。1794年八世济隆在拉萨建一寺庙，请乾隆帝赐寺名为永安寺，即拉萨的功德林，从此济隆活佛又被称为功德林活佛。他任摄政多年，1811年在拉萨去世。九世济隆阿旺洛桑丹贝坚赞(1811—1854)，1844年奉旨担任十一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十世济隆阿旺贝丹却吉坚赞，在1875年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被任命为西藏摄政，同治帝赐给“通善禅师”名号，命他主持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务，1886年因病在拉萨去世⑨。
　　9、诺们罕佛仓。雍和宫的佛仓中唯一难以判定其主人的即是所谓“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雍和宫的两处“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应当是同一活佛系统的佛仓，其佛仓先在北大门旁边的东板子门内，后移到昭泰门外辇道路西。不过在雍和宫的佛仓中只有这一佛仓没有指明其活佛的佛号，而以“诺们罕”这一笼统的称号代替。“诺们罕”是蒙古语，是藏语“曲杰”(经教之主)的意译，清代通常用来指精通教法的高僧或比呼图克图地位低的转世活佛，所以有些被称为曲杰的人并不—定即是转世活佛。从这一座佛仓的主人在宗教地位上比前述八位活佛稍低，但是又与雍和宫有密切关系，受到清朝皇帝在雍和宫赐给佛仓的礼遇等特点看，或者从这位活佛本来是在雍和宫拥有佛仓的地位重要的活佛，后来因某种原因而被贬斥以至雍和宫内避免拉起其佛号来考虑，我们认为这位活佛很可能即是从雍和宫发迹的与济隆活佛一样列为有资格出任西藏摄政的“四大林活佛”之一的策墨林活佛，而二世策墨林在道光年间被放逐，不准转世，所以雍和宫内的策墨林佛仓后来被含混地称为“诺们罕佛仓”。
　　一世策墨林名阿旺楚臣，1721年生于甘南卓尼的察多尔地方，幼年时在察多尔寺出家，青年时步行入藏学经，入色拉寺麦扎仓，因博学多才，刻苦努力，从普通僧人升为翁则、堪布，后来又入上密院学密宗，渐有声名。1766年，章嘉·若必多吉想学习密宗行部的大日如来灌顶法，听说阿旺楚臣精通这种教法，就奏请乾隆帝把他召到北京，为章嘉·若必多吉传授此法。阿旺楚臣因此进入雍和宫，逐渐升任达喇嘛和堪布之职，受到乾隆皇帝赏识。1777年西藏摄政第穆活佛圆寂，乾隆帝决定从在京的喇嘛中选派一名入藏接任，章嘉·若必多吉推荐三世敏珠尔，乾隆可能考虑三世敏珠尔还较年青(刚四十岁)，又是蒙古族出身，没有同意。章嘉·若必多吉又表示自己尽管年已六十，愿意进藏任职，乾隆帝也没有同意，而是决定派阿旺楚臣前往，执掌前任摄政的“掌办西藏事务广衍黄法诺们罕之印”，并赐给他“阐明圣教额尔德尼诺们罕之印”，也即是在任命他为西藏摄政的同时封他为诺们罕。1777年8月他抵拉萨就任，并兼任八世达赖喇嘛的经师。1778年阿旺楚臣又兼任第六十一任甘丹赤巴。大约因为他是从上密院出任甘丹赤巴的，所以在藏文史料中他又被称为夏孜诺们罕。1783年他在色拉寺附近建一小寺院，为乾隆皇帝祈寿，请乾隆皇帝赐寺名为“寿宁寺”，藏语称为tshe－smon－gling，译音为“策墨林”。由于担任甘丹赤巴，他具有了转世活佛的资格，由他开始的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为策墨林活佛。还有的因为他出家于察多尔寺，称他为察多尔诺们罕或察多尔活佛。阿旺楚臣在藏办理六世班禅进京入觐等事务，深受乾隆帝赞许，西藏各方面也对他心悦诚服。1786年章嘉·若必多吉在五台山圆寂，乾隆帝命他回京接管章嘉·若必多古的扎萨克达喇嘛印务，入雍和宫代行章嘉·若必多吉职责，雍和宫中建立策墨林诺们罕的佛仓应即是在此时。1788年廓尔喀与西藏发生纠纷，拉萨僧俗官员等办事不力，乾隆帝不能放心，于是在1790年8月派遣阿旺楚臣再次入藏担任西藏摄政。此时乾隆帝的上谕中称他为“噶勒丹锡哷图禅师”或“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噶勒丹锡哷图”即甘丹赤巴，这是他担任甘丹赤巴后获得的称号，“萨玛第”为梵语，亦译为“三摩地”，意为“禅定”，“巴克什”为蒙语，意为“上师”，因此“萨玛第巴克什”即是禅师之意。可见当时策墨林阿旺楚臣已被封为禅师。有的文章把“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与色赤活佛的称号“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二者是不同的。清朝的公文中强调策墨林活佛的称号是“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正说明清朝并不认为策墨林阿旺楚臣是呼图克图。阿旺楚臣这次进藏后约半年，即于1791年在拉萨去世。
　　二世策墨林阿旺坚白楚臣嘉措(1792－1876)，也是甘南卓尼人，年青时入色拉寺麦扎仓学经，获格西学位。1819年奉嘉庆帝之命接替去世的第穆活佛办理布达拉“商上”事务，也即是继任摄政。他随即主持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并兼任十世达赖喇嘛的经师，道光帝于1822年赐给他们“衍宗禅师”银印。1825年查出策墨林活佛并未封过呼图克图，下令不准其使用呼图克图字样。1826年驻藏大臣松廷请求赏给摄政策墨林“呼图克图”虚衔，道光帝未允准。1829年驻藏大臣惠显又奏请给策墨林活佛定名为“札多尔(即察多尔)呼图克图”，又被道光帝以“呼图克图名号向无奏请赏加这事”为由驳回。看来当时二世策墨林虽然出任西藏摄政和达赖喇嘛的经师，并且已有“衍宗禅师”封号，但道光帝并不认为他是呼图克图。1837年二世策墨林又兼任第七十三任甘丹赤巴。1837年十世达赖喇嘛圆寂，二世策墨林又参与寻访认定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事务。1842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清朝派四世章嘉入藏看视，颁发金册，大约是四世章嘉在拉萨时，二世策墨林与四世章嘉、七世班禅发生矛盾，加上新任驻藏大臣琦善也对二世策墨林不满，所以四世章嘉回京后，1844年琦善、七世班禅等参奏二世策墨林，道光帝命琦善、七世班禅率第穆、济隆、热振等活佛审理此案，先将二世策墨林的摄政印信交七世班禅掌管，并查封其财产。后经道光帝批准将二世策墨林免去摄政等职，革去萨玛第巴克什等名号。发往黑龙江安置。但是二世策墨林在藏任摄政多年，徒众亲朋众多。加以琦善所参条条罪过也不完全落实，所以策墨林一派并不心服。还在审理过程中就有色拉寺麦扎仓堪布和僧众等将二世策墨林抢出的事件，只是二世策墨林次日自行投回，才未发生大乱。但是定案后二世策墨林等又反控琦善和四世章嘉等，引发一系列矛盾。所以最后二世策墨林虽被撤职和革去名号、不准转世，但是也没有去黑龙江流放。1850年二世策墨林被准许返回卓尼居住，直到1874年去世。由于这些原因，后来清朝的公文中提到他时都称为“被革诺们罕”。据《清实录》记载，策墨林将察哈尔的牧场寺产交四世章嘉管理，但策墨林在雍和宫的房产如何处理未见记载。很可能是由于此案始终未能全部完结，钦赐给策墨林活佛的雍和宫中的策墨林佛仓就以诺们罕佛仓这一含混的名义保留下来。以致其历史确实很少有人知道了。另外是不是二世策墨林被解来北京时还在该佛仓住过，因此而被称为诺们罕佛仓。这还需要发掘资料进一步探讨。
　　策墨林的转世似乎也并末“二世为止”，后来三世策墨林也在卓尼出生，而且驻藏大臣松桂1877年上奏请求准许接三世策墨林到西藏学经，当时清廷没有同意，1879年由于也是出身于甘南卓尼的僧人但在新疆为清朝带兵打仗，战功卓著而被清廷封为呼图克图的棍噶扎拉参和新疆土尔扈特部王公的请求，清朝同意三世策墨林出家和赴藏学习经典，但不得称为转世呼毕勒罕。不管怎样，策墨林活佛还是延续下来了。1910年至l
　　912年又有策墨林·罗桑丹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为摄政，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期间代理政务。这与一世和二世策墨林担任的摄政职务当然完全不同。
　　总之，雍和宫的佛仓涉及到清代藏传佛教和蒙藏地区的许多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如果能深入发掘这些与雍和宫有密切关系的活佛转世系统的资料，如这些活佛的传记和文集等，相信会对雍和宫的研究提供很多具体而生动的历史资料。
　　注释：
　　①妙舟法师编《蒙藏佛教史》，节七篇第三章第二节北平之寺院。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有该书影印本。
　　②魏开肇《雍和宫漫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27－29页。
　　③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11月藏文版，陈庆英、马连龙据木刻版汉译本由民族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④洛追嘉措为青海贵德人，早年入藏学经，与二世章嘉关系密切，1686年第巴桑结嘉措按清朝命令以五世达赖的名义派他去喀尔喀调解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的冲突，他途经青海时约请二世章嘉一起前往，事毕进京朝见康熙帝，受康熙帝奖赏。此事成为二世章嘉与清朝联系的开始。
　　⑤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藏文版，144－146页。
　　⑥历辈色赤和阿嘉活佛事迹见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塔尔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塔尔寺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116－121页。八世阿嘉活佛曾以《历辈阿嘉呼图克图简介》一文惠赐笔者。
　　⑦关于萨木察呼图克图，详见扎扎《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世系述略》，载《安多研究》创刊号，1993年。
　　⑧关于济隆呼图克图，参阅喜饶尼玛《西藏地方摄政官职研究》，载《藏学研究》第七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6月版。房建昌、张国英《西藏八宿县小史及寺院与活佛》，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4期。
　　⑨参阅洛桑群觉《策墨林继任摄政王之经过》，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2期，张庆有《琦善与策墨林诺们罕》，《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