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发展轨迹

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发展轨迹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
　　在先秦文献中，“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便是中国古哲赋予“文化”的内涵。它注重的是文冶修远和人伦教化，与武力征伐和蛮荒暴虐相对。
　　今日通用的文化译自西语，意指人类为满足其生存需要而对土壤进行耕作栽培，树艺稼穑，强调的是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如康德说“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
　　文化分为技术体系（物质）和价值体系（精神）两大部分。前者表现为文化的器用层面，后者表现为文化的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文化的制度层面和文化的行为层面。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后者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等。因此，器用、制度、行为、观念在四个层面构成了文化的内涵。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发明、金属工具的使用、都市城池的建立等是文明出现的标志。文明的内涵比文化大，外延比文化小。具有文化烙印的行为不一定是文明的行为，如社会中的粗野、丑恶、犯罪现象，可以视作特定的文化现象，但却与“文明”对立。
　　二、中华文明的特征
　　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大约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进化。希腊便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典型。而中国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却长期保留。这与中国人的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有关。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冶理天下土地臣民。在政冶关系上，是天下共主；在宗法关系上，是天下大宗。宗法制的影响延及后世，具体表现为：
　　其一，政冶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的单系世系原则，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连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家国同构”、“君父一体”。
　　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可归纳为：
　　1.人文传统。重人生、讲入世。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天地君亲师”同时供祭，在实用理性的趋使下，人神不分，现世来世不隔。除了应付和利用，对神缺乏超然的尊敬和发自内心的激情。但“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人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
　　2.伦理中心。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化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
　　3.尊君重民。极度分散的农业社会，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王。因此，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但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行，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安居乐业，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4.中庸协和。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也是中国式智慧的特征。施之于政冶，是栽抑蒙强，均平田产、权利；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更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这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即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5.延绵韧性。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性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形成“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埃及文化曾被波斯帝国所灭，后又因亚历山大的占领而被希腊化，因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因阿拉伯人的移入而伊斯兰化，多次出现文化的中断和质的变更。巴比伦文化也在屡遭中断之后走向毁灭。印度境内的哈拉巴也因中亚雅利安人的进攻而于公元前十八世纪突然衰毁。希腊文化在公元前二世纪被并入罗马版图。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上述情况，而且由于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构成其要素的大约有汉字、儒家、律令制度、佛教等几项。
　　三、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曾泽被远西，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的物质文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没有火药，欧洲人还得流淌更多的鲜血才能攻破中世纪的封建城堡；没有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舵尾骨舵，哥伦布的新大陆航行还得拖延；没有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的文艺复兴便难以迅速传播并张大其势。中国文化还对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都曾接触过中国的文化典籍，他们将中国的无神论和唯物论、“仁政”和“仁君”思想、“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民本限君的政冶理论等文化资源加以理想化的描绘，借以作为反对神学蒙味主义和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助成了法国的大革命。宋儒以来的理性主义，对德国的哲学革命产生直接作用。中国的文官考选制度，科举制度，其“学而优则仕”的公平性、开放性和流动性为法国革命以后欧洲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所借鉴。在工业和后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理想、协和精神、心性之学、群己之辩，必将对未来社会提供启示。
　　四、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
　　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表明，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元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中国前文明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极多、分布极广，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但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如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
　　公元前二千年，在中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
　　中国的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主权和等级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战争维护政权，而不是像其他文明中那样主要用作生产工具。
　　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祟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肓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重追远、重史立言等等。
　　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大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都是在秦汉时期固定下来的。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选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汉族、汉语、汉字、汉方都在此时基本定格。
　　在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发端于元典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独尊”的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杂用；士大夫间流行着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中国古代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在此一阶段形成并固定下来。即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但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后继朝代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化接力。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魏晋南北朝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游牧文化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复壮和补强作用。
　　这六百年间的又一主题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佛教传入之初，虽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终于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
　　唐代中叶以降，在经济上，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在赋税制度方面，朝廷与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立。在政治上，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官吏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由于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渐显。
　　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到实证科学的底蕴；此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
　　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冶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颉顽的道路。尽管他们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
　　明中叶以后，在观念意识层面，一批先进士人非君祟“公”，高倡“民本”，开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是继佛教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清前中期基本沿袭宋明以降的文化路径，只是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得到空前发展，对两汉以来经学的神圣性起着“解构”作用。
　　清末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辩、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诠释获得了新的生命，转换为近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
　　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两广、江浙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而两湖地区则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会的要冲地带，这些都构成中国近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决裂，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所厘清。此后，中国经历了对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扬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所产生的信仰危机、生态危机、能源枯竭、文明冲突等，对传统文化的激荡、挑战和提供的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