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寺塔概述——中国佛教建筑史话之二

北朝寺塔概述——中国佛教建筑史话之二
　　孙宗文
　　一　中国佛教进展时期中的建筑活动
　　我国的佛教建筑开始兴造于汉代，因为无论是寺院或佛塔，它完全是一种随佛教传入以后的产物。不过在汉代时，国内对此项建筑却未必造得怎样热烈，原因是佛教仅为当时代的少数封建统治者所提倡，佛教建筑尚不为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所注意。但自汉以后，经过三国、两晋，一直到南北朝、隋时代，情形却为之一变，佛教事业渐次发达，因此我们可以称该时代为我国佛教建筑的进展时期。
　　三国两晋　自汉以来，佛教流入中原，但未达江表。洎清信士支谦入吴，吴地始染大法。三国时代，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在武昌建立昌乐、宝慧二寺。又康居国人沙门僧会亦曾建寺于吴都建业（今南京），以吴地始有佛寺，寺号建初。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同时也有了佛塔的建立，如今金华城内永福寺后有万佛塔，八层砖筑，每层有重檐，巨塔之上均刻有佛像，故名万佛塔，相传即系孙权为其母所建造的，惜因年代久远，已颇多颓圯。至晋塔实例，除南京长千寺的阿育王塔外，又曾于太元末年（396）建三层塔于同寺。又据释老志及洛阳伽蓝记之记载，则谓在晋代前半期即西晋时（265一316）洛阳佛寺统计已有四十二所之多，全国佛寺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亦达三千七百人；盖因自汉人朱士行于魏初首创出家以后，信佛者渐多，并正式依照佛制剃发为僧，故到西晋时候，寺院和佛塔的建筑，已经很是可观了。
　　南北朝　西晋末年，我国由于北方外来民族的侵入，使中原一带连年战事频繁，历史就进入所称的“五胡乱华”时期。社会经济极度混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北方文化较低的民族渐渐地强盛起来；他们强占了黄河流域，自居统治地位。跟着军事政权的伸入，北方各种民族也逐渐迁居到中原，许多汉族也不得不向南方迁移，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实受到相当的摧残。在这干戈扰攘、纷争靡已的局面中:一方面，统治阶级专为供一己享乐的宫阙苑囿等建筑，犹不减承平，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广征赋役，以事土木，民间的疾苦可说业已达到极点，一般人民转而呼天乞神信仰佛教，以冀借此求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就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得到广泛流行，而建寺造塔风起云涌。兹先谈北朝寺塔。
　　我国自汉人朱士行出家以后，西行求法者踵之而起，西域来华高僧日多，于是各地建寺院，起佛塔之风亦起。魏皇兴元年（467）拓拔弘（献文帝）首于其都城恒安（今大同）北台，起立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极为壮观。又建天宫寺三级石浮图，高也有十丈，镇固巧密，尤为京畿之冠。其盛况正如水经注上所说的“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时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其后拓拔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以后，更普遍地营造寺塔，据洛阳伽蓝记所称，后魏洛阳京师有寺计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洛阳余寺犹存四百二十一所，然当时佛寺的所以发达，捐产于佛寺的日见众多，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洛阳除永宁寺外，其次有景明寺为拓拔恪（宣武帝）所立，位于城南，装饰华丽胜于永宁。又有瑶光尼寺亦拓拔恪所立，有浮图，美埒永宁。再如景乐尼寺为文献王怿所立，有象辇雕饰巧妙冠绝一时。更若千秋寺为宦官刘腾所立，其装饰佛事悉用金玉。至其余公私寺塔，尽皆伟丽，不再详述。而且当拓拔宏迁都洛阳时，建立佛寺尚须有定制，即城内惟永宁寺所，郊郭惟尼寺一所，其余全部应该建筑在城郭之外。但降至神龟中（518－520）此制渐破，而城内私营佛寺者甚多，甚至发生了盗卖公田侵夺民居的事件[附注1]；由是都城遍为寺塔，故当时外国僧侣见到中土崇佛之盛如此，遂莫不视洛阳为佛都了。但好景不常，北朝寺塔及其他有关佛教的艺术品，不幸在北周时代，曾遭受到一次极大的打击。盖当北周初期，佛教虽亦尊信，但在武帝建德三年（574）诏废释道二教，经像亦毁，沙门、道士二百余万还俗；建德七年（577）灭北齐，将齐境内所有之佛寺经像等全毁，僧尼还俗者达二百余万，史称“三武灭法”之一，佛教建筑当然受到一次极大的破坏。
　　二　洛阳伽蓝记中寺院制度
　　洛阳伽蓝记，后魏杨炫之撰，为记载北朝洛阳寺院的专书。序文首先表列洛阳十二城门的名称、方向，勾出城市的轮廓；然后依远近为序，先从城内寺院写起，次及城外。凡规模较大的寺院，多已包括在内，故实为我人研究当时代佛教建筑史的一种良好参考范本。
　　试以永宁寺为例，洛阳伽蓝记卷一述永宁寺的建筑制度称: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阎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复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青璅，辉赫丽华。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惟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鸟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画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附注2]。
　　据上文，可知北朝寺院的平面布置在原则上仍承继西域式样，将塔作为全寺的中心建筑，其地位非常重要。即寺的最前面是山门[附注3]，中间佛塔，最后始为正殿。至于永宁寺的四周有无回廊建筑，则伽蓝记未述，但以日本四天王寺例，殆也有的。当时以塔为主要信仰，故亦为主要建筑，及后佛像发达，才以殿为重要建筑（印度也如此）。永宁寺形制受西域影响，法显佛国记载和阗庙也如此。
　　殿前置塔之例，不仅北朝如此，即南朝亦然，如律相感通传所述荆州河东寺的建筑制度谓:“河东寺，……寺甚大，……住万僧。……自晋、宋、齐、梁、陈代，僧徒常有数万人。……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至于现存的部分实物或遗迹，如登封嵩岳寺和近年日人在朝鲜平壤、扶余二地所发现的高勾丽时代、百济时代的废寺址，以及日本依照飞鸟时代旧式所重建的四天王寺等，也就是将塔置于山门和佛殿之间。但自唐以后，如道宣所著的戒坛图经，始殿塔倒置，将塔建在佛殿之后，而塔即渐渐处于不重要的地位，直到明清，仍旧如此。
　　三　文献及石窟浮雕中所表现的北朝佛塔式样
　　北朝佛塔，今日实物所存极少，不过我们可以在间接资料如文献和石窟浮雕上面尚可找到一部分材料，试择要介绍其特征如次:
　　（一）永宁寺木塔　我们从文献上来看，北朝佛塔首推在北魏熙平元年（516）建于洛阳的永宁寺木塔，最为宏丽高大，系当时代的木塔之唯一代表作品，按此塔为胡太后所立，故亦称胡太后塔，可惜此塔早毁，遗迹无存。
　　关于永宁寺的建筑制度，上已述及。至木塔形制同在洛阳伽蓝记上记载颇详，虽属文献，但对我人研究北朝佛塔式样还有极大帮助。并且其对塔的描写，和日本今天所保存着的若干飞鸟时代的实物有很多相似之处，与云冈石窟中的浮雕，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据伽蓝记称:
　　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象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从这篇写实的记载里，使我们得到许多宝贵而具体的资料，除可与隋唐以后的木塔作一比较外，更可明了我国佛塔建筑式样的来源问题。文中所谓浮图有九级、四面、面有三户六窗，则无疑地系属我国古代一种平面作正方形的重楼形式，顶上则有“刹”的造作；所以事实上，可说与汉末笮融所建的塔无甚分别，所不同者，仅在“刹”的一部分和更趋向华丽与繁琐。按永宁寺的伟丽，可代表当时佛教建筑的作风。又此寺在北魏末年，曾经一度加以修理，主其事者为信州刺史綦母怀文。但修理后不久，于永熙三年（534）二月，不慎失火，永宁寺及木塔均被焚去，寺的存在仅十九年而已。
　　（二）云冈石窟浮雕塔　以上仅系就文献记载而言，此外，北朝佛塔尚可在云冈石窟浮雕中得见一部分式样，系表示其为木造或砖造的型式。按云冈石窟为我国北朝时代伟大刻石建筑遗产之一，在浮雕上面表现出当时佛塔的形制计分二种，一种系塔柱，另一种系壁面上所刻出的塔，除圆顶塔一类外，其他全为重楼式塔。综合它们的特征，计有下列各点:
　　1.塔的平面全限于方形一种，多边形尚不见。
　　2.塔的层数，只有东部第一洞系偶数，余全是奇数，与后代同。且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也与后代一致
　　3.塔的台基没有曲线枭混和莲瓣，颇像敦煌石窟的佛座。
　　4.塔的屋檐多作直线，无裹角法，故亦无仔角梁、老角梁之结构。至椽子仅一层，但已有斜列的翼角椽子。
　　5.东部第二洞的五层塔浮雕，柱子上端向内倾斜，殆即后世建筑上“侧脚”[附注4]的开始
　　6.塔顶形状，东部有二洞浮雕五层塔，下有方座；其露盘很像日本奈良法隆寺的五重塔，其上忍冬草雕饰，一如日本的受花，再上有复钵。复钵上刹柱饰相轮五重，顶冠以宝珠。相轮的外廓上小下大，中段稍向外膨出。
　　7.东部第一洞与中部第二洞的浮雕塔，一塔三“刹”，日人关野贞谓系“三宝”的表征，惟其制为近世所无[附注5]。现再将云冈石窟浮雕中的三层塔式样四种用图表明之（见插图一）。
　　（三）刹及刹柱　塔的顶部有柱高耸互上，周饰露盘、相轮、宝盖、宝珠等物称作“刹”。又据三宝感通录谓:“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宫之西，每系幡刹顶，辄斥见宫内，帝患之。”是汉末三国时代，刹之一名已有。此后南北朝时代称寺塔为寺刹，建塔为立刹，则刹之一名更形普遍，并将刹一名迳行代替佛塔而言了。又高僧传卷十三慧受传称:
　　释慧受，安乐人，晋兴宁中来游京师……初立一小屋，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试至新亭江寻觅，乃见一长木，随流来下，受曰，“必是吾所梦见者也”，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以一层，道俗竞集，咸叹神异。
　　依照慧受所构的单层塔来看，则塔上的刹必自顶部直达地下，刹而兼柱的作用，故称刹柱。我国南北朝时代的木塔，虽无实物存在，但证以日本法隆寺的五重塔之有中心木柱，自塔顶宝珠直达地下，则此项中心柱殆即为当日之刹柱形制无疑。又广弘明集卷十六吕文强谢敕赉柏刹柱并铜万斤启称“柏刹柱一口，铜一万斤，供起天中天寺”，是足证“刹柱”一名在南北朝时代已经数见不鲜的了，同时当时的木塔结构之用中心柱自塔顶直达地下的制度，也可见其一斑。而当年的永宁寺木塔，相传被火焚毁，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云云，则尤可互相参证。
　　四　北朝佛塔实例评介
　　北朝佛塔除云冈石窟壁刻者不计外，其实例大同城内有北魏的千佛小塔，塔为四角九层‘惟今相轮缺损，由第一层至顶上仅约五尺，各层壁面有无数佛像的浮雕，故名千佛塔；塔下有较大的石台，四面亦刻有种种佛像及异兽。此外现存砖石塔的实物已肯定建于当时并著名于世的，计有嵩岳寺塔和神通寺四门塔二处。兹评介如次:
　　（一）嵩岳寺塔　塔在河南省嵩山西麓的嵩岳寺，从造形艺术上讲，此塔是中国佛教建筑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用了十二角形的平面来代替印度宰堵波的圆形平面，用很高的基座和一段塔身来代表宰堵波的基座和复钵（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十五层密密的中国式出檐，代表了宰堵波顶上的“刹”。不但这是空前的创作，且在我国建筑艺术上也是第一个用砖所造的、高度几达四十公尺的高层建筑物，无怪乎要成为世界上古代建筑艺术的唯一珍品了。
　　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据唐李邕嵩岳寺碑谓:“嵩岳寺者后魏孝明帝之离宫也，正光元年膀闲居寺广大佛刹，殚极国财。……十五层塔者，后魏之所立也。发地四铺而耸，陵空八相而圆。方女十二，户牖数百。”以上记载，核与现存塔的形制，尚属相符，不过除塔以外，其他佛殿等建筑全毁，今仅剩塔前极简陋之山门，塔后之大殿、白衣殿各三间，以及其他关帝殿、杂屋等之近代建筑数间而已。
　　嵩岳寺塔的形制为十二角形十五层，惟第二层以上急骤低矮，在我国佛塔建筑上称做“密檐式塔”，是与白马寺塔的所谓“重楼式塔”作风完全不同。塔身外部原涂有白垩，虽已大部剥落，露出浅黄色的砖层，但其应用叠涩檐与柔和的抛物线所形成的秀丽挺拔的轮廓之美，实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像；十足地表示出我国六世纪中一种古朴的建筑风格（见插图二）。
　　塔除初层有门，南面一门可通塔的内室及窗外，其他各层虽极低矮，但仍设有门窗；所有门窗除第二层以上每面窗之两侧为直檽窗，其他均冠以半圆形尖栱，栱的顶部置三瓣莲，下端两侧饰以旋涡形装饰，可说完全是一种印度栱的式样，初层之窗其内部有长方形小室，系供佛像之佛龛，佛龛之下尚有台座及狮子雕像。至塔顶的刹，用砖石所制，在简单的须弥座上有伏莲式的复钵，上为束腰，再上以仰莲承托相轮七重。按相轮亦称九轮，据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有“相轮铃音”之句，可见古代相轮之下有铃，系与前述永宁寺木塔的承露金盘同一情状。不过此塔遗物所示并非如此，其相轮中部作微微鼓出成梭形轮廓，最上面则施宝珠，全部形制，十分雄健。刹柱此塔不用，仅在初层内室的外壁内侧，用叠涩砖层向内挑出，承托以上各层逐层收进的壁体与楼板。塔的窗有真假二种，其第十五层的正东面和五、七、九、十一、十三等层位于正南面中央的均系真窗，其他各层各面均是一种浮雕而成的假窗，俗称“盲窗。”
　　（二）神通寺四门塔　神通寺在山东省济南的东南八十华里处，系一著名古刹，符秦时有天竺僧居住。此寺的塔为东魏武定二年（544）以前所建[附注6]，平面作正方形，四面各开一门，故俗称四门塔。壁体四面有佛坛围绕，坛上各面面安置有石造的三尊佛像。塔壁全部石造，屋顶亦用石叠成作阶段状；顶上有石造塔刹，其受花部分忍冬草的雕饰，以及复钵、相轮等的形式，均与当时代各石窟浮雕塔刹所表现之形制一致。塔门作半圆栱式，并在壁面雕以各种几何式的文样，殆即汉时代手法之余波。总之此塔手法的简洁，权衡的优美，实为我国石造单层塔中不可多见之例（见插图三）。
　　①见魏书释老志王澄奏禁私营佛寺文。
　　②洛阳伽蓝记版本甚多，文字颇有出入；本段及以后系引自商务印书馆1955年9月出版的洛阳伽蓝记合校本。
　　③寺院外门称三门，盖其形制如阙，开三门故名，但只有一门的也称三门。又以后凡寺院必有山林，因此一般人又将三门称为山门。
　　④中国建筑上的术语，建筑物各柱不是垂直于地平，而将柱首微收向内，柱角微出向外的一种做法，称做“侧脚”。
　　⑤云冈石窟浮雕塔的特征，详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三、四期合刊所载:林徵音、梁思成、刘敦祯“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
　　⑥神通寺四门塔，过去日人关野贞谓系建自东魏武定二年，梁思成的“祖国的建筑”也说是东魏，这是根据塔内有东魏武定二年扬显叔造像所下的断语，事实上塔内杨显叔造像记只说“敬造石像四区”，因此塔内的造像只能证明东魏武定二年已经有塔，所以塔的建筑年代一定在东魏武定二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