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玉塔”的前世今生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标志性建筑。它们富有创意且坚如磐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目睹了城市的沧海桑田、兴衰荣辱。它们或者述说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者展示城市的崭新风貌，抑或委婉地反映城市的特殊气质、文化底蕴，它们代表了城市的精神和市民的旨趣，是名符其实的城市名片。首都北京的名片是什么呢？天安门、天坛和故宫等处早已四海皆知，自然无需赘述， 而另一张更为古老且意义深远的名片却鲜为人知，那就是位于阜成门内大街的壮丽白塔——
　　1267年，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忽必烈开始营建新的汉八里（帝都）——中都（今北京）。4年后，忽必烈完成了他“南临中土，控御四方”的计划，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于第二年改中都为大都，从此，边塞之地、幽燕之所一跃而荣升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之政治、文化中心，并开始闻名于世。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对当年的元大都都城有过这样的描述：“金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世界诸城无与伦比”。大都之所以被称为“金城”，首取“固若金汤”之意，《史记·秦本纪》上记载：“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帝王之业也”，《汉书·贾谊传》中也有“圣人有金城”之语。此外，“金城”的美誉也道出了大都的繁荣富庶，在当时的世界看来，作为蒙元帝国第一城，这里无异于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
　　也就在完成统一大业、改易国号的同一年，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巩固政权，同时满足皇亲国戚的信仰需求，忽必烈与皇后亲自勘查，敕令在原辽永安寺佛舍利灵通宝塔的遗址上重建一座佛塔。原本笃信萨满教、膜拜长生天的忽必烈早在1253年就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派，并于1260年任命该派领袖八思巴担任国师，掌管一切佛教事务。营造佛塔的重任责无旁贷，自然落在了八思巴身上。
　　八思巴从塔址的勘定之时起就参与了佛塔的建造事宜，不过与白塔营筑关系更为密切的却是其异母弟——继任国师亦怜真。亦怜真于1274年抵达大都，接替八思巴的法座，并全权负责建塔事宜。他按照萨迦派的仪轨在塔中装藏、为塔开光，处理修建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呕心沥血。今天，白塔寺的意珠心境殿前，高高矗立着一对类似旗杆的藏传佛教法物，西边的名为八思巴圣幢，东边的名为亦怜真圣幢，既表达人们对两位宗教大师杰出贡献的纪念之情，又赋予白塔寺别具一格的建筑特色。在藏传佛教里，这种圣幢叫牦牛宝幢（因需牦牛皮包制而得名），或称经幢、经幡（顶瓶内置佛、菩萨像，颈部彩旗写有经咒），原本是佛教正法战胜邪魔外道的象征，后来也寓意旗开得胜与事业成功。
　　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再借以尼泊尔着名工匠阿尼哥的设计和指挥的东风，8年后（1279年），一座高达54.26米，占地面积1422平方米，尽显大元帝国尊严和声威的大白塔拔地而起。白塔通体洁白如雪，是当时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建造最早、规模最大且保存最为完整的藏式佛塔之一。据史书记载，白塔甫一建成，“京城为之生辉”，“金城玉塔”的美誉从此名扬四海。马可·波罗满怀崇敬地称忽必烈为“万王之王（众王之王）”，并且认为人类从未出现与他的庞大帝国和丰富物产相媲美的第二个国度。对于他的见闻和想法，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全然体会，然而从白塔恢宏伟岸的气势看，倒也能略见蒙元帝国纵横天下之一斑。
　　如今，白塔仍然岿然不动地屹立于蓝天白云之下，倾听着人们的祈祷与赞叹，接受着信众的顶礼与供养。塔下的寺院几经毁修，形成了明代格局、清代建筑，曾经的帝国“金城”也早已如风远行，只留给史书浓重的一笔。“固若金汤”的“金城”只存在于帝王们一厢情愿的期待中，而新时代的“金城”却实实在在地被建设了起来，这就是“金融之城”，一部现代版的“金城玉塔”上演了。
　　“金融之城”就是与白塔一街之隔的金融街，这里汇集了国内外知名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总部，日益成为北京的金融中心，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闻名于世。其实，金融街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是元大都五十坊中的一坊，金城坊及其北面的白塔寺，都曾是元大都最为繁华的商贸区。及至明清两代，金城坊更是遍布金坊、银号，多的是商贾富豪和皇亲国戚。到了清末，清政府在这里设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又改为中国银行。此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大陆、金城、中国实业等各大银行，均先后设立于此……可以说，这里是名符其实的黄金满地，是今天北京金融街的前身。
　　在白塔寺的意珠心境殿前，有一座高达3米的铜铸香炉，正是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上个世纪末，白塔寺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之时捐赠的，算是对白塔和历史的一种敬意。今日之“金城玉塔”，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又会是怎样一番风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