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度式冥想到中国禅

从印度式冥想到中国禅
　　丘山新教授(日本东京大学)
　　在印度佛教中，冥想的实践是不可或缺的，讲述冥想的种种具体方法的经典亦不胜枚举。后汉以还，佛教传入中国，很多人依据自印度传来的冥想经典，或者遵循来自西域的胡僧的指点，开始实践冥想。有关这些冥想实践者的思想，以隋代天台智顗《摩诃止观》的记述辨析最为详备。但是，从初唐开始，与印度传宋的冥想谱系迥然有异的所谓中国禅的思想运动兴起。中国禅的思想是以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和佛性思想为主要理论根据的。然而可以说，其绝对肯定现实的根本特色，却反映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其中尤以主张道之遍在的庄子思想为渊源。
　　本文将从冥想或禅思想入手，分析印度为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根本特色的差异。
　　1佛教的多样性与冥想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在恒河流域完成了宗教觉醒的佛陀开始了传教活动，佛教由此问世。佛陀的教诲在其逝世后逐渐被编纂为早期佛教经典，并流播广布。他逝世约四百年后，即公元一世纪前后，大乘佛教作为宗教改革运动而兴起。大乘佛教的众多菩萨们创作了种种经典。作为历史上的佛陀的言论而流传下来的早期佛教经典在内容上大体具有统一性，而大乘佛教的经典则迥异于此，由于薪传的不是一位圣人的言论，因而内容上也极为多姿多彩。但是汗牛充栋的大乘佛教经典刃；有共通之处，那就是重视与他者的关系即慈悲和利他行，以无上菩提为终极目标。这一点大大背离了早期佛教所追求的解脱(vimoksa)涅槃(nirvana)这样的个体完结式的宗教觉醒。此外，与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不同，流传至今的早期佛教经典超过三百种，而大乘佛教经典仅汉译的就有六百种之多。
　　在印度经历了重大历史性发展和蜕变的佛教不断向外传播。早期佛教主要经斯里兰卡传到东南亚，大乘佛教则向西北印度拓展，经西藏或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而在印度以外的地区传播的佛教又与当地固有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对各地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发展的佛教，其基本的修行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冥想。本文将锁定冥想一一开发智慧的方法一一展开讨论，并同时考察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2冥想与宗教觉醒：印度与中国
　　佛陀以当时的时代思潮为背景，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中的存在都是充满了“生、老、病、死”之苦的，而这种苦的存在主体永恒的生死反复即轮回也是苦。从这种苦恼中解放出来，就是他所追求的解脱，即涅架。
　　佛陀遵循印度传统的冥想的方法，苦修六年之后，那可称为永恒理法的法(dharma)显现于冥想的他面前，结果一切烦恼断尽，解脱得以实现。在觉醒的佛陀眼中，世界上所有事物与事象都是由缘起(pratityasamutpada)即相互依存而成立的，是不确实的虚妄的。这样，对实现了宗教觉醒的佛陀而言，在世界内生存的意义就被否定了。
　　而在中国，据传唐代禅师的代表之一临济离开其师黄檗去拜访大愚，因大愚一句话，即“言下大悟”。而临济所说的“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临济录·示众》)，被认为是表达出其思想精髓的一句。在体现了道Dao的临济看来，这个世界是被如实地加以肯定的绝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生也是作为绝对肯定的东西被接受下来的。
　　印度传统思想中踏实的冥想之途径，与被认为源自《庄子》等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的、瞬间领悟到达观真理的方法大异其趣。呈现给每位真理领悟者的世界以及在世界之中生存的价值是否定抑或是肯定，其认识亦截然相反。不过，领悟到法(dharma)或道这一真理的冥想之方法和途径，以及朗现给真理领悟者的世界与人生之意义的种种不同，并非起因于佛陀与临济之间的个体的差异，而是由于其背后各自文化的牢固的传统的差异。
　　3印度佛教中冥想的谱系
　　据印度宗教哲学文献《奥义书Upanisad}所载，在佛陀的时代，印度人已经懂得通过在清静幽闲的场所冥目静坐，调整呼吸，抑制五种感官的活动，让意念集中于一点而冥想，从而获得特殊的智慧。这就是所谓瑜伽的实际修行，到公元后，这种修行被体系性地总结为《瑜伽经Yoga-satra}。亦即是说，佛陀也是实践了当时印度一般性的冥想阶段而实现宗教觉醒的。
　　印度佛教中冥想的实践，在早期佛教中是戒律·禅定(samadhi-sikkha，通过冥想之学)·智慧构成的三学之一，是必不可少的实践项目。并且，八圣道这一实现解脱与涅椠的实践修道的阶段，其最终德目的正定(samma-samadhi，本真的冥想)，也是出家修行者必须的修行德目。在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中，冥想的实际修持，作为菩萨的基本实践项目的六波罗蜜中的禅定波罗蜜(dhyana-paramitd)，仍旧是修行者必须的修行德目。可见，在印度佛教中，禅定即冥想的实践，是为了获取宗教智慧、实现觉醒的必不可少、始终一贯的修行德目。
　　在佛教中，意指冥想的术语Upanisad和耆那教中的同义术语，即dhya^na，yoga，sama^patti，sama^dhi等词语都被使用，但在《sutta-nip6ta》和《dhamma-pada}等最原初的早期经典中，这些词语在意思上未有严格区分，对禅定的境界也不曾详细地分层次体系性地加以阐释。其后，早期佛教经典，如流传到东南亚的巴利语的五部nikaya经和流传到中国等地的四阿含经(agama)被编纂时，各式各样的冥想方法和阶段获得了体系性的阐述。但是在这些经典中，上文提到的三学中的定学和八圣道中的正定，其内容皆被解释为“四禅定(caturdhya^na)”。故而可以认为，四禅定是早期佛教最基本的冥想方法。所谓四禅定就是冥想的四个阶段，即脱离欲望(初禅)，统一心念、止息寻·伺(Vitarka-vicara)这种粗浅·细微的思维活动(第二禅)，舍象一切对象、获取真正智慧(第三禅)，灭除一切苦乐、心思完全归于清净(第四禅)。
　　四禅定之外，在早期佛教经典的五部nikaya经和四阿含经中，包含了大量以冥想为主题的经典，诠释冥想之阶段的经书异彩纷呈。可以认为，这是早期佛教重视冥想的实际修行，并且在各个方面探究钻研了冥想之阶段的证据。早期佛教的这种有关冥想之阶段的整备充实和体系化，在当时的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诸学派中尚未见到，是足以与缘起(pratityasamutpada)和四谛(8rya-satyanicatvdri)这样的宗教教义思想相提并论的、早期佛教的卓拔不群的特征，值得大笔特书。
　　4公元一世纪前后冥想的流行?
　　公元二世纪中叶，在中国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被翻译的经典，尤其是当时代表性的翻译者安世高和支谶所译的经典中，有一点值得注意，但以前从未被提及过，那就是冥想何时开始流行。后汉末期从安息国来到中国的安世高译出了以早期佛教·部派佛教系统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为首的多部“禅观经典(dhyOna—sfitras)”。这些典籍似乎是冥想的入门、启蒙书，大概是当时所创作的经典。倘若果然如此，那么在安世高的故国安息国，冥想已经很盛行了。另外，这些经典有很多未被收入汉译四阿含经，那么其与四阿含经的编纂年代孰先孰后等问题，犹为待发之覆。
　　与安世高同样，也是后汉末期从月支国来华的支谶翻译了最早期的大乘佛教经典。这些大乘佛教经典中包含了阐释大乘佛教特有的三昧的《般舟三昧经(Pratyutpanna-Buddha—Sammukhavasthita—Samadhi-Sfitra，现在诸佛悉在前立三昧)》。由此可知，公元一世纪前后开始兴起的大乘佛教也强调和重视广义的冥想。以下我将探讨大乘佛教的三昧问题。
　　5三昧经典的出现与见佛，闻法
　　最早期的大乘佛教经典有汉译《大阿弥陀经》那样的宣讲阿弥陀佛的救济的经典，以及汉译《道行般若经》那样的强调基于般若思想的菩萨的利他行的经典。略迟于这些经典，上面提到的《般若三昧经》出现了。其后，大乘佛教中出现了众多题目上冠以“三昧”的“三昧经典”。一般认为，这些三昧经典是以在三昧即冥想中直接见到佛·如来为主题的经典。这种见佛的思想在早期佛教经典中阒然未闻，完全是大乘佛教的独特标记。当然，能够直接见到永恒的佛·如来的见佛思想，也出现在《大阿弥陀经》和《道行般若经》中。而这些三昧经典的独特之处，不仅是在冥想中直接见到如来·佛，还在于在那里可以聆听到教诲(闻法)这一点上。
　　“于是间坐，悉见诸佛，悉闻诸佛所说经”(支谶译《道行般若经》T．no．418，904b)
　　在三昧经典中出现的“见佛·闻法”的思想，即“在冥想中直接见到佛，听到佛的教诲”这种观点，在传统的佛教即早期佛教那里是完全未见的独特思想。此处有一些重要事实以前未被提及，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早期佛教经典中已经使用sama^dhi、dhya^na、sama^pat“、yoga等意指冥想词语，大乘佛教也继续使用这些词语，但赋予了三昧(sama^dhi)以“见佛·闻法”的特殊含义。其后大乘佛教中以三昧为书名的经典，即三昧经典大量出现。
　　2)自早期佛教以来，佛经即以“evam maya^ srutam如是我闻”开篇，而在早期佛教经典中，这句话意味着“我(从历史上的佛陀那里)这样听说”这种传承的连续性，而这也正是经典之绝对性的保证。然而到了大乘佛教那里，其经典也同样以“如是我闻”为开场白。但我们已经看到，在大乘佛教中，这句话意味着“我(在三昧·冥想中见到永远的佛)这样听说”。这成为经典之绝对性的保证。换言之，大乘佛教的经典是从在该时代被特殊化的三昧这一冥想之中得到启示，创作而成的。
　　3)众所周知，在印度，从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起，在犍陀罗和马德拉开始制作佛像。略早于此，或者说差不多同时开始创作的包括《般舟三昧经》在内的大乘经典中，以阿弥陀佛为首的现在诸佛出现了。关于在经典中登场的佛·如来与佛像雕刻的出现之间的直接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积极的关注，但作为大的时代思潮或者说是当时人们的共通心情，在基底部分却是一脉相通的。
　　6大乘佛教的冥想学派
　　大乘佛教兴起后，公元四世纪左右开始，可以称为冥想专家的瑜伽行唯识派的思想家们出场了，他们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他们是“瑜伽行者(yoga—c6rin)”即“瑜伽的实践者”，主张“唯识说(ijn~a^na—vdda)”即“世界唯有意识”的说法。在实践性地对冥想的深化中，他们看出了意识深处作为使自己和世界成立之根源的阿赖耶识(6laya—vijn~a^na)。并且形成了意识·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理论，旨在对被欲望污染的阿赖耶识进行宗教性的根本转换。可以说，瑜伽行唯识派之兴盛是承绍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冥想之兴盛的。这种基于瑜伽行唯识派的冥想的深层意识、唯识理论，在中国经唐代初期的玄奘三藏真正传入中国，作为法相宗传承下来。但是，也许是由于在中国冥想的实践性很薄弱，所以唯识理论与中国禅思想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如后所述，于此亦可窥见印度冥想与中国禅的根本差异之一斑。
　　7附论：大乘佛教的出现在世界精神史上的意义
　　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的精神世界迎来了重大的转换期。大致说来，即是从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发展，以及与之平行的从早期佛教中生长出的大乘佛教。精神史上的这种重大的转换和展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则关注大乘佛教经典中“一切众生”一词的频繁出现，把这一发展的动机理解和命名为人类精神史上“他者的发现”。换言之，这厂时代也是众多无名大众作为宗教思想的主角、作为救济的对象而登场的时代。所谓“他者的发现”，就是自觉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宗教觉醒与他者是无法分割的。以这种根本自觉为动机，对此前所有的传统思想·教义重新解释，于是新的宗教思想出现了。
　　顺便提及，公元一世纪前后人类的精神世界的重大转换，不仅仅是印度世界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现象。从希腊、犹太思想中产生了基督教，从儒家、道家思想中产生儒教、道教，也可以施以同样的解释。雅斯贝斯曾经指出，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到公元前三世纪，互相没有影响，从希腊到中国的世界各地，涌现出众多作为著名的个人而照耀人类精神史的思想家们。我将之解释为人类精神中开始“探求自己与世界、或者永恒之物”的时期。而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他者的发现”则可以看作是继前者之后人类精神史上第二个飞跃的时代。
　　8中国的诚心习禅者们
　　中国的佛教是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为背景，基于时代思潮和自身的问题意识，接受和解释从印度和西域传来的佛教，而逐渐形成的，唐代初期开始形成的禅思想是其精华。那么，中国的禅思想在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这两个各具特色的思想史的谱系中，应该如何定位，如何解释呢?
　　印度佛教中有两个冥想的传统，即早期佛教的通过止息烦恼而寻求解脱，伴随着详细的规定和阶段的禅定，以及大乘佛教三昧经典所说的、以见佛为目的的三昧。这两个冥想的谱系从公元二世纪后半叶，即在后汉末期，都传入了中国。
　　佛教的真正接受是在东晋时代，那以后，经解释教义的时代，到隋代、唐代初期，中国的理论佛教真正成立了。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中，上述的两个冥想的谱系并没有被认为是不同的东西，而被不加区分地吸纳下来。据梁代慧皎《高僧传》的《习禅篇》所载，印度传来的冥想的思想与方法，藉由被译出的冥想经典，或者依靠从印度和西域宋华的僧人的直接指导，从东晋时开始已在中国广为接受。这样，依据印度传来的禅观、三昧经典所讲述的方法，踏实地实践着冥想的“诚心习禅者们”的传统，在六朝时代形成了。这些习禅者活跃于中国各地的情形，见于梁《高僧传》以及承续该书的唐代道宣《续高僧传》的《习禅篇》等文献中。禅定实践的传统，在隋代天台智顗《摩诃止观》(伟大的冥想)中，与大乘佛教的教义和思想相统合而集大成。
　　然而，自智顗以降至唐代，从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禅的思想运动逐渐显在化。此前的“诚心习禅者们”至少从文献资料上看，已经消失了踪迹。而且，这些习禅者的多数在以后编纂的禅宗史中当然未被收录。
　　在中国，如《观无量寿经》那样以“观……经”为书名的经典在六朝时代的后半叶被译出，现存六部。由于这些经典的梵文本没有发现，所以这些经典究竟成立于何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内容均是通过冥想而观想佛。严格地说，这些经典与上文探讨的“见佛”思想有不同，但对中国净土教的成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净土教也将“观佛”作为其目的之一，其修行原本就是冥想。
　　9道的达观主义者们：中国禅的成立
　　到唐代初期，推动中国禅的思想运动的人们取代了“诚心习禅者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宗教觉醒与此前的印度、中国的踏实的冥想实践的传统都大不相同，其特征是“达观主义”。亦即是说，在从印度传来的观点中，通过冥想而阶段性地止息心中的妄想，最终灭除烦恼和欲望，实现解脱和涅架，其实现有时不仅限于今生，甚至需要转世继续努力。而中国典型的禅思想则批评以冥想为代表的一切修行本身都是人为的。乍看来，中国禅是把现实的真相与宗教的觉醒等量齐观了。用专业术语表述，前者称为“渐悟(耗费时间慢慢领悟)”，后者称为“顿悟(不需要花时间修行，瞬间地领悟)”。
　　那么，七世纪后半叶出场的达观主义的中国禅思想可以在何种思想系统中理解呢?以下将大致做一分析。
　　中国禅思想的渊源有二：一是中国固有的《庄子》的思维传统，二是与冥想经典不相干的大乘佛教的般若·空思想和佛性·如来藏思想。
　　就第一个渊源而言，成立于中国先秦时代的《庄子》思想的核心主题是体悟到遍在于世界的道。体悟到道的真人自由地逍遥于世界之中。作为一个人物的庄子即拥有这种真人的意象。但是《庄子》中并没有具体阐释达至这种“真人”的修道论。仿佛道的体悟不是可以在方法论上加以阐释的，而只是能够达观的天才的特权。因而庄子没有像佛陀那样出现弟子和后继者，只是形成了文献的传统而已。
　　而且，如“言下大悟”“豁然大悟”(均是以什么为契机而一瞬开悟)这样的词语所象征的，中国禅之开悟的理想状态是跳过或者无视体悟真理的修道式方法论的，而这在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中是看不到的，却与庄子的达观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息息相通。而且不仅方法，以“平常无事”、“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均引自《临济录》)为理想，即以日常性的个别活动为开悟本身的典型的中国禅的思想和禅者的理想状态，都与视道之遍在为基本的《庄子》的思想和自由自在地生存的人物“庄子”的意象若合符节。
　　就第二个佛教的渊源而言，1)中国禅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认为语言固定化了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并对此进行彻底地批判。批判的萌芽可见于中国传统的“混沌的故事”和“言语筌蹄论”。但是，这种对语言进行批判的立场的原型，也即赋予这一批判的理论根据的，是以空思想为核心(中国文化是这样接受的)的般若经典和文学性地描述这一思想的《维摩诘经》的思想谱系。2)中国禅的思想本身的特征是对世界和人生的绝对肯定。这种肯定的立场与中国文化根脉相通，因而禅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佛教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但是，尽管禅思想中对人生和世界的绝对肯定的明确意识是以中国传统的对现实的肯定性思维为基础的，但其另一个渊源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大乘佛教的《大乘涅槃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文献中彰显出的、各人已经具备“如来藏”、“佛性”或“本觉”等宗教性觉醒之根据的思想。然而，必须留意的是，这一佛教的源流也与佛陀的解脱思想大异其趣，是大乘佛教独特的思想。
　　佛陀因法的显现而达至的宗教觉醒，中国禅者因师傅一言而“言下大悟”或者听到击竹声而“豁然大悟”，在人的理想状态的根本性转换这一点上，这些都是同质的。然而尽管如此，在如何实现觉醒或悟的方法上，以及分别朗现给他们的世界上，则是互相乖离的。这种乖离不是缘于佛陀与中国禅者个性上的差异，而是缘于在各自背后的印度和中国的文化的牢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