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的海路密宗传播

作者：何方耀　胡巧利（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唐代广州是中外海上贸易的最主要港口，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置市舶使院，开中央设专门机构管理海外贸易之先河。德宗贞元间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描述了唐通四夷的七条国际线路，其中“广州通海夷道”对从广州启航，通往东南亚、印度等南亚诸国、米罗国（今伊拉克）等西亚诸国以及东非沿岸的海上航线作了具体的记载〔1〕。唐代广州进入对外贸易的鼎盛期，广州港内帆樯如织，奇货如山。对此，韩愈有诗吟道：“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2〕然而，随夷船番舶而来的，不仅是珍珠玛瑙、奇花异石等有形商品，更多的则是影响中华文化至深至远的无形精神产品，佛教文化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对海路传入之密宗在广州的流传情况作一勾勒，以考见当时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之一斑，求正于方家。
　　一、 广州为海路密宗入华之初地
　　佛教分海陆两途东传震旦，海路沿海上丝绸之路（即广州通海夷道），经南洋诸国从岭南沿海地区传入中国。非常巧合的是，密宗传入中国也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密教为善无畏所传之胎藏界密藏（以善无畏所译之《大日经》为主要经典）；海路密教则为金刚智和不空师徒所传之金刚界密藏（以不空所译之《金刚顶经》为主要经典）。广州则是金刚界密藏东传中国之门户和初地。
　　密宗，又称密教或真言宗，是公元6─7世纪兴起于印度的佛教部派之一。在此之前，佛教各派虽然也有宣讲咒语神通之经典，咒语、神通也曾是早期佛教僧侣的传教手段之一，然而真正理论化、系统化的密教，作为一正式宗派的密宗，却是在7世纪前后才形成的。学界将此前的密教活动称为“杂密”，将7世纪之后正式的密宗称为“纯密”。汤用彤说“密教之传实起自唐玄宗。虽密咒翻译自汉以来即有之，然至此始有完全之密教传入。……实可知密教之完成，盖在唐时也。”〔3〕
　　唐代密宗的传播，与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69─741年）和不空（705─774年）“开元三大士”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三大士中，金刚智和不空就是由海路而来，首先在广州登陆，并在广州传教。因此，可以说广州是密宗入华之初地。也有著作谓善无畏也曾到过广州〔4〕，但语焉不详。
　　事实上，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就有中印度僧人般刺密帝（意译极量）于神龙元年（705年）泛海来华，在广州制止道场（今光孝寺）传译密教经典。《宋高僧传》载：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密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原注：印度俗呼广州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乃于广州制止道场（今广州光孝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赜。
　　神龙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苌国少门弥伽释迦（原注：释迦稍讹，正云铄，此云峰。）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海西归。后因南使放京，经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公各着疏解之。〔5〕[HK]
　　这次在广州制止寺的译经应该是一次很有影响的活动，因为参与其事者均非等闲之辈。笔受房融曾任宰相，证译沙门怀迪亦是学通梵汉的高僧。《宋高僧传·怀迪传》记载如下：[HTF][GK2！]
　　释怀迪，循州人也。先入法于南楼寺，其山半在海涯，半连陆岸，乃仙圣游居之灵府也。迪久探经论，多所该通，七略九流，粗加寻究。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于此，迪学其书语，自兹通利。菩提流志初译《宝积》，召迪至京义证，事毕南归。后于广府遇一梵僧，　多罗叶经一夹，请共翻传，勒成十卷，名《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是也。迪笔受经旨，辑缀文理，后因南使附经入京，即开元中也。〔6〕[HK]
　　从这两段有关这次译经活动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该《楞严经》是从密教《灌顶部》中译出的秘密经典之一，极量将梵本带到广州后，其本国王才会“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他才不得不“泛舶西归”；第二，该经译出后，很快由“南使附经入京”，“经遂流布”，在中国流传开来；第三，广州为当时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是海路传法僧之出入港和集散地。广州很早就以“支那”之名知名于印度。《极量传》原注“印度俗呼广州为支那，名帝京摩诃支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记载印度一座“支那寺”遗址时也曾注云：“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罗，唐云天子也。”〔7〕罗浮一带“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怀迪才得以“学其书语，自兹利通。”说明当时梵华僧人间交往十分密切。梵僧约华僧一起翻译经典，华僧从梵僧学习梵文，这种双向的佛教文化交流氛围，也为密宗在广州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极量、弥伽释迦、房融和怀迪所译十卷《楞严经》是否为密教经典，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许多人将其视为密宗典籍之一。吕福建谓：“不少人将此看作密教经典，副题亦称‘从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灌顶部诵出一品。’但从其内容看，其中只有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恒陀罗尼三百四十九句，与题为不空译的人佛顶咒的篇幅相当，余则与密教无关。此经虽可疑，但从传译的记载看，般刺密帝在广州制止道场传密，恐非空穴来风。”〔8〕
　　我们认为此经如不能视为密宗的正式经典的话，至少是与密宗密切相关的重要经典。它的传译实开广州密教传播之先河，也拉开了中国密宗之大规模传播活动的序幕。事实上，这次译经活动和所译经典在广州佛教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了纪念这次译经活动，后人在传译所在地制止寺修建了译经台和洗砚池。据清顾光《光孝寺志》载：
　　译经台本唐相国房融译经处，已废。旧志（指明朝所修《光孝志》──本文作者注）载，台为宋经略蒋之奇建，有译经大石砚，铭云厚重君子，久失去。
　　洗耳恭听砚池碑今在水亭左，白莲池边。旧志未载，相传房融译经，有洗砚池，在今东菜园内，池已废，尚存一碑，广一尺许，长三尺，飧洗砚池三大字，傍镌广露二小字。大字隶体，小字草体，书广露不知何许人。今碑入白莲池左侧壁门。〔9〕
　　据上述记载可知，译经台建于宋代。而所纪念之房融译经事，就是他与极量、怀迪一起译经的史事，说明到了宋代，这段发生于唐初的译经故事仍在广州流传，仍然引起佛门弟子们的兴趣和重视，要建台加以纪念。所译《楞严经》也受到佛门弟子的重视。近年有著作谓“中天竺僧般刺密帝携带梵文《楞严经》到广州，会同中外僧人共译，此经日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近年仍有现代僧人的注释本流行。”〔10〕
　　般刺密帝这次在广州传译密教经典的活动，见诸文献和文物，不容置疑。但他是否进行过开坛灌顶等密教传教活动，由于文献缺载，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次密典的传译活动可视为金刚智、不空广州大规模传法活动的先声。
　　二、 不空在广州的传密活动
　　密宗真正在广州大规模弘传则应归功于开元、天宝年间金刚智、不空师徒。金刚智与善无畏几乎是同时来华。善无畏“开元四年（716年）丙辰，　梵夹”。〔11〕金刚智则于”开元已未负（719年），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12〕两人入华时间相隔仅仅三年。
　　与金刚智一起到达广州的还有其弟子，亦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而不空实为推动密宗在华迅速发展关键人物。“密宗之大弘，要在不空。不空受代宗之隆礼，为古今所罕见，其教之风行可知”〔13〕《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谓其“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14〕而史载不空曾三度到广州传法。
　　不空“天假聪明，幼而慕道。远离父母，落发坏衣。至开元六年（718年），岁在戊午，年甫十四，于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见弘教三藏金刚智而师事之。随侍南溟，乘航驾险，惊波鼓浪，如影随形。开元八年（720年）方至东洛，十二年（724年）甲子年，方弱冠于广福寺，依一切有部石戒坛所而受近圆。”〔15〕
　　金刚智与不空于开元七年（719年）第一次泛海到广州时，就受到士绅及四众弟子的热忱欢迎。“计海程十余万里，逐波泛浪，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行至广府，重遭暴雨。时节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16〕可见金刚智师徒人未到达，声名先至，不然，广州官民就不可能预先“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到海口去迎接他们了。
　　金刚智、不空于开元七年扺穗，第二年即开元八年才扺达洛阳。应该在广州有几个月的停留。他们是否在广州弘法传教，史无明载，但不空后来又两度到广州，并在广州开坛灌顶、传法收徒。
　　金刚智偕不空北上东都洛阳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并敕令安置，供养四事。先后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简称《略出经》）、《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金刚顶经》（全称《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是为密宗三经之一）等密宗重要经典。特别是不空，“前后共译者111部140卷。“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深得宠幸，屡加恩赐。使密宗得以大弘天下、风行一时者，实赖不空之力。其弟子赵迁所撰《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说他“其存也，三朝帝师。其殁也，万人哀痛。教法悬于日月，生死沾于雨露。三七僧人常入天宫之会，三千门士犹存圣上之恩。且佛法东向近二千年，传胜法，沐光荣，实未有与大师同年而语者也。”〔17〕语虽有所夸张，但所述不空对密宗在华传播之贡献则大体是事实。
　　开元二十年（732年），金刚智示灭，不空在料理后事之后，“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狮子国。”〔18〕遂往广州候船，曾在广州弘传密教。“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鳞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今光孝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19〕赵迁《行状》对其在广州之传法活动有更为具体的描述：“因刘公也，四众咸赖，度人亿千。大师之未往也，入曼陀罗（坛场），封本尊像，金刚三密以加持，念诵经行，未逾旬日，文殊师利现身。因识大愿不孤，夙心已遂，便率门人含光、惠辩，僧俗三七，杖锡登舟。采访以下，举州士庶，大会陈设，香花遍于海浦，蠡梵栝于天涯，奉送大师，凡数百里。”〔20〕
　　不空这次在广州市的传密活动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然而，关于不空在穗传法时间的长短，各处史料记载不一，有谓八年者，有谓一年者，出入很大。
　　不空是在乃师金刚智灭后，才奉敕前往五天竺和狮子国求取经藏的。而关于其师金刚智圆寂的时间，赵迁之《行状》和《宋高僧传》所记差别很大。《行状》谓“至河南府，祖师示疾而终。是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仲秋矣。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师遗言，令往狮子国。天宝初，到南海郡。”〔21〕《宋高僧传》则云：“厥后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谥已毕，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狮子国，遂议遐征。”〔22〕两处记载相差九年。而飞锡之《大唐故大德开府仪同三司试鸿胪卿肃国公大兴善寺大广智三藏和上之碑》和吕向《金刚智行记》亦谓智于开元二十九年寂灭。
　　《行记》、《碑文》与《行状》虽分别为金刚智和不空之弟子所记，但几处的记载不无可疑之处。首先，《金刚智行记》记金刚智开元十九年（731年）年做之事甚详，支他译《金刚顶经瑜珈修习毗卢遮那三么地法》等四部重要密教经典。而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除讲他“随驾西京”外，无任何记述〔23〕。其次，《行状》谓不空“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师遗言，令往狮子国。”而《金刚智行记》云：“天宝二年（743年）癸未之岁二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龙门起塔。”〔24〕则天宝二年才开始起塔，不空最快也得天宝三年纔可能在广州启程。而《行状》又说他航海到狮子国后，开坛弘法，收集经藏。后来“又游五天竺，巡历诸国。”于“天宝五载，归还上京。”〔25〕如此则不空要在二年时间内，航海到狮子国，传弘密教，收集经藏，还要游历五天竺诸国，最后航海回归中国，且能于天宝五年（746年）“还归上京”，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航海速度，证之以其它海路取经僧之行程和时间，完全不可能做到，史载他当初与其师金刚智来华时单程就用了三年时间。“逐波泛海，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而这次他却能在三年时间内航海去、来，还要求法狮子国，游历五天竺，实属不太可能。金刚智与不空的弟子们之所以要将祖师的圆寂时间推后九年，似乎其中有重大隐情，然隐情何在，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猜度。
　　然而，比较起来，还是《宋高僧传》记载更合乎情理：即金刚智于开元二十年（732年）圆寂，不空在料理完后事之后便动身前往南海（广州），“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附昆仑舶，”前往狮子国，“至天宝五载（746年）还京。”从去到回，前后五年，在这样的时间跨度内，不空才有可能完成他那些耗费时日的使命。这样，不空这次在广州逗留了七八年之久〔26〕
　　因为前后在广州逗留了七、八年时间，纔可能“度人亿千”，“度人百千万众”。当然，这些记载属夸张之辞，但亦可以想象不空在广州开坛灌顶、传法收徒，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广。
　　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不空从广州港出发后，经南洋诸国到斯里兰卡，“始见普贤阿梨，遂奉献金宝锦乡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珈法六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辩等同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标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27〕
　　不空后又游五天竺。“至天宝五载还京，进狮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等，奉敕权止鸿胪。”〔28〕这次史料虽未言明其是否在广州停留，然不空启航于广州，海路去海路回，肯定会经过广州。想到五年前赴印离穗时弘法盛况，这次逗留广州，很可能又进行法事活动。
　　不空起航赴师子国之前在广州的传密活动，“是不空首次传法度人，也是密宗首次传播于岭南。“〔29〕可以说，广州是不空传法度人之初地。
　　三、 广州官绅与弘密僧之关系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统治者的扶持和支持分不开，佛门弟子对此亦有清楚的认识，古德云“不依人主，则法事难立“，就是其传教经验的总结。密宗在华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更是凸显了“法事”与人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唐中期，密宗在华迅速传播，独领风骚，盛极一时，不空三藏权倾三朝，位极人臣，实与玄宗、代宗、肃宗三朝帝王的大力支持、扶持关系极大；也与密教领袖积极疏通与统治者的关系，迎合统治者的意愿密切相关。不空不仅利用密教法术为皇帝祈风求雨，而且在理论上处处维护皇帝的权威。其所译《仁王经》便用佛祖的名义说：“我以是经付嘱国王，不付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者何？无王威力，不能建立。”〔30〕代宗则亲自为不空所译经典作序，对其译经、传教予以全力支持。
　　有了帝王的全力支持，不空纔可能“据灌顶师位四十余年，入坛弟子，授法六人，三朝宰臣、五京大德、缁素士流、放牧岳主、农商庶类，盖以万计”〔31〕，将密教传法事业推向高潮。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京城里的帝王重臣对密教僧徒大力支持。广府的大小官员当然不会后人，更何况地处海路交通要道的岭南地方官员从魏晋六朝以来就有为好佛的帝王罗致、迎送高僧大德的传统。南朝刘宋时，梵僧求那跋摩在南海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传法，“宋文帝远闻其风，剌交刺吏称旨迎致。”〔32〕后跋摩接受邀请，附商舶扺达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赦州郡，令资发下京。”〔33〕广府官员有关注海路弘法僧人动向、了解南海诸国僧人情况的传统，也有接待、迎送来往高僧的经验。是以，当金刚智、不空师徒还在佛逝国的时候，广州节度使就对他们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当他们来到珠江口的时候，广州节度使派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很快送他们师徒上京弘法。
　　当不空再次莅临广州时，南海太守刘巨鳞更是作为精心安排，为不空在广州的传法活动提供种种方便，并请不空为自己灌顶。当不空师徒37人准备启程时，刘巨鳞又“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狮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辩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34〕对不空师徒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致。
　　当不空“率门人含光、惠辩，僧俗三七，杖锡登舟”时，“采访以下，举州士庶，大会陈设，香花遍于海浦，蠡梵栝于天涯，奉送大师，凡数百里。”〔35〕说明追赶这趟密教热潮的，除了刘巨鳞等高级官员外，广州的士绅商贾几乎是全体动员。弘密僧人与广州官商士绅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求法僧人从广州启程出海，常常得到广州三宝弟子和官员商贾的大笔布施和资助。义净从广州启程时就曾得到龚州（今广西南平县）刺使冯孝诠一家的大力资助。冯孝诠“及弟孝诞使君、孝使君、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餐。”〔36〕可以说，广州官商士绅有向弘法僧人布施的传统。不空这次广州传法，轰动一时，赴狮子国求取经藏，是时又是大唐国使的身份，按理，他在广州传法进会得到包括刘巨鳞在内的官商士绅的大笔布施和资助。史无明载，不好妄加推测。但后来刘巨鳞因贪污而被朝廷处死，而同时不空也被令回国，滞留韶州一事，则透露出刘巨鳞与不空的关系非同寻常。
　　不空从狮子国回京之后，受到玄宗的高度礼遇：在皇宫建曼陀罗，玄宗亲受五部灌顶；后又赐不空‘大广智三藏“的名号；后又在内道场和净影寺设译场翻译经典。然而就在此时，玄宗却在天宝八年（749年）突然敕其“许归本国”。
　　赵迁《行状》载：“八载，恩旨许归本国，垂驿骑之五匹，到南海郡，后敕令且住。〔37〕
　　圆照《贞元录》（卷十五）谓：“八载已丑，复有恩旨，放令却归。”〔38〕
　　《宋高僧传》亦谓：“天宝八年（749年）许回本国，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39〕
　　不空从狮子国回来才二三年，正值其事业之高峰，为何突然被“许归本国”呢？“许归本国”、“放令却归”实际上就是“逐客令”，限期离境或遣送回国的代名词。身为皇上的灌顶国师，为何顿失恩宠，个中原因，《行状》和《贞元录》等都有避而不谈。究竟原因何在？《旧唐书?玄宗本纪》的一条史料对此作了最好解释：“（天宝八年）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从赃，决死之。”〔40〕
　　身为大檀越的刘巨鳞因贪污被处死之后，不空马上被勒令回国、驱逐出境。说明刘与不空关系密切，非同寻常，不空一定得到刘经济上的大笔资助、布施，并且深深卷入案中。不然，玄宗是不会对自己的灌顶国师如此不留情面。好在不空朝里朝外有许多人为其说情打点，最后玄宗才“敕令暂住”韶州，没有真将其遣送回国。不过，仍然在韶州呆了四年，直到天宝十二年（453年），因“河陇节度使哥舒翰之请，离开韶州，前往武威，重新走近了政治权力中心。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海路来华传法的僧侣与广府官商阶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四、 密宗在广州流传的时间及影响
　　不空之后，泛海来广州活动的密宗僧人较为知名的有般刺若（智慧）。僧传载他为北天竺迦毕试国人，精通大乘和密教经典，泛海前来广州，屡为风暴所阻，历经种种挫折，最后才于德宗建中（780─783）初年扺广州。“属帝为难，奉于贞元二年（786年）始届京师。”〔41〕
　　般刺若建中初即780年或781年扺达广州，“贞元二始届京师”，则他在广州至少滞留了四五年。在这四五年时间内，他在广州有否进行传法或译经活动，史无明载。但有上次不空规模传法运动的影响，他应该进行过传密活动。有著作谓他“携带梵文佛经到广州，居留多时，译出《般若心经》等3部10多卷。”〔42〕未注明出处，不知何本。般刺若后北上长安，在德宗的支持下开场译经。“先后翻译了九部经典，其中除四十卷《华严经》和一卷《那罗延力经》为依敕所译之大乘经典外，其余均为密教经典或密教化了的大乘经典。”〔43〕
　　在不空大规模传法之后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来自天竺佛国的密宗传教师，般剌若在广州的四五年间，无论其传法或译经活动的规模如何，定会留下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会昌灭佛之前，广州一直有密教僧活动。
　　不空等密教大师在广州的弘法活动，其影响很快波及整个岭南地区，特别是东江、潮汕地区，在不空广州传法之后很快掀起一股弘传密教的热潮。现存不多的文物资料也证明了唐时密教曾在广州和岭南地区留下了广泛的影响。
　　岭南现存的密宗石刻有二：一是广州光孝寺石经幢，称大悲心陀罗尼经幢，立于大雄宝殿外西南角：一是潮州开元寺石经幢，称尊胜经幢，立于大雄宝殿站台前东侧。
　　据清顾光《光孝寺志》载：“幢以青石为身，高三尺许，形如短柱，下石跌座高二尺许，上宝盖高一入许。幢身八面镌大悲咒，字多漫漶残缺。……东面款一行云：宝历二年（826年），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天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44〕不空最后一次至广州为天宝五年（746年），光孝寺石经幢的造立时间为宝历二年（826年），前后相隔整整八十年，说明密宗在广州流传盛行了很长时间。
　　开元寺石经幢较光寺内的高大，“高约4.15米，座基周径约5.15米，幢身八面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身上下部分，有佛像、护法神、蟠龙等浮雕，亦漫漶模糊。”〔45〕饶宗颐先生谓：“潮州开元寺此幢采不空译文，惟不着明年月。卢志（指清光绪年间卢蔚猷所修之《海阳县志》）称：据陇州开元寺经幢，末系开元十六年（728年），而经文同此，益足证为唐物。……惟于粤中经幢信显最古而可贵之鸿宝。”〔46〕可见，密宗很快传到了粤东地区。
　　另据《海阳县志·卷三十·金石略一》载：“粤中经幢，广州光孝寺有唐宝历石幢；罗浮宝积寺有南汉石幢。”〔47〕
　　广州光孝寺和潮州开元寺的陀罗尼石经幢均建于会昌（845─846）灭佛之前，而罗浮山宝积寺经幛建于会昌之后的南汉则尤其值得注意。说明会昌灭佛之后至南汉时期（907─971），岭南仍有密教流行。这也表明从不空广州传法之后，密宗（纯密）在岭南地区流传了近二百年的时间。
　　金刚智、不空和般剌若等阿梨在广州的传法活动，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大事，在很长时期内影响了广州以至整个岭南佛教的发展进程。
　　注　释：
　　〔1〕《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2〕见韩愈诗《送郑尚书权赴南海》，载《全唐诗》卷344韩愈九。引自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第5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9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广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第一章《佛教》载：“开元七年（719），南天竺僧金刚智（669-714）偕同弟子、狮子国（斯里兰卡）人不空（705-774）到广州，转往洛阳传播密宗，他们与稍早到达广州的善无畏（637-735）同是中国佛教密宗创始人。”此语未注明出处，不知何本。见该志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赞宁：《宋高僧传》卷2《极量传》，第30-31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6〕《宋高僧传》卷3《怀迪传》，第44页。
　　〔7〕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03页，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
　　〔8〕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187-1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9〕〔清〕顾光：《光孝寺志》卷3《古迹志》，广东省立编印局，民国24年（1935）影印本。
　　〔10〕广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宋高僧传》卷2《善无畏传》第20页。
　　〔12〕《宋高僧传》卷1《金刚智传》，第4页。
　　〔13〕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95页。
　　〔14《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第12页。
　　〔15〕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引自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2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吕向：《金刚智行记》，引自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671页。
　　〔17〕赵迁撰：《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引自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682-683页。
　　〔18〕〔19〕《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第6-7页。
　　〔20〕〔21〕赵迁：《大唐故在德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藏行状》。
　　〔22〕《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第7页。
　　〔23〕〔24〕吕向：《金刚智行记》，引自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668-671页。
　　〔25〕赵迁：《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26〕冯承钧先生持此说，见氏着《中国南洋交通史》第58页，谓金刚智“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州。开元二十年（723）卒于洛阳。”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唐普式居士亦持此说，见氏着《唐密与广东》（一），载《广东佛教》1991年第6期，第37-40页。
　　〔27〕〔28〕《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第6页，第8页。
　　〔29〕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250页。
　　〔30〕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引自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3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1〕赵迁：《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32〕《出三藏记集》传14《求那跋摩传》，第543-54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33〕梁慧皎：《高僧传》卷3《求那跋摩》，第107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34〕《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第7页。
　　〔35〕赵迁：《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36〕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52页。
　　〔37〕赵迁：《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38〕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引自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525页。
　　〔39〕《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第9页。
　　〔40〕《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2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
　　〔41〕《宋高僧传》卷2《智慧传》，第23页。
　　〔42〕广州市宗教志编撰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第3页。
　　〔43〕 吕福建：《中国密教史》，第320页。
　　〔44〕〔清〕顾光：《光孝寺志》卷3《古迹志》。
　　〔45〕释慧原：《潮洲开元寺志》第六章《文物》，第487页，1992年潮洲开元寺出版。
　　〔46〕饶宗颐：《潮洲开元寺志?序》，《潮洲开元寺志》第1─6页。
　　〔47〕《潮洲开元寺志》，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