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山风景区”再议

　　中国“名山风景区”再议

　　佛教的经典中记述了许多古印度的圣山，如象宇宙中心和众神居住的须弥山、佛说法的鹫峰、灵山等等；僧侣们效法佛祖，怀着出世的感情，又多少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而纷纷到深山中去寻求幽静清寂的修持环境。道教渊源于道家，道家本来就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主旨，仙山又是神仙居处之地，道士们当然都要进入深山修身养性、采药炼丹了。为了在一向人迹罕到的深山里面提供僧侣、道士们以长期居住的地方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就必需修建佛寺、道观以及相应的设施。当时的僧、道多是文化素养很高的，他们象文人名士一样广游名山大川、热爱山水风景之美，对此也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山林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如何经营寺、观建筑？就不仅着眼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还必然会更多地以自然景观的赏心悦目作为积极因素来考虑，并且在实践中力求此两者的相辅相成；换言之，就是把宗教的出世感情与世俗的审美要求结合起来，运用于寺、观建筑地段的选择。试看《高僧传》中有关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的一段文字描写:
　　“……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类似的记载也散见于当时人的著作中。例如:“康僧渊在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刘义庆《世说新语》)
　　“肥水自黎浆北径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漱津，又西北右合东溪。溪水引渎北出，西南流经导公寺西。寺侧因溪建刹五层，屋宇闲敞，崇虚携觉也。”
　　“肥水西径寿春县故城北，右合北溪水。导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颓隍水上。长林插天，高柯负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渊。寺左溪水沿注，西南径陆道士解南精庐。临侧川溪，大不为广，小足闲居，亦胜境也。”(郦道元《水经注》)
　　这些片段的文字材料，即足以说明当时的寺观营建或倚山、或临水，与优美的山水风景相结合的一般情况。而庐山，则可以作为名山风景区早期的开发建设的典型例子。
　　庐山位于长江中游的江州(九江)，一山飞峙大江边，诸峰巍然挺秀。慧远跟随他的师父道安遍游北方的太行山、恒山之后，南下荆门，经过庐山时流连于此山风景之秀美，遂留下不走了。慧远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帮助下建寺营居，这就是庐山上的第一座佛寺——东林禅寺。他在庐山一住三十年，组织社团“白莲社”聚众讲学，白莲社成员有佛教徒、玄学家、儒生共一百二十三人。慧远以深通佛理而被尊为南方佛教的宗师，也是一位颇有文彩的文人，所著诗文对庐山景物作了绘声绘色的状写。他与白莲社成员除了讲论佛法之外亦以文会友，庐山风景的美名籍此而广泛地传扬开去。
　　随后，道教势力亦接踵而至。南朝刘宋时的著名道士陆修静漫游长江一带之后来到庐山紫霄峰下构筑道观“简寂观”，住在这里修身养性、传播教义、撰写经籍。从此，佛寺、道观陆续兴建而遍布全山。
　　有了寺、观作为宗教基地和接待场所，以宗教信徒为主的香客、以文人名士为主的游客纷至沓来，东晋著名文人谢灵运就曾两度登庐山，借宿于东林寺内。为了便于香客和游人往返而修筑道路，为了更好地点缀风景而在道路沿线和寺、观周围建置各种园林设施。到唐代，庐山已经是寺、观林立，著名的佛寺有“五大丛林”，道观更多。信奉道教、自诩“五岳追寻不辞远，一生好作名山游”的大诗人李白三次遨游庐山，并曾一度结庐隐居以偿他“仆卧香炉顶，餐露嗽瑶泉”的宿愿。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在香炉峰北、遗爱寺南构筑草堂别业，写下脍灸人口的《庐山草堂记》，记载了“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的四时美景。元集虚爱庐山之胜景，亦结溪亭于五老峰下；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在莲花峰麓的莲溪畔修筑“莲溪书院”并效法东晋慧远的前尘结“青松社”。另一位理学家朱熹在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建“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书院规模宏大，殿宇书堂共三百余间，是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学府。欧阳修、苏洵、苏轼、陆游等都一再登临庐山，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文。庐山风景之美经过他们的吟咏描绘，更其著称于世乃至远播海外。历代的高僧、道士、文人、名流在山上的轶闻逸事以及有关佛、道的神话传说附会于某些景物的形象而逐渐积累为丰富多采的人文景观。到唐宋时期，庐山已具备名山风景区的完整规模了。
　　传统的五岳之类的圣山，其中的大多数有的由道教直接继承下来，有的成了佛教的中心；它们在佛、道宗教建设的过程中都逐渐转化其性质而成为名山风景区。
　　所以说，僧、道先行，文人名士继之，以寺观为主体的宗教建设与世俗的风景建设相结合，这就是历来的名山风景区开发建设的一贯的特色。
　　宗派各据　建置寺观
　　在开发建设的初期阶段，大体上是佛、道共尊，寺、观并存。到后来，佛教和道教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而各自依靠社会势力和政治背景，彼此展开争夺、排挤。其结果，遂出现一种宗教独据一山的情况，如象佛教的“四大名山”、“八小名山”，道经《云笈七签》中所列举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的绝大部分均为道教独据的名山。隋唐开始，寺、观占有大量士地的情况日愈普遍，进而发展为地主经济。寺、观相当于大地主，内部的管理体制也日趋严密(例如佛教的“丛林制度”)。经济上的权益与教义上的宗派相结合，宗派之间的门户之见更深。于是，又出现一山为一个宗派所独据或以某一宗派为主的情形，例如天台山的佛教天台宗、五台山的佛教密宗、青城山的道教天师派、武当山的道教全真派等。像衡山那样一直保持着“佛道共尊”的局面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如今，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名山风景区至晚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有寺、观的建置，试举比较著名的几处为例:
　　千山(辽宁、佛教)唐代始建“五大禅林”；五台山(山西、佛教)东汉永平年间始建大孚灵鹫寺；恒山(山西、道教)北魏始建悬空寺；华山(陕西、道教)唐贞观年间始建长春洞；泰山(山东、道教)宋大中祥符年间始建昭真祠；崂山(山东、道教)宋开宝年间始建太清宫；武当山(湖北、道教)唐贞观年间始建五龙祠；峨眉山(四川、佛教)晋代始建普贤寺(万年寺)；青城山(四川、道教)晋代始建上清宫；鸡足山(云南、佛教)唐代始建迦叶殿；玉泉山(湖北、佛教)梁代始建玉泉寺(覆船山寺)；衡山(湖南、佛道两教)梁天监年间始建南台寺；九华山(安徽、佛教)唐至德二年间始建化成寺；齐云山(安徽、道教)唐元和年间始建石门寺；宝华山(江苏、佛教)梁代始建佛寺；天台山(浙江、佛教)隋开皇十八年始建国清寺；普陀山(浙江、佛教)后梁贞明二年始建不肯去观音院；武夷山(福建、道教)唐天宝年间始建天宝殿；鼓山(福建、佛教)后梁开平二年始建涌泉寺；庐山(江西、佛教)东晋太元六年始建东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