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佛教

东汉的佛教
　　<甲>东汉的佛教在华传播情形
　　一.君主贵族弘法
　　1.佛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可见当时中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2.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而当时中国流行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说,故当时国僧侣到中国时,奇装异服,对佛像烧香礼拜,诵念人们所不懂之经,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自不然被视作方士之类。而他们舍世的生活方式,也与道家的隐修和回归自然的思想相似,故当时之佛教是被当作与黄老及神仙道术等相类似的东西,而被汉人民所接受。
　　3.永平十年时,明帝曾遗使到天竺求法,并得摄摩腾、竺法兰把佛经及释迦立像带到洛阳。明帝令画工仿画佛像并置清凉台收藏,又把佛经藏于兰台石室,又建白马寺于洛阳,正式展开佛教在中国的弘法事业。
　　4.桓帝时,大力弘扬佛法,虽在宫中黄老浮屠并立祠,及士大夫间也佛老混言,但在他们的重视下,佛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
　　5.灵帝时,牟子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论>>,以解时人对佛教之疑惑与攻击,谓“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自此,佛教遂成一帜,渐与道儒分途。
　　6.献帝时,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屠像,衣以锦朱,佛寺可容二千僧徒,诵读佛经。融又用免徭役法诱内外民众五千余众来寺听道。开佛会,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取食,耗费数以亿计。可见此乃佛教己渐流行于民间,因当时江淮间经战乱,生灵涂炭,佛教提供人民有心灵和精神上的寄托,故汉末在民间流行起来。
　　二.西僧的译经
　　1.明帝时,西僧摄摩腾及竺法兰来华译经,是中国最早开展译经事业的人。
　　2.时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巩固佛教理论基础。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王子,父死后,让位于叔,趁机出家。在桓帝时,至洛阳,留居中国二十年,译有<<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九部小乘经典,其学自汉末至西晋均甚盛,其译经采“意译”,文笔较华美,易为人所了解。
　　****支娄迦谶为大月氏人,在桓灵之时至洛阳,译出<<道行般若经>>等十三部大乘经典,其学至魏晋时始盛行,其译经采“直译”,文极质朴,但不易为人所了解。
　　3.献帝时,康居僧康孟祥专事译经,西僧译经之结果,使到不懂梵文的人亦可接触佛理,大大帮助了佛教的传播。
　　三.建造佛寺
　　1.自明帝建成白马寺后,灵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佛寺),以铜造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所建佛阁可容三千余人,附近各地人在此听佛和读经。每年四月八日浴佛节设酒饭,布施于路,延绵数十里。
　　<乙>早期佛道儒之关系
　　一.佛教初视为一方术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初即被视为中国神仙方术的一种,并与黄老道相混淆。如牟子<<理惑论>>称佛教为佛道,佛教徒则被时人称为道人。<<理惑论>>谓“佛乃道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他被当成一种穿著中国装束的神祇,“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
　　二.佛初附道而尊儒:
　　许多佛僧于传教初期为求在中国新地上生存与发展,尽可能迁就当地固有的文化,采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学的态度,在记述佛教传播的史书中,佛道往被相提并论。自明帝至桓帝时的百年间,始终以黄老浮屠归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为佛陀,西晋道士王浮造有<<老子化胡经>>。另一方面,儒学在汉代己渐居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佛教对之也取尊崇之态度,如牟子极力以佛教教义迎合儒家,认为佛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虽信佛但对儒家的仁孝思想并行,康僧会甚至把仁说为佛教的最高原则。
　　三.佛教受儒道之排斥:
　　东汉时,诸儒往往把佛贬为“夷狄之术”,认为其出剃发弃妻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而道教也对佛教进行攻击,除造老子化胡说以证明其资格早于佛教,又指佛僧弃亲、抛妻、食不清、行乞丐为“四毁之行”。到了东汉末及三国时期,佛教已趋向独立,而对道的排斥也进行抗争。
　　四.佛道儒之相互影响:
　　佛教与儒、固有相斥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倾向。佛教初期藉道教之不小,也受到儒学一定的影响。但反过来看,佛教对道儒也有所帮助。如早期佛经翻译有不少词语直接来自黄老之道,如“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而道教之太平经也有用佛词语的,如提及布施、好生等。而康僧会等力图用佛教教义来阐述儒学,在当时儒家正统大受冲击的情况下,这无疑帮了其大忙。
　　<丙>佛教与中国社会
　　一.佛教立足中土的原因
　　1.初期依附道教流行: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适应性极强,它为求自身之生存与发展,初乃依附黄老道以行世,蓄力待机,等到条件成熟方破土而,出力求独立传播。这是佛教入华之初能被接纳并逐渐培植自己根基的一个重要原因。
　　2.迎合中国儒家思想:最初在中国传教的高僧,都极力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佛经,说明儒佛的一致,使在儒家思想的旗帜下使佛教得以生根、开花和结果。
　　3.历代王朝乐于利用:历朝君主既要像儒家那样的统治思想,大力吹忠孝仁义等三纲五常思想,以利于中央集权,也需要一种学说或宗教,让民众诚心向善,安居现状,知足常乐,而佛教的善恶报应,生死轮回等教义可以承担此任。
　　4.广大民众感需要:佛教入华不久中国社会即出现汉末至三国的纷乱时期,接著又是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和混战。广大民众亲历乱世,悲观消极,极需精神之安慰。佛教关于人生无常,满布苦痛的说法及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适应了人们的悲观情绪,而佛教所谓彼岸世界的光明自在和涅槃境界的高尚无我,又使人们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生的幸福,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寄托。更甚者,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也曾被下层劳苦大众利用来作为反对历代王朝统治的武器。
　　5.教义仪式适合国情:佛教教主释迦牟尼系由人而成佛,该教主张人人可通过修行而神化,该教崇拜多神而非一神,这些均与中国国情相符合。中国自秦汉以降乃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皇帝以神的姿态君临全国,它不允许在自己之上有更高的权威,一切学说或宗教,包括儒在内,都必须有利于君主树立天子之权威方得以生存和发展。
　　6.中华宗教传播自由:中华民族由于自身具有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故襟怀广阔,对于各种外来优秀文化均取宽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在中国很少发生迫害或消灭异教徒的现象。
　　二.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特点
　　1.由上层入民间:根据史书之可靠资料,中国佛教首先是流行于皇室及贵族等上层的,如西汉末博士弟子之受大月氏王使口授佛经,东汉明帝之遗使迎回天竺僧,明帝之弟楚王英之信佛等。因佛教初入即与道士方术相合,而当时之求神仙和长生,只有上层才有可能去讲究。至于一般民众之信佛,最早则在东汉末年,见于三国志刘繇传中有关笮融事佛的记载中。
　　2.与道儒相结合: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它所传入之国度又是自身具有高度文化的中国,故必须走一段迂回曲折的传播道路。佛教初依附于道教、后依附玄学,在依附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3.实行多神信仰:佛教本来就不是只信奉天主的一神教,虽崇奉释迦牟尼为教主,但又认为佛陀不止一个,人人皆可成佛。它输入中国后,受到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特点之影响,多神崇拜之趋向更加严重,不仅佛教内部实行多神信仰,而且佛陀及众菩萨又往往同道教诸神甚至中国历史名人,被并列在一起加以崇奉。
　　4.制度组织松散:佛教本就比较温和、松散,没有规定只供奉一个神灵,日常生活中无须事事祈祷,结婚、生育也不必举行甚么典礼或施洗。传入中国之后,其制度组织比东南亚某此些国家为松散,一般老百姓可以宣布自己信仰佛教,或同时信仰多种宗教,而不受限制。
　　5.佛学赖以发扬:自唐以后,印度之佛教渐趋式微,而中土之佛学却进一步发扬光大,而成中流砥柱,如无中国之佛教,今日世界佛教有无如此规模实不堪想。
　　6.大乘唯其独传:佛教之流行,西迄伊朗,北抵苏联之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尼西亚,东极日本,凡亚洲各国几无不遍及。但诸国所传之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此为中国佛学之特色,亦其对佛教传播之贡献也。
　　7.宗派多由自创立:中国之佛教宗派颇多,其初虽源自印度,然后来影响较大、传播极盛者多由中国特创。在俱舍宗、净土宗、成实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禅宗等十大宗派中,只有律宗、法相宗、真言宗和净土宗曾盛于印度,其余多兴于中国。而中国自创的有天台、华严和禅宗。
　　8.兼有哲学之所长:佛教在华影响钜大,因其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哲学力量,而且中国人迷信宗教之心向来薄弱,故中国人受佛教主要在哲学方面,而非宗教方面,这也是佛教能与中国固有的儒学和道教融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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