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佛寺谈之二·慧庆寺故事

苏州佛寺谈之二·慧庆寺故事
　　慧庆寺位于阊门外白莲泾西，关于该寺的具体位置方志记载不一，明代的《姑苏志》云距郡城七里，乾隆《吴县志》则记载为五里。所幸清初文学家汪琬对此寺的位置记载颇详，“出阊门沿漕河而南为虹桥，未至桥数百步为慧庆禅寺。”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该寺的大体位置在今白莲泾西的虹桥北堍。慧庆寺在苏州诸寺中名气并不是很大，但是在元明清时期也留下了不少的掌故，为丰富多彩的苏州文化增添了绚烂的篇章。
　　慧庆寺和寒山寺一样，也是因僧人而得名。慧庆为南宋江西宜春高僧普庵的谥号，该僧持戒精严，生活简朴，“布衾纸衣、晨粥暮食”，但是与人为善，以普渡众生为务，“有病患者，折草为药与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来者，与之颂，咸得十全。至于禳雨旸、伐怪木、毁淫祠等，灵应非一。”因此顶礼膜拜者甚众，死后赠谥“普庵寂感妙济正觉昭贶禅师”，到了大德四年（1300）元政府重谥“大德慧庆禅师”。但当时普庵的影响只局限在江湘淮汉之间，能够在苏州产生影响，全赖于一个名叫宗淴的游方僧人。
　　宗淴是湖北南康僧人，他云游到苏州就不想离开了，决心在此扎下根来，建一座寺庙住锡，经过苏州信士金国宝等人的捐助，宗淴终于把寺庙建造起来了。由于宗淴家乡信仰普庵禅师，所以他就以普庵的谥号慧庆作为寺名，并在寺后建造普光明殿供奉普庵，此举也算开风气之先，此后其它佛寺也开始在佛殿背后安置普庵塑像。普庵的影响越来越大，永乐十八年（1420）明政府又加谥“普庵至善弘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慧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也算极尽僧人之哀荣了。
　　慧庆寺创建得虽然比当时苏州大多数寺庙都晚，但是却能“化声藉藉，缁白归之如市”，应归功于开山和尚宗淴的苦心经营。宗淴深知在寺庙林立的苏州，象慧庆寺这样的新寺庙如果想得到信众的拥戴，必须要先多行善事来赢得民心。于是宗淴就大做公益事业，当时的阊门驿道为苏州城西的主要道路，但是由于滨河之故，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民苦泞淖”，宗淴就募集资金修好了这段路，并且还重修了早已倒塌了的桥，宗淴还兴办了不少其它的公益事业，史载其“利人之事靡不为”，得到了民众的交口称赞。而这些公益事业宗淴都声称是遵从普庵法师英灵的指点才完成的，于是吴地民众就慢慢开始信仰普庵禅师了，甚至“江艘海舶有获冥应而脱风涛者，至则必拜普庵为更生”，远传日本的临济宗佛殿背后也安放普庵禅师牌位。因此慧庆寺的名声就越来越大，来施舍的人也越来越多，“施者翕然”，其经济状况就越来越好了。于是宗淴就开始扩大规模，“建无量寿阁以祀佛及五百尊者像，阁后为普光明殿，普庵之像居焉。殿后为大庄严阁，像卢舍那佛及五十三参，其下为演法之堂。” 宗淴圆寂后，其徒弟法智继承师父遗志，“夙夜靡懈，规制日益增广”。元统二年（1334）得到元朝皇帝的钦赐慧庆寺金额，信众如云，“咸愿输力”，借此机会慧庆寺的规模更加扩大，“比丘法恢营山门，达信营观音殿，蜀人杨善卿作外门，松江府判官曹泽之作输藏之殿，宣让王赐银钞五千缗助建棲僧之堂。”众人拾柴火焰高，从此“簴钟之楼，香积之厨，旃檀之林，库堂、行堂、两庑、方丈，皆以众力次第成。”又在莲花峰下的竺坞创设塔院，名慧文。塔院门匾上大写“归真”二字，中为三塔，“同室异竁”，僧俗百年后都可以埋骨于此。至此慧庆寺规制完备，成为苏州规模较大的名刹之一。
　　慧庆寺和狮子林的开山祖师惟则和尚（即天如禅师）源渊颇深，惟则属于临济宗虎丘派，是元末著名的高僧，佛学造诣精湛，并工诗善书，曾获得元顺帝颁赐的“傍心普济文慧大辩禅师”封号。他来到苏州后住在慧庆寺附近雁荡村的幻住庵，常去慧庆寺说法，现在南京博物院尚存他至元七年（1341）正月八日在慧庆寺讲述禅宗要义时的讲本，名为《慧庆寺普说》册，纸本，长27.3厘米，宽17.4厘米，该册以工整俊美、挺拔鲜明的行楷饮誉古今，有文震孟、朱鹭、陈继儒、钱大昕等多人题跋，明代周永年称赞“医以笔为棒，点画为喝”，当代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赞其“笔势开张，浑穆沉厚”，禅意和书法浑为一体，可见《慧庆寺普说》册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末的战火给慧庆寺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原位于白莲泾东面的殿宇几乎毁坏无遗，仅存泾西的小部分建筑。明太祖朱元璋归并天下寺院，慧庆寺连同秀峰寺和南峰寺一起归并于寒山寺。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僧人达俊和如珪重新兴修，一直到正德、嘉靖年间才恢复原貌。这时的慧庆寺出了一个名叫琢云的和尚，据说该僧“有戒律甚精”，并喜欢作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还为其画了一幅名为《琢云图》的纸本水墨画。据时人张丑记载，“琢云本吴人，出家白莲泾之慧庆寺……但禅诵之暇，颇好法书名画，不啻支公之爱马也。”可见在当时也是有名的风雅僧人。万历初年的慧庆寺还寄存过中兴天台宗的名僧幽溪大师所著《净土生无生论》的书版，该书版是当时苏州僧人正知所刻印，万历十四年（1586）正知又与《十疑论》、《宝王论》重新刻印，合订成为净土三论，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
　　万历四十六年（1618），当时的徽州著名戏曲评论家潘之恒也曾经来慧庆寺拜访，留下《慧庆寺访无怀、如庵、印宗三开士》诗云：“寒山东一曲，云是白莲溪。寺僻居桥左，林深到竹西。波生梁日动，梵出径云迷。莫漫嗟无侣，禅枝喜共栖。”从该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慧庆寺当时的大体情况。当时的慧庆寺在苏州已经颇具名望，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曾经专门为该寺作了《慧庆寺募修大悲殿疏》。
　　明末慧庆寺法席大盛，许多高僧都应邀来慧庆寺讲学，当时的南京天界寺名僧一雨法师就曾两次来此讲学，一次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冬天在慧庆寺讲法，并且撰写了《唯识集解》十卷，十年后的天启元年冬天又应邀在慧庆寺讲自己著作的《楞伽合辙》。住锡中峰寺的名僧苍雪大师也在崇祯十六年（1643）春天在慧庆寺讲了《华严疏钞》第四会，作为当时在吴中诸寺系列弘法活动之一。
　　除名僧以外，当时有“儒妖”之称的金圣叹也曾在慧庆寺讲法，据其友人徐增回忆，甲申年春天，也就是苍雪在慧庆寺讲法一年以后，金圣叹也在慧庆寺西房讲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令当时尚对金圣叹有所抵触的徐增大为钦佩，“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从此对金圣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但在生前为他辩护，即使在金圣叹被清政府杀害后徐增仍然对其高度赞美：“天上天下，浩浩苍苍。千秋万年，先生不亡。”
　　同在慧庆寺说法，金圣叹曾对苍雪讲的《法华经》提出了不少问题让苍雪回答。苍雪对辩才甚佳的金圣叹很感头疼，担心“我今去答，则圣叹必往复，是无了日，而多此一事于世间也。”故自己不愿出面而让别人代答，并且说“昔三十二菩萨一时同说不二法门，维摩居士默然，此为真不二法门。”一介儒生的金圣叹能让当时的佛学大师退避三舍，可见其佛学造诣之深。
　　金圣叹一向特立独行，他把当时被人认为是“诲淫”的《西厢记》和“诲盗”的《水浒传》大加评点，甚至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提高到了和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的地位，令当时的正统儒士头疼甚至痛恨，当时的名士归庄就必欲杀之而后快。金圣叹知识渊博，口才很好，经常开各种讲座，“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盻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纪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 很多人都倾倒于他的讲座，“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当时的苏州讲学成风，金圣叹对有名的讲学者往往不屑一顾，“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使得“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苍雪佛学造诣精深，经常在苏州举行讲法活动，金圣叹可能因此就和他唱起对台戏来。作为儒者的金圣叹常常出入寺院，广泛地和僧侣交往，而且打破畛域，登坛向僧俗讲经说法。金圣叹则以秀才公开宣讲释典，他的这种行径，一方面使“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 ，“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另一方面，也以其出奇制胜赢得了很多人的倾倒。当时的尤侗当是亲见其事的，他记述道：“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流从之者甚众。”讲经之前，先吃狗肉，可见此人确实是狂放不羁，连讲佛经也不老实，可以说是现在无厘头文化的先驱了。
　　其实金圣叹和慧庆寺的渊源远不止仅在此讲学这么简单，他和慧庆寺的和尚圣默及圣月等人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此和这些风雅的和尚们诗酒唱和，现在他留下的诗歌中有《题圣默法师画梅》、《过慧庆西林圣月兄出宣远瓶中杂花图吟此》、《春日坐西林别院有以画鹤索题书此自笑》等诗歌，可见也是慧庆寺的常客，上述的徐增就是在慧庆寺僧人圣默的介绍下在该寺认识金圣叹的。
　　明末的战火给慧庆寺造成很大破坏，“至是佛殿乃大坏”。当时慧庆寺方丈惟贞和尚发愿修复，“命监院廓源董其役，阙则补之，圮则易之，漫漶黓昧则丹碧之。”用了54天才竣工，全部花费白银180两，当时苏州佛寺历经打击，“为佛氏之学者，往往求食无所，”慧庆寺在这种形势下独能恢复旧观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名列清初古文三大家的汪琬为此特意写了《重修慧庆寺正殿记》一文以表彰。
　　清初的慧庆寺很是热闹了一阵，不少著名画家和文士在这里隐居，颇有风雅气象，因此达官贵人也不断出入。见于记载的名士有两个，一个是文征明后裔文点，文氏为当时苏州著名望族，文点祖父文震孟曾高中状元，可以说世受朱明国恩，明朝灭亡后，文氏族人崇尚气节，耻于事清，一部分人以身殉明，余人也大多以隐逸终身，文点就是其中之一。文点为当时苏州著名画家，他常隐居于慧庆寺内，以卖书画自给。但文点卖画仍不失名士风度，曾经有一个富人拿着重金要求他三天内做画一幅，文点感到很受侮辱，“掷金于地”，大怒曰：“仆非画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无论那个富人如何请求，文点最终都没有答应。当时的江苏巡抚汤斌慕文点高名，特意屏除随从，独自到慧庆寺拜访他，问为政之要。文点曰：“爱民先务，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县吏络绎征办，积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于是汤斌尽伐其树，虎丘茶从此彻底灭绝。文点和汤斌私交很好，因此有人以祝寿为名，给文点送了千金，想让文点帮忙结交汤斌，文点曰：“汤公以道义交我，我岂负之？若既伤惠，吾复伤廉，奚取为？”坚决拒绝了此人，可见文点的高风亮节。
　　除文点外，清初还有一个著名文学家隐居慧庆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彝尊。他于“癸未、甲申间”即公元1703——1704年间寓居苏州，租赁慧庆寺的僧房数间，在此著书立说，此时他已经七十五、六岁了。他的名著《明诗综》及《静志居诗话》也是在慧庆寺刻印而成的。据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九记载朱彝尊“在慧庆寺主东南诗盟”，当时的青年文人金冬心来慧庆寺拜访朱彝尊，朱彝尊亲自出寺门迎接，并对金冬心的诗文予以高度评价，可见作为当时的文坛泰斗，朱彝尊确实是乐于奖掖后进的。朱彝尊隐居慧庆寺，使得很多文人墨客在此留恋忘返，如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中记载武进进士徐永宣也来慧庆寺拜访朱彝尊，并留下了《竹垞先生留宿枫桥慧庆寺夜话追悼陆文孙》诗云：“朔风号怒纸窗前，忆旧僧房感逝川。乡曲公怜杨狗监，天涯吾悼李龟年。雪深院落妻无絮，叶拥阶除突少烟。此夜枫青灯影黑，鼓寒霜重不成眠。”
　　当时的风雅巡抚宋荦也是此寺常客，“时时造焉”。“于是苏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载酒来访者不绝。”一时间慧庆寺俨然成为苏州城的文化中心之一，慧庆寺佛殿下的两棵二百余龄的玉兰树因此也名声大著，甚至盖过久负盛名的虎丘玉兰。慧庆寺的玉兰“花开时茂密繁多，望之如雪。”其实本来就比虎丘玉兰好看得多，但是因为虎丘玉兰树长在虎丘这样的“繁华之地，游人杂沓”，所以“花易得名”。而慧庆寺的玉兰因为生长在寺院深处，一直不为人所知。“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为重客，则慧庆之玉兰竟未有知者。”也算因朱彝尊而扬名了。
　　康熙四十六年，也就是朱彝尊离开慧庆寺的三年后，该寺迎来了一位著名的安徽文人，他就是戴名世。戴名世前一年因会试被黜，从北京客居旧游之地苏州，大概是想借助吴门的灵山秀水使自己暂忘落第之痛吧。他住在阊门外，“寓舍距慧庆一里许，”这年的二月，正是苏州春光明媚的时节，戴名世“闲书无事，独行野外”，他信步走到“距阊门四五里而遥”的慧庆寺时就“叩门而入”。戴名世所见的慧庆寺已经有些荒凉了，“地僻而鲜居人，其西南及北皆为平野。”只有那棵玉兰树仍然怒放，可是没有人来观赏。因为朱彝尊走后，“寺门昼闭，无复有人为看花来者。”
　　后来戴名世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慧庆寺玉兰记》，戴名世在这篇文章中把荒凉的慧庆寺玉兰和热闹的虎丘寺玉兰做了比较，名满吴中的虎丘寺玉兰已经枯萎了，而默默无闻的慧庆寺玉兰却在荒凉的寺院中越来越茁壮，这使戴名世感慨很多，“今虎丘之玉兰意象渐衰，而在慧庆者如故，亦以见虚名之不足恃，而幽潜者之可久也。花虽微而物理有可感者。”
　　其实戴名世和上述的金圣叹渊源颇深，虽然金圣叹被杀时远在安徽桐城的他只有九岁，但并不因此而妨碍他和金圣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是戴名世的朋友中有个金圣叹的狂热崇拜者，此人就是北京大兴人刘继庄。戴名世一生交友谨慎，称得上好友者只有寥寥数人，而刘继庄就是其中之一。刘继庄特别推崇金圣叹，如其有一首题金圣叹像的诗云：“忽有仙人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碧天明月一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可见对金圣叹评价之高。后来刘继庄还侨居苏州整理金圣叹遗著，现在流传的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就是由刘继庄整理而成。但是老友对金圣叹的崇拜却好象对戴名世没有什么影响，作为正统的文人，他对金圣叹评点的《西厢》、《水浒》等书深恶痛绝，认为其诲淫诲盗，在其《忧庵集》中大骂作为读书秀才的金圣叹批评这种书“惑人尤甚”，遗祸无穷，并且对金圣叹被杀感到十分快意，“夫亦可以见天道矣！”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以后的下场比金圣叹还惨，卷入《南山集》被灭门，而金圣叹仅仅是家属流放而已。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后事还是金圣叹的外孙沈培福冒着生命危险办的。沈培福是金圣叹小女金法筵的儿子，出身于著名的吴江沈氏，平日以戴名世为师，戴名世被杀后没有人收殓，还是沈培福筹集资金收殓了他。不过戴名世的《忧庵集》在其生前从未面世，大概沈培福是没有见过的，如果他得知自己的老师曾经这样大骂过自己的外公金圣叹，不知道还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些事情。
　　慧庆寺在康熙以后就沉寂了，虽然以后的方志都有记载，但是内容都大同小异，以广博详富著称的民国《吴县志》也仅记载了该寺的沿革而已，对于当时的近况语焉不详，建国初期的1956年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对当时苏州市区及周围尚存的二百多座寺庵进行了详细统计，但是在这个名单上已经没有慧庆寺的任何踪迹了，一代名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