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梵音——从东密来华事件看中日关系

组长：庄越之
组员：郑韩 谢双龙 邱海刚 陈涛 高翔 刘映珊刘美钊
问题的提出
密宗又称金刚乘，是佛教中一个特殊分支。该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是由地、水、火、风、空、识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密宗主张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都属宇宙所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依法修习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
20世纪初，曾任金山中学校长的王弘愿居士，大力倡导从日本传入的东密显教，而在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更有甚者，将王弘愿视作文化汉奸，将东密事华视作文化侵略。几十年已经过去，当年的争论早已平息，王弘愿也在历史的烟海中渐渐被人淡忘。但是，我们是否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得到什么？同样是来自日本，东密来华事件对于我们对待中日关系有无启示？
研究内容
一、东密来华事件始末及王弘愿生平；
二、东密来华事件的深刻影响；
三、东密来华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启示。
研究目的
通过对东密来华事件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从中研究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及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研究过程
一、东密来华事件始末及王弘愿生平；
日本东密其实根源于中国唐密。但唐密因不甚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唐代兴盛一段时期后，到宋代就基本绝迹了。但这种法门却在日本被一直传承下来。但唐密东传至日本后，已经过空海以及他的徒弟的改造和发挥，已不完全是唐密原有的面貌了，故东密不等于唐密。王弘愿原名师愈，号慕韩，生于1876年。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三岁时考取秀才，才情文笔秀出一时。后任教潮州金山中学，民国初年曾为校长。后辞职，主汕头《汉潮日报》笔政，不久又回金山中学任教。王于四十岁前是极力反佛的，这从他的名字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四十岁时（1915年）因阅读《华严经》有悟，开始信佛，改名弘愿，号圆五居士。王信佛后，常从开元寺怡光监院请益教义，借阅经典，对佛教各宗大义有所涉猎。后得到日本权田雷斧《密宗纲要》一书，十分欣赏，翻译后并于1919年刊行，并在国内广为流行，由此引起佛教界对东密的兴趣，导致了二十年代佛教界“东渡求法”热潮。留学僧回国后纷纷开坛灌顶，一时东密在中国南方各省蓬勃发展起来。王弘愿因为翻译了权田雷斧《密宗纲要》，为权田所赏识，两人书信往来不断。1924年7月7日，应王弘愿的邀请，权田雷斧以七十九岁高龄，不远万里，率团共十二人亲来潮州弘法。借开元寺藏经楼下禅堂开坛灌顶，王弘愿在当时的佛学刊物《海潮音》上大作权田的广告，于是国内不少佛学名人及地方军政要人，纷纷前来礼受罐顶。王弘愿本人自然备受权田青睐，独得了金刚界胎藏界两部传法灌顶，得“遍照金刚”密号，绍真言宗第四十九世传灯大阿阇黎职位。灌顶主要有三种：结缘灌顶，受明灌顶和传法灌顶。传法灌顶是上师勘明弟子修持较有成就，堪绍师位时，才传授的，这表明了他具有向他人传法的资格。但传法灌顶一般不授予居士。权田这种做法，明显是违背法制的，不管其动机如何，都为中国佛教界埋下了祸乱的种子。因此在当时立即受到中国佛僧人如小林正盛僧正，也反对权田这种做法，权田曾做诗为赞，其中有“白衣传法时间稀，只因支那佛法微”之句，为自己辩解。王弘愿接受了灌顶后，于1925年在自己的居住处，潮州成内义安路新街头圆五居，创立了专门弘传密宗的佛教团体--“震旦密教重兴会”。公开招募会员，开坛灌顶，讲演教义，甚至招收僧人为弟子，为其灌顶，受其供养。同时发行书刊，并于1926年创办双月刊《密宗讲习录》，一直到1933年才停刊。1925年，王弘愿前往日本松原山拜会权田雷斧，依止权田学习密法，并到其他一些地方参学，一个多月回国，出版《东游吟草》以志其行。1928、1932和1933年三度在广州六榕寺解行精舍开坛灌顶，前来灌顶者人数颇众，王出版了《广州灌顶记》以志其事。当时国立中山大学鉴于他的影响，特聘他主修《广东通志·宗教志》，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讲师，作过有关“因明”、“法相”方面的佛学讲演。1934年，汕头部分信徒组织“汕头密教重兴会”，礼聘王为导师，并编行《世灯》月刊以助弘化.1935年，王弘愿生病，1936难免在病中传法与广州冯达庵，汪彦平，潮安人王学智和王弘愿之子王福慧四人。1937年2月5日逝世。世寿61，有子女各一，女名慧兰，终身持素不婚嫁。
二、东密来华事件的深刻影响
东密传入佛法衰微的中国，自然对振兴中国佛教起了重大作用，王弘愿也为此耗去了半生心血。然而，这件事在当年却是备受争议，更有甚者认为东密来华具有文化侵略的政治色彩。如陈传华的《东密来华的背后》：“1916年，日本密教仗‘二十一条’所定的日人在华自由传教权，借传教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而王弘愿也被人视为汉奸。争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诉诸公堂，官司一打三年。鉴于王弘愿其人与东密来华这一事件的复杂性，我们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采访了潮汕佛教著名人士道弘法师。道弘法师系禅宗曹洞宗一脉，属于汉传佛教，与密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法师对密教有着深入的研究。对这一历史事件有着清醒而客观的认识。我们通过对法师的谈话进行整理，归纳出以下几点意见。也附上我们的看法和成果。
1，关于东密来华是否属于文化侵略的问题。
道弘法师对这一问题执否定意见。他认为：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对日本人在华的活动保持警觉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东密来华有任何的政治意义。
（我们通过对东密的研究，得知东密又成唐密，是唐朝年间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日本密宗与中国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间的交流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而密宗大师权田雷斧在潮的传教活动，都属合法的宗教活动。因此，将东密与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缺乏有力的证据的支持，将王弘愿视为汉奸更是毫无根据的）
2，中国佛教人士对东密的抵制问题。
法师认为，中国佛教人士对抵制问题存在不合理的成分，拘于门户之见，在密宗盛行吸引大量信徒，而本土佛教信徒，数量锐减的情况下，对王弘愿进行了不工整的抨击。
（我们了解到，中国佛教人士对东密的抵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即是道弘法师所说的，密宗的盛行导致本土佛教的信仰危机，如周东弘的《王弘愿与东密》里说到的“王弘愿得权田赏识，掀起非法密风，危机中国佛教的根本”。二是中国佛教人士对日本高僧权田雷斧的不满，权天是日本密宗大师，在日本佛界有着崇高的声望。而让中国佛教人士耿耿于怀的是权田在七十岁的时候娶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密教与中国本土佛教的教例区别开来。中原佛教严禁和尚娶妻，而密教之中，包括日本的东密与西藏的藏密，自古以来都有法师娶妻的惯例，在这个问题应该站在认识并尊重文化差异性的角度来看，才能得出公允客观的结论。
3、王弘愿在重兴中国佛教中所扮演的角色
道弘法师认为，王弘愿尽管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颇有不当，当总的来说，他在佛法衰微的清末民初大胆地引进东密，促进了佛教的开放，理应在中国佛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曾出任金山中学校长的王弘愿始终保留着学者型的文人特色。他懂得只有靠文字，自己的理念和理想才能更久远地流传。基于这一点，他写了很多文章，同许多佛教的大德居士进行切磋。王弘愿翻译了权田雷斧的著作，如《大白注疏全本》.《秘密帐中记》.《曼茶罗通解》。他自己也笔耕不辍，著有《金刚顶经义诀》.《菩提心论口义记》等.他在《海潮音》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民国初年佛教的改革和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王弘愿的惊人之举就是在1932年7月在六榕寺为比丘比丘尼受戒,他可能受到了出家与在家论道的理念上完全平等的观念的影响.这项举动无疑对弘法利生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僧尼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而在佛法的宏扬途径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因而受到佛教界的不满.他的做法从另一方面说明佛教内部应有一系列的改革.虽然他在某些方面的做法也值得商讨:例如他强调密教高于显教.在家居士高于出家人的观点,不但引起了显教人士与一些资深和尚的反感,更有违于佛学中"众生平等"的要义,但个别观点的偏颇无法掩盖他为佛法界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东密来华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启示。
我们之所以从众多的选题中选择王弘愿与东密这样一个相对冷僻的题目，是因为我们看中了这个时间背后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及显示意义。当前的中国，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样一个暖味的国度以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着相当激烈的争论，许多国人由于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而对日本的文化.商品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有甚这认为日本所有文化输出均是文化侵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着次研究性学习才把王弘愿这个几乎被历史淡忘的人物“搬”出来，希能通过研究东密来华时间，对今天的中日关系能有所启示。我们小组通过研究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日本，要多了解，少判断
余杰在《暧昧的邻居》中说，“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不了解日本，而我更知道，了解日本并非易事。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我看来，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重要环节。”
纵观东密来华事件与当今中日关系的停滞不前，我们不难发现，“了解日本”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主角。对日本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而只是相信某些断层的表面事实，使得国人对日本文化的传入持盲目的排斥态度，东密来华时，中国的佛教界人士不加缜密的了解就将东密来华定性为文化侵略，而当前，国内的某些人仅仅因为日本右翼分子的某些言论和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就轻率地喊出“抵制日货”的口号。他们并不了解，小泉为何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分子为何要出言不逊。以靖国神社为例，在日本有一种奇怪的生死观，认为一个人生前无论犯多大的罪，只要人一死，他的罪孽也随之消除，这种价值观念符合大多数日本人的习惯，这也正是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的原因。我们显然无法苟同这种不符合社会潮流的价值观念，但至少我们应该有一个了解的过程，而王弘愿出于对佛学的高度热爱，以其恢弘的气度大胆地引入东密，无疑对这一了解的过程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了这个了解的过程，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就不会作出许多肤浅的判断了。
2、摆正中国日本的关系
中国民间向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派大臣徐福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徐福于是带着许多善男信女上路了，可是，长生不老的药没找到，徐福却不干了，他率领一干人马，东渡重洋，来到一个小岛，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据说这个小岛就是日本，徐福就成了传说中日本人的祖先。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然而却在中日两国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位日本首相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的祖先是徐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文化，如汉字、服饰等存在着巨大相似性，这种种或真或假的现象极其容易把人引向某个误区：日本是中国的“分支”，日本的文化层次远不如中国。——事实上，许多中国人正是这么想的。
据《佛教在潮州》的记载，密宗自唐朝传入日本，到了民国时期经过改造，又冠以“东密”之名传入当时佛法衰微的中国。于是，这种角色的倒置引起了当时国内佛教界的不满，他们想：你
区区一个大和民族，凭什么向我中原传佛法啊？你们所谓的佛法，还不是从我们这里偷渡过去的！——这种想法产生的根源，除了佛教内部的派别保护外，更重要的是从内心地对大和民族的轻视。
当今的中国，有这种想法的人更是不在少数，许多人固执地相信，既然日本（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出去的，那么它的文化的根源必定是在中国，而他们的文化，有可能超越我们吗？换句话说，我们有必要引进大和文化吗？
几个月前，央视的《中国周刊》做过一期名为“春暖花未开”的节目，细致分析了当前中日关系迟迟未能打破坚冰的缘由，节目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而我们认为，中国民间未能摆正中日两国的位置也是造成两国关系停滞的重要原因。
因此，从民间的角度考虑，摆正日本的位置，是解决中日关系的当务之急，只有把日本视作一个独立的与中国平等的国家来看，横卧在中日之间的坚冰才有打破的可能
收获体会
之所以要触及中日关系这样一根极其敏感的神经，是因为我们看中了这个事件背后巨大的文化内涵，而之所以不“以事论事”，而是从东密来华这样的历史事件来反观当今的中日关系，则是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一句话：“问题的答案都在历史之中。”而经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也相信，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确找到了答案。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东密，不是王弘愿，我们研究的对象，一直着眼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

参考资料：
《佛教在潮汕》——潮汕文化出版中心1999年版
《潮州开元寺志》——民国32年即公元1942年修
《潮州佛教志》——潮州文史馆资料组
《暧昧的邻居》——余杰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另外特别感谢韩山师范学院高级讲师吴榕青老师为我们提供指导。