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以来　一人而已

玄奘以来　一人而已
　　蓝吉富（佛光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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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印老辞世的消息时，内心陡然浮现“大哉死矣，君子息焉”八个字。这是故友张曼涛教授在一九六六年为追悼铃木大拙逝世所撰文章的标题。我觉得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印老的辞世，印老也是当之无愧的。
　　大约十几年前，在不只一次的演讲内容中，我曾用“玄奘以来，一人而已”的话来称誉印老的佛学成就。这当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词，主观的感觉成分较浓，并不是作过严密学术分析之后所下的精确判断。因此，话传出去之后，固然有人拍手赞成，但也有人不表同意。这样的反响，自在意料之中。应该怪我没有把话讲清楚，不能怪那些不表同意的学界友人。
　　精确的说，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在中国佛教史上，唐代玄奘以来，弘扬印度佛法最卓然有成的大德，印老当是其中第一人。”
　　玄奘的佛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庞大的译经事业、促使法相宗形成、与佛学人材的培植，而这三项都与弘扬印度佛法有关。译经事业是印度佛法的移植；法相宗的成立其实就是印度瑜伽行派佛法的输入。而玄奘所培植出来的佛学人材(如：窥基、普光等人)也大多是印度佛学的专门人才。
　　印度佛法是中国佛学的根源。玄奘发心前往印度留学的原始动机，以及回国后的事业核心，其实都是为了确立纯正的佛法。而他心目中的纯正佛法，根源是在印度的。因此，确立佛法的基准，应该是玄奘一生事业的焦点。
　　“佛法的基准应该深入印度经论中去寻求”，这样的看法在玄奘以后的中国佛教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有些宗派是以祖师体验或祖师的新看法为基准的。中国佛法逐渐发展的结果，距离印度佛法似乎有愈来愈远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尤其在宋代以后，更为明显。
　　印老的佛学研究方向与玄奘大体类似而不全同。类似的地方是“回归印度”的正法追求倾向。不同的是，他所宗尚的是与瑜伽行派对立的中观学派，以及原始圣典(《杂阿含经》)。
　　促成印老回归印度去寻求正法的原因，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是衰微不堪的。印老发现到当时呈现的佛教与经论所载有明显的不符。他开始寻求正法，因而逐渐回到印度经论义海之中。
　　所以，印老所掌握到的佛法基准点是源自印度的。他的“反(汉传)传统倾向”的立足点即是印度佛法。他所反对的，就是中国佛法的异化或劣质化，他一生所缔造的，堪称“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应系肇基于此。
　　从玄奘之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史脉络来看，学殖优渥的名家，当然为数不少。但是多属偏于宗派的祖师或大德。真正直探印度佛法底蕴的人甚少，发扬自宗宗义的比较多些。
　　民国以来的佛学名家，其佛学成就具有“博大精深”气势的人不是没有。太虚、吕澄二人即让人有这样的印象。不过，太虚一生的志业是立功、立?、立言三者并重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佛教研究者。又加上五十九岁即告去世，因此，尽管他确具有思想家的学术功力与学术智慧，但是在佛学成就上，比起印老，仍然不如。
　　至于吕澄，在佛学界成名早于印老，精通多种语言，具有成为卓越佛教学者的条件。可惜的是所处的时代环境无法容许他安心地研究与出版，因此，虽然他在九十几岁时还耳聪目明，但是，他在六十五岁之后，?再也没有重要的新作品出现。
　　相较于吕澄，印老是幸运的。他的年纪愈大，在台湾所受到的尊崇愈高，著作环境愈好。更奇特的是，他虽然身体孱弱，但是生命力?坚?无匹。他享有罕见的百岁高龄。在六十五岁之后(七十岁之前)，先后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国禅宗史》、《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等书出版。七十岁之后更是佳作颇出。《如来藏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度佛教思想史》、《华雨集》等书，都是七、八十岁高龄时所出版的。
　　算一算他与吕澄的著述岁月，便会令人觉得惊讶。他与吕澄同享高龄，但是，他在吕澄停笔(六十五岁)之后，居然还多出二十几年的时间继续研究与出版。
　　除了享有高寿及时代环境等外在条件之外，促使他能够“写到写不动才停笔”的原因，当是他的信念与毅力有以致之。关于他的信念，可以用他勉励证严法师的六个字来说明，这六个字就是“为佛法，为众生。”关于他的毅力，可以用他周遭的弟子们描述他晚年著述状况的话来理解：
　　“导师(指印老)总是经常在研读，在写作，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去休息。常常看到他在休息过后，一起身，又再看书、写作。”
　　这就是印老的晚年。写到写不动才停笔的晚年。要了解印老的思想，当然要看他的著作。但是，如果能多听听他平素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更能让人理解一个“从平凡中孕育伟大”的弘法者，是如何形成的。也更能让人打从心里，对印老之光风霁月的人格，与“为佛法、为众生”的胸怀更加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