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与僧统--僧统

　　僧统，系北魏创立的僧官系统，后为北朝几代统治者所仿效，隋唐两代有沿袭也有变革，至宋代则废止僧统，元代又重设“释教总统”一职。
　　北魏政权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崛起于塞北，至道武帝拓拔珪由塞北迁居平城，国力渐趋强大。为了拢络汉族人士，维系统治，北魏政权大力发展、扶持佛教。道武帝皇始年间(396-397)，为了便于管理，便以著名僧人法果为道人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僧官系统，这也是明确载之于史籍的最早的中国僧官名称。《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详细记述了其经过：“始，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加崇敬。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卒。未殡，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赴胡灵公。”赞宁《大宋僧史略》则明确补充了法果的任职时间：“后魏皇始中，赵郡沙门法果戒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征为沙门统。”不过赞宁在此误将道人统写作沙门统。法果身为北魏的僧官，备受尊崇，但未见副职、属员的记载，也未有僧务机构，可能与其时北魏初立国，境内僧人不多有关，更有可能此道人统只是一个礼仪性或佛教的精神领袖式的职务，并无具体职权与事务。随着北魏境内僧尼增多，事务繁杂，北魏“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魏书·释老志》)。监福曹、昭玄署均是中央一级的僧务机构，道人统是其主官，并有属官副职辅助。《广弘明集》卷二十四载有北魏孝文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中记有道人统或沙门统的属官名目：“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斯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文中“曜统”指昙曜。道人统师贤于460年卒后，昙曜继任，并将道人统改为沙门统。由文中所称“曜统独济，遂废斯任”可知，道人统于此前已设有僚属矣。
　　北魏僧官沙门统的事务机构初名监福曹，后又改为昭玄寺，如《大宋僧史略》所言“初立监福曹以统摄僧伍，寻更为昭玄寺也”，但改名的具体时间已难于考见。按现在可以考知的北魏中央沙门统，自昙曜以下有僧显、惠深、僧暹、僧敬等。从有关史籍看，在北魏时昭玄寺只有一位沙门统，但对于昭玄寺的沙门统的称呼并不划一，有时称为沙门统，如《魏书·释老志》所见；有时称为沙门都统，如孝文帝敕任僧显的诏书就称为“沙门都统”，昙曜在《魏书》中只称沙门统，而《大宋僧史略》却说“曜即帝礼为师，号昭玄寺沙门都统”。由此可见，对于昭玄寺的最高首长，或称沙门统，或沙门都统，其实都是同一职掌。在“统”之前冠以“都”，或再冠以“昭玄”二字，既有尊崇的含义，也是为了与州、郡的沙门统相区别。北魏昭玄寺的副职称为都维那，作为中央级都维那亦可称为昭玄沙门都维那，如惠猛圆寂后的墓志铭全称是《魏故昭玄沙门都维那法师惠猛之墓志铭》(见《芒洛冢墓遗文》补遗)。据此可知，中央级的都维那称之为昭玄沙门都维那，以与州、郡、县乃至寺院的都维那相区别。昭玄沙门都维那又可简称为沙门都，正如《大宋僧史略》所指出的：“及魏世更名僧统，以为正员；置沙门都，以分副翼，则都维那是也。”僧暹、僧频任都维那见于《魏书·释老志》所载尚书令高肇弹劾僧曹贪冒违法的奏章，据此可知在昭玄寺中可以同时有二名或再多一些的都维那任职。
　　昭玄寺的下属州、郡、县的沙门曹，在北魏已经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僧官系统。《魏书·释老志》载有孝文帝延兴二年(472)的一道诏书中，提到州、镇维那，熙平二年(517)灵太后的一道命令提到州统、都维那。《魏书·食货志》卷一一○载魏末孝庄帝班卖官入粟之制，也提到州统、州都、畿郡都统、郡维那、县维那，可见州、镇、郡的沙门曹分别设有统、都，而县一级也设有维那僧职。昭玄寺与州(镇)郡、县沙门曹的统属关系是很明确的。如世宗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提交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辄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这说明昭玄寺议定的制度颁行到州、镇、郡乃至寺院，各级僧官必须严格执行昭玄寺的政令，否则昭玄寺有权处分州以下各级僧官。
　　北魏昭玄寺及沙门统直接听命于皇帝，由皇帝直接任命长官，故其事权广泛，全境僧务全部由昭玄寺掌管。昭玄寺及其沙门统有以下权力：其一，立法和司法权。北魏皇帝正式承认佛教在礼、法方面的特权，昭玄寺在教团中享有司法权，昭玄寺所属的各级僧官在此意义上便是教团中的各级法官。其二，人事权。高级僧官包括昭玄沙门都统、都维那和一些重要寺院的寺主、上座，往往由皇帝直接任免，但较低级的僧官则由昭玄寺铨选、陟黜。其三，一定的建寺审批权。惠深沙门都统所立僧制规定：“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魏书·释老志》)可见，审批建寺之最终权力仍操持于皇帝之手但昭玄寺负有督察佛寺、禁绝滥造、处罚私造的权力。北魏任城王元澄于神龟元年(518)则干脆建议：“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以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同上注)此建议明显赋予了昭玄寺更直接的审批立寺的权力。其四，监管众僧宗教活动和日常事务之权。僧众的宗教活动包括诵经、讲论、礼忏、斋会等等事务，各级僧官都有监督执行的权力。日常事务则包括僧众住寺或出游，日常的衣食器用、与俗家的关系、收徒畜奴等诸多事务也要受到僧统的管束。孝文帝延兴二年(472)下的一道昭书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滑，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秘，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魏书·释老志》)度僧对象的选择、度牒的发放、僧籍的管理，更是僧官最重要的职责。如灵太后熙平二年(517)下令：“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司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魏书·释老志》)其五，对寺院经济的管理和对财产的支配权。昙曜任沙门统时，奏准以“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又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同上)。从此，北魏僧团普遍建立起寺院经济，而各级寺院的经济管理权和财产支配权则牢牢掌握在各级僧曹手里。其六，管理外国僧尼之权。北魏之前，外国僧尼被看作外国侨民，往往由鸿胪寺的典客署管理，惠深沙门统制订僧制将其权力转移到昭玄寺治下：“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魏书·释老志》)
　　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大体上是依循北魏成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僧官员额的扩充。北魏的昭玄寺一般只设一名沙门统为主官，设一至二名都维那为副贰。但东魏、北齐的昭玄寺，沙门统和都维那都不只一名。《金石萃编·中岳嵩阳寺碑》卷三十载，北魏沙门生禅师发愿造塔，生禅师殁后其弟子沙门统伦、艳二法师继成其功，并于东魏天平二年(535)刊石树碑，同时又有生禅师的高足大沙门统遵法师率邑义缮立天官。据此可知，在东魏的昭玄寺中最少曾有三统并立的现象，联系到著名律师慧光及其弟子法上都曾于东魏任昭玄沙门统之职，则可推知其时昭玄寺的沙门统还可能在三名以上。关于北齐的情况，史籍记载歧义纷出。《隋书·百官志》说，北齐昭玄寺“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但《续高僧传·法上传》卷八所载却不同：“初，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曰：“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同书卷十《智润传》则说：“承邺下盛宗佛法，十统郁兴，令响滂流，洋溢天壤。”同书卷十五的“论”也说：“又置昭玄十统，肃清正法。”道宣的说法为后世佛教史家所接受，如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就言：“诏置昭玄十统，以沙门法上为大统，令史员置五十余人。”上述记载互异，但都认为北齐沙门统和都维那各有若干员，其中沙门统中有一人为大统。从北魏昭玄寺一统一都或一统若干都维那，到东魏昭玄寺三位或三位以上沙门统并立，再到北齐时昭玄十统郁兴，明显显示了僧官员额扩充的趋势。把握这个趋势，也许可以认为，北朝昭玄寺僧官员额的设置仍处在不断变动中，曾经有过大统一人，都维那三人的阶段，也曾经有过置十统，一人为大统，余人为通统的时期。

　　西魏的僧官制度，起初也是沿袭北魏旧制。宇文泰挟元宝炬西奔关中建立西魏后，立大中兴寺安辑僧尼，任命释道臻为魏国大统，大立科条，重兴佛教(见《续高僧传·道臻传》卷二十三)。后又任命释昙延为国统(《续高僧传·昙延传》卷八)。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按照北魏昭玄寺的老办法来统摄僧徒，昭玄寺的机构名称也保留下来。西魏大统中(535-551)宇文泰命苏绰、卢辩依周礼改革官制，此后随议随改，至恭帝三年(556)才最终颁布实行。期间十几年，已部分实行新制，而旧的机构名称依然部分保留。这样，在西魏恭帝三年之前，朝廷中仍存在一个称为昭玄寺的中央僧务机构，但僧官的名称已由沙门统改为“三藏”了。“三藏”之名，旧已有之，原指佛藏中经、律、论三部分，后来对于学通此三藏的僧人，也以三藏为其美称，叫做三藏法师、三藏和尚等。但西魏出现的“三藏”名目，却不是一种荣誉称号，而是一种实在的职务。宇文泰之子废西魏恭帝而自立建立北周政权后，全面推行了其父的官制改革成果。新制完全推行后，昭玄寺废除了，“昭玄三藏”便改称为“国三藏”。释僧实以大统中受任昭玄三藏，是现在所知“三藏”作为僧官的最早一例。周武帝曾下令任命释昙崇为“周国三藏，并任陟岵寺主”，后来昙崇“每为僧职滞踪，未许游涉，乃假以他缘，遂蒙放免”(《续高僧传·释昙崇传》卷十七)。释僧玮于天和五年(570)被周武帝任命为“安州三藏，绥理四众，备冬尽和。在任之日，经始寿山、梵云寺”(《续高僧传·释僧玮传》卷十六)。《昙崇传》提到“僧职滞踪”，《僧玮传》提及“在任之日”，说明他们担任“三藏”是有职有权的，要受到职务的束缚。“三藏”又有“国三藏”、“州三藏”之别，这是与作为荣誉称号的三藏完全不同的。西魏、北周的僧官制度改革不只是官名改易，它包含着实质性内容，主要表现在僧官的职权大大缩小了。从前引几则“三藏”的实例看，其职责主要限制在礼法、道德教化方面，而僧尼的日常行事、僧籍管理、度僧造寺、寺院经济等庶务则转移到有关世俗衙门中去了。这才是宇文泰父子变易北魏沙门统的真意所在。
　　隋代文帝杨坚于开皇年间连续下达诏令，重建了统管全国僧务的昭玄寺及其地方僧官，昭玄寺职位亦如魏、齐，设置有沙门大统、沙门统(或称昭玄统、国统、都统)、都维那(或称昭玄都、沙门都)三种僧职。见于记载的有：释僧猛于北周末大象二年(580)敕住长安大兴善寺，“寻授隋国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续高僧传·僧猛传》卷二十三)；开皇二年(582)其时“京城大德昭玄统沙门昙延和昭玄都大兴善寺主沙门灵藏等监掌始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大约在开皇三年左右，灵裕深受相州刺史樊叔略的尊崇，不久敕立僧官，樊叔略举其为都统，但灵裕以非其才固辞，后于开皇十一年敕入京，时值敕所司评立国统，众议一致推举灵裕，而灵裕又固辞而归(《续高僧传·灵裕传》卷九)。以上是隋文帝继承北魏、北齐旧制的内容，但他在僧官制度上也有创新，主要是设立了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和五众主，兹不赘。
　　唐代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僧统职名才被重新采用，不过此时的僧统已沦为地方僧官。《宋高僧传·昙一传》卷十四载：“至德之际，国步多艰，缁徒慢法，罕率经教。国相王公出镇于越，以一德名素高，请为僧统。”这里，“国相王公”指王□。他于上元二年(761)出任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于宝应元年(762)罢任还朝。王□以节度使的身份请昙一为僧统，则其任职就在上元二年至宝应元年之间。浙东节度使领越、衢、婺、温、明、处、台七州，昙一既被节度使请为僧统，所统应是七州的僧务。昙一之后，释神邕也曾任僧统，《宋高僧传》卷十七载：“邕廞颐丰角，风韵朗拔，前后廉问皆，延置别榻，请为僧统，以加崇揖之礼。”这里，浙东采用北朝系统的僧官名称“僧统”未必有什么深意，然而后来南方的效尤者一般都改用南朝系统的僧官名称“僧正”。但在北方，最少是在河西地区，却兼采僧统、僧正两种名称，而以僧统为道或节镇僧官，以僧正为州一级僧官。
　　宋代未曾采用僧统名目。至元代则有“释教总统”之设，其僧务机构名之曰“释教总统所”。
　　释教总统所是忽必烈最早设置的一个中央级的僧务机构，创置的时间约在中统元年(1260)。窝阔台汗时期，曾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中统元年初，汉僧裕和尚谒见忽必烈，受任“总教门事”(《补续高僧传·雪庭裕和尚传》卷二十二)。称“掌释教事”或“总教门事”而不称“僧总统”，反映出当时尚无“僧总统”及“总统所”的名目。稍后，藏僧八思巴至上都，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僧总统”(《历代佛祖通载》卷二十一)，管天下释教。这是“僧总统”一词的首次出现。此后全国性僧官便统一名之曰“总统”，僧总统的官置称总统所。反映在至元初的碑文石刻中多有“谕总统所”或“总统所言”等话语，如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曾“谕总统所”，令其视僧人通经多少，择优遴选僧官(《佛祖统纪》卷四十八)。释教总统所的主要佐官，见于金石文字者有判官、参议、经历、都事、管勾等，这些佐官是僧俗均可担当的。
　　在中央设置释教总统所的同时，地方各路也设立了诸路释教总统所。如：至元二年以僧机为中都路寺院总统，居庆寿寺(《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五)；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陇西四川总摄辇真术纳思为诸路释教总统”(《元史·世祖纪十三》卷十六)。至元三十年有个名叫普仁，号雪堂的僧人，被“授江淮、福建、隆兴等处释教总统，力辞不就”(《元代白话碑集录》附录二《重阳洞林寺藏经记》)。又如大德三年(1299)元政府“赐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僧宁一山号妙慈弘济大师”，让他“赍诏使日本”(《元史·成宗纪三》卷二十)。这些“总统”都冠以“中都”、“诸路”、“江淮”、“江浙”等地名，说明不再是中央级僧官了。
　　中央释教总统所罢于何时，文献失载，已难于考知。而江南等释教总统所废于元成宗时期，即大德三年五月，元政府下令“罢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可能是这道命令在具体执行中有所保留，元仁宗即位，再次下令“罢江南释教总统所”(《蒙兀儿史记》卷十一)，从此以后，不复再置。
　　自从元朝废掉“释教总统”一职后，僧统一职名，再也没有被采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