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与编目

　　关于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与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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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如何看待本世纪初敦煌遗书流散这一事件？
　　答：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争相侵略、瓜分中国的总背景上进行的，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色彩。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许多探险队除了挖掘古墓、收集文物之外，还进行测绘地图，调查物产等一系列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从中国搞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敦煌文物。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探险家之所以能够得逞，也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当时各有关人等的因循渎责与愚昧无知有关。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各国探险队的手段也有所不同。有的干脆采取盗窃的伎俩，象美国的华尔纳；有的采取了不光彩的欺骗手段，象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购买的，部分是在莫高窟各洞窟收集、发掘的，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在莫高窟作这种收集与发掘？这当然又涉及政府的腐败问题，当时没有人管，所以这些探险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此外，国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也有一些是后来从中国的私人收藏者手中购买的。总之，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在审视这些探险家在敦煌与中国官员及王道士的交往时，我以为还应该看到在这里反映出的两种文化、两种思想方法的碰撞。举例来说，斯坦因在用花言巧语欺骗王道士及采用蒋师爷的“秘计”之外，给了王道士200两银子。所以，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光彩，所给的银子也实在微不足道，但他总算为这批敦煌遗书支付了代价，自以为这就算涂上“购买”的色彩，很多西方人也由此认为斯坦因是购买。但从王道士的角度来讲，他主要是被斯坦因的把佛经传回印度的花言巧语所蒙蔽，而将那些敦煌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至于斯坦因的银子，就王道士而言，乃是斯坦因支持自己修复莫高窟而作的布施。正因为这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王道士便迫不及待地拿出账本，向施主斯坦因汇报所布施银两的花费情况。这些银子，对王道士将敦煌遗书交给斯坦因或许起到润滑油的作用，但王道士并没有把它们作为出售遗书的代价。因此，我们现在客观地看，从斯坦因的角度来说，他即使是购，也是“骗购”；而从王道士的角度来说，纯属受欺骗，连一点出售的因素也没有。这里反映出巨大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的反差。再进一步探讨，这里还涉及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问题，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价值之大，怎么比喻也不过分。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任何一个中国人讲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所以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样的说法。不过，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客观地回顾这一问题，则应该说，与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两重性一样，敦煌遗书流散这件坏事，却促成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直至今日，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的显学，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样一个蓬勃发展局面，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这里不是说这样一来，那些探险家就无过有功了。这是两回事。也不是说，如果这些遗书全部保存在中国，敦煌学就不会成为世界显学。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这里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总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百年以后重新回顾敦煌遗书流散这一段历史时，当然要申述民族的尊严。但同时，还应该保持一个学者的客观的历史理念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应该少一些情绪的冲动，多一些理智的分析，以总结其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民族都更加成熟一点、聪明一点。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的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带头从事这种总结，并引导整个民族的反省，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科学意识、文物保护意识。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倾向，把敦煌遗书的流散全部说成是外国探险家的抢劫、盗窃。这并不科学。最近出版的某些著作则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不顾历史事实，丑化王道士等中国人，美化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我认为这样很不好。

　　二、有的人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都被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剩下的都是研究价值不大的糟粕。您认为这是不是事实？
　　答：这不是事实。
　　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当时藏经洞的敦煌遗书都捆扎为包，王道士成包地给他搬。王道士给什么，斯坦因就收什么，基本上没有自由挑选的馀地。斯坦因不懂中文，也没有能力挑选。他的助手蒋孝琬办事干练，但学问不多，在挑选卷子方面似乎也没有帮什么忙。
　　其次是伯希和。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中文不错。他虽然进入藏经洞，得以任意挑选。但第一，伯希和不懂佛教，而藏经洞遗书以佛教为主，这就限制了伯希和挑选的水平。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等。至于佛教文献，他主要选取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以及佛经目录等。此外，伯希和还比较注意选择有特点的文献，如石刻拓片、折装本等等。第二，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时，洞中还有较为完整的遗书二万件以上。伯希和费时三周，以每天一千件的速度查阅了一遍。接触过敦煌卷子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速度。一个长卷子，打开到最后，检查有无题记，然后再卷起，相当费时。陈垣先生当年为北图编目，一天只能看一百件。我自己编目，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最顺利时一天完成过近40件，还是小卷子。当然，伯希和仅是翻检，与编目不同。但一天一千件速度决定他的翻检只能是非常粗略的。所以虽然伯希和自称经过他的翻检，精华已经完全选出，但事实证明他是在说大话。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衡量，剩馀的精华仍非常多。当然，被伯希和选走的，相当大一部分的确是精华。
　　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到了北京以后，有关人员上下其手，监守自盗，这是敦煌遗书的第三次浩劫，后果相当严重。这些人本身是识货的人，又有充分的时间。这一次偷盗，把非佛教的精华文献几乎偷盗一空。只是因为他们对佛教不甚熟悉，所盗的佛教文献也大抵局限在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等几方面，因此，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劫难。因为他们不懂摩尼教，摩尼教的文献逃过劫难。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当然，还有若干现在还流散在私人手中，或者流散到国外，主要是日本。
　　早在三十年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曾经列举事实，批驳了所谓北图所藏是“糟粕空存”的说法。在大量被偷盗的精华文献重新回到北京图书馆的今天，北图的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的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北图；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北京图书馆。比如我们现在编纂出版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依据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资料整理而成。已经出版了三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与好评。

　　三、您如何看待敦煌遗书回归这件事？
　　答：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敦煌遗书如果能够回归，以弥平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又一创伤，我们当然欢喜赞叹，中国人民会对所有为这一回归作出贡献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历史也将铭记他们的功绩。不过，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历史形成的，流散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敦煌遗书的回归也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的牵动面非常大，需要中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很大的智慧与耐心，需要各种因缘条件的汇合。目前，这些因缘条件显然还不成熟。但将来的某个时候，回归的因缘条件一定会成熟，到那个时候，敦煌遗书的回归，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敦煌遗书回归的条件还不成熟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加强各收藏机构及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及学术交流，使散藏世界各国的敦煌遗书能进一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与规划的。
　　我们说需要加强世界各收藏机构与各国学者的合作与交流，是基於如下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以及以古希腊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汇合。如果把儒教再加上，就是六大宗教。因此，我们现在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不仅仅是反映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是指出敦煌学本身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与敦煌遗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敦煌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敦煌学的这一特性。敦煌学本身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势必相应地要求其研究也必须是世界性的，这只有依靠各国、各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相互交流才能够做到，才能真正将敦煌学推向前进。
　　其次，由于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因为毕竟不是任何一个学者都有条件跑遍世界去查询、阅览这些敦煌遗书。尤其有不少遗书被分割为几段，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国家，更为研究者带来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依靠相互的交流与合作。
　　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应该编纂出一个世界敦煌遗书的总目录。至今为止，敦煌学界还没有这样一个总目录，这使研究者面对散藏在世界各国的六万馀号遗书难免有茫然失措之感，也使得敦煌学研究至今没有摆脱找宝式的研究倾向。而总目录的编纂将彻底改变目前敦煌学界的这一被动局面。
　　编纂这样一个总目录，就需要各收藏机构的充分合作。现在有些机构对这一工作热情比较高，积极支持。有些机构则相反，将自己收藏的敦煌遗书居为奇货，秘不示人。有些机构口头上不断要求别人开放资料，而行动上却对自己收藏的资料严密封锁。在提倡资源共享的信息时代，这样的做法实在落伍，也有碍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指出的是，在资料开放这一方面，从总体看，国外比国内做得好；在国外，欧洲比日本做得好。希望国内的有关收藏机构，都能够向北京图书馆学习，从大局出发，将敦煌遗书充分开放给研究者，以共同促进总目录的编纂与敦煌学的发展。
　　其次应该加紧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这些年来，这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如国内有关机构与英国图书馆合作的《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已经出版，与俄国合作的《俄藏敦煌文献》及与法国合作的《法藏敦煌文献》正在出版。国内其他一些收藏机构，如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的敦煌遗书也已经出版。在这方面，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克服种种困难，为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立功甚伟，得到普遍的好评。现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也正努力工作，计划年内推出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图版。总的形势很好，缺点是这些图版的价格太高，不是一般的研究者所能问津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图书馆主持的“国际敦煌项目（IDP）”提出一个网上刊布敦煌遗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现，则研究者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直接得到自己所需的某一敦煌遗书图版，将非常方便。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仍然是需要有一个前面提到过的总目录，可以让研究者按图索骥。否则就需要将几万号遗书一一过滤，来查找自己所需要的某一资料。这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大的收藏机构可以设立网站，小的收藏机构的遗书资料则需要相对集中到大网站。还有散落在个人收藏者手中的遗书资料如何利用的问题。
　　总之，目前在敦煌遗书资料的交流与合作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推进敦煌学的发展。这些工作也只有在各国学者与各收藏机构的充分协作与谅解下才能够完成。我本人从事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已经14年。在这14年中，得到国内外许多收藏机构的热情支持，我在此向这些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受到过冷遇，受到拒绝，实在遗憾。现在工作还在继续，甚望能够进一步得到有关机构的支持与理解。此外，在我国，在日本，还有一批敦煌遗书至今散藏在个人手中，在此我想向这些个人收藏者作一个呼吁。按照传统，文物应该流传有绪，这就需要著录，尤其需要著录到有关的总目录中，这样的文物才可靠，才有价值。由于种种原因，现散藏在个人手中的敦煌遗书有真有伪，这就更加需要对这些遗书进行鉴别与著录。因此，将散藏的敦煌遗书著录到总目录中，无论对个人收藏者本身，还是对敦煌学的发展都有好处。因此，希望个人收藏者能够在妥善保管所藏敦煌遗书的同时，与我们联系，将所收藏的遗书鉴定后收录在正在编纂的总目录中。如果收藏者希望在总目录中对自己的姓名予以保密，我们一定会充分尊重。
　　今日是昨日的继续，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敦煌遗书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接续起历史上迷失的环节，由此为人们所重视。
　　地球越来越小，交流越来越大。温鼓而知新，研究古代的交流史可以为今天的文化交流提供借鉴。敦煌遗书为我们研究四种文化、六大宗教在古代的交流提供了不可多的宝贵资料，由此为人们重视。
　　我们希望在各收藏机构及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诸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在不远的将来，首先完成诸如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敦煌遗书图版的出版、网上敦煌遗书资料的发布等等。从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把敦煌学推向前进。

　　四、人们也十分关心国内外对敦煌遗书保护的情况。您考察过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的敦煌遗书，又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并对国内散藏的敦煌遗书作过调查，被称为是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人，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保护的问题可以分保管与修复两方面谈。
　　从保管的角度来讲，我所考察的各国情况互有不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英国图书馆的敦煌遗书现存放在恒温、恒湿的书库内，绝大部分备有特制的专用藏柜。每号遗书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挤不靠，整齐码放。这些遗书对所有的读者都开放。最近英国图书馆修建了新馆，据说新馆的条件更好。今年6月底，他们将完成敦煌遗书从老馆到新馆的搬迁工作。法国的书库条件差一点，但敦煌遗书均放在特制的纸盒中，按照遗书大小不同，有的一盒一号，有的一盒数号。不论盒内藏数多少，每号遗书均有专门藏位，整整齐齐。也对读者开放。我所考察过的俄藏敦煌遗书大多也有特制的纸筒，遗书一一存放在这些纸筒中。虽然没有机会参观俄国的书库，但看到过照片。照片上书库中排放着一排排书柜，纸筒罗列在书柜中。日本各收藏机构的敦煌遗书保管得也都很好，但一般查阅起来手续比较麻烦。有些机构不甚愿意让人看；有些机构索费甚高；有些至今秘不示人。当然，也有不少机构热情接待，有求必应，甚至倾囊出示的。
　　北京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十分珍视，被称为“四大镇库之宝”之一。这些遗书原收藏在文津街七号北京图书馆旧址。1936年，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为防止这批珍宝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或受到战争的破坏，北图特意将敦煌遗书转移到上海，秘藏在某外国银行。直到全国解放，才运回北图。白石桥路的北图新馆修成以后，敦煌遗书全部移存新馆。库房按照“三防”要求设计，恒温恒湿，条件很好，只是遗书数量很多，库房空间略嫌狭窄。北图的敦煌遗书也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曾称“纸寿千年”。敦煌遗书发现的本身已经突破了这一说法。藏经洞开启至今已有百年。从各国所收藏的敦煌遗书现状看，其形态与开启之初相比，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可以预期，这批敦煌遗书将在人们精心的保护下，子子孙孙永远留存下去。
　　由于敦煌遗书大部分残破不全，这就有一个修复的问题。世界敦煌遗书的修复，大体可以分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以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为代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即近百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采用各种方法致力於敦煌遗书的保护与修复。
　　从敦煌遗书入藏开始，英国图书馆（当时是大英博物馆）就十分重视对这批稀世之珍的保护，对一些残破较甚的经卷，采取了一些保护的措施。当时的图书保护专家在比较了各种方法以后，认为用丝网加固最为合适，一批敦煌遗书采用这种方式来加固。有些是单面加固，有些是双面加固。这种方法虽然使残破经卷得到护持，但丝网的遮蔽还是会对文字的识别造成阻碍，这在照相图版上反映得较为明显。尤其有些墨迹较淡的字，本需要在阳光下侧视识别，但此时会因丝网反光而干扰识别。随着时间的流驰，丝网加固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是丝网老化变硬，使得一些卷子很难舒展，且边角容易损坏。我还看到这样一个卷子，系双面加固，由于背面有一处文字，加固者为避免丝网遮蔽文字，特意在文字处的丝网上挖留一孔。这样处理，在当时确是好意，但随着时间的流驰，文字处背面丝网与纸张分离，最终造成文字部分脱落，不知去向。现在五十年代拍摄的缩微胶卷上还能看到这处文字，而在原卷上则是一个空洞。或许鉴於这些原因，英国图书馆后来废弃了丝网加固法，遇到残破经卷便干脆将它粘贴在一张硬纸上，如果该卷子两面都有字，便用半透明的纸予以裱糊。对一些较短小的经卷，则粘接护首、拖尾。或十号为一个单元，整个粘贴在一个长卷上。这样卷子是被保护了，但造成形态的改变（厚度）及识别的困难（遮裱）。再后来，英国图书馆特意学习东方，特别是日本的书画装裱技术，并从日本采买有关材料，开始采用东方的装裱技术来对付这些破旧的经卷。其实，传统的装裱技术虽然有其优点，但对有些敦煌遗书并不十分适合，主要的问题还是改变了文物的原貌，从而降低了它的研究价值。经过如此反复的努力，英国图书馆最终认识到，不作任何处理，也许是对这批遗书最好的保存方法。最后，他们多次邀请中国的图书装修专家赴英，与英国的专家一起，把最后的一批残卷经过简单的展平处理后，统统夹放在透明的塑料硬膜中，用缝纫机扎上边线，固定起来。这样，既满足研究者阅读的需要，又保护了原件。这样作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如果想在阳光下侧视，依然有硬膜反光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测量厚度与触摸纸张，以得到关于纸张的感性知识。但英国图书馆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研究者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拆开缝线，取出原件，以供研究。最近，他们又将一些较长的写卷重新装裱，并仿照中国的传统，特制木盒，外套特制纸盒，单存专放。装帧美观精致。
　　我先后两次赴英考察敦煌遗书及进行编目，亲眼目睹了近百年来英国在保护敦煌遗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现在正在付出的努力。我是很感动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对有关人员对此付出的精力与心血表示由衷的感谢。
　　第二种类型以北京图书馆为代表。谨慎从事，务求最好效果。
　　北京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修复极其重视。但除了二、三十年代编目时，曾对个别实在残破的经卷作过简单的技术处理外，直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对这些遗书作过任何修复处理。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好的修复方法，因此宁肯让它原封不动，也不随便处理。八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曾经有意开展这项工作，为此先用几个经卷作试验。方法仍是传统的装裱。但修复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於是停顿下来。九十年代以来，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充分考察了国外在修复敦煌遗书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北图制定了自己独特的修复方案。应该说，北图的这一方案是比较理想的，既充分保持了遗书的原貌，真正达到“整旧如旧”的目的，又使这些原来已经无法上手的残破经卷能够从此为研究者使用。整个方案可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来评价。我个人的看法，北图的这个修复方案，处在世界敦煌遗书修复的前列。目前北图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已经完成，还有一些卷子正在陆续修复。
　　第三种类型以当年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为代表。完全采用传统的装裱技术。
　　大谷探险队共得到600馀号敦煌遗书，其中300馀号采用传统的装裱技术予以通卷托裱，接出护首、拖尾。装帧不可谓不考究，护首为黄底云龙织锦，引首为洒金纸，配以水晶轴头。从当时有关人员的本心来说，保护敦煌遗书也不可不谓尽心尽力。但这种装裱对遗书原貌改变极大，包括纸张的厚度、尺幅、颜色。个别甚至有错乱次序及遮裱背面文字的情况。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引起部分研究者对这批遗书的真伪产生疑问。中国与日本民间散藏的不少敦煌遗书都采用这种方式装裱。从收藏者本意来说，当然是一片好心，但这种方法，实际应该归入“保护性破坏”。
　　总之，我恳切希望所有的敦煌遗书收藏机构与收藏者，最好不要随便对自己所收藏的敦煌遗书作任何形态上的变动，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该遗书的各种研究信息。
　　我想顺便提及的是，国际、国内都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这些遗书不被外国探险家搞走，也许早已散失不存，不会保留到今天。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历史不能假设，上述说法是没有依据的。被外国探险家搞走的敦煌遗书得到较好的保护，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否说如果留在国内就一定会流散丧失呢？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得到很好的保护，保存在中国其他收藏机构及私人手中的敦煌遗书也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多流散在社会上的私人收藏品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北图或其他图书馆、博物馆。都说明上述说法是错误的。

　　五、您刚才提到应该编纂世界的敦煌遗书总目录。据我们所知，您现在正在主编《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也正在从事英国残卷的编目。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世界各收藏机构的敦煌遗书及编目的情况。
　　答：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是六万多号。英国大约收藏一万五千号，法国七千号，北京图书馆一万六千多号，俄国一万九千号。中国散藏约二、三千号，国外，主要是日本散藏约一千号。所谓“号”是各收藏机构为管理方便起见对所收藏的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大体上是每一个独立的单位给一个号。几米、十几米以上的长卷子是一号，巴掌大的残片也是一号。所以号实际并不能真正反映所藏敦煌遗书的多少。六万多号中，真正大一点的卷子只有三万号左右，其他都是残片。
　　从1910年敦煌遗书入藏北图，北图就开始对这批遗书进行整理编目。首先整理出8600多号较为完整的遗书，编纂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这是一个流水目录，一直没有正式公开过。1930年，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在上述目录的基础上，整理发表分类的《敦煌劫馀录》，这是敦煌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发表的目录。当时，北京图书馆已经成立了一个写经组，专门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写经组在为上述8600多号遗书重新编目的同时，从残片中又整理出近1200号，也予以编目，到1936年，先后完成了《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敦煌石室写经项目续编》等两个目录的初稿，著录遗书总数达1万号。但遇日本侵略，遗书南运，目录也被束之高阁。除了敦煌调京的敦煌遗书外，北图一直十分重视社会上流散遗书的征集，解放后，文化部也对此事予以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到八十年代初，后续入藏的遗书已达1000多号。北图又从中挑选若干，编为《敦煌劫馀录续编》。
　　1990年，我们在书库中发现从敦煌调京，经两次整理后剩馀的残片两木箱。并开始编纂《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以著录北图所藏的全部敦煌遗书。该目录由我主编，至今历时8年，先后参加过这项工作的近30人，现该目录的编纂已经接近尾声。
　　英国的汉文敦煌遗书约为13600多号，另有藏文及其他文字文献约2000号。英国学者翟林奈从1919年到1957年，历时38年，为较为完整的6980号汉文遗书编纂了目录，称《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由于下剩的近7000号均为残片，一直没有编目。1991年，英国图书馆在完成对这批残片的技术处理后，邀请中国学者前往编目。目前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负责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约收入遗书500馀号）已经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由我本人负责的佛教文献已经完成前1400号，由于经费无着，至今无法出版。其馀部分的目录，由我负责，也正在继续编纂中。
　　法国的汉文遗书共4000馀号，另有藏文等其他文字文献约3000号。三十年代著名学者王重民曾在巴黎编纂了《伯希和劫经录》，著录了全部汉文遗书，但是一个草目。该目录后编入由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0年法国学者开始对汉文文献进行编目，全五卷，费时45年，到1995年为止完成4卷，还有第2卷没有完成。藏文文献的编目大部分已经完成。
　　俄国的敦煌遗书现已编到19000号，但较大的卷子只有200多个，加上稍微大一点的总计约3000号，其他绝大部分为甚小的残片，其中包括非藏经洞敦煌遗书及非敦煌遗书。俄国汉学家孟列夫於1963年、1967年分别发表《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第二计两册。对约3000号略大的遗书整理编目。至于其馀的小残片，至今尚未发表。
　　除了上述四大收藏机构外，国内有些收藏机构也公布了自己的收藏目录或公布了部分收藏目录。已经全部公布的有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等，部分公布的有敦煌研究院等。日本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的公布目录，有的尚未公布。
　　由于世界敦煌遗书的整体情况已经清楚，主体部分也已经公开，因此，编纂世界性的《敦煌遗书总目》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已经把这项工作列为院重点项目，由我主持。这项工作难度很大，我们将竭尽全力，努力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尽可能完整全面、详实可靠、使用方便的总目录，为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也希望得到各收藏机构的通力合作与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