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至清四川民间建寺兴佛活动初探

自宋至清四川民间建寺兴佛活动初探
　　佛教史的研究向来注重高僧、官绅和帝王，而对民间的兴佛活动却甚少关注。佛教既然讲“众缘”和“善缘”，忽略民间似乎不应该。唐以后，佛教成为百姓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宋以后，更是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寺庙的盛衰兴废的历史中，更能清晰地看到老百姓信仰的虔诚和无私性，更能明白地感受到民间亲佛近佛的巨大能量。笔者多年来翻检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四川通史》，发现在《寺观》类目中多有民间建寺的事例，不乏感人的情节，但少见有历史和宗教史研究者分析引用。于是本文采撷该志书中自宋至清的个案，还原当时情景，描摹施主情怀，展现鲜活细节，追叙民间动因，看看历史上四川乡镇建寺兴佛的具体情况。至于地方官员和退休官吏参与修寺的情况，由于动机更具多元性，将另撰文分析。
　　一、建寺者的身份和动机
　　寺庙在中国有个出现、演变、发展的过程。它的来源无非有以下几种：僧人自建，帝王敕建，信徒捐献或捐建。考察社会底层与佛寺的关系，与第三种来源更密切，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佛教信徒、亲佛者在所不惜。但建寺者的身份、初衷存在不同情形。
　　1．个人倡建
　　最常见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佛教徒自己出资修建寺庙。
　　位于川中的岳池县北有座双泉寺，是唐代古刹，但在明初已被毁坏，当地的佛教信徒(佛教称之为檀信)出面延僧，并重建寺庙。“永乐己亥(1419)，檀信蔡思敬见业基尚存，请僧广懃为住持，重修。佛殿、廊房皆为之聿新，山门、庖舍皆为之整饰。佛有像，金碧焕然门有额，书题严正。”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丹棱县城西三十里环境幽僻，中有一寺名普照寺，它来自于信徒的布施：“明洪武中(1368—1398)，邑人张居士舍宅建寺。”
　　还有的人是受到他人感召后主动修寺建庙。下举一例。明朝后期，位于川南的兴文县有个隐士， “邑民许珊，邑庠生许珍之兄也。素好善，隐居岩谷。”因受邑侯赵公鼎修建和培修僧寺与道观、装塑圣像的影响，遂发心重修该县西南箐前一座早巳倾颓的佛寺：
　　万历己丑(1589)，持募簿投恳捐助，我侯 (按：即赵公鼎)即出俸银若干。珊历相山原，置买吉地，立庙宇二间，塑绘诸圣金身，设造香炉、花钵、钟鼓、云板、供给各工等项……至庚寅 (1590)秋，厥功就绪。 2．多人或大家的愿望以一人之力来建寺庙，除非他是财主或巨商。对于大多数信仰者来说，个人力量非常有限，多人联手便成了必然。位于四川南端的高县莲花山上有座白云寺，历史上几度兴废。该寺最早修建于明朝， “成化间(1465—1486)，由乡宦杜章、杜斌同建”。
　　3．家族修建
　　中国人的生活以家庭为核心，反映在信仰上容易出现“佛化家庭”和“家世崇佛”的现象。所以，以家庭的力量来修建或重建寺庙，是相当普遍的。下面是个典型例子。
　　明朝德阳县(今德阳市)有座梵刹叫莲池寺，但到明代时人们已经不晓得它的来历了，因早已废坍，“其地荆棘蕃芜，瓦砾交横，谅为古迹，但时移世远，名实无所稽，兴废无所考也。”过了几十年，人们在重建寺庙的过程中，从地下挖掘出一方刻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的石碑，才知道该寺庙原名叫宝珠寺，肇基于南宋绍兴壬子岁 (1132)，坐落的地方叫双龙山。重建寺庙的发起者是当地的地主周永怀、周文明父子。
　　永乐庚子(1420)，地主周永怀延僧祖瑛，剪茨辟土，略修小房数椽，以安居焉。宏(按：当为弘)治戊申(1488)，僧殁，居坏。永子文明恻然，乃曰：“祖遗圣地，规画昭然。虽云时有盛衰，乌可坐观成败?”于是迎请今之顺寂僧成果，今之住持僧成香、功相来此，稍葺草庵以栖其身。宏(弘)治己酉(1489)，果、香、相等率诸徒众，历涉绵州(今绵阳市)，宿野数年，构财归寺，经营修筑”。
　　4．和尚倡建，乡民协力
　　还有一种情形是僧人自己修建，但得到善男信女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川中安岳县城南十里遗留有前代梵刹古迹，林古春本是该县有名的大檀那林世缘的儿子，后出家为僧。明正德二年(1507)发心在旧址重建寺院玉金寺，得到社会的强烈反响，“十方之善男信女生慈悲欢喜心，乐于趋事。始创僧舍十余间，次建佛殿一大所。”
　　在施工初期或中途或收尾时，由于资金、建材、人力等原因难以为继或不能完美，此时，寺庙所在地的民众挺身而出，慷慨地出钱、出物、出力、出人，才促成修庙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如罗江县城北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明初创建一寺，名正觉寺，但一百多年后，已呈破败之象。当时住持僧妙丛发心修理，自正德己卯(1519)到嘉靖癸丑 (1553)，时断时续修了34年而完工。其经费除了妙丛等僧人自攒的外，当地的群众也出了力：“有乡居善士助其不及者。”
　　二、建寺的经济运作方式
　　中国寺庙的建筑材料一样具有中国特点，就是大量使用泥土和木料。土木建筑有个优点，修建容易，但缺点明显，就是易遭损毁，所以兴衰常有。在有关寺庙的文献中“重修”、“重建”的字样出现频率很高。为了适合中国传统的宗法和礼教制度，中国古代建筑常常采取均衡对称的组群布局。寺庙建筑也不例外。组群布局决定了施工时要建一个建筑群，加上配套建筑和设施、内部装饰，工程量相当大。几进主殿和配殿、经楼，前面山门照壁，这是主轴线上的主体工程；周围的塔院、禅堂、廊房，外加厨房、茅房、园林、放生池等设施，这是侧轴线上的建筑；佛像菩萨天王的塑造描绘，幢幡盖香灯烛炉供案等法物，钟鼓木鱼磬板铛铃等呗器，匾额楹联经籍的书写和收藏，这些内部饰物都不能少。无论哪一方面，都是耗银子耗人力耗时间的活路。对经济实力、时间、财力、人力都是一个考验，能不能做到“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苏端明才有以下感慨之言：“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财，勇者以力，辩者以言，各以其心，见闻随喜。”就其成就而言，明朝李方曾明确指出：“今天下丛林壮丽，大都古今向佛者率鸠材并力为之，罕有出一人一手者。”下面笔者试图探讨一下修建寺庙过程中经济运作方式。
　　(一)土地的来源
　　建寺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得到土地不外有三种途径：捐、买及无主地或寺基的无偿使用。
　　捐地。这是信徒表达虔敬心的常用方式。
　　清代，位于川西平原腹地的德阳县城西三十里有个余家庵，周围林木环绕，环境清幽。其地皮就是佛教信徒余胜捐献的。此地建寺始于明景泰丙子(1456)，开山祖师觉庵修了正殿，塑了圣容，当时取名圆觉禅寺。
　　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市)城的东面二里许，有座庙子叫罗睺寺，创建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该寺地基是由大户布施的：“宋时，邑大姓杨氏世有其地，至乾道间，讳鸿渐者，舍为寺，花木宫殿，尔时甚胜。”
　　有的捐地和建的寺庙带有中国古代家族的性质。元朝、明朝时，位于川西平原西缘的名山县城东二十里有座寺庙，叫遐兴寺。明代人陈应桢说，该寺的特色在于家族性：“寺基乃郑氏地，郑氏则一名族也。故寺僧多郑氏子弟为之。”不仅捐地，还“捐”人，可见郑氏家族对佛教的深厚感情。这种寺庙的性质多半属于子孙庙。
　　舍宅为寺。这也是常见的。位于四川东南的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城南三十里有个地藏庵，是“邑人李钟灵舍田宅为常住”。前述丹棱县城西的普照寺也是当地人张居士于明代洪武年间施舍宅院改建而成的。
　　买地。前述兴文县隐士许珊建寺的地基就属于买地，而且还看了风水：“历相山原，置买吉地，立庙宇二间。”买地不是马马虎虎买块地就行了，因为这是信仰上的事，古人极为重视，一般都要看风水，淘汰劣地，选择宝地，所以花费比民宅要贵。
　　利用旧址。岁月变迁，寺庙兴衰常有。后人利用原有寺庙再修庙子，重请僧人，恢复香火，在历史上常常发生。如前述岳池双泉寺、安岳玉金寺重建都是利用旧地基。
　　(二)财力物力的问题与解决
　　有了地皮，就可以进入规划、施工阶段。修个堂口，筑个草庵，一般不会发生财政或物力或人工的困难。但要建设一座满足“定制”的寺庙，是需要充足资金的。我们经常看到或听说建一个寺庙工期很长，多半原因就是因为资金短缺。修建寺庙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僧人化缘得来的，及善男信女的捐助。当然，朝廷有时也会财政拨款(如“敕建”)，地方衙门也会予以钱粮支持，官员们也会捐出俸禄，但只是某些大寺或名寺会幸运地得到此种“隆恩厚遇”。但对于大多数寺庙来说，这是奢望；对于处于穷乡僻壤的寺庙来说，这是妄想。后者只有依靠当地那些虽然或贫或贱但对信仰却能竭诚尽力的黎民百姓。民间修寺在经济运作上创造了多种方法：集资、包干、分阶段完成等，解决了在资金、材料、劳力、施工等多方面遇到的困难。当然，这些方法很少单独运用，但为了叙述分明，下面尽量细化后分项说明。
　　1．捐钱
　　新修或重建一寺花费巨大，民间常用办法是：在工期上，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在钱源上，多实行集资方法。如上述兴文县隐士许珊在发起修建观音寺和塑绘圣像的工程中，他一人就捐出银子五十两、大米七十余石。工程完工以后，许珊又向寺院捐献稻谷用作“运用的本金”。
　　……除十方量助外，珊施助五十两、米七十余石。至庚寅(1590)秋，厥功就绪。又以住持焚献无资，施谷积利，为久安计”。
　　有的地方修的寺庙规模很大，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这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有的地方甚至动员了全县或全州的力量。
　　清朝前期，位于现今四川最南端的会理州(治今会理县东江西街)官民重修、移建、扩建东山顶上由明代举人胡衡创建的东山寺时，就几次采用了“量力而行，民众集资”的综合办法：
　　康熙二十一年(1682)，卫守备江九鼎、游击吴永祚、生员王问仁重建。乾隆五十八年(1793)，州人捐赀移魁星阁于后殿，添修戏楼、两厢、山门。规模宏敞，足壮观瞻。嘉庆七年(1802)，阖州绅士捐赀重修桂香殿、文昌殿及两厢房屋”。
　　下面这个例子充满戏剧性，但结果却是圆满的。北宋末期，在成都北面的金堂县的金堂山上有座寺庙叫天王院，后赐名为庆善院，具有一定规模，“为舍五百楹”。是当时僧人文纪修建的。大约在神宗熙宁五年(1072)，文纪的徒弟化之筹划在峰顶建造一座千手千眼大悲菩萨阁，在山下修建一座为屋百楹的寺院。在峰顶修建大阁难度相当高，消息传出遭到一片非议：“智者笑之，愚者排之”，但化之不改初衷。最后，化之赢得民心，附近几个州县掀起捐钱运动：
　　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壮丽宏敞动人心目，于是，笑之者皆助之谋，排之者皆借之力。巳而，檀施倾数州，其钱至一千万!然后圣像圆满，千手所持多象犀金珠，间见增出，无一臂不用，不以人工岁计所能辨也。观者倾动，或至忏悔涕泣。
　　大悲菩萨阁落成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九月，从开始修建算起，历时15年。
　　2．分项包干工程
　　一个大工程的修建，原料、资金、人力等不足是常有的事。佛寺又是多殿多阁多房多寮的建筑群，这就为实施多种运作方法提供了客观条件。民间自创和实行了类似于今天所谓的“项目包干负责制”。这是从工程项目上说的。
　　绵州(今绵阳市)城西三十里有座南宋创建的寺庙，叫龙泉寺。到明代时，已经剥蚀卑陋，惨不忍睹。至明前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扩建工程。为了使得整个工程顺利进行，采用了“项目包干负责制”，成员不光有僧人，还有俗家信徒：
　　正统(1436—1449)初，僧妙珣者，李指挥使之裔，病不能袭，入寺。修大雄宝殿，随携粮田地三十亩，矢盟遗帖，永贻后人。万历间(1573—1619)，清丈屯田，给照免粮，使本高、本善等募蔬，创建后楼五楹，及西廊、弥陀殿。乡耆朱尚辉建东廊、观音殿，大施材木助修天王殿，塑接引佛、天王等像。有王自山者，媝砌正殿石台、竖立石坊。里人孟津及乡学生王有年、处士陈蕴、僧静常、绍荣、绍通等，各殚所有，修前楼五间、左右僧房若干，又砌石台三层、手植松柏万余株。若圣殿、祖师殿之重修，则有真明。龙神殿之扩大，则有真观、真喜。又，东廊、钟鼓楼之增饰，则有绍通、绍桂等。又，特置买江氏水田一石、储供万年灯。朱仁者，力修石径，又植森柏，夫然后常住庙貌屹然具备焉。上述万历年间的扩建工程，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分项包干负责人”，和尚有10人，信徒有6人，而妙珣则是整个工程的总负责人。由此可见工程的浩大。对于资金问题，上面没专门提到，来源好象是和尚募捐。但搞了那么多项工程，全部靠募捐也存在一定困难。揣度当时建寺情形，众人必会资助，特别是包干的信徒自掏腰包肯定是有的。
　　3．集资建寺
　　在古代，修建寺庙的“发包商”多数是僧人。遇到资金困难，他们会灵活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在资金的运作上就施行“资金包干项目”。而从资金来源上说，则属于今天流行的方法，即“集资建房”。
　　位于川东的垫江县西山山腰有座唐代贞观三年 (629)创建的名寺大通寺，尽管历一千多年的桑田沧海、废兴隆替，但到明末仍是大寺，有故老如此描绘：“吾邑兰若不下数百舍，惟大通甲于四方。殿宇则金碧辉煌，楼阁则参差耸翠。佛像之巍峨，则吴道子之绘塑；四壁之图画，则顾虎头之笔迹。寺之巅，禅关幽雅，马祖之遗光，(灿)烂焉。一入其地，心旷神怡，超然有出尘想。”也是当地士大夫游乐的胜地。可惜，“明运将终，绿林惨变，姚黄一炬，便成焦土”。清兵入关后，有个当地人陈开士出家为僧，法名不隐，见大通寺废墟而发勇猛心，躬率徒众，剪茅割荆，重建大通寺。僧众修起了“前殿丹墀，并钟鼓楼，及东西序与寂老宝塔。”但主体工程却是善男信女以“家族集资、包干项目”的形式承建，这点很有中国特色：
　　壬子岁，董姓诸君捐修大殿。越丙子，卢姓合建经楼。
　　从壬子到丙子，历时24年，由此可见该寺建设工期相当长，也可想象该寺的规模和豪华程度，因为不隐和尚是想恢复大通寺以前的盛况，他的目标实现了。
　　凡今之欂栌斗拱类，皆合抱之材；榱桷轩楹，尽是良工之选，是即向之“金碧辉煌，参差耸翠”也。慈像庄严，莲台宝座，是即向之“道子绘塑，虎头笔迹”也。秋月长明，古木繁荫。远方游人逸士，本土绅士宰官，睹其盛，咸啧啧称善，曰：“非不隐开士之大愿大力，其能恢复古制如此哉!”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恢复古制”的庞大工程，少不了佛教信徒的赤心竭力。没有他们的无偿捐献资助，是不能圆满成功的。
　　4．捐献利润
　　这种情况有个突出且感人的事迹。在中唐以前，寺庙的格局是遵循印度佛教的风格，即“寺、塔一体，塔处中心”(读者可参观四川新都宝光寺的布局)。因此，塔的地位在寺庙中很重要，是主体建筑。后来，佛殿取代塔成为寺庙的中心。但是，塔作为佛寺的标志和重要的信仰对象仍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用于放置舍利的塔在僧人和信徒心中具有神圣的意义。在井研县凤山有座寺庙，叫天王寺，又叫凌云寺。寺中有座南宋修建的舍利塔。这个塔，僧人把地基打好就没钱了，建筑部分几乎完全是靠全县的盐利修起来的：
　　寺有塔，以藏舍利，为层十三。此释迦氏殊胜庄严。僧祖逢创，始于隆兴壬午(1162)。基就，力不继。邑人悯焉，愿续其事。邑之利，源于盐。自一层至九层，费所取者三分之二。施心尚未厌，又合力为第十层，工徒、砖瓦之供。自十而上，合尖有期矣。
　　也就是说，井研县贡献了他们的盐巴利润，还奉献了劳动力和砖瓦等建材。此事引得当时人大发感慨：
　　呜呼!事有一人营之，百人终之者。不营于始，无以开其先；不续于终，无以萃其功。百人者，一人之继。是塔之兴，虽多历年，所然获终于有成者，百人之助也!
　　可惜，这样一座凝结着全县人民“利钱”的舍利塔不存于世。寺塔在清朝嘉庆以前就变为废墟了。
　　5．捐献各种物资
　　修建工程需要物质的供应，如木料、石料等，如上面提及的万历年间绵阳扩建龙泉寺，乡耆朱尚辉“大施材木助修天王殿”。还要发生财力问题，以及维持工程技术人员、民工的食宿等问题，这也需要面对和解决。
　　位于川中的渠县有座唐代的古寺，名福堂寺，是当时的静边军刺史徐承谅舍宅改建为佛堂的。至宋嘉定间 (1208—1223)，改叫静边寺。几经兴废，到明朝成化丙戌 (1466)释继学任住持僧时，寺院已是一片残破景象：“岁月经久，殿宇倾颓，瓦木脱落，金像损缺。”继学决心维修，遂率全寺僧众及工人施工。消息传开，“四方信善，斋饭食、钱帛者，来如归市。”僧民同心同德，不到一年。“倾者复，脱者继，缺者全，旧者聿新”，大功告成。
　　6．活用多种经济方法
　　上述德阳地主周文明继承父亲的遗志，于弘治己酉 (1489)开始重修莲池寺，哪知中途发生了资金用光的问题，工程被迫停工。这时，周文明召集家族和乡贤开了一个“筹措资金和粮草的民主协调会”，商量出两个办法：一是动员大家捐献，二是大家分担粮草：
　　……用木鸠工，苦其囊竭。文明谋示诸子，与祖兴厚、兴德、兴旺，协咨乡耆张杰、范隆等辈，捐资以补不足，分粟以助不给。加上僧人的募捐，莲池寺的重修工程才得以继续施工：
　　宏(弘)治壬子(1492)初，立觉皇、天王、法堂殿宇三重。续置龙神、祖师、僧房东西二处。僧果、香、相募铁肆千斤，熔铸毗卢一尊。文明装塑阿弥陀佛圣像。
　　僧俗共谐圆觉，诸天罗汉监齐。神容完具，辉煌金碧，焕然一新。
　　由于修建莲池寺过程非常典型，有必要在此作个小结：新建莲池寺由周永怀发起，他捐出地皮，修了几间小房，尽管简陋，但总算有了一个寄托信仰的地方。莲池寺重修工程，由周永怀的儿子周文明动议，开始阶段全靠他一家的力量。后来发生资金困难，他的家族和地方民间力量介入，伸出援手。从经济运作方式而言，采取了多种手段：捐地，捐房，捐款，捐物，集资，还有更大范围的募捐，无偿出工等等。从工期长短来说，新建莲池寺在永乐庚子 (1420)，重修在弘治己酉(1489)，主体殿宇竣工于弘治壬子(1492)初，加上配套建筑、附属设施等，重建工程工期至少在3年以上。而莲池寺从“小房数椽”，扩展为一座完整的寺庙，延续时间竟然长达70多年!由此可知，一座寺庙的施工、竣工不仅要求僧俗同心同德，坚韧不拔，还要求当事人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方法，才能取得圆满结果。
　　7．捐献不动产
　　寺庙修好后，能否维持下去，有没有僧人所说的“常住”、“常产”非常重要。“常住”、“常产”相当于今人所谓的不动产。依靠它们可以给寺院提供资金。它们就是寺院的经济基础。简单点说，有了多余房屋，可以出租，可以收租金。有了土地，可以让他人佃种，每年可以按比例提取收成。有了树林，还有牲畜，都可以“出租”生钱。有了钱，可以搞商业经营，可以放高利贷。有了钱，寺院的运行就能维持，不至于昙花一现。
　　位于川北的南江县雪山峰下的雪山寺创修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民人石得锦、得章、何聪增修，更置常产，招沙门为之住持。殿宇巍焕，称巨刹也。”
　　民人石得锦等人想得很周到，置买“常产”，为住持僧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寺庙有了“常产”，有了固定收入，维修殿堂、招僧、做法事等便不成问题，寺庙的日常运作也不会发生困难。
　　在长江边上的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城的南面三十里处有座地藏庵，当地有个人为它捐了一份不动产：“邑人李钟灵舍田、宅为常住。”
　　典型者如成都府嘉佑禅院，经长老齐海及其参学门人峨嵋绍纪的相继经营，在宋代扩张为一座大寺，号为“大道场”：“……凡为屋百五十楹。居者得所安，学者蒙所益。始于都会，号‘大道场’。游方之徒归者如市，远迩檀信靡然向风。”但施主的捐献也为寺庙的扩展作了一份贡献：
　　新津张氏寿享，施田七十亩，以助岁供。都人王守庆入圃畦八亩，以广院基。
　　两人布施的不动产指向都很明确，老妇张氏捐的70亩田是作为嘉佑禅院的耕地，其收成为禅院所有。王守庆施舍的圃畦是作地基，以利于嘉佑禅院的扩建。
　　三、民间建寺原因简析
　　下层民众参与修建寺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可以罗列如下：从自身来说，是表达自己信仰的绝好机会。从民间精神生活上说，建寺请来僧人是解决社区信仰的依凭问题。从历史背景来说，民间修寺也有传统，舍宅为寺更是魏晋以来王公贵族开创的风气。从佛教教义上说，布施是对僧尼、信徒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菩萨行中，布施列为六度之首。财物布施是最基本的布施。从社会救济来说，布施与果报的思想相结合，“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上品大戒经》)，加上传统的“积善余庆”的意识，更强化了信众乐善好施的心态。
　　客观方面除宗教信仰、社会需求外，最重要的是土木工程确实需要各方面的资助和支持。这正如明代人李方在记叙绵州(今四川绵阳市)龙泉寺重修时已正确指出“寺成源于合力”，并告诫后人多加爱护，以获善报：
　　……夫寺之营建始末，原非一人一手类如此。即欲指为李而朱王鼎列，指为俗而僧力尚多。后之人思檀越而诵功德，安得许多阿育祝人天福耶?大都山林胜地蓊郁耸翠以壮一方之幽静，妥瞿昙之衣钵，善众与有力焉。为子孙者，缘现在之佛田，必时加呵扩，随力增修，将使大慈逊丽、广德并雄，是或善嗣绵绵。然而岁月无情，世局变幻，风雨侵蚀，天灾连年，兵燹迭起，人祸肆虐，上述寺庙至今基本无存，有的连遗址也难觅其踪。再读晚唐诗人杜牧感叹梁朝崇佛之盛的著名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更觉百般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