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背后的故事（2）

《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一百三十八国的资料和见闻，包括“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进〈西域记〉表》）。这些资料已被证明可信度极高，例如今天印度考古学家就是根据有关记载找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初转法轮的鹿野苑、成道时的菩提树等历史遗迹。更为重要的是，《大唐西域记》并非一部走马观花的游记，它实际上是高度浓缩的情报汇编。试看其对西域几国的的描述：
　　阿耆尼国（焉耆）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葡萄、梨、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　褐，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迦蓝十余所，僧徒两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屈支国（库车）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 出葡萄、石榴, 多梨、枣、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铝、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微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也。迦蓝百余处，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不到两百字，一国的地理、交通、城防、气候、物产、金融、文字、风俗、法纪、国王秉性、国内政治特点等全部跃然纸上。我们不由不惊叹玄奘观察力之敏锐、全局把握之好以及记忆力之强。今天很多小资，千里迢迢到丽江泡上半个月，对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一问三不知，满脑袋就是那几个酒吧和几段露水因缘，实在是愧对祖先。
　　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大唐西域记》完成，玄奘松了一口气，将其与新译成的五部佛经捆绑销售，一并呈献给太宗，趁机上表请求皇帝“曲垂神翰，题制一序”，目的是拿到政治护身符，大大抬高佛教地位。然而不巧的是，很快发生了萧瑀事件。萧瑀崇佛，太宗与他亲密时也曾送他佛像、经书和袈裟。然而后来萧瑀多次受责，深感失意。就在本年，正好有一次太宗讽刺张亮信佛，动员他出家，萧瑀在一旁顺口请求也要出家，本来是闹情绪，但没料到皇帝一口答应，于是当庭反悔，回去后更加郁闷，自称脚生病不能上朝。太宗冒火，贬他为商州刺史，还亲自写了一道诏书，表明自己对佛教的否定态度：“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这样一来，要太宗在一年之内写两篇主题截然相反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于是皇帝以“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为辞，拒绝了写序的请求，但对《大唐西域记》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全唐文》卷8）。
　　请求被拒绝，玄奘当然失望透顶。但他深知“佛不自佛，唯王能兴”，新译佛经要广泛传播，佛教要提高地位，自己在佛教界的权威能否确立，最高领导人的序文不可或缺。于是他再次上表恳求太宗写序，先装可怜，表述了自己遭拒绝后举止失,“抚躬累息，相顾失图”，强调“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诠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期望“雷雨曲重，天文仰照”，使“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宏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全唐文》卷906）。太宗这次不好意思再一口回绝了，但也未明确答应，耍起了“拖”字诀。
　　转眼进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使李义表出使印度归来，奏称东天竺国王请求把道教经典《道德经》译成梵文后传入印度（也不知是真是假）。太宗当然高兴，命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组成一个30多人的班子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玄奘内心深处根本不认同道教，因此一百个不情愿，翻译过程中常常与道士发生争论。当道士们向宰相要求把《老子》的序文也译出来时，玄奘坚决拒绝了。紧接着又来了一本本土出产、来路不明，又与自己的法相宗相对立的《大乘起信论》，玄奘也只好遵命译为梵文。两本书由著名的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带走，可惜这些梵文版的《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今天均已失传。
　　圆满完成国家级课题后，玄奘又接到了紧急任务：前往玉华宫面圣。玉华宫前身为仁智宫，武德七年（624年）初建，开始时规模很小，以茅草覆顶，名为行宫，实为军事要塞。然而其自然景色和“地大无暑”的特点令因多年征战而风疾缠身、常年有气喘毛病的太宗难以忘怀。本年，在仁智宫旧址上扩建而成的玉华宫告成，太宗来此休养。此时恰好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归来，带着帝那伏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的一万多俘虏，其中一个自称医术高明的术士被送进玉华宫为太宗造延年之药。或许是需要翻译，或许是术士的到来勾起了皇帝对印度的兴趣，太宗令玄奘赶到玉华宫。这次见面刚开始火药味很浓，皇帝再次令玄奘还俗做官，玄奘死不答应。褚遂良在旁打圆场，太宗才息怒，表示愿继续资助翻译佛经，顺路又询问了刚刚译就的《瑜伽师地论》，玄奖于是讲解了大意。大概是玄奥的佛理与禅心定身的修行工夫与方士清虚无为的道术有相同之处，太宗来了兴趣，于是玄奘当即派人取来请皇帝亲览。
　　也不知是何缘故，大概是环境好、住得好、心情也好，太宗阅经卷后竟一反常态，连赞“佛教广大”，“莫测高深”，连“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澄之池方溟渤耳”。下令把玄奘新译的经论誊写九本流通全国，又赐给他价值百金的珍贵袈裟。和尚激动之余，也没忘了正事，再次提出写序的请求。太宗这次一口答应，于8月撰写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下令列为所有经卷之首；同在玉华宫内的皇太子李治也写了《述圣记》。九月一日，朝廷诏令京城和各州度僧，每寺五人，玄奘所在的弘福寺特别优待度50人。贞观11年以来备受压抑的佛教，终于在玄奘的努力周旋之下，柳暗花明。
　　玄奘接到太宗《序》和太子《纪》后，万分激动。他在谢表中说自己如“亲承梵响，踊跃欢喜，如闻受纪，无任忻荷之极”（《全唐文》卷906）。佛教徒们也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歌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大唐三藏法师传》卷7）。在这欢腾雀跃的万众之中，弘福寺里一个叫怀仁的和尚发下宏愿，要集书圣王羲之的字刻此圣教序。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
　　太宗皇帝对王羲之历来崇拜得五体投地，千方百计搜购王羲之遗作，甚至民间留下他以不光彩手段偷贴的佳话。他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论，直认“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怀仁发愿集王字刻《圣教序》,可谓是双重马屁，无疑能大大加重《圣教序》这块佛教护身符的份量。然而恐怕他一开始也没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难。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到咸享三年（672年）共24年，怀仁从内府所藏王帖中逐字集书，个别缺字不惜重金相求，前后耗去千金，终于集成《圣教序》碑上全部字数。此碑虽逐字集出，但浑然天成，为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集字碑。
　　刻在石碑上的不仅仅有太宗所作的序，还包括太宗对玄奘谢表的答书，太子（刻石时已是今上）所作《记》，太子对玄奘谢表的答书，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全文照登，由于内容很值得玩味，因此每段后在括号内略加评论。
　　大唐三藏圣教序 太宗文皇帝制 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
　　盖闻二仪有像，显复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苞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显而微，虽愚不惑；形潜莫覩，在智者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太宗虽然让步，为佛教写序，但仍坚持原则，以道家二仪、阴阳起笔，暗示道教思想更为本源，并指出佛道之崇虚，非空无一物之无，而是无生无灭、若隐若显、超乎凡智的道。这正是太宗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中道观思想，其实与玄奘的唯识论有一定区别。）
　　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抆其旨趣，能无疑惑者焉。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城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虚。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象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乱。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谐时而隆替。（由佛教的历史说明佛法难寻，指出当前佛教界存在的混乱与问题，顺路打击一下国内的和尚们，论证新版真经的必要性。）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抒理，广彼前闻；截伪存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云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引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菀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津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合，苍生罪而还福。（猛拍玄奘，并且以官方身份宣布正式玄奘为法门领袖，成功在佛教界安插一个名头很响但却根基尚浅的海龟。另外清华一词，首现于此。）
　　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花；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求庆？方翼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进一步阐述佛教与经书的意义，并给予美好祝福）
　　（太宗答玄奘谢表）：
　　朕才谢珪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盖厚顽。善不足称，空劳致谢。（非常谦虚的皇帝，而且行文中自然流露出平等相待的古典士大夫气质。想想后来乾隆爷与纪大烟锅那种恶心的主奴表演，不忍卒睹，具体表演请参阅二月河系列）
　　皇帝在春宫述三藏圣记（李治作）
　　夫显扬正教，非智无以广其文；崇阐微言，非贤莫能定其旨。盖真如圣教者，诸法之玄宗，众经之辄（足属）也。综括宏远，奥旨遐深。极空有之精微，体生减之机要。词茂道旷，寻之者不究其源；文显义幽，履之者莫测其际。故知圣慈所被，业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缘无恶而不翦。开法纲之纲纪，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涂炭，启三藏之秘扃。是以名无翼而长飞，道无根而永固。道名流庆，历遂古而镇常；赴感应身，经尘劫而不朽。晨钟夕梵，交二音于鹫峰；慧日法流，转双轮于鹿菀。排空宝盖，接翔云而共飞；庄野春林，与天花而合彩。（缺少他老爹的气魄，忘了从道教起笔了，直接开始歌颂佛教，沉不住气。然后末尾几句确实文采斐然，不愧是文学青年。）
　　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资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敛衽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归贝叶之文；泽及昆虫，金匮流梵说之偈。遂使阿（禾辱）达水，通神旬之八川；耆阇崛山，接嵩华之翠岭。窃以性德凝寂，麋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岂谓重昏之夜，烛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泽。于是百川异流，同会于海；万区分义，总成乎实。岂与汤武校其优劣，尧舜比其圣德者哉。（此段集中猛拍老爹马屁）
　　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岩。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会一乘之旨，随机化物。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期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问道法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以贞观十九年九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自非久值胜缘，何以显扬斯旨。所谓法相常住，齐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仪之固。（照猫画虎，吹捧玄奘）
　　伏见御制众经论序，照古腾今。理含金石之声，文抱风云之润。治辄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略举大纲，以为斯记。（再拍老爹马屁，然后写不下去了，草草收兵。说来李治这篇其实比他爹的难写，主题要差不多，结构也要差不多。老爹把好词句都用光了，儿子要找其他词组，既不能比老爹高明，又不能太脓包，实在难为他了。）
　　（李治答玄奘谢表）：
　　治素无才学，性不聪敏。内典诸文，殊未观览。所作论序，鄙拙尤繁。忽见来书，褒扬赞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并。劳师等远臻，深以为愧。贞观廿二年八月三日内府。（比他爹更加谦虚了，这个太子简直没当头）。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
　　碑的最后是一长串我们熟悉的名字：
　　“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等奉敕润色”
　　“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
　　晚年的太宗与玄奘
　　太宗和太子的文章，给了玄奘莫大好处：第一，佛教由他而声势大振；第二，带回来的新版经文正式被官方认可，取得了对旧版经文的绝对优势；第三，他在佛教界的地位获得了皇帝的背书。可以说，这两篇文字将玄奘牢牢地绑在了皇室的战车上，从此想跑也不行，何况也不想跑了。此后，玄奘在与太宗和皇室的交往中更加主动。他除了连续上表感谢皇帝与太子的恩惠，还就此留在玉华宫弘法台，一边翻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边与太宗评论过去旧译佛经的失误。回长安后，玄奘三天两头往皇宫跑，住在皇宫紫微殿弘法院，与太宗经常见面。
　　见面就要谈话，玄奘恪守一条规矩：奉承。自归国以来，他一直就沿着这条路子组织言辞，但以前往往言不由衷，多是空洞浮泛的套话。太宗给了他莫大恩惠之后，他在这方面也要格外用心了，于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一次吹捧终于上档次了，不仅系统、全面、具体，而且别出心裁。核心思想是强调太宗是罕见的“上智之君”，与普通君王本质不同，根本无须贤臣辅佐，“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接下来从个人素质、治理国家、感化蛮夷、对外征伐、征讨高丽、祥瑞灵异六个方面用华丽的排比句式，以“无假于人”为主题反复出现，并加以变奏：
　　陛下经纬八肱之略，驱驾英豪之才，克定祸乱之功，崇阐雍熙之业，聪明文思之德，体元合极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于人，其义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礼，移浇风于季俗，反淳政于上皇，赋遵薄制，刑用轻典，九州四海，禀识怀生，俱沐恩波，咸遂安乐，此又圣心圣化，无假于人，其义二也。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莫不候雨瞻风，稽领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猃狁为患，其来自久，……陛下御图画，一征斯畛，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高丽小藩，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攻城无伤半碟，掠卒不获一人，皮丧六军，狼狈而反。陛下暂行，将数万骑，摧驻跸之强阵，破辽、盖之坚城，振振凯旋，俘斩三十万众。用兵御将，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于人，其义五也。又知天地文泰，日月光华，和气氤氲，庆云纷郁，四灵见质，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鸾朱草，昭彩杂沓，无量亿千，不能遍举，皆是应德而至，无假于人。
　　太宗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为亲王，为统帅，攻战无不胜，治理国家又是名垂千古，后宫大老婆小老婆个个聪慧，连一个看不上眼的小老婆也在若干年后折腾出了个古今唯一的女皇，做人做事到这种地步，不沾沾自喜就不正常了。然而贞观进谏成风，乡巴佬魏徵不提，就是李大亮、唐俭这些人也是随时随地借题发挥，收拾李二一下子。时人即谓，“南衙群臣面折廷争，陛下常不举首，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不但要听批评，皇帝自己还要拍下级马屁，经常夸这个夸那个，强调功劳都是大家的，搞个凌烟阁表扬栏。现在突然玄奘法师醍醐灌顶，让太宗意识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牛逼，谁都不靠就天纵圣明，自然是高兴到天上去了。当然皇帝的风度还是要的，史载太宗“甚悦”，当场投桃报李:“今日已后，亦当助师弘道。”从这件事来看，太宗晚年骄傲，恐怕玄奘也有份促成。
　　贞观二十二年冬十二月,长安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每逢阴天下雨，手心即痛，想起自己年幼时常常看到娘亲腹痛，当时不解，如今长大成人，感同身受，悲哀思念，于是为已去世十余年的长孙皇后建造慈恩寺，设计时从大明宫含元殿即可远眺此寺（为了方便以后上朝时抬眼即可看见。李治对母亲如此眷念，不知后来为何对自己唯一的舅舅又那么狠心）。玄奘被封为主持，任上座职，整个译场也从弘福寺迁入慈恩寺。迁移之日，太子、太子妃等在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太常寺卿江夏王李道宗以九部乐及彩车声乐送其入寺，一时风光无比。
　　然而无论如何辉煌，一个时代即将落幕。贞观廿三年(649)春，太宗身体日渐虚弱。玄奘暂时搁置翻译工作，陪同皇帝到终南山翠微宫休养。这次陪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此前不久，玄奘的得意助手、译场九大缀文之一、《大唐西域记》的纪录者辩机，因与太宗女儿高阳公主通奸事发而被腰斩处死，年方三十左右。此后官方继续到寺院追查，又杀另二名和尚和二名道士。这一事件让玄奘彻底领教了皇室威严莫测与翻脸无情的优良作风，而自己的寺庙和译场出了这么大的漏子，难免忐忑不安。只有紧紧跟着皇帝，才能避免有人趁领导生病脑子不清楚的时候进谗言暗算自己。
　　玄奘满腹心事，陪着病重的太宗，说游历见闻，讲佛法神通，同时也在喜安殿翻译经卷。四月辛酉，太宗崩于含风殿。当玄奘随灵枢由苍翠的终南山缓缓而下时，大概脑海中会浮现出他第一次与李世民在洛阳相见、畅谈终日的情景吧。
　　周旋于龙凤之间的高僧
　　由于在太子时期就与玄奘多次往还，因此高宗对玄奘的恩宠较之太宗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即位后，批准玄奘在慈恩寺营建一座佛塔，用以安置佛经、佛像及舍利，以防火灾。原拟建高30丈的石塔，后因费用太多而改砖造，仿印度攀堵婆式设计塔形，每层中心藏存舍利粒。永徽三年（652 年）三月，大雁塔建成，至今仍是西安名胜。塔建成第二年，太宗的《序》和高宗的《记》也被刻石树碑，嵌于大雁塔南门两侧，而书写碑文者则是贞观、永徽年间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托孤重臣褚遂良。皇帝、重臣、美文、佳墨，交相辉映，不啻是佛教、慈恩寺乃至玄奘本人的护身法宝。
　　终太宗一朝，玄奘虽然甚得皇帝欢心，也拿到了不少好处，但其心中仍有不甘，因为贞观十一年制定的“道先佛后”的政策始终未能动摇。新皇帝上台，玄奘似乎看到了希望，因此更加用心靠拢朝廷、结交皇室。随着永徽年过去，高宗逐步从太宗及其老臣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掌握了全部权力，玄奘觉得有必要重点巴结一下了。显庆元年（656）正月，唐高宗立李弘为皇太子，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派遣朝臣们行香。玄奘趁机请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向高宗汇报，由朝廷派官员监阅、管理翻译事务，派大臣参与译经润色，进一步将译经变成国家重点工程，主动置于政府监控之下。皇帝同意，派出以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待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杜正伦等高官为核心的班子，帮助把关润色。玄奘并请高宗为寺撰文建碑，皇帝应允，写了一篇文章，玄奘得寸进尺，上表提出“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高宗开始未答应，但经再次上表，终于允诺。四月，高宗亲撰石碑刻成，玄奘大肆炒作，率僧尼至芳林门远迎，官府也组织了庞大的太常九部乐和京师长安、万年二县仪仗队送碑入寺。史载，“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据说有百余万人围观（可能夸张了）。皇帝在安福门楼看到玄奘如此拿自己的墨宝当回事，自然是“望之甚悦”。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武则天册立为后，玄奘与皇室的互动更加紧密，也更加复杂。显庆元年（656年），皇后难产，祈求佛祖佑护，并应允如顺利生产，孩子将皈依三宝。玄奘一边作法事，一边不断上奏，安慰皇室。例如在一封表章上，他说见到一只赤雀飞止于显庆殿，于是告诉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诞。奘深怀优惧，愿乞平安。若如所祈，为陈喜相。”赤雀乃“示平安之仪”。这些糊弄人的鬼话还真应验了，男婴顺利生下，即是后来的中宗李显。武则天为此赏赐玄奘袈裟，并信守诺言，由玄奘收李显为徒，号“佛光王”。当年太宗找到玄奘，成功地在佛教界打了个楔子，如今玄奘也在皇室里钉了个钉子。只是可怜佛光王，上有母老虎娘亲，旁有绿帽子老婆，下有蛇蝎女儿，真是八辈子才能修到的福分。
　　永徽、显庆年间的玄奘已经50余岁，然而他却比以前更加活跃于皇宫内外。例如，他曾赴鹤林寺为高祖的婕好薛夫人落发受戒，随即又为德业寺尼姑数百人受菩萨戒。除了与皇室往来，政府高官他也是一个不得罪，极力周旋。例如永徽二年（651年）正月里，就有宜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伦、恒州刺史萧锐等官员请玄奘为他们受菩萨戒和说法，而玄奘的助手、高僧道信病死，也请这些官员为其撰写碑文，应酬不断。此外，来长安的印度僧人很多，他们携带礼品，与玄奘书信问候颇繁；日本、新罗等国的僧人也慕名前来，应接不暇。
　　作为一个一心想尽快翻译经文、弘扬佛法的高僧，这些俗务无疑极大地耽误了玄奘的工作进程。然而他这么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他个人的地位、名望都拜朝廷所赐，造塔、写经、塑像的一切经济来源都离不开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资助；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借助朝廷力量弘扬本派学说。事实上，作为海龟，玄奘一回国就面临着土鳖们的排挤和妒嫉。佛教本来就有大乘、小乘，“空”、“有”两宗的分野，玄奘回来后又发生了新旧两派之争。玄奘创立法相宗，借助朝廷力量大力推广新译佛经，使靠旧译经吃饭的各派对其侧目相视。熊十力在分析唐代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时就指出，“佛徒居士之浸渍于旧经中者，己沦肌浃骨，骤闻新学，势不相融，不相融则集矢于奘师。”永徽六年（655）五月，新旧两派打起来了。玄奘翻译出印度逻辑学专著《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后，其弟子纷纷造作文疏，各陈己见。曾任太常博士、太常丞的吕才（他也是著名的《九功舞》、《秦王破阵乐》、《上元舞》的谱曲者），抓住玄奘门徒神泰、静迈、明觉三家义疏中的矛盾，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提出40余条疑问。双方的争论从五月延至十月，学术官司打到皇帝面前，高宗敕令“遣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玄奘) 与吕公对定”，具体过程不甚了然，亲玄奘的佛教徒记载说“词屈，谢而退”，但实际上很可能借助了朝廷的高压。
　　另一件有趣的事也发生在永徽六年（655年），印度高僧布如乌伐邪看到佛教在中国如此吃香，不禁也想来分一杯羹，于是携带经典五百余夹、共1500余部来到长安，但不久就灰溜溜的打道回府了，《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提到这是玄奘排挤压制所致。虽然今天很多崇拜玄奘的学者认为这是佛教旧派对玄奘的中伤，但此事发生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可怜的玄奘，不但要面对本土土鳖们的围攻，还要提防更新的海龟来抢地盘，也只好日益抱紧皇帝的粗腿，为皇家分忧解难。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高宗对玄奘一直礼遇有加。玄奘生病，皇帝派太医为他治病，请他入皇宫休养，到明德宫避暑邀请他同住，至于平常赏赐的金银财物更是不计其数。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皇室和朝廷自长安前往洛阳，一住就是一年，玄奘也陪同前往。由于他的出生地游仙乡控鹤里仅在洛阳东约35公里处，因此就近还乡。其父母已早逝，大哥、三哥家中之人也已零落殆尽，只有一姐远嫁。玄奘为父母扫墓，看望了姐姐，迎送威仪全由朝廷资给，围观者一万余人，可谓衣锦还乡。
　　就在已经到达人生顶峰之际，玄奘却出人意料地在本年九月二十日向高宗上表，再次请求入少林寺翻译佛经。我们记得上一次提出这个要求还是贞观十九年与太宗首次见面时候，为何现在再度提出？要探究其中原因，我们就会发现，玄奘在与皇室的周旋中深感艰难，而且他已敏锐的发觉了一些微妙而不祥的征兆，急于抽身而出了。
　　首先，与皇室打教导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致使翻译工作进展缓慢。仅举一例即可知与皇室的交道不好打。“佛光王”诞生前后，玄奘首先要做法事，为皇后平安“加佑”(显庆元年十月)，为见“赤雀”致贺表（十月五日），为“佛光王”诞生进贺表（十一月五日），生满三日进贺表（十一月七日），满月剃发进贺表（十二月七日），周岁进贺表、上法衣（显庆二年十一月五日），烦不胜烦。岁月不饶人，玄奘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急需集中集中完成未竟之业。
　　长期的交往也使他发现，高宗其实是个很不好相与的人。虽然在一般人心目中，高宗懦弱无能，在他父亲心目中也过于温和柔弱，但所有的事情，尤其是早年身体尚可时的表现，都说明这个是心中很有主意很有原则的皇帝。尊崇道教、限制佛教不仅是高祖、太宗一以贯之的基本政策，也是王朝和李姓皇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利益所在。几乎所有的积极进取、维护李唐利益的皇帝（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武宗）都奉行尊道抑佛的方针（宪宗是个例外）。他尊重玄奘这个高僧，更多是因为“高”而非“僧”，是将其作为一流水平的学者、满腹经纶的文学侍从之臣来看待的，是开明治国的点缀。因此，尽管皇帝对玄奘恩遇无比，但并不因此就对佛教作根本性的让步，反而延续既定方针，抑制佛教。永徽六年（655年），朝廷继贞观十一年“先道后佛”政策之后又宣布了“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宗教政策，虽然第二年在抱病的玄奘屡次上表恳求后废除，但不啻是对佛教的又一次打击。显庆年间，屡次兴建道观，例如显庆元年（656年）立昊天观和东明观，显庆二年（657年）立宏道观。有时候，皇帝甚至表现得连玄奘的面子也不想给。就在此次玄奘回乡省亲风光了一把之后，朝廷下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
　　更为关键的是，玄奘现在面对的不仅是皇帝，还有皇后。虽然“佛光王”拉近了玄奘与武后的关系，但他其实十分难做。高宗身体不好，武后在显庆年间开始染指皇权，而且其虐杀情敌的行径必然给玄奘留下深刻印象。武后一直偏好佛教，后来更是利用佛教为自己夺权服务，直至以佛自比。然而武后的佛与玄奘的佛相去甚远。玄奖自印度回国后，一直提倡以“五种姓”说为核心的新唯识学，而此一学说有很强的贵族色彩，宣称一部分人注定不能成佛。武后是个身为妇女却要成佛当皇帝的人，当然不喜欢这种缺少惊喜、没有想像力的学说，她要的是类似《大云经》那种信口开河又理直气壮、玄乎其玄又通俗易懂的东西。事实上，武后掌权之后，直接继承发扬玄奘新唯识学的窥基法师颇受冷遇，而与其对立的圆测法师则被待为上宾。因此尽管表面上双方关系融洽，但这种骨子里天生的疏离，聪明如玄奘者是不会感觉不到的。
　　显然，继续留在长安与皇室周旋，很可能会被皇后利用，这是深受李家父子厚恩的玄奘不想也不敢的局面；何况那个可能利用你的人本身对你并无好感。抽身而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于是玄奘上表请求往少林寺，写得极为婉转，说自己从幼年开始学佛求法，现在年事已高，最近几年身体虚弱，希望能隐居少林，赶紧将佛经翻译完成。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高宗与他老爸考虑问题是一样的，一口回绝，而且要他今后不要再提此事，吓得玄奘“不敢更言”。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二月，玄奘随高宗返回长安。由于慈恩寺名声在外，过于喧闹，因此入住新竣工的西明寺。然而，西明寺也并不清静，每日拜访者络绎不绝，同时玄奘还要作为政府专家，与朝廷史官们一起编撰《西域图志》，朝廷也常常派人咨询西域、印度等问题。纠缠不清的俗务和依附于皇权的苦闷，使这位高僧渐渐“积气成疾”。显庆四年（659年），玄奘再次申请离开长安。在《重请入山表》中，他说自己“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来，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廖，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讵几”，几乎是哀哀求告，十分可怜。高宗这两年也是疾病缠身，大概感同身受吧，于是终于批准他离开京师，前往玉华寺翻译经卷。
　　“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
　　玉华寺，就是太宗时代的玉华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玄奘曾与太宗在此欢聚多日，《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的《记》都是在此写就。永徽二年（651年），关中蝗灾，高宗舍宫改名玉华寺，为太宗祈福，并将宫内原百姓田宅归还本主。显庆四年（659年）十月，玄奘率领众弟子来到玉华寺。山水依旧，物是人非，当年与太宗相谈甚欢的场景已经过去十二年，太宗已辞世十年，而玄奘也已是60岁老人了。四年之后，高僧也将与世长辞。
　　不知是预感到来日无多，还是为了将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玄奘在玉华寺的工作几乎可以用狂热来形容。虽然他在玉华寺译经只有四载，但译出佛经14部682卷，占其平生总译经75部1335卷的一半以上。在他从印度取经归来的19年中，每年平均译经70卷，而去世前在玉华寺的四年中，平均每年译经170卷。这还是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的情况下的成果，可见其为佛法鞠躬尽瘁的精神。
　　他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将《大般若经》译出来。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意为“智慧到达彼岸”，长达600卷20万字，是玄奘一生所译佛经中最大的一部。初到玉华，玄奘一边翻译其他小经，一边为翻译《大般若经》做准备。译场日程安排严密，云光殿、嘉寿殿、庆福殿、八桂亭和玉华殿都作为译场。显庆五年（660年）正月一日，玄奘在玉华寺玉华殿开译《大般若经》。翻译过程中，玄奘惟恐难以完成，稍有精神便日夜劳作，并经常勉励诸僧“此经部轴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经过数年辛苦，此经终于在他去世前完成。译成当日，玉华寺举行了隆重的请经仪式。
　　就在这四年中，长安城里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玄奘可能要庆幸自己已经远离旋涡中心了。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高宗在武后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这个动作一般认为并非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参杂了高宗与武后的矛盾。显庆五年（660年）以后，武后对政权已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而且其利用佛教的意图也日益明显，帝、后矛盾已在酝酿之中，而两年后（664年）就爆发了企图废后与诛杀上官仪事件。当然此时双方尚未撕破脸皮，但选择这个时候发出诏令，无疑是高宗想投石问路，警告一下武后派势力，力图挽回局势。
　　然而僧侣反应激烈。二十一日，京城僧侣二百余人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收回成命。二十五日，西明寺道宣向当时仅有六岁的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这无疑是想同时取悦于高宗和武后。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启荣国夫人杨氏。到这时，帝、后斗法的阴影已经若隐若现了。太宗皇帝当年发出“道先佛后”诏令后，僧侣也是聚众请愿，而皇帝的强硬将他们吓了回去。这回高宗却硬不起来，但又不好自打耳光，只好在五月十五日搞大民主，“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和尚代表西明寺道宣、大庄严寺威秀、大慈恩寺灵会、弘福寺会隐等三百余人也到场陈情。表决结果让高宗大跌眼镜，统计出1539人同意不拜，354人要求拜。面对如此悬殊的结果，高宗只好在六月八日恨恨的发出《停沙门拜君诏》。
　　玄奘身为德高望重的高僧，在这件事上却保持了异常的沉默。他利用自己不在京师的优势，装聋作哑。本来他对此类事情历来热心，例如显庆元年（656年）就曾抱病屡次上表恳求废除《僧尼犯法依俗科罪诏》，但这次玄奘深知其中有帝后矛盾的因素，因此两头不得罪，置身事外。整个事件中，全国高僧共正式上表9封，且多措词激切。而玄奘仅仅是在事件高潮已经过去后，由其助手、贞观十九年（645年）即为译场缀文大德的静迈上表作了一下象征性参与，而且文辞委婉，立论避开佛家经典，反而从儒家角度出发，对皇权大表忠心。这样谨慎的处理方式，可能也让年迈的玄奘大为伤神吧，不过好在高僧的大限即将来临，也无须劳心费神了。
　　龙朔三年（663年）开始，玄奘疾病缠绵，经久不愈，。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他来到玉华殿译场，一口气译完了一卷《咒五首经》，然后开译另一部佛教大典《大宝积经》。刚刚校译了几行，玄奘便感不适，慢慢合上经本，对众僧说：“看来我寿期已满，大限不会太远。”当天，他前往兰芝谷礼拜辞别俱胝佛像后，回肃成院安歇。正月初九傍晚，玄奘在肃成院后面跨一条小水渠时不慎跌倒，摔伤小腿。可能并发感染，正月十三日后，玄奘病情渐重，气息微弱，沉沉昏睡，偶有梦语。十六日，他从昏睡中醒来，将衣物资财全部赠给僧众，不无感慨的说：“我来玉华，本缘《般若》，今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你们送我，宜从俭约，只可以芦席裹躯，择山间幽僻处安置，勿过宫寺。”此外，直至临终前，玄奘还惦念着让高宗再为经文写序，以期身后佛教能继续得皇室扶持。
　　麟德元年二月六日甲申子时（664年3月8日凌晨0-1时)，终其一生为宏大佛法而奔波劳碌、殚精竭虑的玄奘与世长辞。道宣记录下了高僧的临终场景：
　　至五日中夜，弟子问曰：“和尚定生弥勒前否?”答曰：“决定得生。”言迄气绝。
　　消息传到京师长安，朝野僧俗为之俱悲。史载，玄奘遗骨从玉华缓缓南下，于麟德元年（664）三月十五日抵大慈恩寺，四月十四日葬于长安东郊沙河东岸白鹿，建塔供养。归葬时，仕女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
　　身后寂寞事
　　玄奘虽死，佛道斗争仍在继续，而帝后斗法也参杂其中。愈到晚年，高宗愈向高祖、太宗的基本国策回归，不断加大扶持道教的力度。乾封元年（666）二月，高宗亲到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改阳谷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免徭役一年；在兖州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天下诸州皆置观一所（《旧唐书·高宗本纪》）。武后为了争取主动，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上表请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科与《孝经》、《论语》同样作为考试内容。仪凤三年（678年）五月，高宗更下诏，规定《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而在此年，皇帝还下令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将道士作为皇室宗族来看待。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高宗再次下诏，强调李唐与老子和道教的渊源，并改永淳二年为宏道元年，大赦天下，诸州皆置道观。然而他在宣诏时已“气逆不能上马”，当晚即崩于真观殿。
　　然而即便是高宗如此扶持道教，佛教在武后的暗中支持下还是势力日盛。玄奘身前作出种种努力都没能使朝廷调整佛道名位，在他去世十年后的上元元年(674年)却实现了。高宗作出重大让步，下诏佛道平等：“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如若玄奘还在，也不知是喜是悲。虽然皇帝颁布了他梦寐以求的政策，然而皇权从对他有恩的李家手中渐渐旁落，天边乌云渐渐聚拢，也未必是高僧所乐见的吧。
　　武后掌权后，佛道形势为之一变。她为了以周代唐，依靠佛教大造舆论。然而前面已经提到了，玄奘的学说和武后的兴趣并不合拍，因此虽然佛教时来运转，玄奘这一派系却反而越来越吃不开，逐步淡出权力中心了。
　　玄奘在世时，辩机是其得意门生，然而贞观末辩机惨死。另一个更年轻的得意门徒是窥基，俗姓尉迟。看到这个姓氏，大家恐怕可以猜到他的出身了。其叔父就是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敬德，父亲是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油县开国公尉迟敬宗。因其出身高贵，而且据说年轻时富贵本色不改，因此民间传说中称其为“三车和尚”，出行时总有三辆车相随，前车载经论书籍，中车自御，后车载家仆妓女和美味佳肴，后来遇到文殊菩萨而改邪归正云云。事实上，窥基年幼好学，因早年丧母，有出世之意。贞观19年玄奘归来后，在长安偶遇年仅十四的窥基，有意度为弟子，于是亲自上门劝说乃父。贞观二十二年，正式剃度。显庆元年后，窥基一直追随玄奘翻译经典，大有所成。在玄奘入寂后，作为嫡系弟子的窥基自玉华寺重返大慈恩寺从事撰述，挟玄奘余威，将新唯识学推向极端，创立贵族气息极为浓厚的法相宗慈恩系学说。
　　与窥基分庭抗礼的圆测，乃新罗国王孙，3岁出家，武德初入唐，贞观二年（628）15岁时受教于法常与僧辩，由于当时玄奘也在长安受教于法常与僧辩，因此两人勉强可算师兄弟。玄奘回国后，他并未参与翻译工作，但显庆三年（658）玄奘自洛阳回京入住西明寺，圆测作为随从助手之一陪同入住。圆测尊崇玄奘，但似乎两人并无明确的师徒关系，亦师益友的成分更大一点。玄奘去世后，圆测继续居西明寺，糅合新旧两家学说，创立了西明系唯识学。由于圆测的入门恩师法常与僧辩都出于道岳，道岳师从道尼，道尼又曾非正式地师从南梁时来中国宏法的摄论宗初祖真谛大师，因此其初入佛门近20年都淫浸于旧学，其著作中也对真谛与玄奘同等尊崇（皆尊称为三藏），而在具体学说中则多倾向真谛。西明系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主五种姓说，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最终都能成佛，因此与慈恩系针锋相对。
　　两派学说的斗争在窥基和圆测在世时还是非常温文尔雅的。窥基返回长安后，声势逼人，圆测为了表明态度，很快离开长安，“往依终南山云际寺，又去寺三十里，闲居一所，静志八年”（《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并序》）。随着武后逐步掌权，以及慈恩系学说本身贵族气太重，平民色彩更浓的西明系学说逐渐占据上风。圆测被邀请还西明寺再讲本系学说，而窥基则表示退让，离开长安，咸享四年（673）及永隆年间(680-681)两次游五台，登太行山，沿途顺路讲经说法。他最后一次出游在五台山华严寺栖托逾年，还京后次年即告入灭，时为永淳元年（或说二年）。比窥基年纪更大的圆测却活得更长，而且更得武后青眼相加，几乎成为武后的御用法师，垂拱年间（665一688），新罗国王屡次请唐廷让圆测归国弘法，但武后始终不允。
　　然而西明系学说也未能长盛不衰。由于玄奘所创的法相宗新唯识学过于拘泥于印度佛典的信条，义理繁琐，思辨高妙，但却曲高和寡。慈恩和西明两派的长期争斗又削弱了本宗力量，例如西明系就被慈恩系目为本宗异端，大加诋毁，乃至今日西明系著作留存甚少。此后，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创立的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次第兴起，法相宗逐步衰落。玄奘跋山涉水，弘扬佛法，本宗学说却很快衰落，身后寂寞，若泉下有知，恐怕心有不甘。然而佛法毕竟因他而广布，也算不负此生。而且窥基一传弟子慧沼，慧沼传智周，智周传新罗智风、日本玄肪，日后成为日本法相宗，也算墙里开花墙外香，或许对玄奘也是一丝安慰吧。
　　尾声
　　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那些伟大的人已经先后离去。太宗皇帝今天仍安睡于昭陵之中，有爱妻[陪伴，功臣宿旧依然四面拱卫。武则天在多年奋斗后仍旧回复李家媳妇的身份，回到她少女时代的春宫情郎身边，一起安卧乾陵。玄奘于麟德元年（664）葬于白鹿原，总章二年（669）迁葬于樊川北原大遍觉寺，后改称兴教寺。改葬时曾开棺瞻仰遗体，“众咸叹异，经久埋瘗，色相如初”。此后，窥基和圆测也先后入葬兴教寺，直至今日三塔仍屹立在兴教寺内。
　　此后的事情扑朔迷离。一般的说法是，唐末黄巢之乱，乱军在兴教寺发塔，法师遗骸为寺僧护携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百余年后，宋端拱元年（988），金陵（今南京）天禧寺住持可政在废寺危塔中发现顶骨，看碑文得知是玄奘顶骨后当即哭倒，遂亲自背负，千里迎归南京供奉，初葬于天禧寺东岗。明洪武十九年（1386），寺僧守仁及居士黄福灯等将其迁葬于天禧寺南岗，建三藏塔供养。成祖永乐六年（1408），天禧寺毁于大火，再建大报恩寺，继续供奉玄奘顶骨。1856年，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虽然三藏塔建有地宫并未全毁，但自此玄奘顶骨便埋没了一百多年。清末，此地建江南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后改为金陵兵工厂。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军在施工中发现废塔地宫，发掘出安奉玄奘顶骨的石函。由于玄奘算是日本法相宗的老祖宗，日本人很崇拜他，因此日军严密封锁消息，试图将灵骨偷偷运回日本。然而消息走漏，南京各界纷起，汪精卫政府也迫于舆论压力，与日军频繁交涉，妥协方案是将灵骨分为三份，一份于1944年10月10日供奉于南京玄武湖畔小九华山的砖塔，一份由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后由日人分往日本）；一份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当时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
　　存于南京鸡鸣寺山下的那份灵骨在光复后于1945年迎请到毗卢寺供奉，1963年又奉迎至栖霞寺。文革开始，南京市佛教协会将顶骨送市文管会保存，73年南京灵谷寺修复开放，专设“玄奘法师纪念堂”，正中心设十三层密檐楠木塔，将灵骨请回安奉于此中。
　　送往北平的那一份灵骨经历了较多波折。首先，一部分被分出迎往日本，此后进一步分为三份，两份供奉在奈良市的药师寺和琦玉县的慈恩院，另一份经章嘉大师、印顺老法师及李天春居士极力争取，于1955年分送台湾，供奉在日月潭畔玄奘寺慈恩塔内。留在北平剩下来的灵骨，又分送四处：北京广济寺、广州六榕寺、天津大悲院和成都文殊院。其中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那一份于1955年在以郭沫若为团长的文化访问团出访印度时赠送给印度，安奉在玄奘当年留学的那烂陀寺。文革期间，北京、广州、天津三寺均遭冲击，北京与广州的两份灵骨不知去向，而成都文殊院方丈宽霖法师为保护顶骨终日将其缠在腰间，终于保灵骨平安，安奉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交好，奈良药师寺曾派人护送灵骨来华，在兴教寺内短期供奉，后又带回日本。1996年，日本奈良建三藏院，南京灵谷寺将一份灵骨舍利送往奉安。1998年，台湾创办玄奘大学，南京灵谷寺又将一份玄奘顶骨舍利送台湾供奉。
　　因此今天玄奘顶骨包括遗失的共有11份，其中南京供奉两份，成都供奉一份，台湾供奉两份，日本供奉三份，印度供奉一份，国内遗失两份。玄奘生前为弘扬佛法，孤征十八载，独行五万里，死后千年则四海为家，遍受尊崇，如能化干戈为玉帛，在极乐世界亦必拈花微笑不止。
　　《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记》先后四次刻石立碑。永徽四年（653）褚遂良楷书刻石立于慈恩寺大雁塔，世称“雁塔圣教”；龙朔三年（663）褚遂良书的临本刻石立于同州（陕西大荔），世称“同州圣教”；显庆二年（657）王行满楷书刻石立于河南偃师，世称“河南圣教”；咸享三年（672年），玄奘逝世后8年，怀仁集王羲之行书最终完成，刻石立于弘福寺。今天此碑陈列在西安碑林第二室东侧第二排南数第一的位置，高3.5米，宽1米，螭首方座，书法秀劲超群，一气呵成，世称“千王碑”。其拓本则拜现代印刷技术所赐，已遍藏于书法爱好者的书房之中。
　　与玄奘一生有缘的玉华寺在天宝之乱后荒废。杜甫曾北行至此，触景伤情，写道：“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今天的玉华寺遗址，在陕西省铜川市玉华村北2公里的玉华山，石室中仍有佛像一尊，侧刻“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珈佛像供养”。往事越千年，云雾氤氲，松涛阵阵，一代高僧在昏黄油灯下正襟危坐，执笔而书：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